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洛(1927～1998)，原名罗泽浦，四川成都人。作为诗人、学者、翻译家、出版家，罗洛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一生笔耕不辍，有诗集《春天来了》等，译诗集《法国现代诗选》等，诗论集《诗的随想录》，杂文集《人与生活》等。

在半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中，罗洛以其充沛的激情创作了大量的诗作，坎坷的人生、艰难的境遇并未使其沉沦，他总是以对于生活的爱、对于生命的执著创作着诗篇；罗洛以一种钟情于诗歌执著于诗歌的姿态不倦地在诗歌的沃土上耕耘，屈原、嵇康成为他的偶像，为民族为祖国而歌吟已成为他的自觉；罗洛是一位学者型的诗人、翻译家，他翻译过德国理论家弗内斯的长篇论文《表现主义》、美国作家托马斯·希金森论美国女诗人爱米莉·狄金森的论文《爱米莉·狄金森》等论文。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本册为《罗洛卷》。

凡例

前言

诗歌

 我爱

 春天来了(节选)

 马头琴——听蒙古艺术家演奏

 永恒的美——致乌兰诺娃

 记梦

 雅歌

 山的呼唤

 我是

 诗人

 诉衷情·悼周总理逝世

 诗

 历史

 给诗人

 湖畔沉思

 故乡的风

 栀子花开

 音乐

 童话——赠L.Y

 核桃

 珊瑚

 文竹

 白色花

 信念

 沙棘

 岛屿

 野花

 阳光

 贝壳

 人生

 友谊

 古塔

 雪

 白丁香——读《陈敬容选集》

 城市

 上海近郊速写

 黄昏

 诗人之死——悼念胡风同志

 不是

 又是江南

 十月之歌

 谎言

 自题小像

 你好，上海

 永恒的春天

散文

 深夜琐记

 深夜琐记之二

 我们所需要的，是工作

 周末觳记

 故乡

 早春访胡风

 我最难忘的旅行

 锦江水

 高原雪

 海之思

 路漫漫其修远

 列宁格勒的白夜

 江南之春

 闲话喝茶

 说酒

 人生赋

 京都之旅

 月亮

 二月的哀思

诗论

 传统·现实·自我

 读《白色花》

 脚印

 德国表现派诗歌片论

 诗的随想录

 译诗断想

 春意盎然的上海诗歌——“上海市文学作品奖”获奖诗歌作品漫评

 诗之思

 外国诗之我见

 读诗札记

编后记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尝试写一些抒情诗，也就是尝试把思想、情绪和艺术更好地融合在一起，避免那种从概念出发、过于浅露的毛病。记得也积下了不少诗稿，当时没有发表，后来也大都散失了。其中有儿首，例如看了乌兰诺娃舞蹈之后写的《华尔兹》和《梦幻曲》，M还不时在我耳边念叨着，我却连一行也记不起来了。

接着是一九五五年的风暴，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我就被狂风暴雨卷到了社会生活的底层。于是我被迫放下了(至少是向公众放下了)写诗的笔，这一放就是四分之一世纪——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瞬间。

也有几件值得一提的小事：由于积习难改，我在一九五七年又在小本子上写一些抒情小诗了。写的时候就无意于发表，而且当时我只有一个读者——我的爱人M。写的也只是我俩之间的私事。孰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本子被抄去了，这些诗也被作为“罪证”在大字报上示众。可惜这类大字报得意的时间并不很久。为了立此存照，我选了几首(《列车》、《幸福》、《牡丹》、《迎春花儿开了》)发表在一九八一年《瀚海潮》上。

一九五八年，我从上海到了青海，随即又到一个小山村里劳动了一年多。老乡们待我很好，在生活上、劳动上给了我不少照顾。例如在秋收大忙时，支部书记看我割麦子动作太慢，便特意安排我在办公室守电话机、写材料，把文书换下来参加抢收。渐渐地，我觉得对中国的农民有了一些了解，他们的内心像泉水一样清澈，他们的性格像群山一样坚实。于是写了《泉水》(载《雪莲》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山的呼唤》(载《新港》一九八一年第八期)等诗。“每当山风送我一身尘土/泉水又还我一身清白/每当泥泞令我双脚沉重/泉水义使我步履轻捷”；“每天当我披着熹微的晨光/驱赶着羊群，漫步在山坡上/我仿佛听见群山在向我呼唤/要我向上，向上，去和他们作伴”。这些，确是我和劳动人民在一起生活时的真实心情的记录。

一九七六年元月，周总理不幸逝世。消息传来，举国为之悲痛。人们自己凑钱买了黑纱，做了白花，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悼念活动。当时，我的内心仿佛麻木了，一个问题像沉重的磨盘压在我的心上：中国往何处去？当时，我写了这样一首小词，《诉衷情》：“为何欲语却还休？寂寂望神州。擎天一柱倾折，遍地泛黄流。伤国事，看金瓯，几沉浮。有谁收拾，剩水残山，重写春秋！”当时，我还不能自由发表意见，这种“欲语还休”的郁闷之情，似乎适于用旧诗词来表达。可见，诗的形式主要还是由所要表达的内容来决定的。

打倒“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生活本身回答了我曾经有过的疑虑。党和人民着手收拾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糟踏得不像样子的“剩水残山”，拨乱反正，“重写春秋”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正在克服种种困难向着四个现代化前进。

中国的新诗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白发苍苍的老诗人，饱经忧患的中年诗人和在十年动乱中成长起来的青年诗人在一起合唱“四化”前奏曲。于是我也重新拿起笔来～即使只能为这一雄伟的大合唱增添一个微弱的音符。

由于我早就离开了文艺工作岗位，我只能利用很少的业余时间来写作。而且，即使这很少的业余时间也越来越难以保证了。在生活中，毕竟还有许多比写诗更重要的事情。

近几年来，我写的诗不算太少，但发表了的只有几十首。它们大都是“挤”出来的，不少是在列车、汽车甚至飞机上写成的，或是在招待所微弱的灯光下、在上下班的路上写成的。因此，我很羡慕那些能够专门从事写作的诗友，他们有时间深入生活，锤炼诗句，作出更好的成绩。

关于我近几年来写的诗，还有待于时间和读者的检验，我不想多说什么了。为了求得读者的批评指正，我把主要是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的作品编了两个集子：《雨后》、《阳光与雾》，也许不久能够问世。

我写诗并不遵守一定之规，这样的规则还没有人制订出来，也许永远也制订不出来了。不过我在写作时。比较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当前的现实生活。不把生活简单化，不美化，当然更不能丑化。做一切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写诗也不能例外。如果诗人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讲出真话来，那么至少应该做到不讲假话。在一首诗中，只要有一行诗是虚伪的，那么立刻就会引起读者的不信任。

第二，要注意保持自己的艺术个性，同时更要注意反映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社会情绪。诗中不能没有“自我”，但这个“自我”应该是大海中的一个水滴，它和大海是息息相通的。如果仅仅表现“自我”，一首诗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第三，不要在原地踏步。每一首诗都应该有新的探索，新的创造。我很欣赏中国画论中的两个术语：“常”与“变”。常，就是要保持自己的艺术风格，不要成为风向标。变，就是不断要有新的创造。艺术没有创新就会僵化，缺乏“变”的诗人是不会有多大成就的。

第四，不要囿于一端，而要兼收并蓄。在提高艺术修养、提高艺术表现能力上，要实行“拿来主义”。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民歌的，只要是好的就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有许多好东西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值得认真地加以继承和发展。P174-176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罗洛(1927～1998)，原名罗泽浦，四川成都人。1945年开始发表作品。1946年考入华西协和大学历史系，投身进步学生运动与革命文艺活动，参加过《学生报》、《彼方》等报刊的编辑丁作。1948年蛰居于沪杭以教学为生，并从事创作与翻泽。新中国建立后，先后在上海军管会轻工处、华东团工委、华东局宣传部、《上海青年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任文书、记者、编辑等丁作。1952年加入华东作家协会，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因胡风案受到株连，被开除党籍投入监狱，1958年被“发配”青海，先后在中国科学院青海分院、青海省科委图书馆、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工作，转向自然科学研究，成为生物学家，“文革”期间受到冲击。1981年被平反，调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图书馆馆长、兼任中同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调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任上海分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编审。1989年调上海市作家协会，历任上海市作家协会第五届理事、常务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等职。1998年9月12日因患肺癌在沪逝世。

作为诗人、学者、翻译家、出版家，罗洛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一生笔耕不辍，有诗集《春天来了》、《雨后》、《阳光与雾》、《海之歌》、《山水情思》等，译诗集《法国现代诗选》、《萨福抒情诗选》、《魏尔仑诗选》、《域外诗抄》，诗论集《诗的随想录》，杂文集《人与生活》等。

在半个多世纪的诗歌创作中，罗洛以其充沛的激情创作了大量的诗作，坎坷的人生、艰难的境遇并未使其沉沦，他总是以对于生活的爱、对于生命的执著创作着诗篇，抒发对于故乡、对于祖国的爱(《故乡的风》、《栀子花开》、《我爱》)，礼赞祖国的春天(《春天来了》、《永恒的春天》)，歌咏爱情的幸福坚贞(《雅歌》)，抒写生命的倔强(《文竹》、《核桃》)，表达信念的执著(《信念》、《白色花》、《人生》)，赞叹友谊的纯洁(《友谊》)。他描绘所见的阳光与雾，他书写他的山水情思，他将其对于人生、历史、生命的思考写进诗行中，他将其对于爱情、友谊、理想的感悟写进诗句中。他在《脚印》一文中说：“不要囿于一端，而要兼收并蓄……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民歌的，只要是好的就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形成了罗洛诗歌创作的探索性特征。

罗洛以一种钟情于诗歌执著于诗歌的姿态不倦地在诗歌的沃土上耕耘，屈原、嵇康成为他的偶像，为民族为祖国而歌吟已成为他的自觉。他曾经在《诗人的自白》里说过：“如草之青，如菊之英。深思浅貌，短语长情。”这也是他的诗歌创作的追求，期望他的诗歌有着生命力，能够蕴蓄其深思熟虑的智慧，能够在尺幅中见丰富的内涵。绿原谈到罗洛与他的诗歌时说：“罗洛平时与人交往，并不喜欢夸夸其谈，尤其在人多的场合，即使在座的都是朋友，也往往是个倾听者。他写诗有一条格言是，‘讲真话，否则宁可沉默。’我想，这也可能是他为人处世的座右铭，因此在实践中他给人留下含蓄和稳健的印象。”(绿原《罗洛文集·诗歌卷·序》)罗洛的诗歌抒真情有真义，呈现出一位正直而执著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人生追求，蕴藉而隽永、真诚而深邃，有着其独有的风格和诗意。

罗洛的散文具有诗的意境，他抒写浓郁的乡情(《故乡》、《锦江水》)，他录写行旅游踪(《高原雪》、《海之思》、《列宁格勒的白夜》、《京都之旅》、《雨中游园记》)，他叙述与友朋交往(《早春访胡风》、《怀念叶至诚》)，他叙说闲情逸致(《闲话喝茶》、《说酒》、《闲话吸烟》、《闲话看戏》)，他抒写人生感慨(《人生赋》、《友谊》、《爱情》、《我的乐园》)。罗洛的散文常常在流畅的文笔、真挚的言语中见出其真切的感受、独特的感悟，清丽中蕴深沉、畅达中现睿智，在洋溢的激情中充满着涛意，在朴实的语言中蕴涵着哲理。

罗洛是一位学者型的诗人、翻译家，他翻译过德国理论家弗内斯的长篇论文《表现主义》、美国作家托马斯·希金森论美国女诗人爱米莉·狄金森的论文《爱米莉·狄金森》等论文。罗洛以诗人与翻译家的感悟探究诗歌理论。他表述对于诗歌的独特认识(《传统·现实·自我》、《诗的随想录》、《诗之思》)，他探究对外国诗歌的深刻见识(《译诗断想》、《外国诗之我见》、《德国表现派诗歌片论》)，他评说中国涛歌创作(《读(白色花)》、《春意盎然的上海诗歌》、《当代中国诗歌一瞥》)，他研究中国诗人阿垅、昌耀、绿原、彭燕郊等，他评说外国诗人狄奈斯库、玛乔莉·皮查、秋谷丰、金良植等，他细心赏析近百首中国现当代诗歌，以敏锐的感觉、贴切的评点，呈现出诗人兼理论家的独特视角与见识。罗洛指出：“每一个诗人的‘我’都是独特的，正如世界上决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但他是一片绿叶，是和枝和茎和根生长在一起的。诗人的‘我’，总是和社会、时代、人民命运相连，血肉相通。”(《传统·现实·自我》)罗洛强调诗歌创作在继承传统中创新，诗歌应该关注现实生活，诗歌应该表达独特的自我，罗洛的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是合拍的。

本书的作品，选自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罗洛文集》。

杨剑龙

2009年8月1日

改于瞻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