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经历的一场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本书力图以价值中立思想为指导,以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为主要依据,以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为典型个案,以社会史的底层视角和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实现“再现土地改革历史”的最高目的。本书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真实再现了老区土地改革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揭示了揭示了土地改革在满足农村贫民阶层的经济和政治要求,适应战争和政治形势需要的同时,也对农村的富农经营方式、传统道德观念、价值观念造成了巨大冲击。展现了传统土地改革研究中被人们有意无意忽略的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土地改革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经历的最巨大的一场经济和社会变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这一领域存在着先入为主、滥于价值判断而疏于考察实际进程的不足。本书力图以价值中立思想为指导,以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为主要依据,对山东老区莒南县的土地改革进程进行尽可能真实、细致的还原。“让材料自己说话”为本研究的最大特色,“再现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为本研究的最高追求。本书共分11个部分。
绪论分析了学术界对于土地改革研究的现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动机和研究思路。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莒南抗日根据地创建的过程。莒南县是在抗战烽火中由莒县南部划出的新县,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山东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境内既无国民党政权,也无日伪政权。这为莒南县土地改革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第二章主要考察了莒南县土地改革前农村土地占有和使用关系,指出其主要特点就是出租地主多,经营地主少;地主大块出租土地多,零碎出租土地少;富农、中农使用土地多,贫农使用土地少,从而造成了莒南农村封建土地制度下富农佃户具有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富农经济比较发达的特点。另外还介绍了莒南农村盛行的几种租佃制度以及农村雇佣关系和借贷关系。
第三章梳理了1941~1946年莒南减租减息运动的过程。莒南减租减息运动历经1941年“五一减租”,1942年“二五减租”与拔地、增资斗争,1943~1946年查减三个阶段。特别是在查减斗争时期,通过对地主、富农的经济和政治清算,农村土地占有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减租减息运动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范围,对地主、富农甚至中农过火的打击导致农村各阶层不敢生产发家、贫雇农等着“吃斗争饭”为特征的“均产思想”开始盛行。
第四章考察了1946年莒南和平土改的过程。滨海地委为了推动土地改革,不顾莒南老区的土地状况的实际,提出无论新老地区都以推平土地为中心的指导思想,致使莒南土改一度出现了伤及中农的错误,使各阶层的“均产思想”进一步发展。在发现问题后不久又确立了以生产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使土地改革重新平稳有序地进行。和平土改后地主土地虽然比一般富农土地少些而高于一般中农,但真正依靠出租土地过剥削生活的地主和富农已经不复存在。
第五章考察了莒南县从反特入手进行的土改复查运动。国民党进攻造成了莒南农村的普遍恐慌。为了扭转由此带来的土改、支前、参军工作的被动,滨海地委确定从反特入手进行土改复查工作。由于大量采用逼供讯等反特方法,不少地方出现了严重扩大化错误。从反特入手的土改复查变成了在特务、反动分子的帽子下对地主、富农进行的又一次沉重的经济剥夺和政治打击。经过这次运动,地主的土地已远远低于雇贫农。
第六章介绍了纠正“富农倾向”的反蒋当家公平团结运动的开展过程。反特复查以后,地主已经没有多余的土地,但同时农民之间开始出现了土地不均现象。一部分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多得了土地果实,而还有部分农民无地、少地。莒南在滨海地委统一部署下开展了反蒋当家公平团结运动,通过对多得者进行前途时事教育,打通多得者的思想,使其自动将多得的土地果实拿出来分给赤贫农,从而实现农民内部的大团结。这次运动实际上是农民内部平均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改革运动,只不过这一次土地改革的对象是那些土改中多得果实的犯有“富农倾向”者,而采用的方法则改为自上而下的教育、说服和规劝。
第七章考察了华东局“七七指示”以后的莒南县土改大复查运动。“七七指示”确定了“一切由群众做主,领导上大胆放手”的方针,地委、县委制定了更“左”的复查政策。在彻底交权给贫雇农的情况下,莒南全县人民积极投入到大复查运动中来,负雇农成为运动的主要力量,其中出现的报复心理和掠夺心态使大复查在有的地方变成了“大复仇”,出现了乱打、乱杀现象,大复查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有领导、有组织的消灭地主阶级的政治行为。
第八章考察了纠偏和结束土改的过程。大复查造成的恐慌,使农村各个阶层普遍不敢生产发家。中央“四八指示”和地委的纠偏会议确定了纠偏和结束土改的指导思想。莒南县在地委指导下开始纠偏和结束土改工作。莒南起初的纠偏和结束土改工作有条不紊,但却遭到了地委的批评,被指责忘记了对地主开展斗争。当它与镇压反革命结合后,又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暴力错误。随后经过纠正,结束土改工作才得以进行下去。结束土改工作的完成,标志着莒南县土地改革的最终完成。
第九章为“大众记忆中的莒南土地改革”,以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为依据,再现了莒南大众心目中的土地改革历史。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的一场最广泛、最深刻、最成功的社会动员。作为老区的山东莒南县土地改革的任务通过减租减息运动已经基本实现,而随后不断出现的斗争高潮主要是由于政治和战争形势需要而造成的。土地改革运动冲击了农民的传统契约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而同时见利负义、投机钻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鼓励,甚至在运动的高潮,泯灭人性、践踏人权、践踏生命的行为被披上了合法的色彩。土地改革运动在造成土地占有和使用平均化的同时,也破坏了农村一些优良的文化传统和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些都值得我们引起注意。
序
中文摘要
Abstracts
绪论
第一章 莒南县的历史和地理
一 莒国属地:莒南县的地理与建县前的历史沿革
二 抗战烽火:莒南县抗日根据地的形成
第二章 莒南县土地改革前的社会经济关系
一 土地占有和使用关系的主要特点
二 盛行的封建租佃制度
三 雇佣关系
四 莒南县农村的借贷关系
第三章 减租减息运动
一 “五一减租”
二 “二五减租”与拔地和增资斗争
三 查减斗争114四减租减息运动与莒南县农村土地占有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第四章 和平土改
一 以土改为中心?
二 “推平土地”、“取消剥削”
三 “以生产为中心结合贯彻土地改革”
第五章 从反特入手的土改复查
一 “国民党来了”
二 拔去“剿鳖窝”的绊脚石
三 反特的扩大化及其原因
第六章 纠正“富农倾向”的反蒋当家公平团结运动
一 打通思想:“争取在全国当大家”
二 解决问题:“天下穷人是一家”
第七章 翻天覆地的大复查
一 “一切由农民做主,领导上大胆放手”
二 农民的政治狂欢:“大复仇”
三 管制地主:“让地主向农民低头跪门”
四 停止土改
第八章 纠偏与结束土改
一 大复查后:再也没有人愿意搞生产
二 纠偏和结束土改方针的确定
三 有条不紊的纠偏
四 和平结改
五 莒南县土地改革的完成
第九章 大众记忆中的莒南土地改革
一 个案调查之一:洙边环河崖村
二 个案调查之二:相坻何崖头村
三 个案调查之三:路镇曲流河村
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一 “一切由农民做主,
领导上大胆放手”
1947年6月24日,华东局为了检讨一年来的山东土改工作,专门召开扩大会议。7月7日,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的新指示》即“七七指示”。指示严厉批评了华东局去年发出的“九一指示”“采取了与党中央完全相反的方针路线作为土改的指导原则”,“存在三点原则上的错误”,即“土改方针上的非阶级路线,执行方法上的非群众路线,领导上的自满自足,放松土改。”具体表现是:不是首先照顾雇贫农,而是首先去照顾地主富农;不是集中注意去满足雇贫农的土地要求,而是用各种方式去使地主多留土地;不是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不是拥护群众用斗争清算办法直接从地主手中去获得土地,而是限制群众斗争,强调地主献田与由政府颁布法令征购地主超额土地的和平办法;对土地问题做了盲目乐观的估计,放松了对土改中心环节的把握等。指示要求“各级党委改变九一指示的错误规定,停止省府土改法令之执行”,立即实行“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地分配方法,即“中农及勤劳起家的新富农土地财产不动,而使雇贫农与地主旧富农平分土地。”为了使雇贫农得到足够的土地,除了分配地主和旧富农的土地外,指示还规定,各地“除复员田以外,其余一切公地及部队机关留作生产之土地一律归农会分配,不得再用任何方式保留公地。”在实施方式上,指示强调“必须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必须依靠雇贫农为中心团结中农的群众路线”,“应根据百分之九十的农民意见行事,如果党的规定与百分之九十的农民要求不符合时,则应修改党的规定。”“在土改中一切清算调查、分配复查、调整或重分,均需先经过贫农小组讨论,再经农会讨论通过,即可执行,不需再经任何机关核准”,“必须在土改过程中完成改造党、改造干部、改造作风、改造党的其他组织的艰巨任务。” P171-172
张学强君所著《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几经周折,终于要出版了。得到这个消息,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张学强于2001年9月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本书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回想他在南大的三年读书生活,丰硕的成果真是来之不易。入学以后,他很努力,进步很快。第一个学期,他就做了一次读书报告。2001年10月11日至14日,他出席了在湖南师范大学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青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事先跟我请假的时候,我要他回来后向同学们传达有关学术动态。10月25日,他介绍了该次会议的情况。从他开始,我的博士生就经常以读书报告会的形式交流学习心得、讨论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通报最新学术动态。他的博士论文选题的确定,是与认识档案资料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结合在一起的。2002年春季,我为历史系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开设史料学课程,其中以一个专题谈了收集、鉴定和利用档案的问题。张君是个有心的学生,当即向我提出要深入临沂市和莒南县档案馆查阅资料,做土地改革研究。在那里,他果然收集到了大量历史档案,从而奠定了这篇论文的基础。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他碰到了另一位博士生,也来查资料,打算做这方面的课题。张君征求我的看法。我告诉他,一般来说,我主张做博士论文之前应尽可能地了解相关信息,避免选择他人已经着手、已经完成甚至已经发表的课题。但是,对于自己已经着手的开拓性课题,不应回避他人也来涉及,因为必要的学术竞争应当是允许的。
为了做好这篇论文,他又做了一次读书报告,时间是2003年4月7日,题目是《1979年以来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研究的回顾与思考》。通过这篇报告,他全面梳理了土地改革的研究状况,特别是分析批判了过去长期流行的革命化叙事模式,为通过自己的论文实现土改研究的学术出新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2003年6月中旬,他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2004年4月10日论文初稿预答辩之后,他虚心听取同学们的意见,认真修改加工。5月21日答辩会上,我向答辩评委介绍论文的时候指出:“作者深入临沂市、莒南县档案馆,收集了大量第一手历史资料,同时还收集了许多口述史资料,采取了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真实地再现了老区土改中的原始面貌。作者承认并充分肯定土改运动在中共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军事战争中巨大的社会动员作用,同时也揭示了基于这种社会政治动员作用所不可避免要激发起来的极端和无序的暴力行为,以及支配此种行为的部分农村流氓无产者的报复心理与掠夺心态。论文不仅纠正了过去长期以来土地改革研究中图解政策、美化革命的错误倾向,不仅体现了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非凡勇气,而且给予我们以通过长时段的历史审视获得新的历史经验的机会。”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我的看法是否正确并不重要,只要认真读过这本书,读者自然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
张学强君毕业回到临沂师范学院,不觉已有两年了,他在教学和管理岗位上又做出了许多新的成绩。2004年5月6日,他在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眼泪本是心头雨,情到深处自然来’(李老师诗)。三年的攻博学习生活即将结束,而此时的我也已泪眼朦胧。我将谨记导师的教诲,肩负起亲友的期望,向新的目标前进。”现在,我把这段情深意切的话回赠给他,真诚地希望他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是为序。
2001年9月,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到了仰慕已久的南京大学。时光荏苒,三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每当想起即将离开我崇敬的师长、亲爱的同学,心底便不禁生出无尽的惆怅。因为,在南京大学的短暂时光,他们留给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导师李良玉先生,学识渊博,思想敏锐,治学严谨,育人有方。先生是我学术上的严父和良师,把我引上了真正的学术之途。入校前的我,生性懒散,资质愚钝,茫然不知学问之为何物,更不知研究学问之奥妙与乐趣。人校后,得终日聆听先生为学之宝典,领略先生为学之风采。先生课堂上幽默风趣、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解说,报告会上清晰流畅、广博深邃、辛辣犀利的演讲,恰如春风化雨,渐渐滋润了我久旱的学业田园;又如万能锁钥,开启了我愚钝冥顽的心智和思维。先生教学有方,所创定期举行的读书报告会,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方针,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容学生自由讨论、各抒己见。各种思想见解交相辉映,互相碰撞。这种环境使我深受启发,受益良多。先生因材施教,个别辅引,而于我尤费心力。无论是对我单篇的小论文,还是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也不论是大至论文的框架、逻辑,小到论文的表述语言、标点符号,都倾全力指导,对文章亲自过目,将漏洞一一指出并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为我及时拨正方向。一篇文章,往往要烦扰先生数次,耗费先生大量的时日和精力,几易其稿,方能成形。及至论文终成,先生始得心安。先生追求至善的学者风范,令我感触至深,而受益亦无穷也。
先生不仅教授我们求学治学之道,而且教育我们为人处世之理。先生为人襟怀坦白,谋事周到缜密,举事干净利落,待人豪爽热情,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先生热爱生活、坚韧不拔、蓬勃向上、奋斗不息的人生态度永远激励我在风雨人生中知难而进。三年求学,远离家乡,先生给了我以慈母般的关怀,使我感到了家庭般的温暖。忘不了SARS初起,先生在第一时间关切地送来口罩,千叮万嘱,注意“防非”,甚而亲临宿舍,检视卫生;忘不了每逢节日,先生便设宴相待,为我们驱除孤独,送来温暖;忘不了先生亲手烧制的红烧肉的美味,忘不了先生亲手酿造的老药酒的浓香,忘不了与先生共登紫金山时的欢声笑语,忘不了与先生共练太极拳时的舒心惬意。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明白了什么是诚信,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关怀,使我明白了应该做一个怎样的人。这里我谨向先生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著名的社会史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蔡少卿教授,德高望重,学富五车,为我们开设的社会史研究课程大大丰富了我的知识,开阔了我的视野。尤其是蔡先生经常问及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及进展情况,并不吝提出一些宝贵的指导意见,使我尤为感激。我要对蔡先生的关心表示特别的感谢。
有缘千里来相会。众位同窗好友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学业上互相切磋、互相激励,使我受益良多,也使得我三年南大读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要向他们表示谢意。
三年南大学习生活,我也得到了临沂师范学院历史系领导和老师的支持和关心。汲广运书记、马凤岗主任为我到莒南县调研和搜集资料提供了方便,鲁运庚老师、庞尊丽老师也为我搜集资料多方联系。在此,谨对他们表示感谢。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莒南县委宣传部、莒南县档案馆、临沂市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为我提供了诸多方便。莒南县文物管理所庄虔玉所长,为我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和资料线索。对他们的帮助一并表示感谢。
同时,我要感谢我的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紧张的学习生活,使我很少能有机会看望年迈的父母,对此我深感不安。此时,我衷心祝愿他们健康、快乐。我的爱人刘圣晓女士,多年来独自承担了家庭的重负,并给予我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鼓励。我要对她表示由衷的谢意。
“眼泪本是心头雨,情到深处自然来。”(李老师诗)三年的攻博学习生活已经结束,我将谨记导师的教诲,背负起亲友的期望,向新的目标进发。
该书作者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采取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真实地再现了老区土地改革的原始面貌。作者指出了土地改革运动对于中共与国民党军事对抗中起到了巨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也揭示了此种社会动员所激发的某些暴力行为和落后的农民心态。本书纠正了过去长期以来土地改革研究中图解政策,美化革命的错误倾向,把历史研究中对唯物主义的坚持提到了新的水平。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良玉
本书根据大量的历史实证材料,结合社会学相关理论,对以前颇为学界所忽视的区域土地改革实践进行了有益的微观探索,提出了颇有新意的观点和结论,一改该研究领域“革命化史学”和“概念化史学”的旧风。
——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海林
本书选题虽不大,然作者深加开掘,选择典型个案,小中见大,从芥子而见须弥,有深度地复原出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这种写法颇为规范且有意义。作者不以先决判断界定历史现象,而是大量引用档案,以求留下真史,这种研究方法是应该大加肯定的。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仲丹
土地改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影响,但历来的研究多局限于党史、革命史范围之内,并且多为大而化之的宏观研究,该书选取山东老区莒南县的土地改革为研究对象,实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作者通过大量史料使人们对中国农村、中国农民有了更本质的认识。
——《安徽大学学报》主编、历史系教授 汤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