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于一九五四年至五五年期间，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个课程，扼要地讲述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对朝代兴亡之关系，本书即为钱穆的学生记录整理课上内容而成。《中国经济史》由钱穆所著，本书循中国朝代先后论述，探讨及评论各朝代之经济课题，涵盖：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的发展、货币改革制度、社会阶级现象、税制及徭役等范畴，一册在手，便能洞悉中国上下几千年的经济活动，明了中国历代经济制度之得失，大可择其善者应用于今日商业社会。

1954至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扼要地讲述了由上古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及财政政策，并道出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法律、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评价政策和朝代兴亡之关系。

叶龙曾师从钱穆多年，详尽笔录及整理了先师两门课程的内容，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形成流畅易读的文章，在香港《信报》经评版陆续刊出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最后集结出版形成本书。《中国经济史》由钱穆所著，《中国经济史》不仅填补了钱穆先生缺乏经济专门史著作的遗憾，更令读者能够通过阅读中国经济史加深对钱穆先生其他著作的理解，以体悟钱穆先生强调要在文化传统一体性中做研究的教诲。

贯穿全书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细读两千年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希望此书能够帮助读者解读目前推行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同时起到镜鉴作用，将有益的经验应用于今日商业社会，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

序一

序二

序三

自序

新版自序

绪　论

第一章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初探

 一、黍与稷为中国最早农作物

 二、古人重黍稷轻稻粱

 三、高地农作物反映陵阪文化

 四、由黍稷到粟麦到稻

第二章　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度（公元前770—前221年）

 一、古代井田制度沿自封建

 二、井田制的变迁

 三、商鞅为何废除井田制？

 四、“辕田”制度——农民交换耕田

 五、井田制与西方庄园不同

第三章　封建时期的工商业（公元前770—前221年）

 一、工商业的兴起

 二、战国时代的商业大都市

 三、封建崩溃与郡县兴起

 四、封地与私产的界定

 五、经济兴旺靠水利陆路

第四章　秦代经济（公元前221—前207年）

 一、秦代土地兼并及土地私有制

 二、秦代经济农工商并重

 三、秦代的工业发展

 四、货币与度量衡制利商业

 五、苛捐重役致秦灭亡

第五章　西汉时期经济（公元前206—公元9年）

 一、西汉币制的变迁

 二、西汉货币币值及用途

 三、汉代的役赋与田租

 四、汉代有“素封”千户侯

 五、先秦诸子对农商的评价

 六、高祖武帝轻商恤农政策

 七、汉武帝时代经济思想学说

1.司马迁经济思想学说

2.董仲舒经济思想学说

 八、西汉的盐业与铁业发展

 九、王室财政与政府财政之划分

 十、对汉武帝财政政策的评论

1.均输、平准两策

2.祭宗庙“酎金”与“榷酤”酒税

3.“鬻爵”制度供买爵免役减罪

4.厉行告缗出于惩罚心理

5.武帝币制乱而返正

6.盐铁均输两策非全不可取

7.武帝轻取民财滥用钱财

第六章　新朝时期经济（公元9—23年）

 一、王莽辅政，兴利除弊

 二、针对贫富悬殊，行均田废奴婢

 三、王莽四改币制扰民

 四、新朝的五均六筦制度

 五、政策推行过急致新朝败亡

第七章　东汉时期经济（公元24—220年）

 一、稳经济释奴婢行“度田”

 二、东汉主要财政收入来源

 三、东汉财政支出两缺口：军费及俸禄

 四、东汉的屯田政策成功

 五、东汉兴水利改农具重视农业

 六、东汉其他各行业情况

 七、东汉五铢钱的兴废

 八、汉代黄金存量及用途

 九、东汉大田庄俨如王国

 十、两汉奴婢众多，工作广待遇优

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公元 220—589 年）

 一、三国时期的屯田制度

 二、西晋的土地制度

 三、魏晋南北朝各时期屯田情况

 四、魏晋南北朝赋役制度

 五、北魏的均田制度

 六、魏晋南北朝的工业发展

 七、魏晋南北朝的黄金使用情况

 八、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

 九、豪强垄断与贫富不均

 十、南北朝商业发展

 十一、魏晋南北朝之寺院经济

 十二、洛阳名都为商业贸易地

 十三、北朝重视技工军事

第九章　隋代经济（公元 581—618 年）

 一、隋代开丰衣足食之世

 二、探讨隋代致富原因

 三、隋代土地分配及赋徭概况

 四、开运河建义仓两德政

 五、隋代基建及重工业规模浩大

 六、隋朝的金融概况

1.隋代货币制度晚期不稳

2.典当及官私贷款

七、隋代财政支出大损民生

第十章　唐代经济

（唐：公元 618—907 年； 五代十国：公元 907—979年）

 一、君臣同心创贞观盛世

 二、唐代经济制度优于汉

 三、唐代创立的租庸调制

 四、唐代土地多为富豪强占

 五、官员职分田、公廨田及公廨钱

 六、五代十国后周废屯田

 七、从租庸调制到两税制

 八、对两税制度的批评

 九、唐代的盐政

 十、唐代的漕运改革

 十一、唐代蚕桑业及矿冶业

 十二、唐代主要流通之货币

 十三、唐代的海陆交通及商业贸易

 十四、唐代国营交通驿站

第十一章　宋元时期经济

（宋：公元 960—1279 年； 元：公元 1271—1368 年）

 一、从封建门第到宋代庄田

 二、宋代“方田制”及“衙前”服役

 三、宋政经思想的南北之争

 四、宋代圩田水利完善

 五、元代劝督农桑行农社制

第十二章　明清时期经济

（明：公元 1368—1644 年； 清：公元 1644—1912 年）

 一、明代“黄册”、“鱼鳞册”管理户口田地

 二、明代粮长制与生员制

 三、“诡寄”、“飞洒”避田租

 四、“一条鞭法”合并赋役

 五、清代收地丁合一税

 六、清代自乾嘉人口激增的事实

第十三章　中国货币、漕运及水利问题杂谈

 一、历代货币制度概览

 二、中国漕运与南粮北运问题

 三、中国的水利问题——黄河、长江、淮水的利与害

1.北方的黄河水患问题

2.南方的水利农业发展

出版后记

按照《春秋公羊传》所说，所谓“井田”，“井”是灌溉单位，八家共用一井。一口井之水量可用来灌溉一井的田地所需。一井的土地，即中间一格100亩属“公田”外，其他每家100亩，共九格。但偶然亦有少去一两格或多出一格者。

老子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因老子非历史学家，其实古代村与村之间相距甚远。

约言之，井田是在小城圈之内，在封建制度下的小规模农业经济。

一个侯国之内，有君、卿、大夫、士等多个等级，各可分得相当于其地位的应得土地，所以百里大侯，所分到的地也不算多，等于后代的一名业主，由各大小封建主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佃户)耕种，但土地权则仍属封建主。

封建制度下之封建主将土地分配给佃农，是公平的，并无偏多偏少。故封建制度下之农民并无兼并，亦无贫富之分。

《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云：“初税亩。”此条说明首次向农民收取农田税，却也间接说明了不征收田税时的贵族必有别的生活来源，此实乃井田制度。因封建时代，贵族均靠农民而生活，便是依赖井田制度而获得公田之收益。

《春秋公羊传》解释：“初税亩”即是“履亩而税”，便是有一亩地，收一亩税。

又《春秋谷梁传》言：“古者什一，藉而不税。”藉是“借”的意思，亦有“助”的意思。

又说：“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意即私田收成不佳，则错在官吏；公田收成不佳，则错在人民。这里所提及的“私田”和“公田”，即将一块土地划分成井字形的方块，即中间的一块为“公田”，其余八块则为“私田”。

“初税亩”者，即取消“公田”，将田按亩而税，收取十分之一。

其实，“初税亩”以前的井田制度，即“私田”由封建主借给佃农，但佃农得替封建主种“公田”，平心而论，这种制度，比罗马的奴隶制度平等得多了。

在井田制度时代，由贵族，即当时之封建地主派农业指导员负责协助扶植农民，在管教上之态度不能称为主人与奴隶间之从属关系，故有说私田收成坏责备官吏(农业指导员)；公田收成坏则责备农民。当时之井田制，“私田”由每家佃农各自耕作，“公田”则由八家合耕之。

当初推行井田制度时，情况理想。《诗经》中也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诗句。渐渐的，农民萌生了尼采之哲学思想，大家不再勤力耕“公田”了，因此把“公田”废去，一律变为“私田”，不再有“公”、“私”之分，均改为征收十分之一的税。

综上而言，土地所有权观念之改变，乃由赋税制度之改变而来。西方专门讲革命，注重订规则；但中国则永无革命，中国之进步并非由革命而来。

《孟子》有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书中所提及的“贡”、“助”、“彻”，均为古代之三种征税方法。

《孟子》中引《诗经》云“雨我公田”，《孟子》中又提到“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孟子时上距周代已有200年，《孟子》书中提出上述三种税收方法，认为“助”法最佳，“贡”法最劣。“贡”法是取数年来收成平均数照收十分之一；由于收成之好坏每年不同，收成好时有盈余，但荒年连肥料费都不足，故“贡”法不好。“助”法是随年岁好坏而收税，对农民有利。“彻”法是永远固定收取十分之一，不过每年要调查田亩。后来“贡”、“彻”二法并用。每100亩征收七担，收成好并不多收，坏则可报荒，所以租税制度很合理。

有“公田”、“私田”制度时，即有“还田”与“授田”，所有权属于贵族，废除此制前，当时分田公平，这是为要均劳逸，为要使“公田”有适当的照顾，但自废除此制后，农民便可多耕殖土地，便是要“尽地力之教”。

根据《汉书·食货志》所载，战国初年，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即百里平方)。当时封的大国面积为100方里，除去三分之一土地的山泽邑居，其他则可辟为600万亩田，完全耕作，谓之“尽地力”。预算农家有六万户，此处所论及之“尽地力”，是尚在格子线以内，仍在以100方里为中心的单位中。

后来商鞅在秦孝公时废井田。《史记》载日：“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此项记载，至南宋朱子作《开阡陌辨》从此800年来遂成定论，一定至今。

“开”者，设置之意，或原来是墙而新开设一门之意。有人说商鞅废“井田制”而开发“阡陌制”，朱子以为不然。原意是，井田制是有阡陌，阡陌即是大田岸，后来没有阡陌了，即冲破了格子线而已。

百亩之田之格子线谓之封疆，封疆犹如大围墙，为古代贵族封建分割性之主要标志。封疆内之地便是井田，一井与另一井之间是隔了相当距离。井田的格子线一被冲破，政治上的封建制度亦随即被冲破了。

井田制度之所以要划成一方方的格子，乃是因为外防敌人，内以方便平均分配。

《战国策》中蔡泽有言：“决裂阡陌，以静民生之业而一其俗。”“民生之业”即是指农民之耕作。按照朱子的解释，有阡陌时即是当时有井田制度。农民所耕种之田地仍得归还封建主。但废除阡陌后，农民不论种多少田地，只缴赋税，土地已变成私有，民生便安定了。由此可证明井田制度是有的，历来以朱子的解释最为适当。

所以，《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记的“初税亩”，以及《史记》所记载的“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都证明了中国古代有井田制度。

P14-16

人生的际遇十分奇妙。都是新亚毕业逾40年素未谋面的老校友，本来肯定是我有生之年也没机会相识的了。有历史系的，有英文系或其他系的。我是哲教系又是研究所毕业的，1967年在历史系重读学位。夏仁山学长是重读中文系学位的。自1961年起我与王兆麟兄同时在中文系任教大一国文的兼任讲师，不料在1968年遭遇被裁员的噩运。此后兆麟兄得到钱师母胡美琦女士的推荐去了圣保罗中学，我则在新亚附近的圣母院书院任教。每天下午四时放学，便匆忙赶到新亚上课，选修了全汉升、李定一、陈荆和、刘伟民等名师的课程。由于时间紧迫，根本没法与同学们倾谈。所以当时同读历史系的陆、黄诸兄，压根儿无法认识。

直到41年后的2010年，意想不到的奇遇发生了。接到我曾担任文学审评员多年的艺术发展局邀请参加酒会，并允许可偕同一位亲友参加。仁山兄欣然同往。在酒会中他认识的新朋旧友极多，因此使我认识了历史系的黄浩潮学兄。次年艺发局又来函邀请，仁山兄亦有同往，因此又认识了叶永生和陆国粲学兄。黄、叶两兄多年前已从政府教育、司法机构高职退休，至今仍为香港社会作着贡献；陆兄则自中大出版社退任后，复受陈万雄先生礼聘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总经理。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在酒会中有仁山兄介绍相识，即使在酒会中与上述诸学兄擦身而过，还是不会相识的。

这个世界上，老师中有良师，朋友中有益友，任何人必定在一生中可以遇到几位良师益友的。60年来，自我完成新亚哲学教育系学业以来，不包括中大、港大，我在新亚已遇到很多良师益友。良师中使我最钦佩最敬仰的其中一位，便是钱穆宾四师。当年(1953年)我与李杜、张乘风、颜锡恭、吴业昭等毕业于协同圣经学院后，为了要亲炙这位大师而来报考新亚的。同学也有多位益友，可惜多位已经作古，而仁山兄可说直到如今仍是我最相知的益友。新亚四年大专生活，他带我去涂公遂教授家中玩，一同称呼涂伯伯涂伯母，因他们的长女是我们学姊。涂伯母十分好客，假期常去涂府吃喝玩乐，使我这位独在异乡的异客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

20世纪70年代，仁山兄把我这位连考两年中大教育学院的备取生变成正取入读(因有一正取生弃读让我补上)。近年，仁山兄又使我结识了多位老校友，我曾多次对仁山兄说：“你退休后还这么忙，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现在仁山兄又使我认识了多位鸿儒，当中包括丁新豹教授，真使我有高攀不起之感。

说真的，我们这班老校友都很怀念艰苦创办新亚的钱穆老师，我们在多次茶聚中常常谈起这位终身为中华学术不懈钻研而卓有贡献的一代大儒。可惜在1962年时，在钱师担任院长兼所长及教授达12年后，他老人家竟突然宣布要辞职。后来幸得经济系主任张丕介师的坚决挽留作罢。但到翌年(1963年)时，他坚持辞职，而且不愿以退休名义离校。如果当时有校友们同学们群起挽留他老人家，可能会有转圜余地也说不定。(按：10月5日见到雷竞璇校友在《信报》专栏写的《钱穆在新亚》一文中说：“钱穆信函说‘在新亚真如一大噩梦’，此话极重，也极堪玩味，他说的噩梦是‘新亚’，不是中文大学。……人性中有共患难易共富贵难的弱点，钱穆辞职时，和他一起创立新亚以及共事多年的同人没有谁离去。未知是否反映内部不一致……”)

宾四师辞职后，仍居港一段时间，我去拜访他几次，他从不向后辈诉说心事或闲谈他人。某次谈及我本身时，他才讲了几句。后来在台北，何佑森兄向我谈起过。宾四师的好友罗惋烈师在其《缅怀钱穆先生》一文中，也曾谈到一些。但不论如何，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名人学者，其生前的遭遇，多有不如意的。但他们对发扬中国学术文化的卓越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宾四师亦然。宾四师爱护新亚的心也是永恒不变的。宾四师辞职后，南洋各大学争相礼聘他，有聘他任教授或做校长的，他选了一间任教授的，可惜水土不服，最后于1967年赴台北定居。老友张晓峰先生请他担任文化大学研究所的教授，直至92岁退休，屈指一算，他在文化大学教了25年之久。

如果，钱师留在新亚教下去，一直教到92岁，那我们新亚数以千计的同学都可亲近这位不世出的大师，岂不是新亚校友之福？可能有人会说，钱师在新亚辞职那年已是69岁高龄了，怎么还可以教到92岁？普通一位教授当然年届60或65岁已是退休之年，但大师级的教授是在全世界都备受尊重的。例如我们新亚首届校友余英时教授年逾八旬，至今美国知名大学还仍争相聘请他为讲座教授；又如多问知名大学争着礼聘他担任客座荣誉教授的饶宗颐选堂师，今岁年届95高寿，杭州西泠印社还礼聘他为社长。名师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如果钱师80、90岁时还在新亚的话，也可以像台北文大般每周只请他讲学一次也做得到。这对我们新亚今后得以亲近名师的数以千计学弟学妹们，真是何等大的福气。

钱师从来不为自己的名利着想，他曾亲口对我说：“两万港元与一万港元的月薪是没有分别的。”他也从来没有为自己置产，直到他病逝那年，现在仍在台北监狱服刑的陈水扁，当年要钱师迁出素书楼，钱师母为了争口气，在市区买下一间屋，房钱付不起，还是一位书商讲义气，多付出一笔版税才能成交。这是一位出版家告诉我的。

钱师主持新亚校政的十几年里，先是住在九龙桂林街和嘉林边道的学校宿舍，后来租住钻石山的西南台和沙田的和风台，生活的清苦可想而知。即使他定居台北以后，文大与故宫博物院给他的研究费每个月都·是一万元台币而已。可是钱师牵挂着新亚的心却是永远的。记得钱师自台北来新亚参加35周年校庆，筵席上林院长诚邀他40周年庆时再来。我有幸坐近钱师旁(只隔两个座位)，只听钱师低声回应着：“那时我可能不能来了，如果人死后有灵魂的话，我是会回来的。”听了使人心感凄酸，但老师爱新亚之心溢于言表。现在老师已逝，一切希望和想法已成泡影。所幸老师还留下丰硕的宝贵著作，让我们后辈研读学习，老师的学术思想将永垂不朽。钱师在经、史、子、集各方面的宏言傥论和卓越见解，我们后辈当谨记勤习，使中华学术文化日益发扬光大。

过去数月来，与上述诸学兄茶聚中，当我提起想把钱师的“讲学粹语”出版时，学兄们均表赞同。于是浩潮学兄要我把这些拟出版的资料尽快交给国燊学兄评阅。包括钱师的手札以及讲学粹语和多篇对钱师生平的报道，连我曾在《信报》刊载过的“历代人物经济故事”和钱师讲述的“中国经济史”两个专栏作品也一并送审，国粲学兄又请毛永波先生一起来研商何者可先出版。凭永波先生的卓识和锐利目光，认为多年前友人周淑屏小姐在壹出版刊印的《中国经济史》，已缺售十余年，但该社已不出版学术书籍。因此钱师《中国经济史》之得能重见天日，实在衷心感谢国燊学兄之重视及永波先生之识见。也要感谢编辑经验丰富的张宇程先生。他将钱师讲述的中国经济史，准确编排了朝代，订正了在报章作专栏刊出时的一些疏误，成为一册相当完美的学术与知识兼重的历史书籍。也感谢尚学中心的王龙生兄，为此书影印文稿付出了很多精力。

最后，希望爱护本书的读者不吝提出宝贵的意见。

叶龙

于香港九龙

2012年10月26日

读过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读者，一定对这八篇言简意赅的演讲印象深刻。每篇短短万余言，论及通史和文化史这样的总题，也有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这样的分题，基本囊括了钱穆先生的治史思路和研究范围。

在由台湾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中，我们基本可以读到钱穆先生对上述主题的系统阐发，只有经济史付诸阙如，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但其实，钱穆先生于1954年及1955年曾在香港新亚书院先后开授“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所幸的是，当时听课的叶龙先生详细记录了课堂笔记，后经整理先于香港《信报》经评版刊出，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最后结集出版，即为大家眼前这本《中国经济史》。

钱穆先生在《如何研究经济史》一文中的一句话大体可以表现出本书的特色：“我们治中国经济史，须不忘其在全部文化体系中来此表现。若专从经济看经济，则至少不足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是以，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钱穆先生如何从浩瀚的文史典籍中钩沉若隐若现的中国经济史脉，如何旁征博引释疑众议纷纭的史料，如何有理有据地从经济活动出发评议政治得失，甚至还有令人莞尔的传奇故事的自如引用。这一切印证了文中的另一句话：“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而“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先生依此原则对大汉和盛唐做出的精彩比较。

我们在此要感谢叶龙先生的用心，作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被委派的记录者，他主动详细记录了钱穆先生这两门课程的笔记，为我们献上了这本精彩的经济史著作，让我们再次受到钱穆先生渊博学识的惠泽，也希望叶龙先生继续整理的书稿能够顺利出版，早日与读者见面；同时也要感谢林毅夫先生于百忙之中赐序一篇，其中的拳拳深意令人动容。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11月

故我们要研究中国政治史，或社会史，或经济史，只当在文化传统之一体性中来作研究，不可各别分割。我们当从政治史、社会史来研究经济史，亦当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来研究经济思想，又当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来研究经济制度。在此三者之上，则同有一最高的人文理想在作领导。

——钱穆，《如何研究经济史》

中国下一步的挑战，或许在于重构与自身传统与世界的联系。在对西方学说理论的引进介绍之外，还需要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演进。本书重视政治、社会、文化与思潮之间的相互联系，涵盖了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水利及漕运）、货币制度与税收政策、还包括政府还是市场主导的经济思想争论。

——林毅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