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著的《欧也妮·葛朗台》发生的地点是在外省。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外省这个概念，往往带有传统、守旧、落后、阴暗、偏僻、小气、抠门、算计等多重意思。在巴黎人热衷于理想、事业，全身心投入革命大潮的时候，外省人则忙着盘算，一心想从革命浪潮中捞取钱财，并且死死地捂住。巴尔扎克曾在本书第一版的序言里提到，每个省都有葛朗台先生。外省与聚财守财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外省根本就是生长土财主、守财奴的土壤。因此在外省小城出现葛朗台先生这样的人物，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把葛朗台先生这个人物安排在外省，也再贴切不过。巴尔扎克通过自己的描写，揭示了外省产生认钱不认人，要钱不要命的守财奴的必然性。

巴尔扎克著的《欧也妮·葛朗台》完成于1833年12月，是法国19世纪伟大作家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外省生活场景》中的第二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小说出版以后，引起很大反响，读者认为它成功地把19世纪初一个很有特点的外省男人的偏执、一个外省妇女的命运，以及这两个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城场景错综复杂而又十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给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第一章 资产者的面貌

第二章 巴黎的堂兄弟

第三章 外省的爱情

第四章 吝啬鬼的许愿和情人的起誓

第五章 家庭的苦难

第六章 如此人生

第七章 结局

第一章资产者的面貌

外省某些城市里，有些房子看上去有些凄凉，和见到最荒凉的旷野、最凄惨的废墟、最阴森的修道院时的感觉一样。修道院的静寂，旷野的枯燥和废墟的颓败，也许这些房子兼而有之。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平静，要不是听到陌生的脚步，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面孔近似僧侣般的一动不动的人，朝生人射来暗淡冷漠的目光，外地人会以为那些房子没有住人。

索漠城里有一所房子，外表就有这种凄凉的成分。一条高低不平的小街，这一头，是这所房子，那一头，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这条街，夏天热，冬天冷，好些地方黑森森的，已经不大有人来往，可是小石子铺的路面，走上去啪嗒直响，狭窄而弯曲的街面，总是那么清洁、干燥，街边的房子静幽幽的，坐落在城墙脚下，属于老城的一部分。这些，都使这条街引人注目。

在老城，已经有三百年历史的房子，虽是木头造的，却还很坚固，那各个不同的外表，构成了索漠城这一部分的独特之处，引起了考古学家和艺术家的注意。你从房前经过，很难不欣赏那些厚木板档头雕出的古怪图像。它们铺在大多数房子的底层上面，组成一幅黑黑的浮雕。

这里，有些房间横梁上铺着石板，并不牢同的墙上绘着蓝色的图案，木头桁架的屋顶，因为年深月久，而往下弯沉，椽子经过日晒雨淋，已经腐烂翘曲。那里，窗棂破旧发黑，精致的雕刻已经模糊不清，似乎承受不起某个穷女工放的种了康乃馨或玫瑰的棕瓦盆。再过去一点，有的门上钉着粗大钉子，我们的祖先天赋聪明，刻上一些家族的古怪符号，其意义是永远捉摸不出了：或许是一个新教徒在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许是一个旧教徒在诅咒亨利四世。有几个市民也刻上家徽，表示他们出于官绅世家，祖上也曾任过地方助理行政长官的。这一切里面，就包含了法兰西的全部历史。有的地方，一边是摇摇晃晃的房子，那粗糙的墙壁上，木匠曾经卖弄过使刨子的手艺；一边则耸立着一座乡绅的公馆，半圆形石门拱上的家徽，受了从1789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毁损，还依稀看得出劫后痕迹。

在这条街上，底层的门面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生活的人可以在这里发现老辈们简陋的手工作坊。一间间低矮的房子，又大又深，黑森森的，没有橱窗，没有货架，没有玻璃门窗，里里外外都没有装修。实心大门粗糙地包了铁皮，分作上下两截，上截朝里打开，下截安装了弹簧门铃，不停地开开关关。这种潮湿的窑洞式的房子，就靠门的上部，或者屋顶天花板和一堵齐腰高的矮墙之间的空问采光通风。矮墙上安着厚实的窗板，白天取下，晚上装上，再加上铁闩，用螺栓拧紧。货物就摆在矮墙上。那种哄骗顾客的花花玩意，在这里是见不到的。至于摆的是什么货，那要看铺子经营什么品种，或是两三桶盐和鳕鱼，或是几捆帆布和缆绳，或是挂在楼椽上的黄铜丝，或是靠墙放着的一溜桶箍，或是货架上放着的几匹布。你要进去看看？那好，一个干干净净的漂亮姑娘，戴着白头巾，臂膀红红的，立刻放下手中的织物，叫她父亲或母亲来接待你，做一笔或是两个铜板或是两万法郎的生意。至于态度是冷淡是殷勤还是傲慢，那就全看老板的性格了。

你可见到一个卖箍桶材的商人，坐在门口，绕着大拇指和邻居聊天。表面上，他只有一些酒瓶搁板和二三捆做酒桶的木材，可是码头上，他的货栈堆得满满的，向昂热地区的所有桶匠供料。如果葡萄收成好，他知道需要多少酒桶，估算得准确度在一二块桶板上下。出一阵太阳可以让他发财，下一场雨也可以叫他破产：一个上午，酒桶的价格可以涨到十一法郎，也可以跌到六法郎。

这个地区像图尔一样，天气的好坏决定着市场的行情。种葡萄的、有田产的、做木柴生意的、打酒桶的、开旅店的、驾船的，都盼着出太阳。晚上躺下时，就怕明天一早起来听说夜里结了冰。他们怕雨、怕风、怕干旱，可一时又要水，一时又要暖和一点，一时又要阴天多云。在天上与地上的利益之间，永远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只小小的晴雨表，能够叫人愁，叫人喜，叫人乐。

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正街，从这一头到那一头，“这真是个黄金季节”这句话，被挨家挨户换算成数字。因此个个都会回答邻居说：“是啊，天上落金币了哕。”因为大家知道，一天的阳光，一场及时雨能够带来多大利益。在黄金季节，到了星期六中午，在这些勤劳的工匠那里，你别想买到一个铜板的东西。人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自己的小园圃，要到乡下去照应两天。在这条街上，买进、卖出、赚头，一切都是预先算汁好了的，生意人可以花上大半天工夫，来开玩笑、来观察行人、评头论足、来打探人家的隐私。某家主妇买了一只山鹑，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到了火候。一个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绝不可能逃过三五成群的闲人的眼睛。因此那儿人的想法都是公开的，就是那些黑洞洞的、无声无息的、外人难以进入的房子，也没有什么秘密。P1－3

这部长篇小说完成于1833年12月，是法国19世纪伟大作家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外省生活场景》中的第二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小说出版以后，引起很大反响，读者认为它成功地把19世纪初一个很有特点的外省男人的偏执、一个外省妇女的命运，以及这两个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小城场景错综复杂而又十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给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葛朗台是个描写得十分成功的吝啬鬼，与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一起，被称为法国文学中的两大“抠”鬼。他本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角色，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抓住机会，先是发了财，后又从了政，当了市长，权势炙手可热。帝国时期，他因有“红帽子”之嫌被免职。官位虽然丢了，财产却没有损失。“堤内损失堤外补”，天主照顾他，让他接二连三地得了几笔遗产，一时间成了小城的“新贵”，第一纳税大户。全城人都说他富得流油，说他有一个堆满金币的暗室，他每天半夜起来，都要到暗室瞧一瞧。看到满库的黄金，乐不可支，连眼睛都染上了金子的光彩，黄澄澄的。葛朗台到底有多少财产，恐怕只有公证人清楚。

葛朗台虽然富甲一方，但是开销十分俭省，肉食水果等，都是向佃户索要。家里的用度非常节约，每顿吃的食物，每天点的蜡烛，他都亲自定量核发；每年到11月初屋里才生火，到3月底就得熄火，不管秋凉如何似水，春寒如何料峭，他给妻子的零用钱每次不超过六法郎；多年来给女儿陪嫁的压箱钱总共只有几百法郎。至于女仆拿侬，一年的工薪只有六十法郎，帮佣了二十年，才从主人葛朗台那里得了一只旧表。那是她到手的唯一礼物。可怜的拿侬老是赤着脚，穿着破衣衫，睡在过道底下的一个昏暗的小房间里。

葛朗台这个“抠”鬼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阿巴贡那个吝啬鬼是封建时代的吝啬鬼，只知守财。而葛朗台则是法国转型时期的吝啬鬼，善于利用时代提供的一切条件发财、积财，使财产增值。首先他会赚，趁革命政府处理教会资产时，通过贿赂，用很小的代价取得了很大的资产。其次他会投资，看中的项目为他带来较大的收益。再者他更会投机，他看准机会抛售树木和葡萄酒，就是成功的例子。可以说他是乱中发财，趁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掘金的典型。

乱中充满机会，也充满风险。乱中发财是本事，但乱中守财更要本事。葛朗台先生的“抠”，是出于本性，但更是时势所迫。因为在那个大分化的年代，社会变故、人生起落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倏忽乘风搏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财富的流动则让他知道了什么叫“富来针挑土，穷去浪推沙”。革命时期大户人家被抄没、被革命的景象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生意场上破产者的凄惨命运亦让他时时心惊胆战。所以他的全部生活激情、人生动力，甚至整个人生的信条，就是“看见金币，拥有金币”。看见金币是要把它赚来，拥有金币是要把它守住。他其实还算是一个负责的父亲，非常喜欢独生女儿，因为她是他的“继承人”，但是他对金钱的爱好却远远超出了对女儿的喜爱。钱就是命。他只看重利益，根本没有考虑过家人的幸福。

不过。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个吝啬鬼有一点还是应该肯足的，就是讲究商业信誉。他不欠债，把破产看成是人生的最大耻辱。在这一点上他比当下许多人要强得多。他弟弟在巴黎破产了，把侄子托他照顾。他对这位侄子虽不感兴趣，却要公证人通过商务裁判所来阻止破产清算，因为这会败坏他们这个家族的名誉，尤其是他本人的商业信誉。而他女儿继承遗产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拿出四百万偿付叔叔的债权人。

本书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葛朗台的女儿欧也妮。这个可怜的外省姑娘是在节约、阴暗、忧郁和压抑中成长起来的，一生都被父亲的阴影笼罩着了。葛朗台先生长期把她关在深宅大屋里，除了上教堂，很少让她与母亲出门，平时也不让她消费，即使给很少一点女儿家的压箱钱，也不许她花用，只当是寄存在她这里，到时候总要想方设法收回去。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之后，对她看得更紧，总认为人家看上她，是打他财产的主意。当然，事实也是如此。小城里少有的几户体面人家，看中的不是小葛朗台的品行容貌，而是老葛朗台的钱财。

不过欧也妮的人性，如果仅仅是因为父亲的吝啬而受到压制，那还一般化了一点。巴尔扎克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这个家庭的悲剧，提升到了社会的高度。女儿一生的不幸，固然是父亲造成的，但社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她贻误终身，就是吃了社会风气的亏。当时的社会风气，唯利是图，唯官是靠，巴结上一个大官，好比掘了一座金矿。巴黎的堂弟夏尔来小城投靠伯父，在葛朗台小姐久枯的心里碰撞出爱情的火花。落难之人处处受气，夏尔唯有在葛朗台小姐这里得到一丝温暖。他带着小姐悄悄塞给他的私房钱，跑到海外打拼天下。也算天不灭曹，不懂世事的富家公子竟然发了。可是人一阔脸就变，此时的他早把小城的堂姐忘个一干二净。为了利益，他入赘一个宫廷大员之家。可怜的葛朗台小姐蒙在鼓里，死抱着海誓山盟不放，大好年华就这样过去了。当然，夏尔最后得知自己错过了一门一千七百万巨产的亲事，他当时如何捶胸顿

其实葛朗台小姐这种悲剧，从古至今，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不过有大有小，有重有轻，有强有弱，有隐有显。巴尔扎克的不同凡响之处，就是准确地把握和刻画了典型人物的性格，准确地描写了典型环境的场景。他善于通过选择场景、营造气氛，来表达他的思想。

小说发生的地点是在外省。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外省这个概念，往往带有传统、守旧、落后、阴暗、偏僻、小气、抠门、算计等多重意思。在巴黎人热衷于理想、事业，全身心投入革命大潮的时候，外省人则忙着盘算，一心想从革命浪潮中捞取钱财，并且死死地捂住。巴尔扎克曾在本书第一版的序言里提到，每个省都有葛朗台先生。外省与聚财守财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外省根本就是生长土财主、守财奴的土壤。因此在外省小城出现葛朗台先生这样的人物，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把葛朗台先生这个人物安排在外省，也再贴切不过。巴尔扎克通过自己的描写，揭示了外省产生认钱不认人，要钱不要命的守财奴的必然性。

根据巴尔扎克的描写，在外省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一切行为都被人作了精确的算计，街上走过的任何人，都被人作了精心的观察和琢磨。这个特点决定了你在外省，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必须不事声张，不动声色，暗中行动。而小城那条阴暗弯曲的街道，葛朗台家那半明半暗的房子，就浓缩了外省的特点，集中了外省的毛病。虽然巴尔扎克对这个典型环境的描写有点冗长，可是它让你感受到了外省的压抑、外省的沉闷氛围，形象地显示了外省生活的麻木、迟钝、无聊乏味。巴尔扎克是在以景喻人。既是换喻，又是隐喻。有那种阴暗的房屋，自然就有葛朗台先生藏金的密室。有那种没有阳光、没有温暖，总是笼罩在阴影里的房屋，才有葛朗台小姐没有阳光、没有生气的生活。

在惨淡悲凉的气氛中，只有葛朗台小姐的爱情给环境抹上了一丝希望的亮色。可是，当夏尔抛弃她时，她的希望就破灭了。“一切都完了。”尽管她带着一连串善行，向天国行走，但并不能掩盖人世生活的失败。她本是为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而生的，可到头来却没有丈夫和孩子，连家庭都失去了。这要怪谁呢？怪父亲葛朗台先生，怪他的吝啬？然而人是环境的产物。因为葛朗台小姐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失去了人性的世界，是没有生气、没有爱的世界。人像动物一样生活在其中，被物化，被动物化了。现在看来，欧也妮生活的世界远比巴黎那个强盗横行的世界更让人不安。因为在那个世界，至少人还可以扮演角色，还可以发挥作用，人还处于主宰地位，而在外省这个世界，金钱是主宰，人退隐于、消失于、让位于金钱利益或者诸如此类的利益。这就是巴尔扎克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的力量。

管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