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鸟文学年选”丛书将锁定纯文学的佳作精品，以其独具的民间视野，爬梳整理着文学的年度精品。它恪守纯文学阵地，坚持编选的民间视角，逐年梳理，逐年集萃，自成风格。

选本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它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因此，这套选本不奇异、不乖张、不空蒙、不小资，平实、亲切、生活、现场，就是它的特点。

本书为王必胜、潘凯雄主编的《2010中国最佳散文（精）/太阳鸟文学年选》，是丛书之一。

太阳鸟文学年选，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发表于2010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王必胜、潘凯雄主编的《2010中国最佳散文（精）/太阳鸟文学年选》，既注重作品个性化的心灵感受，又注重个人体验中所折射的时代精神。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再回兴义忆耀邦

落红萧萧为哪般

万事翻覆如浮云

怀念亲爱的于晓阳弟弟

王安忆写作的秘诀

孤吹者的艺术交响曲

筒子楼的故事

阳光三少年

让我们共勉吧，兄弟——写给故乡的朋友鲍

薄厚街五号人物谱

乡间百工

幽室之兰——献给昂山素季

一朵叫紫荆的玫瑰

丙中洛素描

成都物候记

写给母亲

北方的嘴唇（外二题）

雁山瓯水

我经历的狼

一只愤世嫉俗的猫

狗的悲喜爱情

一日，长过井绳

从这里遥望蓝色海湾

城中天籁

惜水五记

那座嘉陵江边的古城与我有关

月光里的贼（节选）

须还我口去

烟酒情怀

曾经月落

雪中牧

字奠

藏心

一生能绽开多少朵幸福

别无居处

哲学课

画中花事五帖

吾乡何处

田野上的史记

再见，原配的世界

阿勒泰的角落·羊道

放羊的隐士

江郎山记

古城的另一份柔软

落红萧萧为哪般

迟子建

萧红出生时，呼兰河水是清的。月亮喜欢把垂下的长发，轻轻浸在河里，洗濯它一路走来惹上的尘埃。于是我们在萧红的作品中，看到了呼兰河上摇曳的月光。那样的月光即使沉重，也带着股芬芳之气。萧红在香港辞世时，呼兰河水仍是清的。由于被日军占领，香港市面上骨灰盒紧缺，端木蕻良不得不去一家古玩店，买了一对素雅的花瓶，替代骨灰盒。这个无奈之举，在我看来，是冥冥之中萧红的暗中诉求。因为萧红是一朵盛开了半世的玫瑰，她的灵骨是花泥，回归花瓶，适得其所。

香港沦陷，为安全计，端木蕻良将萧红的骨灰分装在两只花瓶中，一只埋在浅水湾，如戴望舒所言，卧听着“海涛闲话”；另一只埋在战时临时医院，也就是如今的圣±提反女子中学的一棵树下，仰看着花开花落。

我3月来到香港大学做驻校作家时，北国还是一片苍茫。看惯了白雪，陡然间满目绿色，还有点不适应。我用晚饭后漫长的散步，来融入异乡的春天。

从我暂住的寓所，向南行五六分钟吧，可看到一个小山坡。来港后的次日黄昏，我无意中散步到此，见到围栏上悬挂的金字匾额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时，心下一惊，难道这就是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难道不期然间，我已与她相逢？

我没有猜错，萧红就在那里。

萧红1911年出生在呼兰河畔，旧中国的苦难和她个人情感生活的波折，让她饱尝艰辛，一生颠沛流离，可她的笔却始终饱蘸深情，气贯长虹。萧红留下了两部传世之作《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前者由鲁迅先生作序，后者则是茅盾先生作序。而《生死场》的原名叫《麦场》，标题亦是胡风先生为其改的。可以说，萧红踏上文坛，与这些泰斗级人物的提携和激赏是分不开的。不过，萧红本来就是一片广袤而葳蕤的原野，只需那么一点点光，一点点清风，就可以把她照亮，就可以把她满腹的清香吹拂出来。

萧红在情感生活上既幸运又不幸。幸运的是爱慕她的人很多，她也曾有过欢欣和愉悦；不幸的是真正疼她的人很少。她两度生产，第一个因无力抚养，生下后就送了人；而在武汉生下第二个孩子时，萧红身边，却没有相伴的爱人，孩子出生不久即夭折。婚姻和生育，于别人是甜蜜和幸福，可对萧红来说，却总是痛苦和悲凉！难怪她的作品，总有一缕摆不脱的忧伤。

萧红与萧军在东北相恋，在西安分手。他们的分手，使萧红一度心灰意冷。不久萧红东渡日本，那期间，她的作品并不多，有影响的，应该是短篇小说《牛车上》。赴日期间，鲁迅先生病逝，这使内心灰暗的她，更失却了一份光明。萧红才情的爆发，恰恰是她在香港的时候，那也是她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呼兰河传》无疑是萧红的绝唱，茅盾先生称它为“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可谓一语中的。她用这部小说，把故园中春时的花朵和蝴蝶，夏时的火烧云和虫鸣，秋天的月光和寒霜，冬天的飞雪和麻雀，连同那些苦难辛酸而又不乏优美清丽的人间故事，用一根精巧的绣花针，疏朗有致地绣在一起，为中国现代文学打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后花园”，生机盎然，经久不衰。

萧军、端木蕻良和骆宾基，这几个与萧红的情感生活紧密相连的男人，在萧红故去后，彼此责备。萧红身处绝境，一盏灯即将耗掉灯油之际，竞天真地幻想着尚武的萧军，能够天外来客一样飞到香港，让她脱离苦海。萧红临终前写下的“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可以说是她对自己凄凉遭遇的血泪控诉！事实是，萧红去了，但她的作品留下来了，她用作品获得了永恒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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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文学大餐中一道醇味绵长的菜，是一台晚会中颇有人气的小夜曲。无论其本身的创作现状如何，散文仍然是至今各类报章杂志中常见的文体，甚至是主打的文体。

散文是什么，散文写什么，如今并不重要，自有人研究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如何写与写什么，曾为诸多论家说道，然而，莫衷一是，难定一尊。大家高手们没有找出哪一种写法或者哪一类内容，最能代表，也最是其流行而正规的范本。而且，散文的研究和评述也鲜见于世，或者说，与散文发展的纷杂斑斓并不相称。

或许，这就是散文。这也是散文的现状。

难得的是，今年初秋，民族文学杂志承办了中国作协的散文现状与发展的高端论坛，稍微宽慰了对散文有所期待的人心，尽管只是一种引领式的神仙会议。在目下，少有人进行散文的专门研究，一些应有的数据也很少见诸新闻报端。散文创作在冷寂的环境中默默地生存。所以，一年一度的散文创作，没有像小说那样，有人能说出个大致的创作状态，或者有数据的统计和现象的综合。散文也还算争气，在各类报章杂志上，在各类媒体中，花自飘零水自流，兀自地开放也还算优雅地生长着，所以，说她是一道文学的有意味菜肴，是一支喜人的小曲，丰富着每年的文学景象，不为过。

从新世纪起年不久，我们就一直跟踪散文的发展，凡近十年，我以为，散文无论是题旨，还是手法，在总体上看，是由激烈高昂而平稳平和，经历了稍有变化而并不显见的过程。现如今的散文，在各种新试验和新探索的多元文化势头中，保持一种深挚的人文情怀和文化意味。散文过去所谓的精致，所谓的灵动，所谓的以小见大，等等，都成为一种对社会人生和过往生活的深挚的书写。不仅是题旨的扩大和题材的丰厚，而在对生活的认知上，取一种更为广大的视角，这就是，以较宽宏的文化眼光书写。这是我们对于散文最明显的评价。

正是这样的一种视角，今年的散文创作以一种平稳的态势前行。一年一度，杂花生树，姚黄魏紫，各有千秋。无非是在文心的自觉，文情的充盈，理性、文趣、智识，以及史实的开掘方面，有着增强和充实。换言之，这一年度的散文创作，循着既定的路数，在写人记事、述情说理，或者在亲情故事、游历纪行，这诸多方面，仍然是真实的抒写与真情的表达，于是，我们读到了散文回归于一个真、一个纯的传统面貌。这也是如今文学能打动和吸引我们的地方。文学的基点，文学的内在的诸多元素，可以有众多不一的说法和角度，但对于散文，你缺少了这个基本的真诚与纯朴，就少了魂灵，少了壮骨健体的钙质类的东西。当众多的大散文、新散文，这样的那样的命名散文，成为一时热闹之景致时，我们说，所谓散文的实质和内涵，其实最为本原的东西，还是那个朴素的品质：真纯与真诚。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还原真金，这实在是散文艺术的圭臬。

由此，我以为，今年的散文表现为，一是真情实感的书写，成就了写人散文醇厚绵长的滋味与趣味。二是情理与事实的互为映照，丰富了纪事生活类的，特别是描绘当下人生感怀顿悟的纪实散文，有鲜活生动的一面，在纷纭驳杂的生活面前，为我们所期待与愿望的那种精神层面上的展现，体现出一个文人的思索。三是保持着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对于现代化生活中的种种进行形而上的思考，源于当下，始于忧虑。繁纷与浑然，庞杂与琐细，坚守与坚韧，从这些或大或小的现实精神层面开展，指向现代人生问题，不乏焦虑和迷失，忧郁和困惑，但真实地展示和真切的探问，体现出散文作者们深挚的人文心理。四是多年来支撑着散文大树的一类见闻游历文字，也有精神性的探索，情趣与智识的引入，丰富性与史料的活用，相得益彰，提升了这类文字的文化品位。这四类作品中，我们从写人，记事，描绘生活情味，展示游历心得诸多方面，见识了散文对于当下生活的书写，也见识了作者们真情表达的文心。

读者可以从目录中看出，开篇是温家宝总理的《再回兴义忆耀邦》，这篇不长的文字，并非仅是写了一代革命家平民作风与身先士卒的高迈情怀，而是作者遣情感于笔端，活写出一代领袖的精神风范，也把散文真切求是的主导品格表达得十分充分。回忆的文字，长歌当吟，一唱三叹，寄怀绵邈，令人叹为观止。这样的人物书写，尽显散文写情于人物的故事与细节中，当得首篇。再如写事，池莉的《一朵叫紫荆的玫瑰》，陈忠实的《我经历的狼》等。还如一些生活故事和游历感怀的文字，这些不同的侧面。蔚成当年度的文学大观，也如是，人物、事物、景物，这些散文的基本题材，作家们笔下生花，囊括了当今散文的基本面貌。更何况，这些有意味的文字，让你感受描绘的现场氛围，体味人生三昧，认知当下社会生活的诸多情状，林林总总，岂不有益，岂不快意之极？

是为序。

2010年11月3日，写于库尔勒-乌鲁木齐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