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史书，集中描述太宗皇帝与群臣共同打造繁华帝国的重要关键，其中包括领导之术、人才之育、决策之方和修养之要等等，既是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建立空前强大的天可汗帝国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本《新解贞观政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了《贞观政要》对民本思想、廉洁从政、重才思想、广开言路、管理方略等治国为政策略的解释。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撰写的一部政论性的史书，它以记言为主，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等。此外也记载了一些当时实行的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书中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等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仁心仁政等领导方法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人才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等，至今都值得各级领导者、管理者借鉴。

《新解贞观政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诠释了《贞观政要》对民本思想、廉洁从政、重才思想、广开言路、管理方略等治国为政策略的解释。

第一章 《贞观政要》与民本思想新解

 舟、鱼与水之关系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贵顺物情

 “割股啖腹”说

 张玄素的论据

 李世民吃蔬菜素食

 弓喻

第二章 《贞观政要》与廉洁从政新解

 爱财

 “常惧”论

 戒奢

 防微杜渐

 钓饵

 “外助”问题

第三章 《贞观政要》与广开言路新解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镜”说

 态度问题

 “没意见”心理种种

 魏征的实话

第四章 《贞观政要》与重才思想新解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何以辨“堪否”

 论“德才”

 六正、六邪

 “马周”问题

 说“长”道“短”

 封德彝目中无人

第五章 《贞观政要》与管理方略新解

 何止“十羊九牧”

 不疑、不蔽、不私

 礼下与辱下

 拜谢什么

 制衡机制与监督意识

 赏善罚恶

 重视地方干部

第六章 《贞观政要》与依法治国新解

 “刑赏”别论

 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张蕴古之死

 杨誉竞婢

 贾崇案的反思

 程序问题

第七章 《贞观政要》与决策艺术新解

 日理万机，干纲独断

 令出惟行

 重在“谋势”

 房谋杜断

 略谈“力排众议”

 渭水桥头

第八章 《贞观政要》与以德治国新解

 诚信论

 戴胄断案

 豫让之见

 君子与小人的分野

 皇叔之怨

 带刀入阁风波

 魏征辩诬

第九章 《贞观政要》与学习型组织建设新解

 太宗谈读书

 文“化”人

 慎出文集

 不务虚名

 赵元楷其人

 不做“三旨相公”

第十章 《贞观政要》与自我修为新解

 提升十思论

 金玉论

 齐桓公现象

 谦虚简论

 “自知”与“知人”

 推动臣下

 慎言语

第十一章 《贞观政要》与以史为鉴新解

 洁本

 说“自传”

 触景生情

 错位

 走出沼泽地

 “古”鉴

 创业与守成

贞观元年，太宗谓使臣日：“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敌也。”

——《俭约》

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对侍臣说：“自古以来，帝王们凡是要兴建工程，必须顺应民心。从前大禹开凿九山，浚通九河，耗费人力非常巨大，却没有人痛恨埋怨，因为民心希望这样做，他集中了百姓的意愿。秦始皇营造宫室，人们常常指责批评，因为他是为了满足私欲，与民心不一致的缘故。”在这段对话中，所反映的思想，至今看来，也还是有价值的，那就是对“贵顺物情”有意或无意的崇尚和追求。“物情”也者，据《辞源》解释1.物理人情。2.众望，人心归向。因此，这句话通常可以理解为“重视顺应民心”。

李世民在这段议论中，采取了正反对比的手法，以说明“贵顺物情”之重要。同样是兴建工程，同样要耗费民力，大禹凿九山、通九河，但百姓并没有怨言；而秦始皇造宫殿、修陵墓，却搞得民怨沸腾。那么，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这是因为，前者是“物情所欲，众所共有”，而后者则是“徇其私欲，不与众共”。就是说，前者顺应了人民的意愿，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意志；而后者只为满足个人的私欲，背离了人民的意志，因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社会效应。

历代帝王往往过分相信自己的“天纵英明”，迷恋自己的“君权神授”，这种九五之尊、天下一人的心态和地位，使之产生了错觉，似乎只有权力才是一切，以至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现象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段，看起来好像不可一世，然而从历史长河的整个过程来看，个人不过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尘埃，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在社会发展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盛衰兴亡，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看问题，都是“顺民者兴，逆民者亡”。这从李世民反复提及的秦始皇和隋炀帝那里可以得到明证。

李世民这个思想，在其子孙那里，多多少少还是得到了贯彻，比如李隆基、李昂等等，不然唐代也不可能延续达三百年之久。在这里，尤应一提的是陆贽这个人。唐德宗(李适)建中四年(783年)，有一位后来成为丞相并被后世称之为政论家的陆贽先生。有一次，皇上李适问陆贽“以当今切务”，陆贽认为：“当今切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即治，唐代避高宗李治讳，以治为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趋，以靖邦家乎！”陆先生这段话，文字上没有多少生僻之处，可不需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审查群情”、“同其欲恶”等语，都是“贵顺物情”的意思，其主旨也就是要求即使是皇上这种至高无上的领导者也要重视人民的意愿。

在这里还有两句作为背景的用语，即“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陆贽在说这话时，其时代背景大致是这样的：由于边臣叛变，京城陷落，致使皇上“乘舆播迁”。也许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形势，才有这样一种认识吧！历史上的确不乏这样的先例，在生死未卜的创业时期，领导者往往显得开明通达；而在歌舞升平的守成年代，有些领导者往往显得愚昧昏聩。

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只有这些问题做好了，才有资格让群众发扬“奉献精神”，树立“大局意识”。只有什么时候将“企业有困难，职工怎么办”，“政府有困难，群众怎么办”这样的口号，颠倒过来，变成“职工有困难，企业怎么办”，“群众有困难，政府怎么办”，并切切实实付之于行动，群众才会真正树立起“大局意识”，发扬“奉献精神”，与各级领导者一起，群策群力，艰苦奋斗，风雨同舟。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