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鸟文学年选”将锁定纯文学的佳作精品，以其独具的民间视野，爬梳整理着文学的年度精品。它恪守纯文学阵地，坚持编选的民间视角，逐年梳理，逐年集萃，自成风格。

选本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它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因此，这套选本不奇异、不乖张、不空蒙、不小资，平实、亲切、生活、现场，就是它的特点。

林建法主编的《2012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精）》从中篇小说这个文学门类汇聚文坛权威作家，及时发布他们在2012年度创作的最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极具研究与保留价值、蕴涵文学精髓的中篇小说优选本。

太阳鸟文学年选，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发表于2012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林建法主编的《2012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精）》较多地关注了反映普通人生存状态、心理冲突的作品。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格 非 隐身衣

尤凤伟 岁月有痕

范小青 高楼万丈平地起

彭小莲 喧嚣背后的角落

荆永鸣 北京邻居

王 手 贴身人

畀 愚 暗夜

姚鄂梅 在人间

孙 频 祛魅

陈集益 哭泣事件

隐身衣

格非

KT88

早上九点，我准时来到了褐石小区的一幢公寓楼前。这个小区就在圆明园的东侧，北边紧挨着五环路的高架桥，因为轰动一时的“周良洛案”，它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变得尽人皆知。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我给八号楼的一个客户做了一台。KT88的电子管功放，用来推他刚买的阿卡佩拉书架箱。阿卡佩拉带喇叭花的Campanile，在北京城并不罕见，开声时高音单元闪着幽蓝的弧光，有点神秘莫测；可新出厂的这款书架箱，我只是在发烧音响杂志上见过照片。为了制作一台足以与她相匹配的电子管功放，我没日没夜地干了两个星期。但说句实话，能不能推出好声来，我心里可是一点都没把握。

秋已渐深，雨后的天空开始放晴。空气的能见度很高，仿佛你只要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圆明园探出院墙外的烟树和百望山的宝塔。如果再下一两场霜，西山一带的枫叶大概就要红了吧。可我的心情，却不像天气那么好。就在五分钟之前，我接到了姐姐崔梨花打来的一个电话。姐夫昨晚喝了太多的酒，他用大头皮鞋直接踹她的“要害”。今天早上，姐姐就开始尿血了。她的哭诉令人厌烦，我照例一声不吭。我倒不是不想安慰她，因为我感觉到她的哭诉后面，藏有另外的隐情。果然，哭到后来，姐姐忽然就对我说出了下面这一段话：

“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就行行好吧。我也不想这样。看在姐弟的情分上，你就可怜可怜我吧，算我求你了……”

她在电话中哑哑地向我喊叫，语调中既有哀求，也有愤怒。就好像用大头皮鞋踹她“要害”的，不是混蛋常保国，而是我似的。

我刚挂了电话，三单元的那扇防盗门就推开了。一个身穿灰色运动衫的女人，从门里探出半个身子，瞅了瞅我，又瞅了瞅停在门前的那辆泥迹斑斑的金杯车。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了那款KT88上，笑了。

“呵，还挺漂亮！”她随口说道。

你可以把她的这句话理解为一种礼貌的赞叹，也可以当成一种淡淡的揶揄。她说话的样子有点像玉芬。脸型和身材也像。我忍不住多看了她两眼，心里就有些恍惚，也有点伤感。我费尽心思制作的这台KT88，就搁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它那银灰色的机身，在早上清明的阳光下，熠熠发亮。

向我订购这台胆机的人，是她的丈夫。我是在去年十月底的国际音响展上认识他的，人很矜持，也有点腻歪。我只听说他是一位教授，具体是研究什么的，在哪所大学任教，我就说不上来了。他的主意一变再变。先是让我给他做一台EL34，机身差不多已经做出来了，他又打来电话，让我将它改成功率更为强大的KT88.  此刻，他正坐在光线黯淡的餐厅里，与一位朋友喝茶聊天。我抱着那台沉重的KT88，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并未中止与朋友的谈话，只是严肃地冲我微微颔首而已。据我跟教授们打交道的经历，我发现凡是有学问的人，总能轻而易举地让你自惭形秽。他的那位朋友呢，看上去也不是一般人。嘴唇上留着浓密的胡子，看上去有点像恩格斯。

女主人还算热情，她问我是愿意喝茶还是咖啡。我说随便，她就果然随便了起来。稍后端来的，竟然是一杯橙汁。我在摆弄机器的时候，她就趴在长沙发的靠背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的样子，怎么看都有点像玉芬。

其实，我的工作很简单：在机身上安上英国GEC的KT88电子管以及美国RCA的5u4整流管，然后测定一下它的工作电压，再接上讯号线和喇叭线，就算完事了。我注意到，那对阿卡佩拉书架箱离墙近了一些，就问她能不能调整一下音箱的摆位。一般来说，扬声器离墙太近，导向孔形成的反射和驻波，会让低频有些发闷，这是常识。还没等女主人搭腔，那位教授在餐厅里忽然扭过头来，朝我很不友好地喊了一声：

“别乱动！”

女人朝我眨了眨眼睛，吐了下舌头，笑着说：“就这样吧。别管它。他从不让人动他的东西。咱们，放首音乐来听听，怎么样？

“不急，再等一会儿。电源刚接上，机器还没有煲开。”

“呵，这么复杂！，'仍然是那种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揶揄的口吻。

我只得耐心地向她解释，为了让胆机发出好听的声音，预热的时间一般不能少于二十分钟，这是我的原则。她也是一位教师，在附近的体育大学教学生打排球。我简单地打了个比方，她立刻就理解了“热身”的重要性。

在等待机器烧热的这段时间中，我开始一张一张地翻看茶几上的那摞CD唱片。都是些过时的流行音乐。不是梅艳芳，就是张学友，当然还有蔡琴。其中大部分是盗版。我对客户们的音乐趣味没有什么意见。你是喜欢文艺复兴、巴洛克，还是浪漫派，抑或是爵士、蓝调，甚至是录音极其夸张的“鬼太鼓”或“打碎玻璃”一类的发烧碟，我一概都无所谓。可是，说实话，花上将近十五万元，购置一对小小的阿卡佩拉书架箱，用来听盗版的梅艳芳，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同时，我也悲哀地意识到，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耗费那么多的心力来使这款功放尽善尽美，简直有点自作多情。其实，若要听这一类的玩意儿，你只需花上五百元，到海龙电子市场，配一对廉价的电脑音箱就足够了。

当然，我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委婉地问她用什么唱片来试音？女人说，她无所谓。反正他们家全部的“音乐”，都在这茶几上。  教授和他的朋友仍然在客厅里小声地闲聊。一般来说，知识分子间的谈话，你是很难听得懂的。你听不懂也没啥奇怪的，但他们说话时那种郑重其事的腔调和口吻，却不由得你不着迷。那是一种能够让任何荒唐的观点立刻变得人情人理的腔调。比如说，那个长得像恩格斯的人，不知怎么搞的，忽然就夸奖起慈禧太后来。他说：

“幸亏当年慈禧太后贪污了海军用来造军舰的一笔款子，在西山脚下修建了颐和园。要不然，甲午硝烟一起，还不照样他妈的灰飞烟灭？由此可见，贪污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你不得不佩服慈禧她老人家的远见。经她这一折腾，且不说为我们留下了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单单是门票收入，一年下来是多少钱？我就住在颐和园的西南角，只要不下雨，我每天下午都骑自行车去园子里转转，从南如意门进去，从北宫门出来。二十年下来，嗨，四季美景，怎么都看不厌……”

一听他说起慈禧，我的精神突然为之一振。我的曾祖父曾进宫给慈禧唱过戏，还得到过她老人家赏赐的两匹绸缎。听他这么公开为慈禧翻案，我心里着实挺受用——再说，我也很迷那个园子，尤其是玉带桥附近的山水风光。只是近些年来，门票一涨再涨，屈指一算，我差不多已经有七八年没进去过了。关于慈禧，我祖父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听上去要比“恩格斯”客观得多。他说，慈禧的精明过人，自然是不消说的，但这个人，却没有大的识见，也就是说，小地方精明，大地方昏聩，不过一庸常妇人罢了。她没能把握住朝代更替之际的历史机遇，在选择保大清，还是保国家这件事上，她悲剧性地选择了前者，被人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一点都不冤枉。

P1-4

我们的乡野闾巷生活在运行

敬文东

同宫廷官衙和江湖山林相比，中国的乡野闾巷向来都是故事的集散地，是生活细节的稠密地带，也是小说最乐于聚焦的地方；它以其对事情超凡的生产能力，诱拐了小说的热情，激发了小说的动力，鼓励小说努力赢取自己的勃勃生机。收在本集中的《贴身人》（王手）、《北京邻居》（荆永鸣）、《哭泣事件》（陈集益）、《岁月有痕》（尤凤伟）、《喧嚣背后的角落》（彭小莲），刚好是对乡野间巷的正确呼应，是对乡野闾巷的鞠躬致敬。作为政府机关的临时工，崔子节（《贴身人》）拥有一份远低于地平线的卑微心愿：像常人一样，他也想通过对领导的细心照顾，对领导实施心理按摩术，换取正式公务员的身’份，将给他带来屈辱的“临时”二字彻底抹去，以至于不惜利用领导的瑕疵和弱点；从内蒙古来京城经营小饭馆的“我”（《北京邻居》），为租房费尽心力，更为如何同大杂院里的北京邻居打交道苦心孤诣、百般小心，但也由此见证了皇城根普通市民嘈杂、卑微甚至无助的胡同生涯，以及只能集体使用公厕的大杂院生活，而公厕是北京四合院的隐疾和暗疮；因为村子里要接待来自京城的老将军，因为“父亲”不被允许给老将军打麻糍（一种小食品）委屈得哭了起来（《哭泣事件》），短暂的哭泣居然出人意料地引起轩然大波，将一个家庭扯进了旷日持久的、向政府“讨说法”的活动之中，以至于“父亲”绝望之余不知所终；姜承先（《岁月有痕》）拒绝自己的前领导、他大半生灾祸的制造者和赐予者进屋小坐，让失望的前领导在回家路上不慎摔倒而中风，他因此整天为对方有可能提起的诉讼殚精竭虑、夜不能寐；一对夫妇（丈夫是盲人）开了一家按摩店，来这里享受按摩的人五花八门，经由他们在这个小小空间中的语言性表演，却让上海滩的市民们难言的生活嘴脸暴露无遗（《喧嚣背后的角落》）……

生活本身无所谓善恶，它的致命之处和令人难以忍受之处仅仅是平庸。正是这一点，跟作为空间形象的乡野闾巷恰相对仗，跟慢节律的时间形式正相吻合：它标定了小说内外一切人等的界限，让他们不能超越自己框定的范围，只能在乡野闾巷之中，享用他们需要“低保”才能勉强维持下去的生活。它让他们曾经试图飞翔的想象，早就从天空回到地面。平庸的生活是想象力的天敌；平庸在本质上，只允许芸芸众生贫弱的想象力停留在对他们卑微身份的解除上，那是高于地平线仅仅五毫米的渴望。在上述5部小说中，连主人公们犯下的错误都是平庸的，更不要说罪恶；而让平庸呱呱坠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难以沟通，是人与人之间广泛的误解，因为“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格非语）。“难以沟通”和“误解”构成了生活中难以克服的障碍；障碍趁机成全了小说叙事的内驱力；内驱力则促使5部小说的作者将主人公们令人窒息的生活给呈现出来。主人公们游走于乡野或间巷，满怀焦虑，紧皱着眉头，却始终没有弄明白，他们能在作者的笔下或键盘上得以诞生，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制于生活本身固有的平庸特性。

谣言或流言广泛出没于乡野闾巷，不断探出自己的小脑袋：它需要彰显其端部和凛凛威风；谣言或流言不仅是平庸特性的组成部分，有时候，也是小说叙事得以成立的零部件。“父亲”的“哭泣事件”在村民们添油加醋的言说中，被窃窃私语地无限放大，被嘈嘈杂杂地过度阐释；小说则在对过度阐释本身的描述中，一步步将令人心焦的情节给描摹下来，让小说显得既自然、直白，也把乡野闾巷之生活的平庸特性完好地呈现出来。李林燕大学时代在一次诗歌会议上，将处子之身，献给了一位旅美中国诗人，那个以诗歌名义四处猎艳的国际诗歌流氓。她幻想着这个男人能将她从吕梁山区一所乡村中学接到美国去生活。但她因为不懂得“秘密是言语的封条”[梭伦（So一]on）语]的深刻含义，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一位女同事，女同事则将这个秘密转手泄漏给其他人。从此，李林燕被全校师生一致当作怪物来看待（孙频《祛魅》）。她的悲剧人生，一半来自对生活不切实际的幻想，对诗歌不计代价的痴迷，一半来自流言的叙事性功效。对流言本身的描摹，成全了小说创作；流言的叙事性功效，则促成了李林燕的悲剧人生，让她最终成为一名杀人犯——但连这样的悲剧人生也是平庸的，甚至承担不起必要的叹息和眼泪。前领导摔倒、中风事件，在邻居们口口相传中被无限放大，促成了姜承先的唉声叹气和内心焦虑，促成了整个姜家的巨变。在小说结束时，焦虑仍处于可持续性发展之中：流言或谣言让读者读完小说后，仍然对它拥有的叙事学功能满怀期待——官司会打吗？姜承先会赢得官司吗？群众将对官司采取何种姿势的传言？乡野闾巷中满是这种言语性、声音性的子弹，它射中了主人公的命运，修改了主人公的人生走向，也滋补了小说的叙事能力。

平庸的生活有时候倾向于激发邪恶之心的产生，但邪恶之心并不外在于生活的平庸特性：它本身就是对平庸的绝佳证明，更是平庸用以突出自身的极端形式。一个颇有姿色的年轻尼姑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或“造反派”强制还俗，在不义的世界上，遭到过包括强奸在内的种种屈辱，却始终卑微而满怀善意地活着。她发现，善意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境遇上的好转，让她获得善意的回报，还给关心她的人捎去了灾难。梦醒之后，她开始以恶意的行为，小幅度、小尺寸地报复社会，最后在无望的挣扎中痛苦地死去（姚鄂梅《在人间》）。但跟李林燕一样，她的悲剧人生仅仅是对平庸生活的正确呼应，谈不上任何创造性，只因为乡野闾巷是一个“无边的苦海”（a sea of trotJbles）；而被乡野闾巷散养和圈养的子民，仅仅是一些生活在“社会垃圾堆上的人”[博·赫拉巴尔（Bohuml Hrabal）语]。至于为了拆迁一座具有文物性质的建筑物以利于房地产开发，“我”接受公司任务，四处寻找证据否定建筑物的文物性质（范小青《高楼万丈平地起》），在所谓“转型阶段”的中国，更是了无新意。从修建高楼大厦的过程中，敲诈充满金钱意味的快感，是所有奸商都乐于遵循的最一般的结构性模式；而“中国”的英文单词（chlna）早就可以被译成“拆哪”，它在声音性的氛围中，道破了“转型阶段”的本质。生活的平庸性质，并不因金钱的多寡改变其身位与水准；倒是《高楼万丈平地起》的叙事速度跟现实生活中拆迁的速度恰相对称，让人体会到小说家处理素材和建构小说的才华。乡野间巷慢节律的时间形式在快速的叙事中得以打破，给生活的平庸特性添加了奇异的裙边，涂抹了一道晚霞一样的光晕，让小说显得格外打眼。

革命、抗日、卖艺、诡异的人生路径、上海滩的江湖帮派争斗、中日间的谍报战、血腥的杀戮……齐聚在弱女子瑞香身上，这就是畀愚的小说《暗夜》讲述的故事。在午睡一样安静的叙述中，刀光剑影、阴谋机心得到了表面上的弱化；但吐气若兰的叙事方式反倒将江湖的险恶、妻妾间的猜忌、帮派大佬间的恶斗于不动声色中，推向了高潮。这是一篇令人欣喜的小说。它似乎要为乡野闾巷制造时间的突变形式，故意要冒犯生活的平庸特性，但最终，反倒更加深刻地凸显了生活的平庸本质：一切情势，都在不动声色的乡野间巷的掌控之中；一切有“声”有“色”的故事，都逃不过乡野闾巷的不动“声”“色”。但小说恰好在这个悖论性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功；并趁机为2012年的中国文坛，贡献了自己微薄的力量。

事实上，当代中国的小说叙事亟待滋阴壮阳，因为太多的小说动用了极为简单的叙事方式；太多的作家放弃了写作上本该具有的难度。现代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的一个打眼之处，就在于现代小说较之传统小说必须具有复杂性。这并不仅仅因为我们的生活比古人的生活更加晦涩和复杂，也是小说自身发展的需要：小说不再是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更在于叙事方式的复杂化：小说叙事也需要“心灵完善”（the perfectlon 0f the soul）或“精神完善”（spiritual perfection）。或许格非才配称小说叙事方面最为复杂的中国当代作家；《隐身衣》之所以成为杰作，跟他对叙事复杂性的自觉追求有很大的关系。必须要承认：肯定有一种随时间而来的愚蠢，但也肯定有一种随时间而来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能帮助作家以更为复杂的叙事，应对越来越晦涩难缠的乡野闾巷生活，还能帮助作家解除对某些语词、句式的过度依赖。叙事的复杂性并不体现在语词和句式上，甚至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完善的心性、被智慧包裹住的心性，是艰苦修行之后的悟道，是对生活之本质的恍然大悟。《隐身衣》对叙事复杂性的追求，已经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乡野闾巷中的生活细节在迷宫样的叙事中，得到了羊肠小道一般的呈现，故事情节在每一个稍纵即逝的转弯处，都被叙事有意扭曲，并被押送到令读者绝对意想不到的路径。和格非的几乎所有小说一样，《隐身衣》仰仗复杂的叙事，仰仗叙事对读者之期待视野的高度冒犯，在故事情节的被迫转向中，将生活的平庸特性打翻在地。这是小说的胜利，但首先是叙事本身的胜利，是2012年中国文坛取得的胜利。

2012年是传说中人类毁灭的年份，但中国的乡野间巷依然在自我运行，依然在制造家长里短的生活细节，生活的平庸特性依然寄存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等待小说去征引、去汲取。而这篇简短的文字，就是遵建法师之命，为来到纸面上的乡野间巷生活以及它的平庸特性所发表的小感慨，惟愿建法师能够接受他给我布置的这篇小作业。

2012年11月，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