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是现代中国诗坛上负有盛名的“雨巷诗人”。他的诗歌和诗论极富个性，虽然总量不多，却“以少胜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位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代表人物，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他的《雨巷》、《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篇，堪称中国新诗的杰作。

本书从其作品中精选了多篇经典诗作以及散文、评论、书信日记等，其中，《雨巷》以其优美、伤感、恫怅、朦胧而富于音乐美的特性，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

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只有三十年的短暂历程，但在东西方文化浪潮的交汇与激荡之中，却风生水起、云蒸霞蔚，涌现出一代灿若星河的新文学作家，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伟大新纪元。辑入本丛书者，均为名家名作，风格绚丽多彩，文体摇曳生姿，名臻其美，蔚为大观。

“新编”之“新”，在于既注重择选经过时间淘洗、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经典，又着意搜集那些过去不大为一般读者所知的随笔、散论、杂谈、序跋、日记、书信等非虚构的精彩篇什，以更完整、更集中、更丰富地反映和体现作家一生著述的思想艺术全貌。这后一种文字，虽不是文学园林里的殿堂碑碣，但亦如其中的雕阑画础，于细微处或能见础真面目与真精神来，是解读、体悟作家作品所不可缺少的。两个部分各有千秋、各擅胜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读者可以“借一斑而窥全豹”，领略中国现代文学难以企及的博大气象和独特魅力。

前言

诗歌

 御街行

 夜坐

 夕阳下

 寒风中闻雀声

 自家悲怨

 生涯

 流浪人的夜歌

 断章

 凝泪出门

 可知

 静夜

 山行

 残花的泪

 十四行

 不要这样

 回了心儿吧

 忧郁

 残叶之歌

 闻曼陀铃

 雨巷

 断指

 古神祠前

 我的记忆

 路上的小语

 林下的小语

 夜

 独自的时候

 秋

 对于天的怀乡病

 印象

 到我这里来

 祭日

 烦忧

 百合子

 流水

 我们的小母亲

 八重子

 梦都子

致霞村

 我的素描

 单恋者

 老之将至

 秋天的梦

 前夜

 我的恋人

 村姑

 昨晚

 野宴

 三顶礼

 二月

 小病

 款步(一)

 款步(二)

 过时

 有赠

 游子谣

 秋蝇

 夜行者

 微辞

 妾薄命

 少年行

 旅思

 不寐

 深闭的园子

 灯

 寻梦者

 乐园鸟

 见毋忘我花

 微笑

 霜花

 古意答客问

 灯

 秋夜思

 小曲

 赠克木

 眼

 夜蛾

 寂寞

 我思想

 元日祝福

 白蝴蝶

 狼和羔羊(寓言诗)

 生产的山(寓言诗)

 致萤火

 抗日民谣(四首)

 狱中题壁

 我用残损的手掌

 心愿

 等待(一)

 等待(二)

 过旧居(初稿)

 过旧居

 断章

 示长女

 在天晴了的时候

 赠内

 萧红墓畔口占

 口号

 断篇

 偶成

 无题

 小诗

散文

 记诗人许拜维艾尔

 巴黎的书摊

 都德的一个故居

 山居杂缀

 记马德里的书市

 香港的旧书市

评论

 苏联文坛的风波

 诗人玛耶阔夫司基的死

 一点意见

 望舒诗论

 法国通信(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谛运动)

 保尔·蒲尔惹评传

 谈林庚的诗见和“四行诗”

 诗论零札

 诗人梵乐希逝世

 杜甫的承传

序跋

 《少女之誓》译者题记

 《爱经》译本序

 《耶麦诗抄》译后记

 《保尔·福尔诗抄》译后记

 阿耶拉

 《核佛尔第诗抄》译后记

 《西茉纳集》译后记

 《铁甲车》译序

 《紫恋》译后记

 关于加尔西亚·洛尔加

 《星座》创刊小言

 关于沙里纳思

 《阿尔倍谛诗抄》译后记

 关于阿尔陀拉季雷

 《苏联文学史话》译者附记

 《狄戈诗抄》译后记

 《魏尔伦诗抄》译后记

 跋《山城雨景》

 十年前的《星岛》和《星座》

 《恶之华掇英》译后记

 关于艾吕雅

 跋《西班牙抗战谣曲选》

书信 日记

 致林蕴清(1929年11月)

 致叶灵凤(1932年3月5日)

 致里昂中法大学校务长(1934年10月)

 致郁达夫(1938年8月23日)

 致艾青(1939年初)

 我的辩白——致文协港粤各位会员先生的信(1946年2月6日)

 致陈敬容(1948年4月24日)

 致杨静(1949年4月27日)

 致杨静(1949年8月4日)

附 杨静致戴望舒三封信

 致叶灵凤(1949年10月15日)

 林泉居日记(1941年7—9月)

巴黎的书摊

在滞留巴黎的时候，在羁旅之情中可以算做我的赏心乐事的有两件：一是看画，二是访书。在索居无聊的下午或傍晚，我总是出去，把我迟迟的时间消磨在各画廊中和河沿上的。关于前者，我想在另一篇短文中说及，这里，我只想来谈一谈访书的情趣。

其实，说是“访书”，还不如说在河沿上走走或在街头巷尾的各旧书铺进出而已。我没有要觅什么奇书孤本的蓄心，再说，现在已不是在两个铜元一本的木匣里翻出一本Patissier franqais的时候了。我之所以这样做，无非为了自己的癖好，就是摩挲观赏一回空手而返，私心也是很满足的，况且薄暮的赛纳河又是这样地窈窕多姿！

我寄寓的地方是Rue de L'Echaude，走到赛纳河边的书摊，只须沿着赛纳路步行约摸三分钟就到了。但是我不大抄这近路，这样走的时候，赛纳路上的那些画廊总会把我的脚步牵住的，再说，我有一个从头看到尾的癖，我宁可兜远路顺着约可伯路，大学路一直走到巴克路，然后从巴克路走到王桥头。

赛纳河左岸的书摊，便是从那里开始的，从那里到加路赛尔桥，可以算是书摊的第一个地带，虽然位置在巴黎的贵族的第七区，却一点也找不出冠盖的气味来。在这一地带的书摊，大约可以分这几类：第一是卖廉价的新书的，大都是各书店出清的底货，价钱的确公道，只是要你会还价，例如旧书铺里要卖到五六百法郎的勒纳尔(J．Renard)的《日记》，在那里你只须化二百法郎光景就可以买到，而且是崭新的。我的加梭所译的赛尔房德思的《模范小说》，整批的《欧罗巴杂志丛书》，便都是从那儿买来的。这一类书在别处也有，只是没有这一带集中吧。其次是卖英文书的，这大概和附近的外交部或奥莱昂车站多少有点关系吧。可是这些英文书的买主却并不多，所以化两三个法郎从那些冷清清的摊子里把一本初版本的《万牲园里的一个人》带回寓所去，这种机会，也是常有的。第三是卖地道的古版书的，十七世纪的白羊皮面书，十八世纪饰花的皮脊书等等，都小心地盛在玻璃的书框里，上了锁，不能任意地翻看，其他价值较次的古书，则杂乱地在木匣中堆积着，对着这一大堆你挨我挤着的古老的东西，真不知道如何下手。这种书摊前比较热闹一点，买书大多数是中年人或老人。这些书摊上的书，如果书摊主是知道值钱的，你便会被他敲了去，如果他不识货，你便占了便宜来。我曾经从那一带的一位很精明的书摊老板手里，花了五个法郎买到一本一七六五年初版本的Du Laurens的Imirce，至今犹有得意之色：第一因为Imirce是一部干禁书，其次这价钱实在太便宜也。第四类是卖淫书的，这种书摊在这一带上只有一两个，而所谓淫书者，实际也仅仅是表面的，骨子里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大都是现代人的东西，写来骗骗人的。记得靠近王桥的第一家书摊就是这一类的，老板娘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虔婆，当我有一回逗留了一下的时候，她就把我当做好主顾而怂恿我买，使我留下极坏的印象，以后就敬而远之了。其实那些地道的“珍秘”的书，如果你不愿出大价钱，还是要费力气角角落落去寻的，我曾在一家犹太人开的破货店里一大堆废书中，翻到过一本原文的Cleland的Fonny Hill，只出了一个法郎买回来，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从加路赛尔桥到新桥，可以算是书摊的第二个地带。在这一带，对面的美术学校和钱币局的影响是显著的。在这里，书摊老板是兼卖版画图片的，有时小小的书摊上挂得满目琳琅，原张的蚀雕，从书本上拆下的插图，戏院的招贴，花卉鸟兽人物的彩图，地图，风景片，大大小小各色俱全，反而把书列居次位了。在这些书摊上，我们是难得碰到什么值得一翻的书的，书都破旧不堪，满是灰尘，而且有一大部分是无用的教科书，展览会和画商拍卖的目录。此外，在这一带我们还可以发现两个专卖旧钱币纹章等而不卖书的摊子，夹在书摊中间，作一个很特别的点缀。这些卖画卖钱币的摊子，我总是望望然而去之的，(记得有一天一位法国朋友拉着我在这些钱币摊子前逗留了长久，他看得津津有味，我却委实十分难受，以后到河沿上走，总不愿和别人一道了。)然而在这一带却也有一两个很好的书摊子。一个摊子是一个老年人摆的，并不是他的书特别比别人丰富，却是他为人特别和气，和他交易，成功的回数居多。

P181-183

戴望舒是中国杰出的现代诗人、学者和翻译家。祖籍江苏南京，1905年10月5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原名丞，字朝宷，后曾用戴梦鸥、戴望舒、江思、艾昂甫、陈御月、文生、林泉居士等笔名，以戴望舒行世。

戴望舒1913年入小学读书，1919年秋季考进宗文中学。中学四年是他踏上生活和艺术之路的开端。1922年，戴望舒、戴克崇(杜衡)、张天翼和之江大学学生施蛰存等人成立了文学社团“兰杜”，并于1923年元旦创办《兰友》旬刊。戴望舒担任编辑，至1923年7月，共发行十七期。戴望舒在此期间发表小说、散文、评论和译作有二十三篇之多，这些少年之作，抒写了作者爱国热情和对现实人生的关注，稚气中透露的是严肃。

1923年戴望舒进入上海大学，1925年秋，因上海大学被封转到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学习。在神父指导下，阅读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浪漫派作家的作品，私下却欣赏魏尔伦和波德莱尔等象征派的诗歌，并且最终选择了象征派。戴望舒一边写诗，一边阅读和翻译魏尔伦等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作品，开启了他对中西诗歌传统的融会和创化的最初阶段。一方面他对诗的基本态度初露端倪，认为写诗的“动机是在于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另一方面，又与魏尔伦诗歌迷人的音节和亲切的暗示的特点相契合，诗风在汇通中开始转变。《雨巷》是这一时期创作中的名篇。不久，望舒便不满意《雨巷》那样太像诗的写法，《我的记忆》的创作是另辟蹊径，也是诗人诗艺新的推进。1928年夏初，望舒和施蛰存应刘呐鸥的邀请，来到上海共同筹办杂志和书店。9月10日《无轨列车》半月刊问世，但仅出了八期，当局即以宣传“赤化”为由，禁止出版。1929年初，他们创办了水沫书店。1929年9月15日，他们又创办了《新文艺》月刊，到次年4月，又遭禁止。1930年3月，戴望舒由冯雪峰介绍参加了“左联”。但不久他便悄悄地疏远了“左联”。其问，他已创作了收入诗集《我底记忆》和《望舒草》中的全部诗篇。“悒郁着，用我二十四岁的整个的心。”(《我的素描》)可以说是诗人这个时期创作的基调。

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离沪赴法到里昂中法大学学习。求学期间，他寻书访书，出入图书馆和书肆，与诗人、艺术家广交朋友，先后翻译出版了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当代小说和《苏联文学史话》，广泛地吸纳新潮，艺术兴趣已由象征诗派转到其后裔现代派，特别是超现实主义文学流派。他积极投入反法西斯运动，1933年3月，他参加法国文学家召开的抗议法西斯大会，1934年8月，他到西班牙作短暂的旅行，此行的一个目的便是向国际作家反法西斯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援。1935年3月，戴望舒因在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游行，被中法大学开除回国。1936年10月，戴望舒邀请徐迟、路易士两位青年诗人协助，与卞之琳、梁宗岱、孙大雨和冯至共同创办《新诗》杂志，刊行十期，表明了他对“纯诗”的阐释和推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次年5月，戴望舒全家和徐迟全家一道乘船来到香港。同年8月1日，他主编的《星岛日报》“星座”副刊出版，本着“尽一点照明之责”(见本书《(星座)创刊小言》)的决心，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之中。1939年至1941年，他连续三年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会员通讯处”(“文协”香港分会为适应环境而改称)干事。1939年7月，他和艾青主编《顶点》诗刊。1940年夏初，根据茅盾的要求，又与叶君健、徐迟、冯亦代编辑出版向海外朋友介绍中国抗战文学作品的《中国作家》(英文版)杂志。其问还积极参与抗日救亡的实际工作，如组织策划“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参加“文艺通讯部”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指导工作等。情况正如徐迟所说，“这段时间里，文协领导主要工作差不多落到了戴望舒的肩头。茅盾远行了(1938年12月赴新疆——笔者)，名义上许地山当家，手中高举精神火炬的是乔木，抛头露面的是戴望舒。他手中有《星岛日报》副刊，其名日《星座》，是一个全国性的、权威的文学副刊。大家自然而然地围绕着他。我们都是活跃分子。”这期间，戴望舒的创作热情高涨，写诗、翻译，同时还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这是他一生最多产的时期。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3月，日本宪兵以从事抗日活动的罪名将戴望舒逮捕，在狱中他受尽种种酷刑。后来他曾以狱中生活为题材，写出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二)》等诗章，抒发自己视死如归的决心，和对正处于光明与黑暗搏斗中的祖国人民的怀念。5月，诗人被保释出狱，后到大同图书印务局编辑部任编辑。1944年4月至1945年6月，他与叶灵凤主编《华侨日报·文艺周刊》，在第1期《给读者》一文中，他说明办刊的缘起，就是因为“沉默太久，有一点不甘寂寞”，想借此“将我们的消息带给海外友人，带给远方的故国”。戴望舒在周刊上发表近六十篇作品，其中以译著居多，间或也有诗歌和随笔的创作。诗歌中的《过旧居》、《示长女》、《萧红墓畔口占》、《偶成》等，都是幽婉沉郁的名篇。上述的诗篇，后来都收入诗集《灾难的岁月》。“肩上压着苦难的年岁，压着沉哀”(《过旧居》)，在沦陷时期，诗人采用现实和超现实相结合的手法，抒写在生死绝续的境遇中的爱国深情、有尊严生存的决心和坚韧的意志，以“苦涩的诗节”“为灾难竖里程碑”。(《赠内》)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戴望舒携妻女回到上海。他先后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暨南大学和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面对国民党独裁政权，1948年5月，诗人再度流亡香港。1949年3月中旬来到北平，在他生命的晚年，赶上迎接新中国的旭日东升。1950年2月28日，因病逝世。

戴望舒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的一生。他了解西方现代诗艺，又谙熟中国传统诗学，具有高度的文化艺术素养，正直、诚实、温厚，热爱祖国，向往革命，渴望美好的生活，但却又害怕斗争，直到抗战以后，他才从个人的小天地走到苦难的战斗的人间，逐步把热爱祖国和追求革命的愿望付诸具体实践，思想和艺术出现了新的飞跃。他的一生在中国新诗史上做了宝贵的贡献：

其一，不断深入地推动中西诗学互动。戴望舒从1922年开始创作新诗，1925年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从此，他一边写诗，一边译诗，直到1948年底和1949年初艾吕雅和费囊德思的译作发表，追求中西诗学汇通和创化达二十八年之久，贯穿了他的诗歌创作整个过程。他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义诗歌，引领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流派。其二，创设具有散文美的自由诗体。《雨巷》这首诗表现了音乐的胜利，但是，执著于“为自己制最合自己脚的鞋子”(见本书《望舒诗论》)的诗人，接着对诗中的“音乐成分”开始了勇敢反叛，写下了絮语式的以情绪节奏代替字句节奏的《我的记忆》，并在以后的创作中锲而不舍地继续实践。在经过锤炼后的清新自然的口语和疏密有致的意象排列中，流动的是诗人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情绪的和谐、个性的音乐，形成一种富有旋律感的诗体，“给新诗带来新的突破”。其三，他的诗歌创作是在中西诗歌整合中渐趋圆融的杰作。胡乔木称赞戴望舒是“一个决心为人民服务的有才能的抒情诗人”。艾青说：“戴望舒是个具有丰富才能的诗人”，“他的诗，具有很高的语言魅力”。徐迟认为戴望舒是“一位大诗人”，“中国新诗史中的永生诗人”。

王文彬

2009年3月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