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以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为题材背景撰写成的长篇小说。

本小说巧妙地发挥了“日记文学具有记录性和小说性”的特点，把重松一家三口的日记和多种旁证材料，用夹注和补记的形式，向读者展现了广岛原子弹爆炸时的情景：瞬刻之间，暴风和闪光摧毁了整个广岛，眼前是一片废墟，到处是累累尸骨，城市在混乱中燃烧，人们在仓皇中逃命。可是，这杀人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谁也无从知晓，大家都处于虚脱状态之中。小说在描述了这一中心内容的同时，也旁及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进行的祸害人民的战争。

《黑雨》是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为题材背景撰写成的长篇小说，最初以《侄女的婚事》为题，从一九六五年一月起在日本《新潮》杂志上连载，八月以后改题为《黑雨》，到第二年九月才刊载完毕。成书出版后，是一部很受文学界重视和读者喜爱的小说，获野间文学奖。

书中主人公闲间重松，原在广岛一家军需公司工作，原子弹落在广岛，强烈的光辐射灼伤了他的脸部，大火烧毁了他家的房屋，他所在公司的工厂也停了工。但他一直拖着患有原子病的身体，在广岛的废墟上来回奔波，处理各种善后工作，包括临时充当和尚，学着念经，去为死难者超度亡魂。他先把妻子繁子和养女(侄女)矢须子送回老家小自村，自己直到八月十五日天皇发布了投降诏书之后，才被遣散回家，在乡下借养鱼来排遣病中的苦闷。然而，几年来，他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体，而主要是侄女的婚事。因为谣传矢须子在广岛被炸时遭到了原子能的伤害，怀疑她患了原子病。尽管几次有人前来说亲，但一听到这风声，人们就担心害怕，不愿再谈下去。这对一个少女来说，该是多么大的刺激……

最近几年来，小畠村的闲间重松为侄女矢须子的事，心里一直感到很沉重。他觉得不光是这几年，今后也得承担这难负的责任，像是欠了人家两三重的账一样。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矢须子的婚事遥遥无期。情况是这样的：有人谣传矢须子在战争后期，被征用在广岛市第二中学服务队炊事班工作。这一来，在广岛东边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小畠村的人，就都传说矢须子是原子病患者，还说重松夫妇把这事给隐瞒起来了。因此没有人敢来提亲。来说媒的人，听到这个谣传，也都一个个推脱掉，不愿再往下谈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那天早上，广岛第二中学服务队，是在广岛市西部的一座叫做天满桥什么的桥上，听取训辞时挨炸。就在那一瞬间，学生们全都被灼伤，可是，带队的教官还让全体学生一起用低音唱《到大海去……》的歌。刚一唱完，他就宣布“解散”，自己带头跳到了涨潮的河里，全体学生也都跟着往下跳。只有一个学生好不容易逃了回来，告诉了以上的情况，据说这个学生过后不久也死了。

人们认为，这是从小自村出去的“挺身报国队”队员从广岛逃回之后说的。可是，说矢须子在广岛第二中学服务队炊事班工作，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退一万步说，就算她在炊事班工作，炊事班的女子，按理也不会到唱《到大海去……》歌的现场去的。矢须子在广岛市郊古市町的日本纤维股份公司古市工厂里工作，当富士田厂长的传达和收发。日本纤维股份公司和第二中学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矢须子进了古市工厂以后，一直住在广岛市千田町二条八六二号重松夫妇的家里，而且和重松一起乘开往可部的电车，到同一个工厂去。这与第二中学也好，服务队也好，根本不相干。只是第二中学有一个毕业生，是出征到中国华北去的军人，因为慰问袋的事，给矢须子寄来了一封过于郑重的感谢信，过后不久，又写了五六首歌寄来。重松还记得矢须子把它拿给老伴看，老伴说：“矢须子，这就是常说的相闻歌吧。”别看老伴上了年纪，说这话时，脸都红了。

有人认为，战争期间，根据军部的言论统制令，禁止散布流言飞语，用巡回告示牌的形式和其他办法，限制了人们的言论自由。可一到战后，什么拦路抢劫啦，强盗啦之类的谣传；什么赌博啦，军部囤积物资啦，一夜成了暴发户啦一类的传闻；还有关于占领军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流言飞语，却一下子泛滥起来。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事在不知不觉中全都被人们忘掉了。关于矢须子的谣传，如果也能这样被人遗忘，那该多好。可是，事情并非如此，每当有人来谈矢须子的亲事时，说她在广岛第二中学服务队炊事班待过的谣传，就又散布开来。

起初，重松曾经想过，究竟是谁散布这种谣言的呢？得把那个元凶找出来。可是，在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在广岛的小畠村的人，除了重松、老伴和矢须子之外，只有属于“挺身报国队”的青年和服务队队员。“挺身报国队”由县内各郡征集来的青年组成，他们担负着广岛市内的防火和强制疏散民家的任务。小自村的青年被编在神石郡和甲奴郡混合部队里，取名为甲神部队。他们的任务是拆毁民房。他们把房子的所有柱子用锯子锯断八成，再用粗绳套住大梁，二三十人一起使劲，把它拉倒。平房比较难倒，“嘎嚓嘎嚓”地响一阵之后，才倒下来。二层楼房比较容易，“哗啦”一下就倒了。不过尘土飞扬，在五六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人不能靠近。可是，甲神部队的人和服务队队员到达广岛的第二天，在即将投入作业的时候就挨了炸。除了当场被炸死的之外，全都烧得满身是伤，被收容在广岛附近的三次，庄原、东城等地。为此，小自村派出消防团员，乘坐木炭车，出发到广岛被烧毁的地方去，接着在停战的那天早上，义务劳动的青年团员到三次、东城的临时收容所去寻找伤员。义务劳动的青年团员出发之前，在青年团代理团长出席下，听取了村长的饯别致辞：

“诸位，值此战时繁忙之际，有劳诸位大驾。我没有多少话好说，你们将要接回来的伤员，因为都是全身烧起了泡的人，所以希望你们多加注意，不要给伤员再添加痛苦。敌人使用了所谓的新式武器，空袭了广岛市，几十万无辜的广岛居民，一瞬问被扔进了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据从广岛逃回来的‘挺身’队员说，新式武器投到广岛市的时候，一片‘救救我，救救我’的哭喊声，几十万人的声音，如同从地底下进发出来一样。我从广岛回来时，看到整条福山街变成了一片瓦砾，城堡上的天守阁，嘹望楼都被烧毁了。所谓战争，原来就是这样，使我感到心中阵阵绞痛。可是，不管怎么说，战争正在进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你们作为义务劳动团的团员将去接回战友，唯有这作为不停进击的标志而带去的竹枪，希望注意千万不要丢失。现在，当此为你们送行之际，天既未明，灯也不点，就这样说说我为你们饯行的话，实在遗憾之至。但鉴于时局，希望大家谅解。”

村长的这番演说一结束，就面向被欢送的八十多个人举起双手领头高呼：“那么，为欢送义务劳动团员奔赴征途，让我们三呼万岁吧！’”

义务劳动团员编成三队，分别奔赴三次町、庄原町和东城町。大家跟在马车后面默默地走着。到东城去的一队，走到大致位于小自村和东城两地正中间的油木町时，就在路边农家的廊檐下坐下来吃中午的盒饭。当时，房子里的收音机传出了重要广播，大家一时都默不做声了。

“早晨村长那番欢送辞，实在太长了。”一个赶车的人这么说。这一来，话匣子打开了，大家就为什么要带竹枪一事议论了一番，最后决定作为礼物，把竹枪留给借廊檐给他们休息的农家。

东城町的收容所是临时凑合用的旧房子，里边有两个监护人。可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被炸的人在铺席上乱滚，脸都烧烂了，分不清谁是谁，其中有的人该长头发的部位却光秃秃的；有的人只有在看上去像用头巾包过的部位还有点好皮肤，两个腮帮子就像老太婆的奶头一样耷拉着。但受伤者的耳朵却还能听得见，所以我们一边一个个地问他们的姓名，一边在光着身子的人的皮肤上用墨汁写上姓名，对那些身上还挂着几丝破布条的人，就把名字写在那破布上。受伤者痛苦万分，又是哼又是滚的，来回直折腾，这样做虽然简单了些，但不这样做就分辨不出人来。

“医生在干什么？医生不做治疗吗？”P1-3

为了历史的记忆(代序)

这篇“战争系列文集”的总序，原本是请大江健三郎先生写的，受文集责任编辑的委托，2007年12月7日，我在东京郊外的大江宅邸拜访先生时，可能因为当时交谈的内容太多，也可能是我没把这个请求说得更为详尽，总之，在收到先生转来的“序文”时，才发现是为本文集收入的《广岛札记》而写的作者序。当然，就像读者在随后的阅读中将会领略到的那样，那是一篇非常出色的序文，可问题在于文集付梓在即，于是仓促间，我只好斗胆僭越，为这套文集撰写主编总序。

这套文集缘起于大江健三郎先生对南京的一次访问。那是2006年9月12日至13日，是先生对中国进行第五次访问期间的一个重要安排。先生此前在寄给我的信函中曾提出：“……我当然要访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要调查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战争罪行。”到达南京大约两个小时后，我们就陪同先生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时该馆正在扩建，在江苏省外办的妥善安排下，以最大热情接待了中国人民的这位老朋友。在馆长朱成山先生引导下，大江先生参观了尚能开放的文物以及受害者遗骸原貌后，便与两位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老人一起坐在了纪念馆会议室里。

幸存者之一的夏淑琴出生于1929年，对当时年仅七岁的她而言，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始于1937年12月13日上午。她用尽可能平和的语气对大江先生叙述了那个让她终生难忘的噩梦。她的全家七口只有她和四岁的妹妹幸存下来。另一位幸存者姜根福老人当年九岁，全家躲藏在郊区的一处芦苇荡里，却也没能逃过这场浩劫。在几天之间，全家只剩下姜根福和他的五弟。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访谈给先生的身心带来极大震撼，他被搀扶着躺靠在车座上，已经服用了急救药品的他愤怒地反复呻吟道：“没有人性！太震撼了！没有人性！太震撼了！……。”医护人员在仔细检查之后认为，先生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建议中止他在南京的所有活动，但是倔强的先生只同意取消当晚由当地政府为他准备的欢迎晚宴，坚持翌日按计划出席南京师范大学的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七位长期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从实际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发现，那些幸存者们正在努力地从战争的阴影里解脱出来，走向宽容，并已经开始跨越历史，希望永远不再发生历史的悲剧。

在回应中国学者的发言时，大江健三郎先生沉痛地表示，中国学者所提到的宽容“让我深受感动。我要把这个宽容告诉日本的年轻人。作为被害者方面，他们在用宽容来理解和思考问题；而作为加害者方面，如果不能深刻和认真地思考自己的责任，自己的残虐，自己的侵略，自己的罪行，这种宽容就无法达到原本所期待的目的……我理解各位先生研究中所提到的宽容，我要更好地进行自己的研究，以回报这种宽容”，同时先生还尖锐地指出：“那些人(日本官兵)在南京和上海能够做出那种没有人性的事情，可当他们回到日本，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共同体的时候，他们又变成一个普通人，至少在别人看来，他们还是一个普通的人。那么，那些人是怎么成为这种状态的人的？关于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些人将来如果再度打到中国来，他们还会做出那些没有人性的事情来吗？”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大江先生再次提到了宽容：“我提到南京大屠杀事件、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事件，以及冲绳大决战时发生的悲惨事件，再加上欧洲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那些悲惨的历史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共同谋求一个普遍的和平，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普世的和平。在21世纪中叶之前，比如再过三十年，或者二十年，我们也许可以达到对和平更为深刻的理解。也许会明白我们人类社会所经历的这种巨大悲痛以及我们人类社会所理解的各种宽容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的，为了更为深刻地理解和平，更是为了达成普世的和平，我们首先不该忘记的，就是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巨大悲痛——由南京大屠杀、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悲痛。正如王卫星教授在座谈会上指出的：“我们今天从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并不是要渲染和煽动民族情绪，而是希望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在日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要重演。”为了不让这些惨绝人寰的人道主义悲剧不再重演，我们无疑要面对那段历史，了解那段历史给无辜的人们带来的惨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了历史的记忆，我对大江先生说了想要编辑战争系列丛书的初步想法，随即就得到了先生的鼓励和支持；随后又得到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的领导和丹桦女士的理解和支持，于是，在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之际，就有了战争系列文集的问世，这里收录的四部文集是：《广岛札记》、《纳粹集中营里的少女》、《活着的士兵》、《黑雨》，今后还会有类似作品相继问世。当然，还是为了达成前面我们说过的那个目的：为了历史的记忆。

许金龙

2008年元月于东京白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