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评述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入手，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画卷。

中关村曾经被当作一个“试验区”。假如我们以为“试验区”的含义，仅仅就是发明新技术和推销新产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实上，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因此，与其说中关村在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如说中关村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从而激醒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望。

本书从评述中关村(行情论坛)1980到2006年的历史入手，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画卷。

中关村曾经被当作一个“试验区”。假如我们以为“试验区”的含义，仅仅就是发明新技术和推销新产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实上，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因此，与其说中关村在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如说中关村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从而激醒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望。

本书描写的人物中，既有对中关村的事业大力推进或横加阻拦的高官，也有在中关村渡尽劫难甚至翻身落马的显要，还有在中关村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既有悲剧英雄，也有乱世枭雄，当然，更有那些怀揣梦想的新一代创业者。所有的这些雄心、野心、商战权谋、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政经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

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区、一群企业或企业家的历史。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试图将企业的兴衰沉浮，与个人品行、国民性格、政府行为、政治风云、世界潮流合并起来思考。这样一种对于历史的思考，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的未来。

前言

第一部 白颐路(1980-1988)

第一章 黑夜漫漫 曙光在前——我看到了美国。

第二章 破裂的金字塔——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第三章 电子一条街——我的生活从此改变。

第四章 原罪——既是“倒儿爷”，又是“板爷”。

第五章 走进新时代——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第六章 曾是霜叶漫山时——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也蒙了。

第七章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连宪法都要给改革让路，还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第二部 试验区(1989-1998)

第八章 昨夜风疾雨骤——能逃过这一劫，真是幸运！

第九章 转变的年代——我完成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

第十章 出类拔萃之辈：第二代创业者——我没别的本事，只是玩儿命想办法满足消费者

第十一章 民族品牌！民族品牌！——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

第十二章 分裂之家——科学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第十三章 英雄末路——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第十四章 三次浪潮，潮起潮落——中关村这个环境，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就会抢着卖。

第十五章 市场又在召唤——从现在开始，前10年是你的，后10年是我的。

第十六章 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凭什么？就凭我们这帮人的脑袋！

第三部 科技园(1999-2006)

第十七章 争论国——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

第十八章 死亡和新生——企业有生有死，但轮到我们自己头上，总是很沉重。

第十九章 全速前进——它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吗？

第二十章 互联网时代——冬天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

第二十一章 新疆界——法无禁止不为过。

第二十二章 海归：改变中国的一代新人

第二十三章 蚂蚁雄兵——他们的单个是弱小的，但群体是强大的。

第二十四章 全球链——中关村就要死亡？还是刚刚开始。

第二十五章 殊途同归——我见过硅谷是怎么做的。我到中关村来亲自再做一遍。

尾声

在出现所谓“电子一条街”之前的两年里，白颐路被一种神经质的紧张气氛笼罩着。几乎人人都能看出，总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这种预感就像瘟疫一样，在这条狭窄的街道缓慢而又坚定地弥漫开来。

紧张气氛来自那个闻名遐迩的大院子。用今天的京城地图来比照，这是靠近四环北路的一片土地，高楼林立，巨大的玻璃幕墙构成一幅幅夸张的几何图形，在蓝天的衬托下散发出炫目的光芒。而在当时，这里还是一片灰色建筑，被农田分割包围。它在行政上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包括计算所、物理所、数学所和电子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一直都是这个国家的某种象征，神圣，宁静，单调，犹如一潭深水。而现在，也即1982年冬，竟由于两个人的冲突，荡起层层涟漪。

陈春先和他的上级管惟炎，成为这场冲突的两个极端的代表。前者是个理论物理学方面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可惜他的热情已经背离既定道路。当时他正在倾心尽力地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公司，自诩为“科技游击队”。作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管惟炎一点也不喜欢他的这个同行和下属，这种情绪在过去两年渐渐积累，直到开始怀疑陈春先的人品。他先是指控陈在牟取金钱方面的私利，乃至玷污神圣的科学殿堂，接着又要求审查陈的公司账目。审查行动在1982年3月开始，到年终还是没有一点停下来的迹象。

在这个命运攸关的冬天，关于陈春先和他的公司，白颐路上谣言纷纷。这些谣言每句话都是一项严重指控，在当时也并非没有一点根据，可是按照今天的条律和实情，却又是荒诞不经和可笑的。有的谣言说，这个人正在收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其基本方法就是恣意发放“红包”，数额超过国家工资，又全部隐匿不报。有的谣言说，这个人把国家科研经费窃为私有。还有人声称，已经看到一份非法获取收入者的名单，牵涉至少二十个科学家和大学教师。攻击的矛头无一例外地指向陈春先和他的两个合伙者，纪世瀛和崔文栋。1983年元旦前后的几个星期，这三人躲在物理研究所院内那间蓝色的木板小屋里，个个神情紧张，坚立不安。“科技游击队的指挥部搁浅了”，纪世瀛在后来撰写的一篇回忆录中说，“蓝色板房坠人紧张而窒息的气氛之中……”

陈春先尽管神情沮丧，仍然坚定不移，期待他的时辰很快到来。他一直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对抗管惟炎所长代表的力量，可惜无法稳定自己的队伍。公司员工不是大学教师就是科学院的研究员，只在八小时之外投入进来，所以被叫做“星期日工程师”。对他们来说，职业的稳定是天经地义，辞职跳槽是不可想象的，听以他们在所长的压力下很容易地被瓦解了。现在，陈春先面前只剩下纪世瀛和崔文栋。二人相顾无言，彼此心照，谁都不知道怎样超越那个无形屏障。根据纪世瀛后来的回忆，当时场面“冷清得怕人”。最后还是陈春先打破沉默：“我说要干下去，你们俩也说要干下去。我们态度一坚决，就会有第四人、第五人。”

不幸的是，这个冬天陈春先期待的“第四人”始终没来。如果有人再次走进蓝色小屋，那也是偷偷来告别的。保存至今的公司档案中有一些文件，表明员工们纷纷退还津贴。这些钱原本只是他们辛勤工作的报酬，其数额为每人每月30元。但现在人人都说，这是“非法所得”，难免贪污之嫌，倘若不能如数退还，说不定什么时候警察就会拿着手铐出现在门口。

1983年1月25日是个星期二。破晓时分，物理所大院的西北角上忽然一片喧哗。声音涌进88号楼，穿过狭窄漫长的走廊，不出所料，是朝着纪世瀛家来的。他听到人声、掌声、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当即“吓了一跳”，而他的妻子则是“心里一紧”。这两年让这夫妻俩心惊肉跳的事情太多了，“天晓得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真的是警察来了！”

慌张中的纪世瀛听清了几句话：”快打开收音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台里说，你们是对的。”“这下子你们翻身了！”  他夺门而出，回到两个风雨同舟的伙伴中间。三人相拥一处，眼里挂着泪，扰像噩梦醒来，互相询问这消息是不是真的。

千真万确，这是真的！大家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彼此祝贺，看着同事们副龙过来，时而拱手，时而大笑，脚下踏着有力的节奏，齐声高喊：“解放了！解放了！”

日后那些研究中关村的历史家们，是应当为这个早晨留下一页的，因为它是一场新革命的无数转折点中的第一个。情势急转直下。陈春先，这个圆脸、小眼、面相柔和、没有棱角的南方人，这个在童年时代挨过饿的穷光蛋，这个在中国和苏联的蜜月时代赴莫斯科大学专攻核物理的留学生，这个衣衫不整、扣子常常扣错的邋遢鬼，这个在东方和西方的冷战时代为国家原子物理科学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这个对抗上级因而被冷落的倒霉蛋，这个挂着研究员头衔却在捣腾小买卖的不务正业者，这个已有三十年共产党党龄却挥舞着金钱引诱科学家红杏出墙的叛逆者，就从这时起，成了中关村的英雄。

然而当时没人想到他会成为英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不过感到阳光回到心里，阴云一扫而光。这种感觉，只有在1976年10月6日那一天有过一次。可是他们对于骤然发生的变故还有疑问，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中国科学院正在流传一个新故事，说中南海知道了陈春先的遭遇，指斥管惟炎的行为是在压制科技人员的创新激情。在这个传言的散布者看来，媒体都是党的“喉舌”，国家电台既然敢于出头露面，那么这传言就算经过添油加醋，也必然会有根据。

陈春先回到家里，已是深夜，虽然很累，但很快活，心中唯有一个悬念挥之不去，彻夜不眠：“难道真是什么有来头的人说话了？”

这个早晨发生的事情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我们将要讲述的这个故事的起点。在后来那些回顾历史的人们中间，陈春先常常被说成是“中关村第一人”。他的那个根本不像公司的公司一共存在五年，在技术方面乏善可陈，在管理方面一塌糊涂，但是在中关村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它的确产生了一种颠覆性的力量，虽然是缓慢地扩展着它的影响，但其性质和强烈程度都是前所未有。它把科技人员送到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境地，让他们的热情和智慧在金钱、物欲和普通人的需求中得到满足，就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说的，是“一条新路”。

成为“第一人”的这个人，那年四十八岁。这个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潭死水般的院子里扔进一块石头的人，肯定是个见异思迁的天才。表面看来，当时的情况似乎是，一个技术人员怀才不遇而又不甘寂寞，所以背叛自己的上级和曾经信守的道路，自行其是。但实际问题是，这个社会蕴藏着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冲动、吞噬一切的国家主义传统和神秘顽强的个人主义欲望交织在一起，把世界上这个最庞大的人群塑造成如此这般。大多数人在深陷苦难之时都会逆来顺受，把自己的智慧和激情销蚀在没完没了的牢骚和抱怨中。只有这个人试图以一己之力来激发内心欲望，把它变成颠覆旧时代的力量。如果没有陈春先，古老的中关村当然也会瓦解，但那完全可以在另一个时间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他并非创业天才，经营和管理一个企业的能力也被证明相当拙劣。他的公司从来没有成功过。但他具有对新事物的感悟、杰出的奇思怪想、百折不挠的意志、惊人的对世界潮流的判断力。他是一个破坏旧世界的先锋，只是当整个国家都在大步前行开创新世界的时候，他才被无情地抛在后面。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在我们一向把帝王将相作为主旋律的历史生活中，小人物有时也会产生不可限量的影响。在此后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中关村，甚至整个中国，都在这个人曾经指出的道路上前行，但当时好像只有他感觉到这一点。

陈春先开创的历史，始于1980年10月25日。这一天，他创办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组织——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很难说它是一个企业，因为它在当时既无工商注册，也无法人代表，甚至连他的上级也被蒙在鼓里。纪世瀛说它是“偷偷成立的”，这并非故作神秘。因为当时他们如果报告上级，可以肯定不会获得批准。创业的动议最初只在三人之间商讨，性质类似于密谋。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情节，是整件事情完全在中关村88号楼酝酿而成。这座建筑因为住着众多成就非凡的科学家而在当日中国享有盛名，其中包括陈景润、杨乐和张广厚。纪世瀛一家人住在一层最东头的房间，门牌“103”。那是一个以“振兴中华”号令全国的年代。记者们频繁出入此楼，把这群科学家弄到报纸电台电视台上去张扬，当做为国奉献的榜样。他们居然没有发现，这楼房里正在进行一项对抗国家体制的计划。

P2-5

《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撩人的。

它在2007年1月22日的一期上，用了一幅血红色的图片来展示中国：一个巨大的五星升起在万里长城之上，金光闪闪，在风起云涌的大千世界投下万道霞光。光芒中跳出一行字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出现”。(China:Dawn of a New Dynasty)。两位作者，《时代》杂志执行主编助理迈克尔·艾里奥特(Michael Elliott)和《时代》北京分社社长西蒙·艾里特(Simon elegant)，为这期封面写出的故事长达11页，按照他们的描述，在这个刚刚开始的世纪里，美国的力量会走下坡路，而中国的力量将上扬。中国正将它的经济影响转变为强大的政治威力。因此，“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点也不夸张”。

这是好几年来世界范围持续不断的“中国话题”的最新表述。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全世界的人都在涌向中国。他们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国家，每天都在问：中国的崛起会成为事实吗？它是一个和平过程吗？它会成为国际化浪潮的一部分吗？它会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吗？这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会同西方发生冲突吗？

“你也要告诉我们一个中国崛起的故事吗？”在北京城中心一个写字楼的午餐厅里，玛萨·艾梅霞(Martha Avery)这样问我。她是个美国人，一个作家和翻译家，也是我过去的一本书的英文版译者。她对世界富有责任感，对中国充满好奇。但是也像全世界一样，她只能站在很远的地方打量这个国家，所以才会有此一问：“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努力。”我回答，“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虽然我将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历史，但是在描述这个历史进程的时候，我的重点仍将是具体而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将由内部而不是由外部来观察。这一回我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我从1998年开始接触中关村，但是存心把它写出，是过去两年的事。在这之前，我用了大约18个月跟踪微软亚洲研究院，又用6个月调查联想集团。这两个机构都在中关村，相距不到两公里。一个是典型的美国公司，一个是典型的中国公司。那时我希望从公司内部来观察时代的融汇演进，而把大部分中关村的故事抛诸身后。直到2005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当时我来到双清路上，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一个场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开。这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让我想起满天繁星。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我对公司的创业景象并不生疏，可眼前这一切竟是闻所未闻。像微软和联想，它们都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庞大公司，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都没有“A座302房”那样让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幢楼”。这个脉络直观地反映了公司的成长过程。然而新一代人的资本关系、技术路线和公司结构，已经和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节奏也更快。中关村的公司还是成者少，败者多。就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它们中间有77%在3年内消逝，有90%在5年内消逝，有99%在10年内消逝。但这并不能阻止创业者前赴后继、一代接着一代地走过来。他们已经走了27年，直到今天。先行者为后来者提供了范例，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关村的故事，也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我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中关村的一些事情，为公众所不知，而公开舆论中很多深入人心的东西，又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很远。于是我便生出一个念头，想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很多朋友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关村有什么高科技？应当说，在对它的种种批评中，这是客气的。我们都知道，还有人坚定地认为，“中关村就要死亡”。这个说法比较专业的表述是，它“已无力领导中国的高科技走向”；比较浪漫的表述是，它“只是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这种舆论自2004年春天以来特别强大，以至引发一场激烈的讨论。赞成者和反对者全都理直气壮，实际进程中则充斥着相互对立的证据。这让我们的故事更加生动，富有冲突、悬念和戏剧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讨论问题的难度。这些问题有：我们国家为什么出了个中关村？中关村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子？它的精神源泉来自何处？究竟是民族主义的伸张，还是西方思想的产物？它的商业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它掀起的三次技术浪潮是怎样影响整个国家的？民间资本为什么能够战胜国家资本成为主导力量？它也经历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吗？它有原罪吗？有欺骗吗？有无法无天吗？有勾心斗角吗？它的疆域如何拓展？它的法律怎样递进？它究竟是个新技术的圣地，或者只不过是个大集市？它究竟是技术第一，还是市场第一？究竟是科学家更重要，还是企业家更重要？为什么中关村的公司总是长不大？好不容易长大了又为何不能避免盛极而衰的命运？政府应当介入吗？应当干预吗？应当凭借行政权力去支持或者阻止某些力量吗？如果不应当，那么怎样制止它的混乱和无法无天？如果应当，又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老一代已经过气了吗？“海归”将要成为它的主力军吗？当跨国公司纷纷进驻之时，它还是小公司的天堂吗？它还是新技术的发源地吗？它还是国家创新的一面旗帜吗？它将会成为一个世界创新中心吗？也许，它的历史已经中断，将被上海深圳这样的地方取代？

就中关村而言，要想把所有问题都解释清楚是一件困难的事。生机勃勃充满变化的新世界总是不容易理解和把握。像中关村这样的地区，不仅中国独有，而且全世界难能有二。它的时间延续至今，跨越我们国家全部改革历程。从官方立场上看，它作为科技园的历史是从1988年开始的，然而在一些民间研究者看来，自从陈春先1980年自行其是地创办了第一家公司，中关村的新革命就已经开始。它的包容性之大，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无法比拟的，以至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穷人、博士和文盲，外来人和本地人、高官显贵和三教九流，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机会在这里谱写精彩篇章。它的事件纷繁复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传统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人的本性问题。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还在继续，所有人物都是“进行时”。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谁也不能预见他们面对变化将会如何行动。即使你整天生活在这里，要想说清楚一些事情还嫌所知不足。描述和评论活着的人们非常困难，实在是因为他们距离我们太近的缘故。我常常想，也许叙述一段一千年前的故事会更容易些。我知道，如果我美化官方或者成功者，也许会失去公信；如果我迎合民间舆论，也有哗众取宠之嫌。总之，无论唯上还是媚俗，都会离开公正从容的立场，使得人们更加简单化和更夸张地估价某些问题。我并不期望本书的描述能和中关村的正史合拍，那是历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职业是记者，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记者本能。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描述了中关村的最主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行业——信息技术产业，而对于其他领域的故事只是一笔带过。我希望让读者了解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想对读者说：“它在创新之路上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这包括它的阳光和阴暗，包括它的英明之举和愚蠢行为，也包括它的混乱和秩序。

资料的来源是当事人的回忆、政府和公司的档案，以及公开出版物。中关村的色彩斑斓的历史既存在于人们心中，也存在于浩繁的文献中。为此我用8个月的时间在中关村调查。如果加上此前我对联想集团和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采访，那么我在这里已经花费了32个月。我采访了大约300个人，包括企业经理、科学家、工程师、销售人员、会计、商贩、教师、学生、留学生、农民工、政府领导者。这些采访几乎全是一对一的谈话。他们相当坦率和真诚，给了我那么多的故事和思想。尽管如此，我知道记忆通常夹杂个人情感，而且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偏差，所以还用很多精力查阅原始资料。应当感谢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的领导者们，他们为我开放了两个政府档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也应当感谢中关村园区志编写小组的那些专业人员，他们把自己掌握的资料毫无保留地让我使用。同时我还要感谢互联网以及日愈成熟的搜索引擎技术，它让我有可能高效率地掌握公开舆论中的有关部分。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用“百度”搜索“中关村＋盗版”的时候，就会显示至少40万个网页。所有这些，都成为我的重要参照。

由于资料浩瀚，泥沙俱下，所以对于事实的选择和驾驭要比收集这些事实更加困难。这需要眼光，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准则却在随着国家的进步不断变化。昨天的天经地义，今天也许就会贻笑大方。我只是尽可能地以忠实于历史原貌的方式组织和叙述这个故事。初稿的长度远远超出预期，后来又经二稿、三稿、四稿、五稿，压缩其中三分之一篇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是整段整页地删节，而是逐字逐句地浓缩，为此用掉更多时间，只是希望读者在减少阅读负担的同时不至于丢失有用有趣的情节。

把这么多精力和热情投入这个话题，是我始料未及的。老实说，它影响了我的职业经历。我要学习很多新东西，还要让自己多年的阅历得到伸张，因此承担更多压力，获得新的表达空间。这在我本人也是一个成长经历。它很艰辛，但充满魅力。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写作者。在采访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叙述只不过是以偏概全，有粉饰之嫌，或者过于刻薄，我只能说，依据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和开放程度，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于事实的描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仍是有关事实的。本书所有的内容，包括细节、数据、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有确凿根据，而非我的杜撰。我把极大精力用在事实的校正上，以免发生错误，但我深知本书时间跨度之长，内容如此浩瀚，有些间接得来的材料无法一一核实确认，即使是事件亲历者的叙述也难免发生偏差，所以发生事实方面的错误也许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读者发现其中有任何错误，希望能够向我指出，以便我能修正。  作者

2007年1月30日

2006年冬天，我回到繁荣、喧嚣、混乱和引发无数争议的中关村。在它掀起的这场令人激动的新革命之前，我曾生活在这座城市中心的一个四合院中。小时候，中关村对于我来说是个偏远的去处，但我还是常常到这里来。我喜欢这里的冬天，尤其迷恋北京大学里的那片滑冰场。我和那些大学生们一起滑冰，然后涌到大食堂去排队买饭，他们不分男女全都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棉袄，把一个铝制饭盒夹在腋下，而我觉得自己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但是这些都不及“十一学校”里的那个场面给我的印象深刻。这所中学靠在中关村西边，那时候是军队高级将领子女就读的学校。有一天我在这里看了一个展览，它显然是为了展示“文化大革命”的赫赫战果。有红卫兵的武器，还有他们从“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那里缴获来的战利品。不用说，这是这个国家的旧式革命的经典场面，而中关村在那场革命中也的确是这个国家年轻一代的引领者，那些轰动一时的“红卫兵领袖”，几乎全都出自这里。如今，它的一切都已难于辨认，一场新革命改变了街道，改变了社区，也改变了人的精神。我把它叫做“第二次革命”，这是因为，它总是让我想起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让我有一种更强烈的斗转星移、换了人间的感觉。我已经在这本书里叙述了这场革命的进程。

现在我们回到本书开头。中国成了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焦点。人们谈论21世纪是“中国世纪”，就像他们谈论19世纪的“英国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世纪”一样。未来五十年，整个世界都会不断地问：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可是中国人对于自己在世界格局中扮演的角色却还不够满意。他们不甘心于仅仅做个“世界工厂”，他们期望自己的国家进入高新技术领域，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进而成为世界产业链条上的“领先者”。他们期望中关村能够成为榜样。

“中关村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研发中心吗？”2006年秋季的某一天，我对张亚勤提出这个问题。

“不是可能，是肯定。”他说，‘但它将是世界的研发中心之一，不是唯一。它不会取代世界上的其他研发中心。”这位微软全球副总裁如今正在中关村买地建楼，构筑他的研发基地。他例举集成电路芯片产业的情形来说明“中国创造”的进程。这是一个由“构架——设计——制造——封装——销售”构成的产业链、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中国人已经上升到“制造”的环节，也许还局部地进入了设计领域。中国是个善于模仿的民族，但是他们并不缺少创造的能力。多年以前他们在服装业和玩具业中由“三来一补”开始，逐渐占领了全世界，接着他们在家用电器领域中重演了这个过程，如今，他们要在汽车业、信息业和生物制药业中再次复制这个过程。所以张亚勤才会有此一说：“今天，中国人不是已经开始自己设计家用电器了吗？二十年后的芯片，难道不会是今天的家用电器吗？”如果中关村能够明白自己的困难所在，并且更加积极有效地学习新的东西，那么它成为一个创新中心的进程将是无法抗拒的。当然，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遇到的挫折和失败，一定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还要多一些。

未来不会是过去的简单复制。我们观察中关村，应当肯定，直到今天它还不是一个新技术的发源地。它只不过是新技术的中转站。它亦步亦趋地跟在硅谷的后面，跟在整个世界的技术潮流后面。但它已经是一个新思想、新制度和新人物的发源地。在它身后，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迅速崛起的庞大国家。至少在十年之内，这个国家在高端技术的研发领域里还不会成为一个有威胁的力量。但是毫无疑问，她正在朝这个方向走去。

迄今为止的这场新革命已经证明，如果中国人想要做什么，他们就一定能做成。他们的问题不是言而无果，而是急于求成。走向未来的道路是个长期的进程，也许会延续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我们此前谈到“中国芯工程”时曾说：“应当给它更多的时间，更少的期待。”现在，当我们谈到整个中关村乃至整个国家时，仍有必要重提这句话。不过，有些变化即使在今天也已很清楚。2006年即将结束之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研发投入在过去一年增加百分之二十，预计将达到一千三百六十亿美元，第一次超过日本(一千三百亿美元)，但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的三千三百亿美元。这个数字应当包括了外匡！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投入，所以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差别巨大。后者说，2005年中国研发经费为两千四百五十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六，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点三四。这是一个快速的持续增长的过程。就像英国《泰晤士报》的一项调查说的：“中国的研发费用自1999年以来每年以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增加到GDP的百分之二点五。”倘若成真，那么它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研发投入大国。

不用说，悲观主义者拥有很多证据。比如根据一项官方主持的专项调查：目前中国企业的研发经费主要用于现有产品和技术的完善，仅三分之一的经费用于属于创新范畴的新产品开发和基础研究，而中国企业的收入中，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来自创新，他们迄今为止的进步基本上是来自于跟随和模仿。但是乐观主义者的证据似乎更多，他们拥有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经验，还有过去两百年的世界历史作为参照。有证据表明，“领先者”是要付出代价的。跟随的成本只不过是创新成本的四分之一。这也就是世界上总会有些国家后来居上的原因。

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大国情怀”，经济的成功不断地满足着他们的雄心。他们渴望能够拥有21世纪，能够成为一个影响世界的力量。但是我们还很难说是中国影响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中国，也许两者兼有。如今我们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一种主要特征——财产，资本、技术、市场、货币、公司、政府、民间组织，都已经融入了世界潮流。这正是我们追求的新时代。

在我结束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要特别感谢下面这些人。感谢他们慷慨地给了我那么多时间，还给了我那么多的故事和思想。

在中国做记者和财经写作者，要找研究型的榜样，首选是凌志军。对上世纪90年代的细微观察和评论，我没有看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吴晓波、(著名财经济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凌志军作为中国政论写作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已经成为不是谦辞可以推却的事实。

——《人物》杂志

凌志军先生以诚实的态度让政论诚实地走进公众，影响着那些必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年轻人。我们相信，他业已“尽可能地向读者说了心里想要说的话”，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诚实的大勇之气。

——《南风窗》杂志1993年“年度人物奖”颁奖词

南志军的选材多带有前沿性，他是属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强的新闻工作者。

——《凤凰周刊》

凌志军是中用当代报告文学界有独特价值的一个作家。凌志军的最大的价值在他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凌志军的著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历史价值。

——杨浪(财讯传媒集团<seec>副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