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家社科规划课题“中国百村调查”的分课题，昕调查描述的村落是清代中期以后，由山西省各地农村汉族移民形成的村落——毡匠营。它是在一两百年间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的一定规模的移民村落，融入了内蒙古以草原著称的地区。毡匠营行政村个案的调查对于揭示内蒙古西部汉族村落的社会发展状况具有典型意义。近十年来，村里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加上临近呼和浩特和包头等城市的便利条件，村民们外出打工的人数有昕增加，可以说毡匠营行政村在经济上已经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面貌。

本书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毡匠营行政村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一部学术著作，属于用社会学理论方法对现实农村社会变迁及经济发展做的个案研究成果。该书比较深入、系统、详实地描述了毡匠营行政村的历史沿革、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家族家庭、民族人口、风俗习惯等状况，并对入户问卷调查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实际问题。本书适合阅读参考。

前言

第一章　草原上的农耕社区：毡匠营村形成史

　　第一节　毡匠营村的地理位置与地貌特征

　　第二节　毡匠营村形成的历史背景

　　第三节　毡匠营村形成的主要历史过程

　　第四节　在草原上生存的农耕文明村落

第二章　毡匠营村的经济结构与变迁

　　第一节　毡匠营村的主要生产活动

　　第二节　毡匠营村的产业结构与变化

　　第三节　毡匠营村的就业结构与变化

　　第四节　毡匠营村的税费负担、结构与变化

　　第五节　毡匠营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变化

　　第六节　毡匠营村种植业的历史与现状

　　第七节　毡匠营村的养殖业

　　第八节　毡匠营村非农产业的发生、发展与演变

　　第九节　毡匠营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第三章　毡匠营村的家族、家庭状况

　　第一节　毡匠营村的家族状况

　　第二节　毡匠营村的家庭状况

第四章　毡匠营村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

　　第一节　历史上毡匠营村阶级阶层结构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毡匠营村的阶层分化与新阶层结构的形成

　　第三节　毡匠营村各社会阶层的关系

第五章　毡匠营村的公共管理与公共生活

　　第一节　毡匠营村历史上的公共管理与公共生活

　　第二节　1949年以来毡匠营村公共管理组织

　　第三节　1949年以来毡匠营村公共管理组织的基本职能及其变化

　　第四节　1949年以来毡匠营村的公共生活及其变迁

　　第五节　公共管理和公共生活的发展趋势与面临的问题

第六章　毡匠营村的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

　　第一节　历史上毡匠营村的教育情况

　　第二节　1949年以来毡匠营村的教育事业

　　第三节　毡匠营村的文化事业

　　第四节　毡匠营村的卫生事业

　　第五节　毡匠营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的趋势与问题

第七章　毡匠营村生活习俗研究

　　第一节　节日民俗

　　第二节　民间信仰

　　第三节　婚俗

　　第四节　丧葬习俗

第八章　毡匠营村“外来媳妇”群体研究

　　第一节　“外来媳妇”落户毡匠营村的原因

　　第二节　“外来媳妇”在毡匠营村的适应能力

　　第三节　“外来媳妇”与毡匠营村居民的关系

第九章　毡匠营村家庭访谈问卷分析

　　第一节　人口与家庭

　　第二节　家庭财富

　　第三节　家庭问题分析237

　　第四节　村民对村干部及村工作的评价

　　第五节　村民生活与交往的问题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二节 毡匠营村的产业结构与变化

从清朝到民国这一段时期，毡匠营自然村生产结构发生着变化。制毡是毡匠营村的传统产业，制毡的原料是羊毛。制毡的过程分几道工序，包括挑选、清洗、挤、压等，最后形成类似褥子的产品，既可以说是毛垫子，也可以说是粗毯子。毡匠营自然村有乔氏家族和刘氏家族，是擀毡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擀毡技术是祖传的，工艺加工比较细，挤压平展，质量较好，当时受到人们的喜爱，尤其是得到蒙古族牧民的欣赏。

清朝末期，土默川地区农村生活条件非常落后，人们普遍买不起生活需要的毡制品，市场消费发生了贫困型饱和。毡匠营村的制毡人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手艺，开始到更远的地方寻找产品市场。村里部分毡匠发现，在较远的西拉穆仁草原，长期在那里生产和生活的蒙古族牧民们对毡制品非常感兴趣，于是便离开毡匠营自然村来到了西拉穆仁草原。在辛勤劳动和长期与蒙古民族交往过程中，他们和睦相处建立了友谊。蒙古民族是毡子的主要用户，因为游牧生产方式的特点是随季节和牧草而迁徙，不能在一个地方建、盖固定的住房，这导致了能够随时迁移式的住房——蒙古包的形成。蒙古包的主要制作原料就是毡子。毡匠营自然村部分匠人们抓住了这一市场，他们仍能利用自己的制毡手工维持着家业。他们不仅在呼和浩特市周边制毡，还到过四子王旗、达茂旗等地制毡。牧区羊毛充足为制毡业准备了基础原料，而较大的毡制品需求量则为他们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机会。但能到牧区加工生产毡子的也只有几户人家，其中有乔占全的父亲乔根，刘登计的父亲三海青。由于手工艺品产品生产者逐渐减少，产品生产制作基地从村里转移到了牧区，村里手工业制造与种植业生产相比呈下降趋势。这些原因又使得毡匠营自然村的许多手艺人放弃了自己的制毡技术，改为以粮食种植为主。这个时候，村里的产业结构就发生了变化。结果是，毡匠营自然村在清末出现了垦荒高潮，扩大了耕地面积。土地成了毡匠营自然村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清末以后农业种植已成为全村大部分村民基本生活收入的来源，农业成了村民生存的“命根”。只有个别制毡匠人把祖传的事业保留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成立前，虽然生活非常困难，但人均占有土地耕种面积相对来讲却不算少，甚至比内蒙古某些地区还要多些。据毡匠营村老人讲，当时一般家庭都拥有20亩左右的耕地，多一些的有40亩。但基本上是广种薄收，主要种一些杂粮谷子、糜子、黍子、豆子等，亩产粮食50斤左右，勉强够吃而已。当然，完全依靠土地的农民，对于自然的依赖也同等严重。为了祈求年年有收成，村民在村南建起龙王庙，来保佑来年的收获。

毡匠营自然村的土地较平坦，向西北方向看，能见到太阳落入地平面的壮观景色。从这种情景可以感觉到，这块土地很适合农业生产的发展。虽然有这些可耕地，但清末以后，毡匠营村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大的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奶牛养殖业的引进，才使得毡匠营村的生产结构出现新的变化。2002年奶牛养殖户已达到113户，占人户问卷调查户的51．6％。奶牛养殖业的发展，奶牛饲养户的逐渐增多，促进了玉米种植的增长，玉米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玉米秸和玉米成为奶牛的主要饲料。现在，全村90％以上的农田主要种植玉米。       P43-44

《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总编辑委员会提出，“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是继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之后，又一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协调的大型社会调查研究项目。”“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立项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社会学所、民族所、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单位的科研人员，根据“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确定的目的和任务，特别是关于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现状和发展有一个科学认识的目标，对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农村和嘎查(蒙古语，对村级组织机构的称谓)进行了分析，决定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伍什家乡毡匠营行政村作为调查对象，并组成了课题组，撰写了课题申请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于2001年6月正式同意立项。

自古以来内蒙古地区就是以畜牧业生产经营为主的区域。元朝初期统治阶层为了维护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允许种植业在内蒙古地区的发展。“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开始重视农业，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巩固新政权的紧迫任务。世祖忽必烈之世，北方和两淮地区，农业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江南和各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则有所发展”(李斡，1985)。“(1276年间)由于军人屯田之故，不独在北方统治地区，多少恢复了农业生产，而且在和林、杭海等地区和内蒙古若干地区也出现了农业”(唐启宇编著，1995)。“蒙古国建立初期，即有大批汉人迁往漠北。如史秉直以中原人口十余万户迁往土兀刺河(即土拉河)”(李斡，1985)。可见，在元朝初期内蒙古就有了开垦荒地的记载，粮食作物的种植已成为该地区的一种生产方式，农业经营开始普及和扩展。这些耕种土地的农民并不是蒙古民族的人，而是从其他省份迁徙来的汉族移民。到了明朝，“明世宗嘉靖年间，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驻牧丰州滩(今呼和浩特地区)，他实行鼓励农耕政策，妥善安置汉人定居务农，出现了以农耕为业的汉族聚居村落”(托克托县志编委会，2003)。“民国《绥远志略》称：绥远汉族的6／10，多来自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甘肃等省，多于有清中叶移来，山西人数居各省之首”(政协托克托县委、《托克托文史资料》编委会编，2003)。因为当时阿拉坦汗所属部队近三万人马，军粮供给主要是从山西用牲畜驼运，由于又费时间又费人力。山西潘台给土默特地区(今呼和浩特地区)拨过现款，由地方政府代买米面，所以地方政府专门开垦土地，为军队生产粮食，人称“代买米地”(荣祥、荣赓麟，1981)。先期迁移到这里的农民主要种植“代买米地”。他们的迁入，还伴随着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即农耕文化的引进。凡是以迁入居民积聚的村落，都带有浓厚农耕文化特征，产生了一种具有移民文化的现象，即文化的迁徙性。因此，迁移村落的形成，使此地区有了极强的农耕生产方式的渗透。这种迁移村落的形成使一些不同姓氏的家族逐渐生活在一个村落里，又给内蒙古地区农村增添了一种社区的形式，为内蒙古地区相对闭塞的区域文化、人文心理、风俗习惯与其他地区文化相互交往和沟通创造了一种平台；另一方面，迁移村落的人们在远离家乡异地，建立起另一个家园，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并产生了代表不同姓氏的群体领导人物。

内蒙古土默川大部分地区的村落都是这样集聚区。这种村落逐渐成为内蒙古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批移民的涌入，对土默特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显著的例证便是清代山西移民北上，不仅为‘归化七厅’地区带来了农耕技术与生活定居方式，还将自己的风俗、语言带到了塞外，在实际生活中形成了山西文化区域的向外延伸和拓展”(政协托克托县委、《托克托文史资料》编委会编，2003)。1946年内蒙古地区农业人口已占全区人口的88．8％，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1．4％(刘景平、郑广智主编，1979)。2000年内蒙古有10151个村委会，占农村牧区村委会的73．7％，农村人口11 83．84万人，占农牧区人口的86％，农业总产值占农牧业渔总产值的56．8％。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落已不是少数。从土默川平原托克托县的各乡村人口的民族构成情况看，所有村落都以汉族为主体民族(托克托县志编委会，2003)，其中又以山西等地迁移人口组建的村落占较大的比例。因此，以移民人口为主体、又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形成的村落，既有农村社会经济的特征，又增添了农耕文化融入草原生态系统中的一种新型文化形态，所以这种村落有别于土著形成的村落。虽然它们不是由自治区主体民族形成的村落，但对它们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深入探讨和了解农耕文化对融入草原地区的影响；可以成为研究国内农村人口大量迁移的历史资料；还可以帮助人们了解那些来到草原后农民的坎坷历程和发展轨迹，并对迁移到草原落户的农耕村落今后发展，以及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建设，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

再从学术的角度考虑，研究内蒙古主体民族社会形态的作品汗牛充栋，可是描述和研究内蒙古农村迁移人口的牛产、生活的学术著作却难得一见。本课题打算以迁移村落的历史背景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经过实地考察，来描述当前这种村落的经济社会人文状况，分析村落家庭和家族的关系，考察村落的民俗习惯，解释村落中的社会问题，从家庭、家族集团与村落三者结合的角度具体分析迁移村落内部社会结构的形成原因。同时考察这些移民村落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文化习俗与当地原有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

这种村落的历史较短，社会结构并不复杂，也不是《内发的村庄》导论划分的四种类型村落的某一种，而是具有自己的特点，即村落行政力量较大，但是集体经济落后。这种农耕村落虽然融入到草原地区，但是依然保留着农耕文化的特征。因此，本课题探讨的是那些拥有农耕文化的人，迁移到了草原地区，在一个基本上没有接触到草原民族的荒地上，建立他们的家园的历史过程与现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形式的融合只是人与地域的融合，还没有形成草原民族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特殊内涵。本课题想要探讨的，正是持有农耕文化的人与地域特征融合的特殊文化效应。从这些方面考虑，在内蒙古地区选择农业村落作为调查地点别有一番“风味”。经过一番权衡和对比，课题组决定选择以移民组成的农业种植业村落毡匠营，作为此次调查研究的对象。

毡匠营行政村所处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演变发展的过程，具有内蒙古移民村落的典型特征。对这个村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的描述和研究，也许能成为人们研究我国区域间自然移民问题的有用参考资料。这在中国百村调查课题中也算是独树一帜的案例吧。　　

在课题组启动过程中，课题组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县委、伍什家乡党委，毡匠营行政村村党支部、村委会的支持。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支持，课题组方得以顺利地完成选点的落实工作以及随后的整个研究工作。

课题组成员们经过三年多时间的团结一致，不怕艰苦，相互帮助，相互勉励，协同攻关，现在已经完成了该书的调查和写作任务。课题组成员的艰辛劳动，凝聚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这本书的出版也许能给关心农村、农业、农民的同仁、朋友和智者补充一份新的资料，也许可以成为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的案例。

在总结毡匠营村的调查报告时，课题组对中国北方民族地区的这个村落作一个小结：姓氏群体的杂聚性；居住方式的聚居性；组织结构的民主性；调节手段的礼俗性；经济形式的农耕性；资源渠道的自给性；生活方式的自由性；历史走向的迁移性。

在撰写此书时，发现农民遇到了一些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以前也存在，但是没有现在显得那么的突出。正是这些问题仍在阻碍着农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问题一，一家一户生产经营的农产品成本过高与国际农产品成本较低之间的矛盾。从当地农村实际状况和农民家庭经营能力来看，一户家庭最多可饲养奶牛8头，最多可耕种土地60亩。这两者还不能兼容经营，要完成其中的一种经营项目，这个家庭就必须有三个以上的壮劳动力，才能使生产正常运转。这是一家一户生产规模经营过程中，低成本运转较好的状况。现在村里有三个劳动力的家庭比例占33．9％，这还包括女劳动力在内。农业低成本运转是每个家庭追求的目标，也是确保生产正常运转的基础。如果达不到低成本运转的要求，就会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从而提高了农业成本。反之农业生产低成本的运转，就有可能降低生产投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只能在低成本的状态下运转，这样才能保证农民生存的基本底线。而村里低成本运转的家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现在国际上的农产品成本较低，国内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又组建了农业生产集团或联合体，降低了农产品成本，大大提升了农产品的竞争力。可是西部地区仍未改变过去的生产模式，农产品生产成本仍居高不下。所以，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制约着西部农民进一步提高收入的可能性，而这种状况日感突出，形成了西部农民无能力继续参与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

问题二，农民温饱的满足感与农民进一步增收之间的矛盾。吃饱穿暖在村里已不成问题，村民最感谢地是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这是他们吃饱穿暖的基本保证。从吃不好和吃不饱到吃饱穿暖，而且还可以有白面和大米吃，村民们已经觉得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追求更高的收入方面，他们认为自己还缺少很多基本条件。例如，缺少文化和技术知识；搞多种经营又缺少实践能力；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又缺少资金。因此，温饱的满足感在农民中成为村里的主流思想。他们认为吃饱穿暖和吃好穿好就可以的占到了被调查家庭的26％。农民同时希望乡、县加大对村里发展的投资，改变现在吃饱穿暖的状况。农民把村里的发展寄托在上级部门的投资上。但是只有11个家庭第一选择是扩大再生产，占被调查家庭的5％。村民们对继续发展缺少信心。这种满足现状和“等、靠、要”的思想，在生活还不宽余的情况下如此强烈，不得不让课题组深思。尤其，在问卷中问到他们最不满意的事情是什么时，有很多人回答是缺钱、挣不到钱、得不到扶贫救济款。村里没有资金是现实，但他们确实缺少把现有资源转化为资金的办法。如何解决农民知识比较贫乏和信息闭塞形成的对生活的满足状态，确实成了困扰农民增收的思想障碍。

问题三，靠天种地与提高农业基本建设之间的矛盾。课题组调查的村里有1／3的土地可以依赖黄河水灌溉，可是大部分土地仍然靠自然降雨。虽然水利灌溉提高了村民抵御干旱的能力，可是确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成本。有些村民的自家田可以得到水利灌溉，可是为了降低农业成本，也愿意把一年收成寄托在大自然给予的降雨上。当课题组问到这几年最不高兴的事情是什么时，村民说：最不高兴、最害怕的是自然灾害。因为一家一户的家庭对自然灾害抵御能力是相当脆弱。虽说有些村民对浇灌形成的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不愿意接收。但还是希望农田能抵御干旱的侵袭。课题组问到村里最急需解决的大事是什么时，村民在8项选择中最多的认定是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8项选择中最多的一项，占被访谈户的37％。农民既希望提高农业抵御灾害的能力，又担心农业成本的提高。西部农业生产正是在这种矛盾状态下徘徊不进。

全书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对毡匠营村进行了较系统的描述。毡匠营村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村落，它表现着浓郁的农耕文化特征。村里兼容了十几个民族个体文化的友善，还存留了山西民俗文化的内容，形成了与本地区生产和生活相结合的劳动区域。村民们在毡匠营村祥和自在的生存着，表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美好追求。虽说村里还不富裕，但他们满足于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经过几年对毡匠营村的接触，有了如下的看法：

(1)经济。毡匠营村的经济水平总体上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村内农业生产结构正在进行调整。农业经济作物种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还需要加强农业水利建设。毡匠营村应当组织农业机械股份联合企业，提高现有农业机械效率利用率不高的问题。奶牛养殖业的发展势头有增无减，应当组织奶牛饲养协会，降低奶牛饲养的成本，逐渐实现规模化养殖。发扬村里的手工业制造的优势，为有能力的匠人提供帮助，振兴非农经济领域。

(2)政治。毡匠营村的党组织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在村里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能够发挥基层组织的应有作用。虽然村里没有集体经济也没有集体收入，但是党的组织对村集体和群众的事情，还是尽心尽力地想方设法去办。这也表明了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的重要作用，党组织在政治上带领群众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并肩负着带领群众发家致富的责任。从村里基层组织的工作情况来看，遇到了很多组织发展中的困难问题，如村党组织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发挥作用的等问题。就是在如此不易的情况下，村干部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确实体现了基层组织对百姓淳朴的感情。村干部的这种性格与村的社会发展史有着紧密的关系，他们认为每一件事都关联着村民的融洽和谐，只有相互理解才能解决问题。他们继承了祖辈融入草原的精神，把这种精神化解为行动，实属不易。正是这种精神的存在才创造了一个和谐稳定的农业社区。

(3)文化。毡匠营村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村的历史迁移和兼容过程，是区域文化相互交往的表现，具有融合文化的内涵。毡匠营村的演变反映着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同区域文化内涵交融反映在同一个村落里，而且共同体现了以诚相待的文化特征。毡匠营村主要家族是从山西寿阳、偏关、朔县、怀仁、河曲等地迁移到内蒙古的，现在仍然残留着许多山西古老传统文化的特点和生活习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特点已有了新的变化，再加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的融入，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文化现象。它既不是山西文化的本体，也不是当地文化的翻版，它是一种随着时代变迁而形成的一种融合文化。它以特有的风土人情形式、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社会形态、思维方式等特色表现出来。由此凝结了几个不同区域的历史、地域、民族以及政治、生产、生活等社会文化的内容，形成了与本区域内社会文化不尽相同的文化，它具有个性，又具有共性。因此，村民们不管谁的祖籍在哪，都似为自己的兄弟姐妹，共享着区域里的生活财富。村里虽然有着不同的文化基础，但这并不能阻碍他们的相互沟通，在交往过程中他们消除了一些不协调的文化障碍，互相汲取着各区域文化的优点。他们不鄙视其他区域的文化，而是相互补充，组成了所在区域的融合文化。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村民们和谐相处，使得这个区域成为了一个具有自己特征的村落。这个区域里的村民们如同毗邻村落一样，共享着自然给予的阳光和雨水，他们已经实实在在的成为了草原上的村落。

课题组在撰写全书的时候，不仅仅了解了村里的情况，还相继走访了毗邻的几个村庄；走访了乡政府、县政府；还驱车1500多公里来到了“移民村”的老家山西省，走访了偏关县城关镇西沟村、忻州市秦城乡顿村；还参观了山西有名建筑“乔家大院”。通过对山西地区农民生活状况的对比，毡匠营村生产和生活确实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村里两地文化的特点都不明显，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融合文化内涵。

全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课题组组长苏浩为完成本课题想方设法筹集经费，尤其是得到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陈红艳所长主持的另一个课题的经费支持。在整个调查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吴团英书记、牛森院长、宝力格副院长、马永真副院长、陈恩波秘书长、办公室格日乐主任、张志华副主任、科研组织处暴雅艳处长、老干部处巴音毕力格处长等领导和同志们的有力支持，使得课题组在没有课题立项经费的情况下，正常完成了调研和写作工作。

另外课题组还要感谢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委办公室张主任、托克托县伍什家乡党委王书记、云乡长。更感谢毡匠营村村党支部书记张新俊、村委会主任张计良、村干部白裕、高羊换、乔永泉、高长命等同志无私的帮助，他们为课题组入村调查提供了许多便利的条件，与课题组的每一位成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此，课题组也感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人员双宝、其木格、德红英、艳春、高奎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老师陶玉坤、内蒙古党校老师贺静，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帮助课题组入村开展调查工作。课题组在调查和写作的过程中，还得到了乔吉研究员、乌恩研究员、白兰研究员、松布尔副研究员、潘建伟博士等专家学者的指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陆学艺教授始终关注着本书的写作工作。“中国百村调查课题组”总课题确定编委陈光金博士，对本书进行全面审改，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使本书稿件逐渐完善，为该书的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王颉副研究员、李国庆博士等认真阅读了全书，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并对该书进行了事实求是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马福伦先生积极努力，上下沟通为此书的审阅出版工作费尽心机。同时，还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教授的大力支持，才使本书能早日与读者见面。

在这里我们课题组向以上领导、朋友、同仁以及所有给予课题组大力支持的先生女士们表示真挚的感谢!这本书里同样也凝聚着他们的心血。

全书共分9章，序、第一章苏浩撰写；第二章石颖、阿尔泰撰写；第三章毅松撰写；第四章苏浩撰写；第五章苏浩撰写；第六章陈红艳撰写；第七章陈红艳、毅松撰写；第八章陈红艳、孟·格日乐撰写；第九章苏浩撰写；后记苏浩撰写。全书由苏浩统稿。毅松对书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书中的照片都由毅松拍摄。课题组成员陈恩波秘书长和孙晓刚副所长为课题组做了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并参加了社会调查，保证了课题组正常运转。在此，我作为课题组组长对于课题组全体成员的辛勤工作表示由衷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