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坤编著的《解码三国》旨在还原从东汉解体到西晋灭吴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寻找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探讨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揭示历史演变的深刻原因。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历史事件也是复杂的。历史正因其复杂，才更加迷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历史的迷雾，去解码这段引人人胜的历史吧。

殷坤编著的《解码三国》内容介绍：三国（公元220年-280年，另有184年、190年或208年起始说），是中国历史上东汉与西晋之间的分裂对峙时期，有曹魏（魏国）、蜀汉（汉）、孙吴（吴国）三个政权。三国时代波澜壮阔，充满生机，常引起后人追思。唐宋诗词中有大量三国内容。元明清时期，三国事迹成为戏剧和民间艺术文学常见话题。晋代陈寿所作史书《三国志》，颇有参考价值。明代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蓝本，编撰小说《三国演义》成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其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也流传到世界各地。

《解码三国》是一本通俗历史。

引言

第一章 东汉的崩溃

第二章 皇帝问题

第三章 曹操与袁绍

第四章 双雄争霸

第五章 汉室宗亲

第六章 三顾茅庐

第八章 赤壁那点儿事

第九章 天下三分

第十章 裂开的帝国

第十一章 诸葛亮治蜀

第十二章 最后的汉政权

第十三章 曹魏的掘墓人

第十四章 士族的东吴

第十五章 分合有冈

后记

讲述三国的作品往往这样开头：“东汉末年，群雄并起……”

这是有道理的。虽说三国是指曹魏、蜀汉和东吴。但三国时代却绝不能以这三个国家的出现来界定。否则。像周瑜、关羽、袁绍，甚至曹操这些人就都算不得三国人物，而只能算东汉人物了。所以，一般而言，三国时代是指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这段时间。也就是说，从东汉末到西晋初都是三国。

与其他作品一样，我们也要从东汉末年讲起。三国兴起于东汉解体的过程之中。东汉之所以会解体，关键在于其内部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先来看东汉的政权结构。

政权结构，即各政治势力在国家中的地位。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大政治势力。一是皇帝本人。二是皇族，他们是皇帝的血亲。三是皇帝的姻亲——外戚(还包括皇后、皇妃本人)。四是皇帝的奴仆——宦官集团。五是知识分子，即士人集团。六是以职业军人为主的军功集团。七是地方豪强。八是平民百姓。中国历代政治风云，都是这八支势力的相互博弈、较量。

东汉帝国在建立之初，为四个层次。顶层是皇帝。皇帝旁边是军功集团和皇族、外戚，他们虽然高贵但没有实权。皇帝的下面，是士人集团构成的官僚体系，这是政权的中坚力量。在士人集团的下面，是以不断被儒家思想所濡染的地方豪族大地主。以上三层，构成了东汉的国家机器。他们统治着最底层的平民百姓。

到东汉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皇帝太小，所以皇帝身边的外戚占据了政权的制高点。皇帝太小，是整个问题的起因。皇帝长大之后必然会和掌权的外戚发生冲突。怎么办？得找个帮手。找谁呢？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作为皇帝，父母是指望不上了。老爹肯定死掉了，老妈即使没死也是外戚的核心成员和后盾。至于朋友，整天在宫里的皇帝只能结识宦官。于是，皇帝和宦官结合起来对付外戚。当外戚被打倒之后，宦官又得势了。

同时，皇帝长大了，也该结婚了。一结婚，新的外戚又产生了。这个时候，如果长大了的皇帝一直手握大权也便罢了。没料到，东汉后期的皇帝都是短命鬼。几个曾经实际掌权的皇帝：和帝，终年27；安帝，终年32；顺帝，终年30；桓帝，终年35；灵帝，终年33。于是，东汉政权的顶层变成了皇帝、宦官、外戚轮流掌权。

这种结构很糟糕。外戚与宦官是八大政治势力中最无能、最腐朽的两个。他们的政治资本与治国能力无关，全凭裙带关系，所以无能。他们不是帝国的所有者，帝国的未来与他们无关，所以极度贪婪，不顾后果。这两大势力掌权，必然拼命掠夺下层的利益。

而他们的直接下层，正是士人集团。于是，外戚、宦官、士人集团，这三支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地斗争。这场斗争的巅峰就是著名的党锢之祸。

当时，桓帝凭借宦官的帮忙除掉了不可一世的梁氏外戚集团。中常侍单超、徐璜、具瑷及小黄门左倌、唐衡，因参与谋诛梁冀有功，五人同日封侯，人称“五侯”。史书记载：“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大臣陈蕃在给桓帝的上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当时“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

在这种情况下，士人集团分裂为两个派别。一部分人主动抛弃了东汉政权。他们拒绝出来做官，消极避世。以杨秉、陈蕃、李膺和广大太学生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士人采取积极抗争的态度。他们同情人民的疾苦，担忧政局不稳，愤怒揭露并打击宦官集团。

他们以清流自命，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视为浊流。他们不断向皇帝上书，揭露宦官擅权的弊端与罪恶，对他们加以弹劾。有的时候，还直接利用职权进行打压。

杨秉、陈蕃、李膺等多次搬出“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中关于不能让宦官当权的条款苦苦劝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财，塞灾谤”。杨秉揭露专权的宦官“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拟国家”。士人们以太学为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议论朝政，斥责宦官。

士人们的努力多少得到了一些回报。比如太尉杨秉劾奏益州刺史侯参的暴虐罪行，侯参在押往京都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结果桓帝只好免去侯览的官职。再如，司隶校尉韩缄告发“五侯”之一的左情和他的哥哥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结果左倌、左称都畏罪自杀。李膺担任司隶校尉时，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杀害孕妇。李膺亲自带着从吏到张让宅中搜捕张朔，交付洛阳狱，取得供词后立即处决。一时间宦官们甚至不敢再出宫门。

面对士人集团的攻势，宦官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他们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这个攻击打中了皇帝的要害。皇帝最怕的就是大臣们结党反对自己，于是桓帝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下令逮捕李膺、杜密、陈塞等二百多人。宦官集团大事网罗，一时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甚至不惜“悬金购募”。太尉陈蕃由于拒绝签署捕捉党人的命令，并极力劝谏，也遭受到宦官集团的强烈攻击而被罢官。

第二年，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桓帝不得已释放党人，但是仍然对他们实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处罚。

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从这一次激烈地交锋中，宦官背后有皇帝，士人集团的后面是地方豪强，双方基本上是势均力敌。

第一次党锢之祸，并未完全打垮士人集团。很快，士人集团就又东山再起了。这一次，他们还得到了另一支强大政治势力外戚的支援。当时，桓帝死了。他的皇后窦氏成了皇太后。窦太后的父亲窦武以大将军的身份辅政，大权在握。窦武本人虽是外戚，但饱读诗书，偏向士人。在他的支持之下，原先被打击、禁锢的党人又重新复职。外戚和士人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五月，窦武等人以日食为借口，请求窦太后诛除宦官。可是，窦太后犹豫了。结果，这一年的八月，宦官们利用他们能够控制皇帝、皇太后的优势，发动政变。一场大战下来，窦武等人失败被杀。宦官们立即发动反攻倒算，兴起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指使人奏告官僚李膺、杜密等人“皆为钩党”，结果所有被告都被捕杀，妻儿都被流放边疆，亲戚朋友也都被剥夺政治权利。紧接着，宦官又大肆株连。一个牵连一个，一时之间，所有的士人基本上都被牵连进去了。史称：“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这还不算完，有些人就借着这个机会陷害政敌，凡是和自己作对的，都说他是“党人”，被杀被流放的官吏达六七百人。

三年后，宦官集团“宜将剩勇追穷寇”，又把株连扩大到太学生，一下子就抓了太学生一千多人。又过了几年，到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干脆直接下令“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只要和党人沾点儿边的，仕途就此终止。

至此，士人集团完全被打垮了。东汉政权成了无根之木，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轰然倒地。

很快，风来了。P4-7

如果问整个中国历史中哪一个时期最为老百姓所熟知，我想回答多半会是三国。且不说别的。单就历史人物而言，有几个中国人不知道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

然而，正如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说的那样：“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这是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正史记录，野史传说，戏剧编排，小说演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点，不同作品有不同的描述。是非真假众说纷纭，成败得失疑窦丛生。”太多谈论三国的人分不清史实与故事。有些人甚至愿意把野史传说或者艺术作品当做史实并大加点评。

这样的“历史”除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之外，对于现代人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相反还有极坏的影响。比如野史对奇兵妙计的推崇让人们崇尚权谋，让人们习惯于投机取巧，而非认认真真地朝着自己的理想去奋斗。

所以，我们必须大声疾呼：历史不是这样！我们必须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让那些被艺术作品神化了的、丑化了的、加工了的、扭曲了的、移花接木了的、张冠李戴了的人和事恢复其原貌。

当然，这里所谓的原貌，恐怕并不就一定真是事实真相。我们毕竟不能找到亲历者，也不可能在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架设摄影机、录音机。在某位大发明家发明时间机器之前，我们只好依靠历史记载，依靠史学家们的考证、考古学家们的发掘。以及逻辑推理。

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是本书所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但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要找到各种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探索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解释历史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发展。这是更深的一个层次。

很多历史评论者也在做这样的工作。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分析历史为什么会这样时，往往陷入片面化和简单化的窠臼之中。

比如，一种常犯的错误是简单地将历史人物划分为明智和愚蠢。柏杨先生在其对《资治通鉴》的评论中就常常斥责他们“唯利是图”、“目光短浅”甚至“白痴”(在评价平原君赵胜主张接受上党而引发长平之战时)、“野狗”(在评价白起坑杀长平降卒时)。易中天先生在《品三国》中也说袁绍“政治上短见，军事上弱智，组织上低能”，说他和刘表都是“漂亮的草包”。

这种评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批评别人，在事后放放马后炮总是很容易的事情。就好比我们看足球，都能骂球员臭脚，但你自己上去踢两脚就知道自己的脚有多臭。或者好比买股票，看着过去的走势图说应该在这里买、那里卖就赚大钱了，可实际操作起来，恐怕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他们所无法解释的是，既然这些失败者如此愚蠢、无知，为什么居然能够身居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位置？袁绍，一个“草包”，如何能够雄霸四州打得曹操几乎不能支持？刘表，另一个“草包”，如何能够单枪匹马控制整个荆州？

单纯地将历史的曲折变化归因于个人的贤愚忠奸是肤浅的。俗语云：“利令智昏。”又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就说明人往往会因为涉及自身的利益而难于作出正确决断。而另一句俗语“屁股决定脑袋”则说明了所处的位置(在组织中的位置、处于哪个政治集团等)对于决策的影响。此外还有物质条件、社会制度以及文化的影响。举例而言，白起难道不知“杀降不祥”的道理？但是，在以敌人首级为军功依据的秦国军功爵位制度面前，面对手下数以十万计要以这些战俘的人头去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下属。你若是白起，怎么办？在冷兵器条件下，释放战俘，这四十万人回去每人拿起根木棒就又是一支虎狼之师；不放，要用多少人才能管得住，要用多少粮食才能养得起？你若是白起，怎么办？

另一种常犯的错误是将历史人物简单地划分为对立的派别，并将政治派别与人物个体等量齐观。集团A与集团B对立，于是集团A中的人就一定与集团B中的人对立。或者反过来，反对集团A中的人物，就是反对集团A；支持集团A中的人物就是支持集团A。这是多么大的逻辑错误！更让人扼腕的是，有些分析者以历史人物的家族出身来划分界线。

哪里有这么简单的事？

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固然对其政治立场有巨大影响，但是家庭出身并不能决定其政治立场。如果认定一个人的政治立场真那么容易，从事政治活动也就太轻松了。要知道，政治斗争中最难的事情就是分清敌、我、友三个方面。一旦敌、我、友三方面分得清清楚楚了，傻子都知道拉拢友方，打击敌人。举例而言，孙权集团与刘备集团本是同盟，但当关羽北伐襄阳之时，孙权却突然在背后动了刀子。再比如，许攸原本是袁绍的谋士，但在官渡之战时却突然给了袁绍致命一击。战争中的敌、我、友三方尚且难以区分，在看不见刀剑的朝堂之上，谁支持谁、谁反对谁就更加难以琢磨了。君主在歌功颂德之声中，如何能够分辨哪个是真心，哪个是假意？

还有人习惯以历史资料上的只言片语作为依据，界定历史人物。比如陈寅恪先生就依据《晋书·宣帝纪》中的“博学洽闻，服膺儒教”一句话便认定司马家族是儒家，全不顾他们何曾做到孔子所言的“臣事君以忠”。

其实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历史事件也是复杂的。历史正因其复杂，才更加迷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历史的迷雾，去解码这段引人人胜的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