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高原。
波斯帝国的首府苏萨城。
大流士坐在宝座之上,头戴金冠,身穿红袍,手持金权杖。他身后,是高举羽扇的侍卫。他面前,是匍匐在地的群臣。
在朝堂之外,一万两千名“不死军”昼夜护卫着他,一万五千名奴隶随时侍奉着他。
在首都之外,几千公里的御道一直延伸到帝国边陲。无数信使在上面奔驰,传达他的指令。这些指令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决定千万人的命运。
他统治着一个辽阔的帝国。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么庞大的国家。世界文明的四个发源地,有三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在波斯的掌握中。数十万波斯大军控制着四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整个帝国人口多达几千万。其规模,即便是两百多年后的秦帝国也无法相比。在那个时代,它的庞大超越了人们想象的极限。
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三位君主。在他统治下,波斯帝国走向了巅峰。
无数的民族向它屈膝称臣。埃及的粮食、印度的象牙、吕底亚的黄金、巴比伦的白银、亚美尼亚的骏马、阿拉伯的香料、外高加索的美女,从四面八方涌人苏萨。
在希斯敦的悬崖上,刻着他的铭文:“我,大流士,伟大的王,乃万王之王,波斯之王,诸国之王。”这位万王之王享有人类史上空前的权力。在他之前,出现过无数帝王,但没有一个能和他比肩。
伊朗高原的太阳照耀着宝座上的大流士。在流溢着金光的宫殿里,他就像人间的神。
这时,台阶下忽然传来尖锐的叫声,撕破了大流士近乎完美的幸福:
陛下,不要忘了雅典人!
每天三次,大流士都会听到这声叫喊。它时时提醒着他:有一片土地还没有征服,有一个仇敌还没有惩罚。
事情的源头发生在伊奥尼亚——小亚细亚半岛(现在的土耳其)的西境。
希腊是片贫瘠的土地,不足以养活过多的人口。几百年来,一无所有的希腊人驾驶着蹩脚的船舶,在地中海四处游弋,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希腊人从没有深入陆地,只在大陆的边缘建立了诸多城邦。这些殖民地和母邦的联系相当薄弱,但是它们缓解了希腊的人口压力,并将希腊人的文化扩展到了更遥远的世界。
这些海外殖民地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伊奥尼亚城邦。
它占据了一片狭长的海岸。其国土微不足道,却创造了商业与文化的奇迹。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第一个历史学家、第一个寓言作家、第一个女诗人都出生在这里。如果把它的伟大人物一一列举出来的话,会是很长的一个名单。而浩瀚的波斯帝国,在两百年里没有产生一个可以和他们比肩的人物。
波斯只有一个帝王,和匍匐在他脚下的千万奴隶。
可是波斯人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伊奥尼亚。他们用火与剑扫荡了这片土地,扶植起一大批傀儡政权。伊奥尼亚人成了波斯的奴隶。
公元前500年,这些奴隶奋起反抗。他们向希腊本土求救。绝大多数希腊城邦拒绝了,但是雅典却伸出了援助之手。二十艘船只载着雅典武士,驶往亚洲。
波斯人猝不及防。起义军一路东进,攻占了小亚细亚行省的首府——萨尔迪斯(它是波斯人的一个统治基地)。起义军将城市付之一炬,雄伟的神庙也化为灰烬。
但起义军的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波斯大军从东方开来,像黑色的风暴一样冲过了小亚细亚。帝国轻而易举地击败了造反的奴隶,等待着起义者的是狂野的报复。
在许多岛屿上,波斯人用捕杀鸟的办法围猎人类。他们从北到南扫荡了整个岛屿,将岛民一网打尽。大陆上的伊奥尼亚人则像野兽一样,被波斯人捕捉。许多城市遭到血洗:男子被屠杀,女子被贩卖,最漂亮的男孩子被阉割后送入皇宫。
但是这些鲜血还不够,大流士的怒火依旧在燃烧。
他的目光越过了伊奥尼亚,投向了爱琴海的彼岸。那里有一片小小的土地——希腊。雅典人的挑战提醒了大流士:它还有待征服。无论从帝国安定的角度,还是从扩张的需要来看,希腊都应该被灭亡。
希腊是自由人的土地,它永远是伊奥尼亚人的榜样,激励他们反抗波斯帝国的压迫。
希腊更是帝国西进的一个阻碍。波斯帝国要想冲入欧洲,就要首先占领希腊。
征服希腊首先就要毁灭雅典。雅典人参与萨尔迪斯之战,焚烧了宝贵的神庙,却至今都没有得到惩罚!
大流士抽出一支箭,射向天空。他要神明来作证:“我要向雅典复仇!”从这一天开始,每天都有仆人向大流士呼喊三遍:“陛下,不要忘了雅典人!”
大流士没有忘。
山雨欲来风满楼
希腊,一个狭小贫瘠的半岛。它四分之三的国土是山地,耕地只占八分之一。崎岖的山崖环绕中,偶尔可见能耕种的平原。在那里,薄薄的一层泥土下面就是岩石。柏拉图这样评论希腊:希腊就像一个被疾病耗干,只剩下骨头的病人。它肥沃的土壤已经消失,只剩下了土地的骨架。
在这片残骸上,农夫日复一日地耕作,所获也仅能果腹。在这样的国度里,不可能有奢靡的生活。希腊人的标准伙食是:一个洋葱、一个鱼头、三颗橄榄,如此而已。
希腊只有波斯帝国一个省份的规模,但却分裂为上百个城邦,每个城邦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和波斯比起来,这些城邦小得荒谬。最大的城邦是斯巴达,被希腊人尊称为“斯巴达帝国”。可这个帝国只有八千四百平方公里,比中国现在的一个市还小。但在希腊人看来,斯巴达已经庞大到了丧心病狂、失去理智的地步。
一个普通的希腊城邦,只有百十平方公里的领土,人口不超过一万。超过一万,就可算是泱泱大国。超过十万,就是巨型城邦。
很多城邦连一千个公民都没有。比如赫赫有名的迈锡尼,历史上曾发生过著名的特洛伊之战,现在干脆就剩下六百个公民了,随便哪个小学都比它人多,但它依旧是个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和政府。在地图上不使劲看都找不到的小岛上,往往就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四五个国家。脚力好的希腊人,可以在一天之内,在这样的国家走上几个来回。
如果斯巴达是庞大的“帝国”,那比斯巴达大五百倍的波斯又是什么呢?希腊人像一群土拨鼠一样,畏怯地望着东方的恐龙。波斯人作战,为的是夺取巴比伦的财富;希腊人也彼此作战,但往往是为了争夺几亩葡萄地。这就是土拨鼠和恐龙的区别。
贫瘠的希腊有两张面孔。
一张是斯巴达,另一张是雅典。其他的城邦,都笼罩在这两者的阴影之下。这两张面孔对应着希腊的两种精神。它们在遥远的两极默默对峙,守护着希腊。
两张面孔催生出了两种产物:斯巴达培养出了无敌的武士,雅典则生长出了灿烂的文明。
斯巴达是一个严酷的城邦。它尊重每一个公民,但又向每一个公民索取最大的回报。斯巴达人从出生伊始,就要接受最苛刻的训练,磨炼自己的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神经。等他们长大成人后,就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武士。 斯巴达人极端地自尊自爱,又极端地残酷无情。他们可以为了国家而生,为了国家而死。对于他们,没有比国家更高的存在,没有比爱国更崇高的道德。斯巴达人把整个灵魂都奉献给了国家。为了国家,母亲可以遗弃体弱的婴孩;为了国家,妻子可以鼓励丈夫战死沙场。
如果说斯巴达是一台战争机器,那么雅典就是一朵文明之花。
它有刚健的精神,但也有细腻的情感;它崇尚勇敢,但也同样追求自由;它崇尚平等,但也同样尊重差异。雅典公民既能为祖国枕戈待旦,也能肆无忌惮地嘲骂领袖。
不久前,雅典被僭主统治。那时,它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城邦。当雅典人赶走了僭主,建立了民主制度后,它慢慢成长为一座最伟大的城市——不是因为财富,也不是因为武力,而是因为智慧与文明。它的伟大,与民主制度息息相关;但它日后的衰落,也和直接民主制的弱点有关。
雅典人曾自豪地说:“我们爱好美丽,但是没有因此而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柔弱。”这并非自夸,而是历史的真实。雅典是西方文明的第一首歌,是西方文明的第一道光。
但有的歌,还没有出口就会窒息在咽喉;有的光,还没有射出就会湮没于黑暗。
这团黑暗来自伊朗高原。
波斯帝国像一团巨大的阴影,投射到希腊上空。希腊人并不知道波斯帝国的战略,但他们时刻能感受到潜在的威胁。从东方的海风里,他们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公元前492年,雅典人第一次听到了帝国入侵的消息,一支海陆联军沿着海岸线向雅典开来,但是海洋帮助了他们。阿托斯山下的一场暴风摧毁了波斯战船,两万波斯人丧生海底。
这不过是一次小小的尝试。这次损失对波斯帝国来说,只是九牛一毛。
波斯人的挫败反而使希腊人更加紧张。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战斗的前奏,它意味着波斯帝国已经启动了征服计划。
不久,波斯船只再次开往希腊。不过这次来的不是军队,而是使节。
服饰华丽的波斯人,傲慢地站在广场上,宣布大流士的旨意。大流士向希腊人索要两样东西:水和土。这是臣服的象征。希腊人要交出自由,才能赎买生存的权利。
在许多城邦里,波斯使节得到了水和土。但有两个城邦宁愿一战也要捍卫自由:在雅典,使节被抛人大海;在斯巴达,使节被扔进深井。
这些希腊人发出了怒吼:“那里有的是水和土!你自己去取吧!”
这是明确的宣战。
雅典只有两万多公民,斯巴达只有九千武士,而波斯可以动员几十万大军。这是侏儒和巨人的较量,但是他们别无选择。
这一次,大海已经不能再拯救他们。他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勇气和力量。
希腊人在等待——等待风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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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那儿有很多算命先生,几乎人人自封周易协会的会长、副会长什么的。就这么一群大会长,脏得一身油亮,蹲在街上撂地算命,天天让城管满大街地撵。我不敢断言世上所有的算命先生都不靠谱,但我见到的这些确实不靠谱。想想看,他们居然这么互相打招呼:“你今天又诳了几头猪?”就这样,我丧失了对命运的某种信念。我不知道命运是否存在,但我觉得靠那些浑身油亮的混子,多半是算不出命运的。
长大后,我又丧失了另一种信念——对人类命运的信念。我曾经相信:人类文明有铁的规律。它遵循一个固定的轨道前行,而这个轨道就隐藏在历史之中。只要我们洞察过去,以史为鉴,就能预测人类的未来。我一度很喜欢这样的感觉:人类社会就像一列火车,沿着固定的线路,开到一个固定的目的地。直到后来,我才察觉到这种信念里藏着的荒凉与恐怖。
好在这种信念很可能是错的。如果一个半仙没法从掌纹里算出你的命运,那么一个学者同样也无法从历史里推算出人类的命运。人类社会不是一列火车,它更像一条汹涌的时空之河。你永远不知道它在哪里转弯,又向哪里流去。它的终点可能是沙漠,可能是大海,甚至也可能是浩渺星空。波普尔对这条河说过斩钉截铁的话:“用科学的手段也好,或用任何其他的理性手段也好,人类历史的进程都是不可预言的。”
换言之,历史是靠不住的。它不是占卜未来的水晶球,而更像一个难以捉摸的生命体。在某一时刻,历史会忽然爆发出万丈光焰,照亮此后的许多世纪。在另一时刻,它也会忽然唱出惨痛的悲歌。也正因为这种变化万千,它才能显得光彩炫目、动人心魄。
历史这种销骨蚀髓的魅力,驱使我写下了这本书。它陪我度过了许许多多个夜晚。暗夜中,过往的岁月曾在我眼前熊熊燃烧。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泪水盈眶:为了冲向波斯大军的斯巴达人,为了在海峡里高歌的雅典人,为了在客西马尼悲祷的耶稣,为了捧着一片矛尖走向战场的十字军,也为了那些在旷世浩劫里不屈不挠的普通人……
是啊,世界上有什么故事能比人类的历史更壮丽?
世界上又有什么怨曲能比人类的历史更哀伤?
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女儿还没有出世。现在,童童(是的,她叫童童)已经一岁了。也许因为有了她吧,我比以前更频繁地想到未来。时间是只虫子,每天都在吞噬未来,把它变成过去。不过它虽然吞噬未来,但也给未来赠送了一份礼物,那就是历史。历史蕴藉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情感,以及更重要的东西——希望。未来的人们从中读不出自己的命运,但却能从那里找到启发与温暖。
以前我看到作者在书里列出长长的致谢名单时,往往忍不住摇头。一本书而已,这么郑重其事,未免夸张。不过这次轮到自己,我宁愿显得可笑,也还是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当然,首先我要感谢国家。其次,我要感谢帮我审稿的朋友、出版社的各位编辑,以及为我提出过许多建议的网友。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太太。没有她,我无法完成这本书。
最后,我当然也要感谢大家——感谢每一位肯花费精力来阅读这本书的读者。这本书正是为你们而写的。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本书才有存在的可能与意义。
耶稣死后,弟子们四处逃散。但是不久,他们开始聚集起来,举起老师生前的火炬,传播耶稣的福音。他们是基督教最早的一批传道者,在耶稣被捕后那段最黑暗的时间里,曾经一度消沉困惑。但此后,他们始终勇敢坚定,为了信仰无所畏惧。他们坚信耶稣是上帝之子,死后复活,并将在未来审判全世界。
耶稣的弟子们被基督教尊奉为“使徒”。他们大多数惨遭横死,下面是几个重要弟子的结局:
彼得——三十多年后,他在罗马城死于十字架上,后来的天主教将他奉为第一任罗马教皇。
安德烈——彼得的兄弟,后来在希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约翰——他是耶稣生前最喜爱的弟子。从各各他刑场返回后,约翰像儿子一样照顾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同样热心参与了基督教传道活动。据说他终年九十五岁。
雅各——约翰的哥哥。十几年后,雅各在以色列被斩首。
不久,一个更重要的人物出现了,他叫保罗。保罗虽不是耶稣的弟子,却是整个基督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把耶稣的教导发展为一种新的宗教。保罗宣布:人类负有原罪。但是耶稣的死救赎了人类的罪恶,给世人的灵魂带来了新生。在他的推动下,新宗教在罗马广泛传播。
这个宗教具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就像暗夜中的灯塔,吸引了无数困苦、迷惑的民众。基督教的盛行引起罗马政府的猜忌,因此遭到过多次残酷迫害,但是最终信仰战胜了刀剑。基督教不仅没有枯萎,反而更加壮大,并最终在313年成为帝国的国教。
罗马帝国漫不经心地处死了耶稣。但两百多年后,罗马皇帝却匍匐在十字架前祈祷,将昔日的犯人奉为永恒的救主,这真是历史的讽刺。
但是此时的基督教和耶稣当初的基督教已经有了微妙的差异。神学家疯狂地争论耶稣和圣父的性质,神甫们规定了繁缛的礼拜仪式,大主教们则想借助帝国的力量彼此争斗。所有这些,对一个宗教来说,也许都是必然的。但是耶稣爱的赞歌依然不时响起,只是它的声音逐渐低沉。
至于彼拉多,耶稣死后他又担任了几年犹太总督。后来他被撤职,并被流放到高卢(现在的法国)。不久后,他自杀身亡。
彼拉多卸任三十年后,以色列爆发了一次惨烈的起义。战争持续了四年,罗马人才攻陷了耶路撒冷。整个城市被烧毁,辉煌的圣殿也被付之一炬。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其中甚至有许多婴孩。一些起义者退守南部的几个要塞,继续作战。他们又苦苦支撑了三年,最后一个要塞马萨达沦陷于公元73年。为了纪念这一悲壮的结局,现在以色列士兵入伍誓词就是:“马萨达将永远不再陷落!”
公元132年,以色列爆发第二次起义,罗马人又用T--年来镇压起义。此后,犹太人被驱逐出以色列,开始了近两千年的漂泊生活。之后,犹太人一直饱受歧视与虐待,希特勒的集中营则是他们苦难的巅峰。
罗马帝国为什么灭亡
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开始成形。开始的时候,它只是一些小团体,人数很少。逐渐地,它的成员越来越多,开始向整个罗马帝国扩展。帝国做出了激烈反应,在皇帝们看来,基督教既荒谬,又危险,必须予以严惩。尼禄是第一个迫害基督徒的皇帝。公元64年,罗马发生了大火,尼禄便宣称是基督徒放的火。于是开始了捕杀,许多基督徒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一些被扔进了斗兽场喂野兽。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就死于这次大迫害。
此后的两百多年内,罗马帝国发起了一次次血腥迫害。但是,基督教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更加壮大。它对贫穷的人、困苦的人、迷惑的人,有一种震撼心灵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烈火不能焚烧,野兽不能吞噬。
但基督教有一个对手,那就是密特拉教。这是来自波斯的一个神秘主义宗教,它的主神叫密特拉。关于他的传说有点儿模糊不清,但总体来说,他似乎是人形的救世主,孔武有力,曾在洞穴中杀死过一只象征邪恶的公牛,用它的血沐浴全身。密特拉似乎是太阳神,降生到人世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宇宙的平衡。据说在公元前208年,密特拉离开人世,飞回天国。
密特拉教充满了神秘气息。它的教徒分为七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有复杂的象征意义。新入教的人,是“大乌鸦”,这个词汇象征着旧灵魂的死亡。“大乌鸦”上面的阶层依次是“新郎”、“士兵”、“狮子”、“波斯”、“太阳信使”、“父亲”。每个级别都对应着特殊的星座,每次升级都要举行充满隐喻的仪式。
这个宗教崇尚力量,它是一个男性的宗教,拒绝接受女性。因此,它对士兵阶层特别有吸引力。罗马帝国军团里,有无数密特拉教的信徒。从叙利亚到英格兰,密特拉神受到广泛的崇拜。
基督教和密特拉教在争夺罗马的心灵。它们旗鼓相当,胜败殊难预料。如果密特拉教获胜,以后的西方史就会迥然不同,甚至有可能全盘翻转。
但是基督教最终获胜了,帝国当局的态度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13年正式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380年,另一位皇帝狄奥多修禁止了其他所有宗教进行活动,将基督教正式定为国教。不久,密特拉宗教就销声匿迹。
这里暴露了密特拉教的一个弱点:它局限于士兵阶层,与帝国有太深的渊源。因此,它无法像基督教那样,在帝国迫害下依旧生生不息。
罗马帝国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这背后当然有复杂的原因。要理解它,就要提到历史学家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
罗马帝国为什么灭亡了?
这个问题吸引了无数学者。许许多多历史学家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有人说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崩溃,有人说是因为军事压力与经济衰落之间的恶性循环,还有人说是因为罗马人用了含铅的水管变笨了,等等。
历史学家习惯拿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相比。从时代上说,它们确实大致同时。但从发展阶段上说,汉帝国要比罗马帝国高级得多。汉帝国创建伊始,它的人民就有相同的民族认同、相同的文化传统、相同的价值观念。它统治的是一个同质的帝国。
但是罗马不同。
它从城邦直接跳到了帝国。它的城邦时代太过璀璨,延续的时间又太长,以至它进入帝国时代之际,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民族认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些东西已经凝固起来,很难被一个帝国消化掉。因此,罗马人面对的,是一个民族百衲衣、文化万花筒。
而汉朝的背后有一连串庞大的影子:西周、春秋、战国。至少从西周开始(如果不是更早),中国的城邦时代就已经开始消融。和中国相比,罗马帝国迟到了一千年。这也就解释了另一个问题:汉帝国灭亡后,中国能够再度统一。而罗马帝国灭亡后,为什么没有再度统一。
也许,这迟到的一千年就是答案。西方的帝国来得太晚,而城邦时代延续得太久。这使得西方的城邦文明远远超过了东方,也使它的帝国建在沙堆之上。
最让人震惊的是:罗马帝国居然在沙堆上站立了五百年!
这不能不归功于罗马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罗马军团达到了古代步兵的极致。士兵们受到了严格的专业训练,作战、行军、扎营都惊人的准确与灵活。罗马军团是不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我们不知道。但可以肯定:他们是全世界训练最好、装备最精良、战术最科学的步兵。罗马统治者的管理能力也非常优秀。他们是十分务实的统治者,极端重视条理化和可操作性。不仅修建了古代最好的公路,制定了充满理性精神的《万国法》,也建立了高度灵活的地方政府。 公元3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它的核心问题是帝国与军队的关系。从公元193年到公元284年,罗马的皇帝几乎无一善终,帝国陷入了大混乱。只有在皇帝塞维鲁统治时期,出现过十几年的短暂稳定。而他给儿子留下的遗嘱是:“只要让士兵发财,不要管其他人。”这句话说出了那个时代的危机本质。
这段时期,军队不断发动政变,扶植一个个傀儡。在最荒唐的时候,罗马禁卫军甚至拍卖皇位,谁出价最高就可以成为帝国之主。一个叫朱利安努斯的人花了大价钱买了下来,但他只当了66天的皇帝就被斩首示众。
这个时候,罗马帝国似乎要彻底崩溃,但它终于稳住了形势。帝国出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皇帝,牢牢控制住军队,使帝国重新稳定下来。
政治局面虽然稳定了,但是罗马帝国的机体却在衰老。经济持续凋敝,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在埃及,公元1世纪时,一个计量单位的小麦的价格为六个德拉克马,公元276年时涨为两百个德拉克马,314年时涨为九千个德拉克马,334年时涨为七万八千个德拉克马,334年后不久涨为两百多万个德拉克马。”货币变得毫无价值,社会不得不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军费在急速上升,帝国官僚机构在不断膨胀。赋税变得无法承受,土地被抛荒,城市在萎缩……这一切让当时的人们觉得惊慌失措,迷茫困顿。
也许我可以借用斯蒂芬·金的一个比喻:
“如果这个草被镰刀割断了,会发生什么?如果这叶草开始枯萎,它的腐烂会不会渗透到这个小宇宙里?会不会让这个宇宙里中的每样东西都变得焦黄干枯?”每一叶草里都有亿万个原子、无数个微生物。可以说,每一叶草里都有浩瀚的宇宙。小宇宙里的居民会觉得一切都在莫名其妙地衰败,但他们不知道,这只是因为:这叶草被割断了。
罗马帝国就是这叶草。所有这些灾难都是因为它在衰老,它在枯萎。
城邦死于脆弱,帝国死于衰老。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里已说过:帝国为了控制辽阔的疆土,不得不采用组织成本最小的制度——独裁。这个制度能简化政府功能,减少管理层级。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它组织成本虽然最小,效率却也是最低。
独裁解决了管理难题,却导致了政府与社会的疏离。城邦可以对全体公民加以组织化。因此,它能充分动员资源。但帝国公民必然是去组织化的。帝国社会渐渐地简化成了两块:有组织的政府和没有组织的人民。二者之间就像油和水一样,互不相溶,各行其是。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罗马有一亿臣民,但几千个禁卫军居然就可以拍卖帝国!帝国臣民对此保持沉默。雅典只有几十万人口,但它绝对不可能容忍几千个暴徒拍卖雅典。因此,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城邦资源极其有限,但可以动员到极致。帝国资源极其庞大,却无力充分动员。
帝国都会慢慢衰老。随着时间推移,人民的去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重,资源的动员成本也就越来越高。帝国是有优势的,它的优势就是庞大。可是,当它的管理成本高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把这个优势完全抵消掉。这个时候,帝国的末日也就到了。
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帝国内部越来越紧张,最终自行解体。要么就是帝国被外部敌人击败。这些敌人规模比它小,但其成员却高度组织化,从而能动员出更强的力量。
这就是帝国的命运。
罗马帝国就在这条路上滑行。它意识到了情形不对,它也采取了对策,那就是加强独裁。3世纪大危机结束后,罗马皇帝变成了东方式的帝王,他们头戴皇冠、身穿名贵丝袍、浑身上下金银珠宝,接受臣民的跪拜。他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成为臣民的绝对主宰。但这不能解决问题,长期来看,它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罗马帝国还面临着特殊的问题。由于帝国过于辽阔,民族和文化过于庞杂,所以分裂倾向日益加剧。为此,帝国曾被一分为四,由四个皇帝协同管理。后来,又被划分东西两帝国。东部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西部帝国则以米兰为首都。
这个时候,皇帝们希望抓住一切机会,去削减管理成本。他们希望有一种力量,能让帝国重新黏合起来。于是,他们选择了基督教。帝国希望人民能在共同信仰下凝为一体,与国家同生共死。这时,宗教成了拯救帝国的救命稻草。
这就是帝国选择基督教的直接原因。
但是帝国的打算落空了。基督教是个人的宗教,它能安慰苦难的灵魂,但拯救不了一个垂死的帝国。
罗马帝国衰亡的最后一幕是“蛮族入侵”。
这次入侵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欧亚大变局中的一环。风暴的源头是东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匈奴人曾经被汉帝国击垮,但它并没有灭亡,而是分成了南北两部。南部匈奴人迁徙到了中国北方,北部匈奴人去了中亚草原。在公元4世纪,这两部分匈奴人不约而同,分别发起了大侵袭。
南部匈奴人行动略早,他们驱马南下,占领洛阳和长安,灭亡了中国的西晋王朝(公元316年)。稍后,北部匈奴人率部西进,进入了俄罗斯大草原。这次西进引起了连锁反应,匈奴人势不可挡,就像决堤洪水。其他游牧民族就像兔子一样,在洪水面前仓皇逃遁。既然匈奴人是从东方来的,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向西方逃亡。结果西方的游牧民族又被这些人驱赶,向更西的方向逃亡……
最终,这个越滚越大的雪球冲到了欧亚大陆的最西端——罗马帝国。
打头阵的是西哥特人。它们为了躲避东方的压力,冲过边境线,进入罗马国土。罗马帝国当时分为东西两部,由兄弟二人分别统治。公元378年,东罗马皇帝法伦斯御驾亲征,迎战西哥特。双方在阿德里安堡决战。罗马军队惨遭歼灭,皇帝本人身负重伤,逃进一座农舍。最终,西哥特人围住农舍,将他活活烧死。
接着,战线转移到了西部。蛮族人对西罗马帝国发起了一次次进攻。汪达尔人、阿兰人、阿勒曼尼人、哥特人……的目的已经不是劫掠,而是瓜分帝国的土地,在这里永久定居下来。帝国苦战了几十年,它创造了伟大的奇迹,也取得了不止一次的胜利。但是,它实在过于衰老了,这头雄狮已斗不过蜂拥而来的群狼。
公元410年,罗马城被西哥特人攻陷了,烧杀掠夺持续了三天。
西罗马帝国又苟延残喘了六十六年。这六十六年,是它被不断瓜分的历史。西哥特人占领了西班牙,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占领了高卢,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占领了不列颠,汪达尔人占领了北非。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被废黜,意大利成了东哥特人的领土。
和罗马帝国的人口相比,蛮族数量非常之少。比如汪达尔人。他们的男女老少全部人口只有八万,战士大约只有两万。但是他们征服了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北非行省,又在公元455年攻陷罗马,烧杀十四天,掠走了帝国皇后和两位公主。这已经说明帝国臣民冷漠到什么程度,又被“去组织化”到什么程度。
东罗马帝国也是风雨飘摇,但终究幸存了下来。它比西罗马多活了将近一千年。但此时,它已不是当年号令地中海的罗马帝国。
真正的罗马帝国,在公元410年就已经灭亡了。
此后,欧洲再也没有出现帝国,它永久地告别了帝国时代——中世纪开始了。
中世纪初期,欧洲跌到命运的谷底。日耳曼人瓜分了它,牧民劫掠了它,北方的海水送来了维京海盗,东方的沙漠送来了伊斯兰武士,欧洲被敌人包围。
它的内部也是一片混乱,欧洲碎裂成千百个领地,领地之间的斗争无休无止。
也有人做过统一的尝试。比如,查理曼曾经创建过一个帝国,囊括了法国、意大利、西德,以及北西班牙。在地图上,这个帝国威风凛凛,但它完全没有基础,全靠武力把乱七八糟的力量拼凑在一起。公元814年,查理曼驾崩。不久,这个帝国就四分五裂,销声匿迹了。
分裂的欧洲商业萧条,文化粗鄙。和东方的唐宋王朝、阿拉伯帝国相比,它显得微不足道。
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
硬币的另一面是:欧洲正在酝酿一种新事物。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欧洲的中世纪黑暗停滞。这个观点是错的。它也许黑暗,但绝未停滞。相反,它一直在剧烈变动,各种力量彼此合作、彼此争斗。国王、贵族、教士、市民、商人、农民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始终在变化,充满了活力。谁也不知道它会通向何方,又止于何处。
最终,到来的比预期的更加灿烂——在所有的文明中,是它第一个敲响了未来之门。如果欧洲再度被帝国统一,现代文明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今天的人类也许就不曾登上月球,也不会明白量子力学和相对论。
也许欧洲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没有帝国的文明。
我们该用什么比喻来形容这个在困在中世纪的欧洲呢?我宁愿说它是一只蝶蜕变前的蛹。
但蛹首先要为生存苦斗。
经过几百年的挣扎,它终于熬过了寒冬。北欧海盗融入了西方文明,游牧民族被挡在门外。不过最大的危险来自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帝国像一头雄狮,从印度河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欧洲就像一只羔羊,被环抱在雄狮怀中。
到了11世纪,欧洲已全面复苏:中欧农民向东垦荒推进,意大利船只在整个地中海扬帆远航。被围困的欧洲,变成了一个膨胀的欧洲。它依旧四分五裂,但一种秩序慢慢从混乱中产生出来。这种秩序迥然不同于东方帝国,它是碎裂的、多元的。也正因为此,它才能给新事物留下生长的空间。
历史学家称这种秩序为“封建制度”。
这种制度大致可以概述如下:土地被分割成一个个封地,领主把它分封给自己的属下。属下则向领主宣誓效忠,提供军事服务。同样,属下接受封地后,可能把它又转封给他自己的属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分封网络。
几百年下来,这个网络错综复杂,宛若迷宫。在不熟悉它的人眼里,这简直是一个疯子的设计。比如,由于某一块土地的缘故,约翰是亨利的领主。但在另一快土地上,亨利又是约翰的领主。在这种封建制度下,没有任何人有独裁的权力。欧洲的国王不像东方的帝王,他不过是贵族的领袖而已。
这种体制下,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骑士。他们是军事化贵族,手持利剑长矛,纵马奔驰。后人喜欢美化他们,给他们杜撰出各种美德。事实上他们残暴好斗,有时其至嗜血成性。一个贵族曾宣称:“对我来说,吃喝和睡觉都算不上什么乐趣。打仗的时候双方发出怒吼的时候,无人骑乘的战马倒在阴影里的时候,人们喊叫着‘救命!救命!’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不管是谁——掉到野草充斥的山沟里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拿着短矛、披着战旗死在地上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乐趣!”也许,这才是真实的骑士写照。但同时,他们富于自尊,蔑视死亡,危难面前百折不回。在那个时代,他们可能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战士。
只有宗教才能使他们畏惧。
罗马帝国在垂死之际,接纳了基督教。这一举措没能挽回帝国沦亡,但却埋下了一个深深的伏笔。
耶稣要是能活到这个年代,对这个宗教必会惊诧不已。
耶稣宣扬平等,它却强调等级;耶稣呼吁和平,它却鼓吹圣战;耶稣重视内心的热情,它却制造了繁缛的仪式。有人用耶稣的名义烧死异端,有人以耶稣的名义勒索钱财。但是耶稣发出的爱之呐喊,依旧是教义的核心。基督教依旧认可灵魂的平等,承认个体的价值。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基督教如同一把夺目的火炬,照亮了千万人的心灵。许多人鄙视中世纪的基督教,认为它野蛮、堕落。但如果没有基督教,中世纪会野蛮得多,也堕落得多。是基督教为他们维系了共同的价值观,为他们找到了灵魂的家园。
洗礼、礼拜、祈祷、忏悔,这些宗教活动给了无数人以安慰,他们的生命不再是一片毫无意义的沙漠。尽管卑微、尽管困苦,但生命依旧是有意义的。在如此悲惨的年月里,这个想法本身不就是一个奇迹吗?
那么,几千万人毫无保留地信仰它,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有人为它抛弃家园,做万里远征,又有什么奇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