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鸟文学年选”丛书将锁定纯文学的佳作精品，以其独具的民间视野，爬梳整理着文学的年度精品。它恪守纯文学阵地，坚持编选的民间视角，逐年梳理，逐年集萃，自成风格。

选本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它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因此，这套选本不奇异、不乖张、不空蒙、不小资，平实、亲切、生活、现场，就是它的特点。

本书为林建法主编的《2006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精）/太阳鸟文学年选》，是丛书之一。

太阳鸟文学年选，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发表于2006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林建法主编的《2006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精）/太阳鸟文学年选》，较多地关注了反映普通人生存状态、心理冲突的作品。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乡土人迹

春天来到昙华林

家道

母亲

霓虹

第三地晚餐

忆秦蛾

仿佛依稀

小男人

世界

打火机

向北方

我笑他太老腔老板，劝他不必过于固守男女之防。

好吧好吧，就算男人的脑壳不金贵了，可以由婆娘们随便来挠，但理发不用剃刀，像什么话呢？他振振有词地说，剃匠剃匠，关键是剃，是一把刀。剃匠们以前为什么都敬奉关帝爷？就因为关大将军的功夫也是在一把刀上，过五关，斩六将，杀颜良，诛文丑，于万军之阵取上将军头颅如探囊取物。要是剃匠手里没有这把刀，起码一条，光头就是刨不出来的，三十六种刀法也派不上用场。

我领教过他的微型青龙偃月。其一是“关公拖刀”：刀背在顾客后颈处长长地一刮，刮出顾客麻酥酥的一阵惊悚，让人十分享受。其二是“张飞打鼓”：刀口在顾客后颈上弹出一串花，同样让顾客特别舒服。“双龙出水”也是刀法之一，意味着刀片在顾客鼻梁两边轻捷地铲削。“月中偷桃”当然是另一刀法，意味着刀片在顾客眼皮上轻巧地刨刮。至于“哪吒探海”更是不可错过的一绝：刀尖在顾客耳朵窝子里细剔，似有似无，若即若离，不仅净毛除垢，而且让人痒中透爽，整个耳朵顿时清新和开阔，整个面部和身体为之牵动，招来嗖嗖嗖八面来风。气脉贯通和精血涌动之际，待剃匠从容收刀，受用者一个喷嚏天昏地暗，尽吐五腑六脏之浊气。

何师傅操一杆青龙偃月，阅人间头颅无数，开刀，合刀，清刀，弹刀，均由手腕与两三指头相配合，玩出了一朵令人眼花缭乱的花。一把刀可以旋出任何一个角度，可以对付任何复杂的部位，上下左右无敌不克，横竖内外无坚不摧，有时甚至可以闭着眼睛上阵，无需眼角余光的照看。

一套古典绝活玩下来，他只收三块钱。

尽管廉价，尽管古典，他的顾客还是越来越少。有时候，他成天只能睡觉，一天下来也等不到一个脑袋，只好招手把笑花子那流浪崽叫进门，同他说说话，或者在他头上活活手，提供免费服务。但他还是绝不煽油和染发，宁可败走麦城也绝不背汉降魏。大概是白天睡多了，他晚上反而睡不着，常常带着笑花子去邻居家看看电视，或者去老朋友那里串门坐人家。从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到白居易的“此恨绵绵无绝期”，他诗兴大发时，能背出很多古人诗作。

三明爹一辈子只有一个发型，就是刨光头，每次都被何师傅刨得灰里透白，白里透青，滑溜溜地毫光四射，因此多年来是何爹刀下最熟悉、最亲切、最忠实的脑袋。虽然不识几个字，三明爹也是他背诗的最好听众。有一段，三明爹好久没送脑袋来了，让何爹算着算着日子，不免起了疑心。他翻过两个岭去看望老朋友，发现对方久病在床，已经脱了形，奄奄一息。

他含着泪回家，取来了行头，再给对方的脑袋上刨一次，包括使完了他全部的绝活。三明爹半躺着，舒服得长长吁出一口气：“贼娘养的好过呀。兄弟，我这一辈子抓泥捧土，脚吃了亏，手吃了亏，肚子也吃了亏呵。搭伴你，就是脑壳没有吃亏。我这个脑壳，来世……还是你的。”

何爹含着泪说：“你放心，放心。”

光头脸上带着笑，慢慢合上了眼皮，像睡过去了。

何爹再一次“张飞打鼓”：刀口在光亮亮的头皮上一弹，弹出了一串花，由强渐弱，余音袅袅，算是最后一道工序完成。他看见三明爹眼皮轻轻跳了一下。

那一定是人生最后的极乐。

P2-3

文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是谁也否定不了的，甚至它的趣味、风尚与手法与社会也有着共时性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之所以让我又一次拾起这古老的论题，是因为连续阅读了《母亲》、《家道》、《向北方》等一批中篇小说，它们是林建法先生从2006年发表的中篇作品中遴选出来的。我当然不能说2006年的中篇都是这样的思想与艺术风貌，但有这么多的作品关注大致相似的问题，表现出相似的艺术取向，还是令人惊讶的。我一直以为一个年选应该在好作品主义的前提下以开放的胸襟尽可能阅览天下美文，并以此伸张自己的理想，同时以集中表达的方式强调某种立场与理念。显然，今年林氏中篇选本在调试一个和声，他用这个和声在表达一个主题，从而使一个文学年选成为一个年度社会心理分析白皮书。

文学再次成为人们感知社会的敏锐触角。想对当下的社会风尚进行整体性的描述是相当困难的，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事实上，目前人们似乎更关心自己身边的事件，连同学界的表达，也不太愿意大而无当地关心问题与主义的宏观论题，具体、功用、学科等等都体现出分工愈来愈细的技术主义倾向。这其实已经是当今社会行为的表征之一。虽然国家政策在进行努力，但发展的欲望依然作为最根本的动力澎湃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效率化、数字化、工具化、制度化正在规约着个体与社会的各种行为，程度越来越高的市场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特别是获取生活资源的途径，并且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物质、使用价值、可操作性、速度、兑现等等已成为社会生活中重要的指标。对于这样的社会而言，许多东西是要被遗忘的，许多东西则要作为包袱被抛弃、被转嫁，当发展制造着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的时候，也引发了社会阶层深刻的变化与震荡，被人忽视的机会成本与隐匿状态下的资源的分配加剧了这个社会财富的积聚与流‘动，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别，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催动着消费的攀升，极大地解放与刺激了人的欲望，它所引发的冲动如洪水一样摧枯拉朽般地冲击着这个国家几千年的文化习俗与道德体系，迅速地改变并重构起新的人伦关系，情感、诗性、血缘、自然、节俭、谦让、羞涩等等，或者被商业化地利用，或者成为奢侈品与垃圾鲜有顾及。所有这些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被讨论、被关注，但是其后的效率原则使这种讨论连讨论者本人都感到索然寡味，而当时间推移到90年代以后，它们干脆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说得夸张与严重一点，它们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只有文学，只有艺术，对此保持着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就开始了对现代化的反思。这股有着浪漫主义传统支撑的美学思潮在刚刚启动的现代化面前采取了反向的思维方式，他们看到的不是迎面扑来应接不暇的一个个新事物，而是迅速消失的一个个旧日景象，传统的文化、乡村，旧日的都市、民风和与之对应的传统价值与心理结构成为这股美学思潮反复书写的对象。而其后的新写实，虽然身体转过来了，但是它看到的是现代化灯影下世俗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好像被现代化遗忘了，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油米酱醋，日常生活，时常仿佛停滞了，在显示世俗生活静穆的力量与巨大惯性的同时，也发掘出其惰性与贫贱的一面，而更重要的是新写实引入了现代性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日常生活与市民阶层以及其他社会底层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细致的刻画。随着新写实的深入，原先的日常生活力量显出了颓相，它们被冲击，被瓦解。现代化的震荡波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即使是缺乏社会地位与舞台的平头百姓，也一样被激发起了梦想，同时与梦想相伴的，是在财富面前的窘相、焦虑、暴躁、惊慌失措、沮丧与无助弥散在新写实的作品中，成为这些作品小人物的特征性表情。再接着的是现实主义冲击波，事后，曾有大量理论对这股创作思潮进行过反思，并且将其与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进行严厉的对照，指出其赢弱屈从的一面。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现代化的牺牲品毕竟是这股思潮着力表现的对象，比起新写实主义，他们已经正面触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经济改革，体制转型，都有不同侧面的表现。更重要的是，那些改革与转型中的利益付出者被他们反复书写，下岗工人、失地的农民、没有工资的教师、被改革车轮裹挟着处于矛盾状态中焦头烂额的基层干部，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们是现代化进程中被抛弃的对象，是现代化进程付出的成本。现在看来，问题可能出在现实主义冲击波这批作家的创作态度上，他们选对了表现对象，却未能采取恰当的主观意图，所谓“分享艰难”显然夸大了这些弱势群体的地位，模糊了社会的责任主体，将其视为体制的利益共同体了。

这一简单的回顾足以说明某个问题，我们可以对新时期文学有许多的不满，但它毕竟承袭了文学自远古以来的基因，“诗可以怨”，文学总是充当着不合时宜的角色，总是关注着自己时代的创痛，自己时代的溃败之处，关注着失败与不幸的人群，守护着人们最柔软的深处。从这个角度讲，文学似乎又是远离社会的，它在远处，打量着这个社会，在社会的中心、在社会的热闹处没有它的影子，它也与社会事件无法共时性地存在。我们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文学是从时代的忽略与遗忘处出发的，寻根是对失落的文明的复现，新写实是对日常生活忽略的抗拒，现实主义冲击波意外地唤回了被放逐的底层。而今天，新世纪的小说则将笔触探向了这个社会无法看清的暗处，无法顾及的柔弱处，无法明确的病痛处，它们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些社会的硬件与结症，不是腐败、改革的难题、公平与效率等等，它们是一种氛围，一种心理，是我们的感受与我们的内心生活。

……

可能有人会奇怪，当我们认为从2006年的不少作品中读到了我们时代_的内心生活，但是，除了个别作品极少有人使用心理分析小说常用的方式。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的直接心理形式（梦幻、无意识）与精神病形式（错乱、白日梦、强迫……），以上作品大都采用第三人称的外部视角，即使有一些第一人称，也大都放在叙事人的位置，最接近心理分析方式的是曹征路的《霓虹》，它是准日记体，但叙述的重点仍放在人物的外部行为上，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作家们虽然关注内心，但外部依然是作家们无法放弃的，因为外部现实是所有内心生活的开始，或者，他们对心理分析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荣格认为，真正有心理分析价值的恰恰是这样的一些作品，“作者并没有对他的人物作过心理学的阐说，……缺乏心理旁白的精彩叙述……故事建立在各种微妙的心理假定之上，它们在作者本人并不知道的情形下，以纯粹的和直接的方式把自己显示出来，诉诸批评的剖析。相反，在心理小说中，由于作者本人试图对他的素材重新加加工以使它们脱离其原始天然的水平，达到从心理学高度加以解释说明的程度，其结果往往遮蔽了作品的心理学意义。”荣格将这一类型称为“心理的”，而把那种以直接心理方式写作的作品称为“幻觉的”，他认为作家所要做的就是注重“经验这一广阔的领域，来自生动的生活前景”，作家只要“在心理上同化”这些经验，“把它从普通地位提高到诗意体验的水平，并使它获得表现，从而通过使读者充分意识到他通常回避忽略了的东西，和仅仅以一种迟钝的不舒服的方式感觉到的东西，来迫使读者更深刻地洞察人的内心。”因此，从此前的文学思潮演变史来看，直接的心理形式可能表明了作家们更在乎这些形式在文学表达上的美学效果，而外在经验的方式反而说明作家们更在乎我们的内心世界。对这一艺术选择的辨析不仅在于讨论这些作品的创作动机与审美取向，也在于坚定我们的判断，即在2006年，一些作家，或林建法通过一些作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在繁荣的另一面正在发生贫穷、伤害、威胁，我们应该关心我们愈来愈糟糕的内心生活。

2006.11.15 龙凤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