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的小学教师、同盟会员章砚春说：“彼时谣言蜂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11月12日，时在湖南平江的凌盛仪在日记中说：
城中来信，知得鄂中急电：孙逸仙、郭宝生统兵入北京，满酋遁，大局已定……此电虽不属实闻，已神为之旺，巨跃曲踊，大笑拍掌，举家若狂矣。
11月14日，他在日记中说：“满陆军大臣荫昌被刺，载洵保清主逃往奉天；此事未必属实，然亦意计中事也。”
明知消息是假的，他依然如此激动，这就是当时民心的一种投射。
也是11月14日，在湖南乡下的王闽运得到摄政王已逃走的消息。
生活在绍兴的周作人回忆：“在那时候也有种种谣言，人心很是动摇，但大抵说战局的胜败，与本地没有多少关系，到了浙江省城已经起义，绍兴只隔着一条钱塘江，形势更是不稳，因此乘机流行一种谣言，说杭州的驻防旗兵突围而出，颇有点儿危险，足以引起反动的骚乱，但是仔细按下去，仍是不近情理，不过比平常说九龙山什么地方的白帽赤巾党稍好罢了。一有谣言，照例是一阵风的‘逃难’……
但是辛亥年的谣言却只一天就过去了，只是人心惶惶，仿佛大难就在目前的样子。”
他弟弟周建人的回忆提到这些谣言对绍兴的影响：“(鲁迅在街上)见有些店铺已在上排门，有些人正在张皇的从西往东奔走。……(到学校)才知道市民因为听了败残清兵要渡江过来，到绍兴来骚扰的谣言，所以起恐慌的。”
甘肃一直在忠于清朝的长庚、升允等人掌握之中。但在全国到处独立的大趋势下也很不稳定，“兰州谣言四起，一夕数惊。那年腊月某夕，我在八旗会馆闲谈，时方入夜，忽有一木敞车驾畜惊奔，声轰轰然，全街居民亦时惊惧万状，终夜未敢安眠，既至天明，始知一场虚惊，当时人心浮动，可见一般。”
上海独立前，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上海道刘燕翼一再发出告示，安定人心，说清廷已派“陆军两镇及加派兵轮并长江水师迅速赴鄂剿办，转瞬大兵云集，指日平定”，上海也已加强防范，安全可以无虑；劝导商民“万不可轻听谣言，互相摇惑”，过去遭遇时局变故，上海都能转危为安，加上上海乃中外商业机关所系，商民自应“如常贸易，保持中外信用，不必稍有惊疑，自生障碍”。随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查禁谣言称，自鄂变以来，骛耗频传，各处人心惶惑，市面大为震动，“沪上为通商大埠，商民荟萃之区，深恐遽行听信谣言，致使惊惶”，故特令查禁，并访拿造谣之人，严行惩办。《民立报》、《时报》、《申报》这些重要报纸也纷纷劝告上海居民，勿做无意识之惊慌，以免扰及地方治安，而为土匪所乘。
面对四处飞来的谣言，朝廷最初还想控制：“初，武昌义军突起，京师谣言繁兴，报纸复宣传各省将独立，协理大臣那桐，遂电各省每日报安，揭诸官报，以镇人心。未几报者日少，至是遂绝，都人愈惶恐。”因为谣言如瘟疫一般袭来，防不胜防，朝廷最后只好放弃澄清。
10月18日，给事中蔡金台的奏折附片中有这样一番分析：“此次乱起，邮部禁阻交通，民部禁止报载，皆为军事正当办法。第禁令不及于洋报，转使匪党得藉以施其煽惑。而民间反因警厅之禁，滋疑而信谣。……人心乃惶惶不可终日。”
不要说南方，就是北京和近在咫尺的天津有关消息也都有谣传。11月2日， “天津谣言殊甚，几有朝不保夕之虑。……此间得内阁解散之信，系滦州军队所要求云”。11月3日，“谣传东交民巷下戒严令，中国人非有护照不准出入”。
11月6日吴宓日记：“忽喧传天津失陷，继知尚未也，特人心大扰乱，事亦将发现于二日内矣。”两天后早晨，“闻天津已陷，并闻北京非常惶惑。革军已有照会给各国使馆，言令于五日内，将一切预备停妥。五日后，即进兵来攻北京矣。”
外务部参议颜惠庆记得，袁世凯¨月13日进京之前，“京师则是一片恐慌，群臣犹如惊弓之鸟，神经质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一天，外务部的高级官员正在讨论严峻的时局，当时，来自各省的报告充斥着谣言，或夸大其词。恰在此时，部内主管电报的司员冲进门来，只见他面如土色，声称已无法收到天津总督衙门的回电(当时正在盛传革命党计划攻打天津)。与会的各官员惊恐万状，纷纷喝令，立即套车，马上回家。几分钟后，那位司员又来禀报，与天津的电报联络已经恢复，刚才无人作答，实因电报员正在如厕。”
上海独立之后，苏、常等处相继独立，谣言也没有止息。11月22日，盛宣怀后妻庄畹玉在上海给盛宣怀写信：
谣言四起，人心涣散，东南已成縻乱矣。
……昨有谣传，北京失守，庆戕摄逃……
12月2日，江汉关苏古敦写信给安格联
谣言很多，有的说北京已经失陷，又说袁世凯死了。
同一天，玉昆在成都写给儿子的家书说：“邮电梗塞，使内外无闻，竟听谣传，日日惊吓不可待言。川闻九月初五[10月26日]隆裕皇太后改为垂帘听政，是日朝贺时保府军队猝变，直人大内，将王公诸大老尽行杀戮，吴禄贞保监国率领皇帝皇太后初七[28日]乘火车前往奉天暂驻；禁卫军与新军交战，互伤多半；宫内尽毁，旗人被戮者多，度支已焚。大局决裂如此，闻之不由痛哭流涕，心焦如焚。又不知家中如何，受惊否？心中悬念，日夜不安，万难得一准信，恨不能插翅飞京看看，方如愿耳。”
因为外界消息隔绝，谣言无孔不入，他听到的只能是谣言。到12月21日，他终于收到一个半月之前[11月6日]北京寄出的家书，第二天，他在回信中说：“数月以来，内外塞闭，谣言肆意造生，人人愁闷，令人叹叹。来信所言京中谣言亦甚，汉员纷纷回籍，人心岂有不惶惶之理！”
1912年1月4日，南北议和北方分代表之一许鼎霖北返，慷慨陈言：“[南方]民间……又为[革命党]所蒙骗，谓北京已亡，痛心疾首，而无可如何。”
北京已亡，大概就是最大的谣言。
P57-59
长期以来，我们所知道的辛亥革命几乎都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述，教科书的普及，年复一年的纪念，大量的革命记忆，几乎都是单向度的革命视角，我们看见的只是历史的单一侧面，然而却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当作了历史的全部。换句话说，辛亥革命的史实是以革命党人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仅仅呈现了历史的一部分，处于这个中心以外或不在中心视野里的大量史实则被遮蔽、忽略或遗漏了。我个人更希望看到革命发生时的社会心态。当革命来临之际，那些掌握优势资源、不愿看到革命发生的人是如何反应，如何面对的？王公亲贵特别是最高统治者隆裕太后怎样一步步作出选择，她的选择带来的正面效应该如何认识？革命在不同的社会力量当中如何激起回响？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碰撞、博弈又怎样影响了革命的结果？他们的共识是如何达成的？革命在哪些层面达到了确实的目标？
这些问号，以往的历史书或者没有回答，或者回答得不够清楚。百年之后，我之所以要重建辛亥叙事，就是想真正靠近现场，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一看那场不同于以往王朝更迭、原地踏步的历史巨变。真实是历史的生命所在，在基本史实都不够完整的前提下，我们作出的任何历史解释毫无疑问都是不可靠的。我们以往看历史时，常常是先有观点，而且这个观点又往往是固定、不可动摇的，然后再寻找史料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而与此相悖的史料则被毫不留情地舍弃了。
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想要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时代的真相，只有依靠亲历者当时留下的记录，及他们日后的口述和回忆，我更看重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这些私密性最强的文字，记录的往往是他们当时的亲历、亲闻和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带着他们的呼吸，裹着他们的心跳，那些许多可以触摸的细节，尤其具有现场感。
我曾说，在历史的深处潜伏着无数双眼睛，他们在各自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不同侧面，体察到了历史的脉络是如何展开的。这些眼睛既包括了一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党人，也包括被驱除之列的满人贵族和依附那个政权的汉人官吏，从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到一般官员，也包括张謇、汤寿潜这些立宪派，也包括留学生、国内的师范生、中学生、小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现实有着不同的感受，对未来怀有不同的期待，透过他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的面貌，体会当时的社会脉动。当革命发生，官员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面对、怎么记录的，过去我们知之甚少，几乎缺位。在大臣当中，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等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当风暴袭来，他们的反应、心态、举动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一句话，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也无人愿意去回天。起草了大量诏书的许宝蘅、资政院钦选议员汪荣宝、翰林恽毓鼎、广东地方官左绍佐等人都留下了日记，他们除了怀着不同的心情为这个王朝送葬，已无所作为。隆裕太后的眼泪挽回不了，升允的无限忠诚也挽回不了一个王朝的落幕，反对退位的恭亲王溥伟只留下一个孤独的背影。到最后，“京朝达官纷纷奏请开缺。可耻哉！安乐则麇集，患难则兽散”。恽毓鼎在日记中不无悲愤。
革命背后是不可阻挡的人心思变，这是天长日久积累起来的，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推背图》、《烧饼歌》这些神秘预言书的流行，星象预警，特别是一而再的水灾导致的粮荒，大米价格的失控，加剧了人心的变化。清朝势去矣，最终冲跨清朝的是时也势也，而不只是革命党人的谋划和武力，时势的后面是人心，正是人心恐慌，武昌起事引发了各地的挤兑潮、逃难潮，许多亲历者在日记中记下了大量细节，谣言的四处流传，城里人逃往乡下，乡下人逃进城，而最先提现金、逃跑的则是王公亲贵、官员们。天津、上海租界的人满为患，金融的恐慌、银行的倒闭……他们目睹了时代的激变，，深味着乱世的恐惧。
许多在华的外交官、记者、传教士、海关人员、公司职员、情报人员见证了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他们在日记、书信和报告中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间谍宗方小太郎、公司职员内田顾一、传教士计约翰、记者莫理循的日记，大量外交官、海关人员之间的书信往来，让我们看到革命是怎样展开、一个王朝是怎样垮塌的，更让我们看到外国人在这场革命中选择的立场，他们大致上保持了中立，而不是支持满清朝廷。即使日本有意干预中国内政，试图影响这场革命，也因英国的反对而没有采取有力行动。革命最终以妥协告终，就与列强中立有关，正是列强拒绝给南北双方借款，南北财政几乎面临相同的困境，才走向对话，最终达成逼清帝退位、共建民国的共识。
如果说那时各国驻华使领馆的大量信、电掺杂了本国政治利益的成分，那么一个年轻的法国外交官儒勒·乐和甘的家书透露的完全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1911年11月19日，他在成都领事馆给母亲写信：
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确定的。当然，不在场的人就没有兴趣。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天关注这场和平革命的人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同时，也让人疲倦，因为看到他们是如何拖延而使人无法预料结局。
在他们眼中，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崭新的共和制，却并没有在最广大的底层中国人中引起热烈的回响。这与鲁迅等人的观察是吻合的。辛亥革命带来的变化，表面上可以感知的就是剪辫、易帜、改历。五色旗在那场革命中的胜出具有标志性，过去的许多史书对此都没有说清，孙中山的表达也不对。1912年1月12日，他在给临时参议会的信中说：“苏浙则用五色之徽志”，“苏浙之旗，以之克复南京”。史家张玉法的《中华民国史稿》也说：“武昌革命爆发后，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黔等省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江、浙、皖及其他各省多用五色旗”。其实，江浙一带独立都是采用白旗，十八星旗主要在湖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主要在广东，其他省很少采用。正是各省旗帜不一，南方临时政府出现前，各方经讨论通过以五色旗为国旗，此时南京已克复，五色旗从一开始即不是地域性的。就这面旗帜的象征意义来说，更具包容性，与剪辫、改历一样，南北对五色旗也具有共识。这些最低限度的共识，降低了流血的代价，以较小的社会震荡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从这些具体而微却至关重要的变化中，历史推开了另一扇门。
在波涛起伏当中，被一个浪头卷人或被浪花溅湿过的普通青年、少年，不仅有毛泽东、李宗仁、张治中、白崇禧、黄绍兹、陈铭枢、蒋光鼐、顾维钧这些领袖、名将、外交家，更多在文艺、学术等领域各领风骚的人，如鲁迅、胡适、梁漱溟、茅盾、郁达夫、徐志摩、顾颉刚、叶圣陶、吴宓、左舜生、王云五、陈布雷、吴虞……他们都已从这里起步，这场革命给他们一生的影响有多大多深已无法测度，但他们曾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而且至今仍在影响着这个国度。叶圣陶、吴宓、胡适、徐志摩、吴虞以及陆澹如、朱峙三等人留下了或完整或零星的日记。更多的人留下了回忆或当时的文字，他们都是辛亥之子，虽然他们不是那幕历史的主角或配角，他们只是群角或观众，但是他们的私下记录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那是大时代中一双双怀着不同梦想的眼睛，以他们各自的见证丰富了历史。当我在百年前的辛亥大变局中，在密集的人流之中陆续看见他们的身影时，禁不住在想，历史原来就是这样悄然开始的，这一幕到下一幕。
本书分上、下册，共九篇，从“人心思变”到“创立民国”，通过大量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借助密密麻麻的真实细节，力图逼近历史的现场，复原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图景，回到当时的历史中。我的努力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唯有请读完此书的读者来作判断。
傅国涌
2011年6月2日杭州家中
长期以来，我们熟悉的辛亥革命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述，而傅国涌编著的《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册)采用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口述、回忆录等史料，它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政治倾向，既有那桐、荣庆、绍英、徐世昌、许宝蘅、汪荣宝、郑孝胥、恽毓鼎、叶昌炽等官员的日记，也有叶圣陶、吴宓、徐志摩、陆澹安等学生的日记，还有宗方小太郎、内田顾一、计约翰等外国人的日记，另有大量英、日、法等国外交人员的书信，通过这些私人记录，《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册)重现了有关辛亥革命的许多史实，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全新的解读，让我们得以进一步靠近现场，看到一幅幅更真实的历史图景，在平静的叙事中感受那个大变革时代的呼吸，重新认识那场改写历史的革命。
傅国涌编著的《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以辛亥革命为中心点，通过大量各方面人物的日记、书信、口述资料以及在华记者的书信、报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一个既具整体性又有细节性的研究。
从整体而言，通过各方面人物的记录，《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从辛亥革命发生之初的社会情景、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景象，再到革命爆发后社会的各界反应，进行了全貌式的展现。读者可以从这些记叙中看到辛亥革命的细节。
《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分为上下册。本书是《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的上册，是对辛亥革命的一种前因及现象式的展现，通过各种记叙，表现了当时的社会心理、慌乱的世道、报纸媒体在革命中的作用、剪辫子、改换国旗等方面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