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罪知道(从犯罪现场到法庭鉴证)》是一本小编不敢深夜编辑的书：火灾现场、战争残害、腐蛆苍蝇、挖坟掘尸、身首异处，以及各种连环杀人案，薇儿·麦克德米德深入探究鉴证科学的各种千奇百怪的破案方式，用真实案件和实例记录了两百年犯罪鉴证的发展史，比小说还要惊悚离奇！

这不是一部小说！但是你会发现现实比虚构更加不可思议……

薇儿·麦克德米德所著的《只有罪知道(从犯罪现场到法庭鉴证)》是一部讲述犯罪现场分析和法庭鉴证科学的非虚构作品，完整记录了英国两百年犯罪鉴证的发展史。作者通过对鉴证科学发展的研究梳理，将刑侦过程中的法证科学分门别类，例如犯罪现场调查、毒理学分析、犯罪心理学分析等等。此外，作者结合对业界级专家采访、著名案件分析以及其个人的亲身经历，为读者展现了与犯罪小说截然不同的真实犯罪分析。事实上，真实案件的侦破过程，往往要比小说家笔下的虚构情节更具有戏剧性，震撼人心。

书中除了很多引人入胜的细节描写外，还有一些让人吃惊和意外的事实。作者搜集案例的时间跨度很广，不仅展现了西方早期法证科学的诞生过程，还为我们呈现了多种多样的现代犯罪的破案方法。

总之，无论世界如何转变，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对犯罪鉴证的痴迷永远不会消失。

在犯罪、推理小说领域，英国作家人才辈出，从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再到近年来被誉为英国受欢迎的女性犯罪作家薇儿·麦克德米德，推理小说的类型与题材随着技术、时代变革日新月异，但无论小说中的犯罪手法如何高超、犯罪案情如何错综复杂，推理小说都是依据真实犯罪鉴证科学的发展而延伸的，从犯罪现场到法庭鉴证，鉴证科学的主旨至今未变——即一个犯罪现场、一具尸体或者是一根头发，都能解开事实的真相，展现司法公正。

01 无声的证人：犯罪现场

02 焦煳的吸引力：火灾现场调查

03 人类的鉴证帮手：昆虫学

04 尸体的秘密：病理学

05 药物的奥妙：毒理学

06 独一无二的印迹：指纹鉴定

07 基因的指证：血迹与DNA

08 死者的尊严：人类学

09 思想的索引：面貌复原技术

10 科技与应用：数字取证

11 犯罪行为的动机：鉴证心理学

12 规则的束缚：法庭

结语

大诗人约翰·邓恩（JohnDonne）说过：“民吾同胞也，孰死非我冤？我其为谁者？人类之一员！”这句话具有极重要的道德感，但除此之外，毋庸置疑的是，当突然而至的暴力死亡与我们自己的生命有所联系时，无论这个联系多么微弱，总会对我们产生更大的情感波动。所以牛津一所小型女校校友瑞秋·麦克莱恩一案对我的触动极大。我与她不熟，但与她和她的命运却有着一丝亲切感。

瑞秋·麦克莱恩是圣希尔达学院的大学生，19岁那年成为约翰·坦纳的女友。1991年4月13日，也就是两人交往10个月后，坦纳向她求婚。对于任何一个女孩子而言，这样的大事都会迫不及待地要跟最亲近的人分享。但接下来的几天，瑞秋在圣希尔达学院或整间大学里的朋友都没再见过她。她勤学好问，对人友好，热情开朗，谁都不肯相信她会不辞而别。坦纳给她的寄

宿家庭打电话，说要跟她谈谈，可室友也不知道她的行踪。

经过五天的担惊受怕之后，学校领导向警察报告了瑞秋失踪一事。警察联系了在诺丁汉读大学的坦纳，他说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1991年4月14日晚上。他当时从牛津车站乘火车回诺丁汉，她在站台上跟他挥手告别。他们在车站自助餐厅遇到的一位长发年轻人提议顺便送她回阿盖尔街的住所。

坦纳与警方合作，协助了搜寻，在电视上重现了他从牛津车站离开的过程，试图激发可能见过瑞秋的人的记忆。人们相信他是第一位参加这种电视重现的凶手。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情绪激动地告诉朋友和记者们，说他和瑞秋两情相悦，正准备结婚。但警方怀疑坦纳有所隐瞒，于是提前安排记者问他一些关键问题，比如“你是否杀了瑞秋？”他回答时极不自然，且没有丝毫感情，令警察更加肯定他对瑞秋失踪一事了解更多内情。

警察搜查了瑞秋在阿盖尔街与朋友同住的屋子。一切似乎都井然有序，地板没有移动的迹象，其他东西也都没有疑点。侦探们无法找到能够用于逮捕坦纳或至少给他施压的证据，因而深感绝望。蛙人搜索了彻尔维尔河，其他警员则在附近的灌木林中进行地毯式搜索。

警察联系了地方委员会，查证阿盖尔街的那所房子是否有地下室。对方说虽然没有地下室，街上有些房子下面却有柱子支撑，这就意味着地板下面还有空间。

得到这一消息，警方于5月2日再次对这所房子进行了搜索。这一次，他们在楼梯下面发现了部分木乃伊化的瑞秋的尸体。坦纳将她塞进楼梯板底部20厘米的空隙中，然后推到地板下方。虽已死亡18天，她的尸体并未怎么腐烂：从多孔砖透进来的温暖干燥的空气风干了她的皮肤。

找到尸体只是谋杀案调查第一阶段的终结，却是法医病理学家对被告人提起诉讼这一关键过程的开始。在瑞秋·麦克莱恩一案中，这一任务落到了盖伊医院法医学科主任伊恩·韦斯特（IainWest）的肩上。尸体解剖过程中，他发现瑞秋的喉头左侧有一处1厘米的淤青，右侧则有4处。他拍下这些淤青和斑点—她面部和眼睛里的出血点。通过内部器官检查，他发现喉咙里的喉部韧带断裂。所有这些创伤都表明是窒息致死。另外，她头皮上缺了一撮头发，韦斯特相信瑞秋扯掉头发是为了减轻喉部压力而做出的绝望举动。当警方带着从伊恩·韦斯特那里得到的确凿证据对质约翰·坦纳时，他开口承认杀了瑞秋。审判时，他说：“我充满怒火地使劲打她，又用手掐住

她的脖子。我一定是失去了控制，因为我对之后的事情印象非常模糊。”他宣称是在瑞秋承认出轨之后将她杀死，接着在她毫无生机的尸体旁边躺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找到一个藏匿她的合适地点，把尸体从橱柜的空隙中拖过去，然后乘火车回到诺丁汉。坦纳被判终身监禁，2003年获释后回到了故乡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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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所知的司法公正并非总是还原真相的，刑法应当“以证据为基础”这个概念还相对比较新颖。数世纪以来，人们遭受控诉和定罪的原因多种多样：因为缺乏社会地位；因为不是本地人；因为自己或妻子、母亲擅长药草；因为肤色；因为找错了性伴侣；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或者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

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犯罪现场能够提供各种有益的信息，新的科学分支不断涌现，解读这些信息并将其呈上法庭成为了可能。

18世纪科学发现的涓涓细流在19世纪以后变成了滔天洪水，它们也在实验室之外得到了实际应用。犯罪调查规范才刚刚萌芽，一些早期侦探就已热切期望从所调查的罪案中搜寻出能够佐证自己理论的证据。鉴证—一种法律证据—科学应运而生，人们迅速认识到科学探索的许多分支都将对这一新的方法论做出一定贡献。最早的案例之一将病理学和现在所谓的文证审查结合了起来。

1794年，爱德华·卡尔肖被手枪击中头部致死。当时，手枪均为前装式，枪口用一团纸填实，以防枪内的钢珠和火药掉落。外科医生检查尸体时，从头部受伤部位找到了纸团。他打开纸团，发现这是从一张民谣歌单上撕下来的一角。对谋杀案嫌疑人约翰·汤姆斯进行搜查之后，从其口袋内找出一张民谣歌单，与手枪内的纸团完全吻合。在兰卡斯特进行的审讯中，汤姆斯被判谋杀。

科学进步使得法律越来越成为维护正义的必然工具，这实在令人欣喜。

科学家们在帮助法庭拨开迷雾，寻找真相。以毒药为例，数百年来，毒药一直是谋杀首选工具。但是，若没有可靠的毒理学分析，几乎不可能进行佐证。这一困境即将得到改变。即便是在早期，科学佐证也饱受质疑。8世纪末期，人们曾设计一个试验来检测砒霜，但只有存量很大的情况下才能被检测到。后来，多亏了英国化学家詹姆斯·马什，该试验才得以改良，变得更加实用。

1832年，一男子因在咖啡中投放砒霜致其祖父死亡被法庭指控谋杀，马什以鉴定人身份出庭作证。他已从可疑咖啡中采取样品并进行了检测，从中发现了砒霜。可是在向陪审团呈递的时候，试样已变质，检测结果随之作废，被告因存在合理的怀疑被无罪释放。但对于羽翼未丰的科学家来说，这算不上挫折。詹姆斯·马什是位高尚的科学家，他将这次失败看做通往成功之路的激励。面对出庭作证的尴尬，他又设计了更好的试验方法。他最终设计出的具有决定性的试验方法极为有效，能够检测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砒霜残留；多亏了这项试验，维多利亚时代许多因缺乏鉴证科学而逍遥法外的罪犯都被绳之以法。而且这项试验今时今日依然在发挥其作用。

鉴证科学和从犯罪现场到法庭的这段路程是千千万万罪案小说百用不厌的话题。致力于将科学应用到破案中，这是我衣食无忧的保障，但这并非浅层次的原因—鉴证科学家慷慨地腾出时间、分享知识，而是因为通过他们的努力改变了全世界的法庭面貌。

我们罪案作家总喜欢说这一类型扎根于文学史的最深处，声称从《圣经》中寻找先例：伊甸园中的蒙骗；该隐对兄弟亚伯的血腥残杀；大卫王对乌利亚的血腥屠戮。我们试图说服自己：莎士比亚就是同行。

可事实上，罪案小说是从“以证据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中生发出来的，而这正是无数科学家和侦探先驱们遗赠给我们的宝贵资产。即便是在早期，人们就已清楚地认识到，既然科学有助于审案，那么审案也能将科学家们推到新的高度，双方在维护正义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写好这本书，我向顶尖鉴证科学家咨询了该行业的历史、实践和未来；为了弄清楚蝇蛆这种东西，我爬上了自然历史博物馆高塔的最顶端；我回想起自己所面对过的暴力死亡事件；我亲手捧过某位逝者的心脏。这段旅程令我充满敬畏和敬意。这些科学家所讲述的故事说明一个道理：从犯罪现场到法庭这段曲折的道路是你所能读到的最令人着迷的主题之一。它同时提醒着你，现实比虚构作品更加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