当唐朝武功全盛之时，居住于西北的大量游牧民族或被迫归附、或主动清归。唐政府不断地将这些归顺的异族集中迁入内地，同时又维持这些异族的习俗和信仰。这种异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华夏民族产生影响。特别是唐都城长安，大量异域人士的定居，使唐长安呈现一种多文化的景象。关于唐代社会的“胡化”倾向，众多前辈学者已有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对唐代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包括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宗教、游乐等诸多方面做了详尽的考察。

本书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的一册，收入了向达先生所著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全册，书中反映了他在学术上多方面的卓越成就。书中除收录原文外，还附有详尽的译文。

本书内容全面，融科学性、理论性、史料性及可读性为一体，读者将会在阅读中看到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非常值得一读。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唐代刊书考

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

南诏史略论

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

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

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

论唐代佛曲

唐代俗讲考

西征小记

两关杂考

莫高、榆林二窟杂考

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

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

摄山佛教石刻小纪

摄山佛教石刻补纪

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

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

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

方玉润著述考

明清之际之宝卷文学与白莲教

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

记巴黎藏本王宗载《四夷馆考》

同治八年，美国医生柯为梁（Dr．Oesgood）到福州，同治十年著《医馆略述》；十二年到十三年又作《医馆略述二书》和《三书》。在同治十年的《医馆略述》卷首，有《西医莅中国设院送诊叙由》一文，略云：

嘉庆九年，英国公司沈医官始来中国，往广州经理医事；寓澳门传

种牛痘；留寓二十七年，道光十二年始去。嘉庆二十四年公司医官同纂

译汉文马礼逊亦在澳门盖修医院。道光七年公司医官高呢士亦来澳门施

医。道光十五年美国巴家来广州，专治眼科，留院十八年。十八年又有

医官牧司总商等在广州立总院。十九年合信（Dr．Hobson）及雒二人来中

国。合氏历游香港、澳门、广州、上海等处，著书甚多。雒在舟山设院，

又往上海设仁济医馆，经办十二年；后有韩雅各暨赞先生继之。前数年

厦门、福州、宁波、广东之惠州有医院，迩来北京、潮州、广州、台湾

亦各设院。咸丰五年美国家医生（嘉约翰7．30hrl Kerr）原为广州总院

首，又另在广州府分设两院，又于佛山、石龙地方送诊。向有中国王医

生学习西医，过海至英京，入医馆，依例考试，已获简拔，现帮理家医

生事务。前福州于道光十七年有美国怀得先生，讲书兼理医事。后又有

英国温敦先生（Rev．Weddon）暨美国怀礼继之。同治三年，英国司徒

医生于南台梅坞山设立医馆，嗣鲍、葛两医生帮理医事；先在天安

铺，后移东姚设济世医馆。余自同治八年冬间航海抵闽。次年二年念

一日先在福州城内太平街福音堂设立施济医馆。……柯为梁志。

按西洋医学，在明季即已传人中国，邓玉函译《人身说概》，罗雅各译《人身图说》，康熙时白进、张诚等用清文译解剖学。马国贤等并以西药进纵横于今日的南海和印度洋上，往还万里，布帆无恙，其间并非是全凭命运。这班海上健儿实在是有他们的精密的组织（参看《纪录汇编》中《前闻记》所记郑和事），并且有详细的纪录作他们的指导和参考。所以这一部明代的《针位编》，在实用上固然已成过去，但是最少在研究十四、五世纪中国航海史的人看来，却总是一件可以注意的资料。  

Backhouse藏书中类似《针位编》的一种也是钞本，附于卢承恩和吕编辑的《兵钤》后面。吕磴，沈阳人；卢承恩，广密人，父名卢崇俊。卢承恩的《自序》，说他的父亲“指划运筹，威制贺兰；勘定南粤，督师九省”，又说“自余高曾暨祖及父，家世元戎，勒功麟阁”。卢氏原为将门之后，学于山阴何良栋，乃与同学吕碚就其父所著《卢子兵略》，辑为是篇，分内外书各八卷：内书杂采《孙子》、《鬼谷子》、《素书》、《卫公问答》而成；外书分为军政、军例、阵图、军器、火攻、水攻、军药、军占，凡八篇。牛津藏此书开花纸旧抄，全书七册，有“曾存定府行有耻堂”图书。《针位篇》在第七册，不入目录。前面也有《小引》一篇，题日“指南正法”，是书名还是《小引》的名称，无从考定。这又是一种清代改定的本子。《小引》第一段说：

昔者圣人周公设造指南之法，通行海道，自古及今，流传久远。中

有山形水势，描抄终误，或更数增减，筹头差错，别查本年朽损，难以

比对，指定手法。乃漳郡波吴氏寓澳，择日闲暇，稽考校正。……以下与前一本差不多，只没有永乐元年云云的末一段。而定罗经中针祝文中有“伏念大清国某省某府……某船主某人兴贩某港……”字样，是此本乃是清初一吴姓者改定之本也。（《兵钤》首有何良栋《序》，作于康熙乙卯。）此外与前本大同小异，唯所记各地往回针路不及前本之多，马来群岛以西的地方，俱不见于本书。这或者是由于清初中国商船在南海航行的范围，不及前明之广，因而削去许多不必要的记载，亦未可知。

这一本论文集一共收集了二十三篇论文。因为其中《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篇比较长一点，又放在卷首，于是就用这一篇的题目作为论文集的总名。

所有收集在这一本论文集里的文章，发表的时间始于一九二六年，止于一九五四年。论文性质都多少和中西交通史有点关系，按照内容，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自第一篇至第四篇，都和唐代历史有关，特别是唐代中外文化关系史和国内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第二部分，自第五篇至第十四篇，都是属于所谓“敦煌学”范围的文章。第三部分，自第十五篇至第十七篇，谈的是摄山佛教石刻和明清之际传人中国的西洋美术。第四部分，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三篇，都是和目录学有关的一些文章。

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整整三十年；照古老的说法，三十年要算一世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像我所研究的比较狭隘的一门，虽然只是历史科学巨流中的一个小小溪涧，也自有不少的变化和进步。举“敦煌学”为例。自一八九九年发现了敦煌石室的藏书以后，便在东方学的研究中添上了一个新的部门。我之参加了这一方面的研究，最初是从敦煌所出通俗文学人手的。开始接触到佛曲这样一个名词，于是追溯到音乐方面，提出了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渊源于印度北宗音乐的假设。后来逐渐明白佛曲与敦煌所出通俗文学中的变文是两回事，佛曲与龟兹乐有关，而变文一类的通俗文学乃是唐代通行的一种讲唱文学即俗讲文学的话本。一九三七年在巴黎看到纪载俗讲仪式的一个卷子，这一个问题算是比较满意地解决了。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得到机会去巡礼敦煌千佛洞，考察汉代的玉门关和阳关的遗址；一九五一年又去新疆，巡礼了古代高昌（今吐鲁番）、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拜城）诸地的石窟寺；于是对于“敦煌学”才算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距我开始作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 “敦煌学”，特别是音乐和俗讲文学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大的进步。日本高楠顺次郎、法国伯希和和日本林谦三诸人根据印度的七调碑，证明了并且修正了我所提出的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渊源于印度北宗音乐的假设。关于俗讲文学，郑振铎、王重民、孙楷第、’任讷、周绍良、王庆菽诸位先生，在搜集、整理以及研究传布方面都作了很好的工作，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解放以后这些方面都焕然改观了。敦煌千佛洞设立了研究所了，石窟里面装上电灯了。西自天山，东至于海，所有的石窟寺都由国家进行保护了。敦煌发现的俗讲文学的话本也已汇集起来即将出版了。回想以前埋首伏案于伦敦、巴黎的图书馆中摸索敦煌残卷，以及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深夜秉烛，独自欣赏六朝以及唐人的壁画，那种“摘埴索涂”、“空山寂历”的情形，真是如同隔世！但是今天我们的心情不是过去的所谓“感慨系之”，而是“凡在见闻，莫不欣跃”！我想凡是参加过这一工作的朋友们，都会同意我的说法吧！

关于唐代历史的研究，陈寅恪、岑仲勉、贺昌群、唐长孺诸位先生都有很好的贡献。我只是参加文化史和中外关系特别是和西域的文化关系研究的一方面。在这一方面，像近来季羡林先生对于唐代中国和印度文化关系的研究，比我以前的规模要壮阔得多了。

国内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在我们今天的历史科学中是最重要的一个部门，而在过去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者，往往不能不有“孤芳自赏”之感。这一部门将来会有极其光辉的成就的。因为我们有这样多的少数民族，对于他们的历史的研究，不仅仅建立了他们本民族的历史，并且在历史科学的理论上，也会呈现出新的光芒的。我对于南诏史的研究，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也！

中国古代和南海国家的关系，以及十六世纪至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和欧洲诸国在文化方面的关系，也是我过去研究的范围。三十年来，我在这些方面只开了一个头，还有待于以后大家的努力。

这些论文，都是发表过的，此次重印，大体上保持原样，只在有大错误处略加些许改正，或加几条补注。三十年的岁月，一晃便过去了，检查自己的工作，不胜惭愧之至。一些朋友认为我所作的某些文章，还可供参考之用，怂恿我收集起来重印；这部论文集的出版经过便是这样的。我们的国家就要制定关于发展科学的十二年规划了，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不仅在我们的历史上，就是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们过去在科学上落后的现象将要消灭了，十二年以后，我们在科学方面将要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我在十二年规划制定的时候，出版这一部论文集，为自己立一个里程碑，一以鞭策自己，一以求读者指正。其目的不过如此而已！

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 向达谨记于北京西郊北京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