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周秉钧先生的《尚书易解》为底本，尽可能地选取了其中的精髓内容，篇目编排皆与之相同，篇末附有主要参考书目。

本书为大学生传世经典随身读系列丛书之一。为了便于大学生和青年学子阅读，本书几乎对每一句都加了注解。

《尚书》也叫《书》、《书经》。儒家经典之一。“尚”即“上”，上代以来的书，故名。《尚书》就是中国上古历史文化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事实上有些篇目像《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等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有28篇，就是《今文尚书》。我们这部书所说的"今文全本"就是指此而言。

另外还有《古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种，前者传说是汉武帝时期在孔子家宅的墙壁中发现的，后者为东晋梅颐（一作枚颐）所献。《十三经注疏》版的《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尚书》中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虞夏书

尧典／1

皋陶谟／19

禹贡／32

甘誓／48

 商书

汤誓／50

盘庚／52

盘庚(上)／54

盘庚(中)／60

盘庚(下)／66

高宗肜日／69

西伯戡黎／71

微子／73

 周书

牧誓／77

洪范／81

金滕／92

大诰／98

康诰／106

酒诰／118

梓材／127

召诰／132

洛诰／141

多士／152

无逸／159

君爽／165

多方／174

立政／182

顾命／191

吕刑／202

文侯之命／214

费誓／217

秦誓／220

主要参考书目／223

这是一本怪书。

首先，它的名称就有点儿怪。秦代以前本来称为《书》，我们还好理解，与今天书的概念相差不大，只不过是指称范围专一罢了。但是，到了汉代，忽然又加了个“尚”字，这就有点儿麻烦。有人说是因为看重它、崇尚它的缘故，也有人说“尚”就是“上”，或说是上古之书，或说是上所为下所书。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有去问第一个称之为“尚书”的人，可惜这个人是谁，没有人知道。当然，这不算太大的问题，我们毕竟可以通过书名联想到，这部书很古老，很被人们尊崇。

被人尊崇不用多说，该书在先秦就被儒家尊奉为“经”。至于很古老，就又生发出许多问题来：究竟古老到什么程度？书中有《尧典》、《舜典》、《禹贡》等篇目，记载了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先祖“三王”的言行。然而，我们今天所见，是尧舜禹时期的史官记录呢，还是后人的追记？学者们没人断定为前者，都认为是后世史官根据历史材料加以编纂而成。这一说法当然比较稳妥些。但再追问下去：书中各篇分别是后世的哪位或哪些位史官的手笔？便又模糊起来。只有《周书·洛诰》一篇中，明确写道“王命作册逸祝册”、“作册逸诰”。但这篇是否就是这位叫做“逸”的“作册”官的原作，我们仍无把握，但至少给我们一点儿线索：中国确实很早就有史官记言记事的制度，《周书·多士》篇所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是有些可信度的，今天我们所见的甲骨卜辞就是有力的旁证。甲骨文已经是很成熟的成体系的书写符号系统，用它来记录大事在殷商甚至更早时期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否则就不可能发展到如此成熟的地步。既然我们发现了巨大数量的甲骨卜辞，照常理推断，也应该还有其他载体记载占卜之外的事情，也就是那些“册”、“典”。这些资料代代相传，后人将之汇集加工，就编纂成《书》。可以说，《书》是我们至今所见最为古老的历史文献，保存了许多远古时期的史料，当然，也有许多只是传说乃至后人的杜撰。

这本书的流传就更奇怪。《书》在先秦应该就有了定本，《孟子》、《左传》、《国语》、《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先秦古书都曾经引用过《书》的句子。但问题又来了，《尚书》最初的定本到底编纂于什么时候？到底是谁把这些零散的资料汇集起来的？这又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编纂的，因为孔子用它教授弟子。但这个经孔子编辑的定本是什么样子？有多少篇？这推测中的第一个经过整理的定本，从来就没人能够说清楚它的原貌。

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和秦末战乱之后，这个定本散失殆尽。传到汉初的主要有两个残本：一个是叫做伏生的秦朝博士传授的。据《史记·儒林传》和《汉书·儒林传》说，秦始皇焚书时，他把《尚书》藏在夹壁墙中，秦末战乱时，伏生不敢留在家乡济南，就避乱流亡去了。到了汉初，惠帝取消禁书令，伏生搜寻家中藏书，只剩下二十九篇，他就用这二十九篇在齐鲁间讲授。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弟子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后来就称为今文《尚书》。另一个是汉武帝末年，鲁恭王为扩建宫室而推掉了孔子故居，在夹壁墙中发现了一些书籍，其中就有《尚书》四十五篇。其中有二十九篇和伏生的本子基本相同。后来，孔子的后裔孔安国把它献给了朝廷，朝廷将它收藏在皇家藏书机构“中秘书”里。这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尚书》。自此，《尚书》就分成了今文、古文两个系统，开始了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争。今文家注重阐述微言大义，重师承守家法；古文家则注重文字训诂，考订名物制度。除了研究方法和目的上的学术之争外，当然也有权势利禄之争。简单说来，西汉时期，今文学派处于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统治地位，不仅得立学官，而且立了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而经刘歆鼓吹和杜林、贾逵等学者的努力，东汉时期古文学派在学术上占据了优势。东汉末年，马融、郑玄兼通今文古文，为古文《尚书》作了注解，打破了今文古文的壁垒。他们的注解流行之后受到学者们的推崇，其他各家也就逐渐衰落了。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伏生的今文《尚书》本就此亡佚，西汉“中秘书”所藏孔安国进献的古文《尚书》原本，大概也是毁于这次战乱。到东晋初年，很奇怪地突然出现号称是孔安国的注本《孔传古文尚书》，这部书是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进献的。据梅赜说，这部书是魏末晋初的学者郑冲传下来的。郑冲怎样得到它，又怎么传到自己的手中，梅赜都没有说明。这部书的经文分为四十六卷，共计五十八篇。其中三十三篇内容与二十九篇的伏生本相同，只是分《尧典》下半为《舜典》，分《皋陶谟》下半为《益稷》，将《盘庚》分为上中下三篇。另外的二十五篇内容是伏生本所没有的，被称为“晚书”。这五十八篇除《舜典》外，其余都有“孔传”，也就是所谓孔安国的注解。书前还有孔安国写的序，说明他得书和作传的情况。该书又把对各篇加以简单说明的《书序》分别列在各篇经文的前面。这个本子出现后，很快就被立为学官。从东晋到隋唐，学者多信其就是孔壁古文，也相信是西汉孔安国作的传。唐初孔颖达等人为它作了“疏”，是奉唐太宗命所修《五经正义》之一种，成为官方定本，科举考试就必须使用这个本子。经学从此大一统，《孔传古文尚书》定于一尊，马融、郑玄等注解的古文《尚书》本也因不合时宜而逐步失传了。这个《五经正义》本子一直流传至今，收入清人编纂的《十三经注疏》中。

其实，这只是对《尚书》流传经过最简单的描述，关于《尚书》的流传，两千多年中还有许多曲折的故事。比如，汉初还出现过当时就已发现是伪造“百两篇”的《尚书》，还有河间献王本和杜林的漆书本，这些本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就更说不清楚了。

关于这部书的真伪，更是千载疑案，迷雾重重。宋代吴棫（yù）撰《书稗传》，开始怀疑二十五篇“晚书”是伪作。稍晚的大儒朱熹也对此提出疑问，他的弟子蔡沈就写了一部《尚书》注，人们称之为《蔡传》。《蔡传》在三十三篇的篇目下标明“今文、古文皆有”，而在二十五篇“晚书”的篇目下标明“今文无，古文有”，将两部分严格加以区分。元代的吴澄则断然将伏生今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三十三篇，将二十五篇古文排除在外。明代梅（zhuó）撰《尚书考异》，进一步证明这二十五篇是伪作。到了清代，有位大学者叫阎若璩（qú），潜心研究了二十多年，几乎花费毕生精力写成《尚书古文疏证》，列出其作伪的一百二十八条证据（其中二十九条有目无文）。自此，《孔传古文尚书》为伪书似成铁案。至今学者多认为《孔传古文尚书》五十八篇中，只有三十三篇的内容是伏生所传，其余二十五篇“晚书”都是伪作，所谓《孔传》、《孔传序》以及每篇前所冠的《书序》也都是伪作。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有异议。与阎若璩同时的大学者毛奇龄曾撰《古文尚书冤词》力辨其真，虽然未能得到学界普遍认同，但也有学者认为其驳阎之论也未必全无道理。总而言之，自汉以来，几种本子来源各异，真假杂糅，莫衷一是。可以说，没有哪部古籍有《尚书》这般复杂的身世和奇怪的故事。

这套丛书名为《大学生传世经典随身读》，所以这次的注释工作主要是针对大学生和青年读者的。囿于丛书体例，五十八篇全注则篇幅过大，选注则不好确定采选的标准。只好按照通常的办法，选取所谓今文二十八篇关于伏生所传《尚书》篇数，有二十八篇、二十九篇两说。有人认为伏生所传本来只有二十八篇，后来将《泰誓》加入，故为二十九篇。也有人认为，篇数的差异是因为《顾命》篇与《康王之诰》篇的分合不同。今将两篇合为一篇，故为二十八篇。参见《顾命》篇下注释。。但要提醒同学们注意，其余的二十五篇所谓古文，即便真是伪作，也是西晋时期的古典，不妨看做是古文《尚书》的辑佚本，其史料价值也不容忽视。更何况这二十八篇是否就是伏生所传，是否就是孔子所编先秦旧貌，那二十五篇是否就是完全伪作，我也实在不敢断定，疑其真中掺假，假中存真，真真假假，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就此二十八篇而言，其内容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典，记载君主的言论事迹或是重要史实；谟，记君臣策划、谋议大事的对话；训，是臣下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君主对臣下的告诫教导之辞；誓，是君主征战训诫士众的誓师词；命，是君主任命官员或嘉赏臣下的册命之辞。其中，诰的数量最多，是《尚书》的主要内容，史料价值较高。

依照现代大多学者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后代史官的追记，有些是战国末年的托古之作。如此看来，今文《尚书》里便也有真伪之分了。

二十八篇的具体内容，在各篇“题解”中都有简要介绍，读者翻检自得，于此就从略了。

《尚书》历来号称难读。唐朝韩愈在《进学解》中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就是说其文字晦涩艰深，难懂难读。由于时代太古，其字词语法都属于殷商西周时期的上古汉语系统，不仅与现代汉语隔膜太大，就是与春秋战国以来的经传诸子之文也相差甚远。加上流传既久，残缺颠倒、篡改讹误在所难免，朱熹已经感叹于“断简残编无从考证”。王安石黜《春秋》为“断烂朝报”，以今观之，《书》之断烂难通更有过之！自古以来，文字训诂、语法句读、文意史实聚讼纷纭，歧说之繁，无出其右者。

正因如此，本书为了便于青年学子阅读，几乎每句都加了注解。有些句子由于语法比较特殊，和今天的差别较大，即使每个字词都注释了，还是不大容易了解全句的意思；或者明白了字面意义，其深层含义不易显露。对这样的句子，就加以串讲，个别地方还对其含义加以简单说明。如果说这部《编注》有什么特点，那就是注释比较详尽，使青年学人容易通读。在此前提下则又力求简约，古今注解歧说众多之处，择善而从，或略出己意。一般不罗列众家歧说别解，不多引经据典，不繁加考证，以免生枝蔓，增加阅读的难度。这本小册子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帮助青年朋友对《尚书》有个基础的了解。至于深入研究，旁求博考，抉奥阐幽，敬请研读前圣近贤之大作。

此次编注，以周秉钧先生的《尚书易解》为底本，篇目编排一皆依之，字词句读偶有自觉未安之处，则参以其他各本，斟酌定之。篇末附有主要参考书目，注释中则一般不列出处，非为掠美，体例所限，避免过于繁琐，取便初学耳。

贺友龄

2008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