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木刻版画是有悠久光荣的历史的，留下来的遗产也非常丰富。本书中的这些古版画以明代刻本为主，间附清刻，除了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之外，往件还记录了一些当代社会风俗的面影，从人民的日常生活，到具体的名物，以至社会面貌，时代风习，无处不使人感到美……本书是除了古代实物以外，最好的历史学习的参考图谱。

这些古版画除了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之外，往往还记录了一些当代社会风俗的面影。通过画面，不独使人感到美，还能使人得到很多知识。从人民的日常生活，到具体的名物，以至社会面貌，时代风习，往往都能通过古书的插图得到实证。这实在是除了古代实物以外，最好的历史学习的参考图谱。

小序

书帕

四百年前的出版家

太真全史

养正图解

青楼韵语

军旗

人像

澳门纪略

钓台集

道元一气

吃茶

醉乡从事

吴骚合编

千秋绝艳(代跋)

书帕

明朝的“书帕”风气极盛。士大夫为了表示自己是风雅人物而且重视文献，到任之后，一定要刻上两部书，拿来送礼。如果要送钱，也可以和书一起送去，银票就夹在书里。表面上是送书，其实是连钞票一起夹带进去了。这样不但没有行贿的痕迹，而且显得“风雅”。比起《四进士》里的田伦，“三百两银子压书信”，用一只酒坛子装到顾读家去，事机不密，被宋士杰看穿，弄出一场大祸来，那实在是高明得多了。

于是，就引起了后人“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的慨叹。因为刻书的人，并不是想流传古籍，只能草草了事，乱刻一通，这样就难免要错误百出，不堪卒读。

所谓“书帕”，就是送礼时和其他贵重物事拼成几色的书册。这些书也往往以自刻者为多。

这样刻成的书，也有一些是比较有意义的。比方说，刻地方志，刻风景古迹、人物志传书的，……也有。这种书就往往能保留当地地方文献，在人文地理科学士二有一定的价值。明代一朝所刻的这一类书，数量很大。

《文潞公轩诗》三卷，翼城王泰编辑，就是这样的名胜志书之一。成化二十二年(一四八六)山西刻本。这部书是纪念宋朝的文彦博的。文彦博在宋仁宗天圣六年(一○二八)到山西翼城县作知县，在河边造了一座休憩用的亭子，到了四百多年以后，亭子还存在，亭子的大梁上还留着他的亲笔题字。于是就有很多风雅人物写了很多题咏。王泰是翼城人，就把这些诗文抄集下来，刻成这一部《文潞公轩诗》。

原书前面附有一幅插图。这是一张山水人物图。刻法极为古朴，比起晚明的雕板来，在技巧上当然差得很远，但是时代却要早到近两百年。明初刻本里的板画是极少见的，而且这书刻于山西，是明代北方早期板画的代表作品。要研究明代板画的发展史，这就成为大可珍贵的资料r。

这是一张“鸟瞰图”。好像是坐在飞机里拍的照相。既然要表现山川风物，又要着重地写出“轩”来，所以才设计了这样的表现手法。

一道城垣横隔在画面三分之一的地方。把较大的地位留给山水。城外是一条护城河，河的对岸是山，河边、山上，零落地布置了一些树木，河身中间还有着洄澜。这都是简单地用传统山水画法勾勒出来的。

至于那个亭子，就写得比较仔细。台阶上的雕刻、屋顶的装饰，都比较详细地描写出来。最有趣的是坐在亭子里面的人物，那悠然自得的神情，的确很生动。人物虽然穿着朝服，却分明并不在处理公事，而是悠然地在欣赏风景。案上放着纸卷，大概是在作诗，构思。

右下方的空白，用几枝疏落的竹丛补足了。自然这不是写实的，但却安置得恰好。有浓郁的传统山水画的风味。

刀法是古拙的，但却很好的表现了画家的笔意。特别是邪几笔竹枝，表现得很好。看了这样粗犷的初期板画，再和晚明细腻工致的作风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二百年中间这种艺术有着怎样的发展、进步，这条路是漫长艰苦但却丰富多彩的。

原书在清初旧藏“怡府”，有“明善堂”印记，各家书目都未曾著录，可能已经是孤本了。

四百年前的出版家

中国不但是世界上发明纸张最早的国家，印刷术也最先在中国使用。紧跟着这些伟大的发明的出现，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大大发展了。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事例之一的印刷出版业也在宋代就有了很大的发展。

关于北宋的印刷出版业的材料，现在保存下来的不太多。(前几年上海发现了一册北宋刻的三十卷本《文选》的残卷，有杭州猫儿桥畔某书肆印行的牌记，足证在还不曾改为临安的杭州，书肆也是颇多的。)南宋就不然，我们有大量的实物，足以证明当时出版业的异常发达，在杭州、建阳，都有大量的书铺存在。

福建建阳，地处闽北群山之中，造纸业很发达，又因为地方偏僻，不易遭到战火，所以这里的书铺有着悠久光荣的历史。特别著名的是麻沙版。在宋代，他们出版的方向与特点就已经确定下来了。他们是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出版的书，包括了大量的通俗用书，医、卜、星、相这一类的书，以及附插图的小说都大量的出版。即使是专为知识分子准备的书，也多注重实用，如文人要作诗，就编刻一些《万宝诗山》之类的类书，以备检阅；仕子要去考状元，就为他们准备了有如不久以前还可以看到的《投考指南》之类的书。就连正经正史，也一定要选刻内容丰富切于实用的，这种面向群众，不空谈版本的传统，是值得注意的。

因为上面所说的地域环境的特点，使建阳的出版业一直发展到明朝，日益兴盛。在我国的出版史上是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的。

建阳的书肆，最著名的是余家。如余氏勤有堂在元皇庆壬子(一三一二)刻了“杜诗”；岳飞的孙子岳珂，谈到出版物时，就大大称赞过建安余仁仲的出品。这是宋元两代余家的故实大概。

到了明朝，建安余氏刻了大量的小说，最著名。这些小说，因为过去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货色，随看随丢，在国内几乎都成了罕见的珍本。而在日本倒被保留了很不少。二十年前孙楷第先生到日本去了一回，留下了一本记录。他特别对建阳余氏作了一番考察。现在根据他的论述，介绍一些大致的情况。

明朝建阳姓余的所开的书铺，有三台馆和双峰堂。其实这两家是联号。老板兼编辑其实就是一个人。此人姓余名象斗，字仰止，又题余世腾字文台(好像今天的作家，一个人有几个笔名)。他一个人编刻了很多的书。只小说一类就有《唐国志传》、《大宋中兴岳王传》、《南北两宋志传》、《东西两晋演义》、《英烈传》、《列国志传》、《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大宋中兴演义》、《三国志传》、《万锦情林》……。

能够大量地刻书，这自然是好事，但这里面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如余象斗为了招徕读者，就往往运用一些广告手段，借当时的名人，如李九我等出面选订；把别人的出版物拿来改头换面，加以刊行；自己动笔删削增添，出奇斗胜。像水浒传，他就出版了一种《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以增加了征田虎天庆的故事为号召；同时又为了降低成本，削减篇幅，就把全本大加删除，结果弄得事繁文简，大大损害了水浒传的艺术性。这就是资本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经营方法所造成的恶果。即使是在四百年前的萌芽时期，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P4-12

中国的木刻版画是有悠久光荣的历史的，留下来的遗产也非常丰富。但在过去，却一向不为人重，没有什么人对它作过有系统的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说它过去“不为人重”，这里的“人”，是指的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层。他们是看不起版画的，认为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旧社会的藏书家是向来不肯收藏版画书籍，把书名编进自己的藏目里的。但劳动人民却正好相反，他们对木刻版画非常喜爱。因为版画往往出现在戏曲、小说……这些通俗读物中间。这些正是劳动人民最接近与喜爱的东西。还有木刻年画、装饰画之类，也都是与广大人民的生活有密切关连的艺术品。

可惜劳动人民没有士大夫阶级那种藏书的条件，所以这种有木刻插图的书，流传下来的就特别少。虽然遗产丰富，在今天说来，这些到底都已经成了非常稀罕的东西。

近三十年来，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人们开始重视古木刻版画，加以收集。进行研究的人也陆续出现了。郑振铎先生所编著的《中国版画史》，就是这方面的一部辉煌的开山巨著，虽然还不曾完成。

这些古版画除了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之外，往往还记录了一些当代社会风俗的面影。通过画面，不独使人感到美，还能使人得到很多知识。从人民的日常生活，到具体的名物，以至社会面貌、时代风习，往往都能通过古书的插图得到实证。这实在是除了古代实物以外，最好的历史学习的参考图谱。

数年以来，在市肆案头，或朋友家里，偶有所见，便设法拍摄书影，写下零碎的读书札记来。积久渐多，少加汇集，便成了这一小册。实物的取材，以明代刻本为主，间附清刻。至于更早的宋元作品，不但稀见，而且往往是佛教故事的插图，用处不大，也就不加收集。至于选择的标准，则以比较稀见的书籍为主，尽量选取未见著录的罕见书册。至于传本尚多，而意义重要者，自然也还是酌量选用的。

札记的用意，是想对插图的内容加以说明，虽然极不全面，但总希望能使读者在看画的时候得到小小的帮助。但由于作者的水平低下，可能在许多地方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我是热诚地希望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的。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二日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五日重校

五十年前写过几篇“插图的故事”，陆续在报纸上发表。后来辑成小册，交出版社出版。编校甫定，而一九五七年的罡风忽起，将我连同我的写作、发表权一起卷去。出版社只好将原稿见还。从此压在箱底，迄今四十九年矣。

我的对晚明版画发生兴趣，是在看到董康以“忏绮生集珍”名目印成的两册《千秋绝艳图》之后。这是他搜集明刻《西厢记》插图七种，用珂■版精印的图册。记得开明书店初印《旧戏新谈》时，叶圣陶先生和我商量封面设计，我就将这两本‘‘绝艳图”送去，叶先生选用了王李合评本《西厢记》图中“酬简”一幅作封面。这是我的著作与明刻版画结缘之始。

当时见书不多，凡有所得都当作宝贝，加以著录。少后目光少广，收书渐多，于是写了“晚明的版画”，论列较详。所采用者，多出自藏，其不完不备可知。即以西厢图而论，其藏于德国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的崇祯十三年刻的闵齐伋本彩色插图就是未之前见的精品。现已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并谢光甫旧藏何璧本重印。两书附图皆前未经见，可补“千秋绝艳”者。董康又曾影印崇祯壬午本《苏门啸》十二卷，前有洪国良等刻圆图十二幅，精妙绝伦，孤本仅存。此外明刻套印本《董解元西厢》图亦为董刻所未收；万历顾曲斋刻本《古杂剧》插绘亦为绝世名作，爰各取数幅，缀为此篇，可少补前文之荒窘，增读者之兴致，当此旧作复活重生之日，聊做补缀，以示欣慰。读者鉴之。

二○○六年五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