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灯时分
总觉得城里的元宵夜有点过于热闹，热闹得让人几生迷失之感。在街上转了一会儿，就急切地往回赶。可是热闹是躲不脱的。紧紧地关了门窗，热闹还是不可阻挡地挤将进来，让人无可奈何。就索性站在阳台上，面向老家出神。
岂料身心就一下子踏实下来。
那是因为有一片火苗在心里展开。
老家的元宵夜没有汤圆，也没有眼下这绚丽多彩的华灯和开在天空的一簇簇银花，更没有震耳欲聋的炮声和比肩接踵的人流，而是一片夺人的宁静，活生生的宁静，神一样的宁静，似乎一伸手就能从脸上抓下一把来。
那宁静，是被娘的荞面灯盏烘托出来的。
灯盏拳头一般大，上面有一盏芯，可盛得一勺清油，捻子是半截麦秆上缠了棉花。夜幕降临时分，几十个灯盏便被点燃，端到当院的月光中，先让月神品赏。如果没有风，几十尾灯焰静静地在乳样的月光中泊着，那种绝尘之境，真是用文字难以传达的。
赏完月，灯盏便被分别端到各个屋里。每人每屋每物，都要有的，包括牛羊鸡狗、石磨、水井、耕犁等。让人觉得天地间的所有物什连同呼出的气都带有一种灵性，似乎耕犁磨盘也会不时扯着你的手跟你攀谈几句。那时，谁也没有问为什么要给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点灯，只觉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应该了，而生命不正是一种“应该”吗？现在想来，这其中包含着多么朴素多么深厚的善和美，连同真啊。
在给养了多年的老黄牛的槽上放灯盏时，老黄牛竞用微笑向我表示了它的心情，而那只小黑狗简直是欢欣鼓舞了。我一直奇怪，面做的灯盏放在平时从我们手里叼饼子吃的鸡狗面前，它们竞一派君子风度，而牛羊就更不必说。
用老人们的说法，这正月十五的灯盏，很有一点神的味道。一旦点燃，则需真心守护，不得轻慢。就默默地守着，看一盏灯苗在静静地赶它的路，看一星灯花渐渐地结在灯捻上，心如平湖，神如止水，整个生命沉浸在一种无言的幸福中、喜悦中、感动中。渐渐地，觉得自己像一朵花一样轻轻地轻轻地绽开。我想，佛家所说的定境中的喜悦也不过如此吧。现在想来，当时守着的其实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生命的最深处。那种铺天盖地的喜悦正是因为自己离自己最近的缘故，那种纯粹的爱正是因为看到了那个本来。
默默地注视着灯盏，我问父亲，到底是油在着呢，还是棉花在着呢？父亲示意我不要说话。现在想来，父亲是正确的，这样重大的一个话题，我等岂敢又岂能说得。我不知道正月十五为什么要点灯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留下这个风俗的人一定是深深懂得生命的。他用一个最具活性的东西，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向人们表明了生的意义和状态，也说明了生命在怎样地行进和更替。后来，每每去看电华灯，一种深刻的虚假和巨大的呆板就让人生厌，因而，我宁可回家待在怀念中。后来看了一些资料，知道既甘又苦且柔且韧的荞面具有别的食品不能代替的活血降火功用，就更为祖先用荞面做灯盏叫绝。它，不正是对被人们炒得过热的生命的一种清凉的制衡吗？
天下没有不灭的灯。大人们用灯捻上留下的灯花来安慰灯的熄灭给儿女们的打击，说，那灯花将预示着来年的收获和前途，又将我们的心思转移到期冀当中。
但是熄灭毕竟给了我们不小的打击。当时又没有足够的清油供我们将灯多点一会儿。事实上点灯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短暂仪式。可是那时的我们不可能想那么多，我们只将它看作一种无比美好的过程，因而，在那灯焰一闪一闪就要熄灭的时候，心里还是一阵阵生疼。
亮着，是多么好啊。
然而，那最后一闪终于到来。
整个屋子一下子失魂似的空落。
这时，母亲就要说，尝尝娘做的灯盏是什么味道。
我不知母亲是不是存心转移我们的心思，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种空落真的被产生于舌头上的实在的喜悦安抚了。一种大美在双齿合上的同时变为一种实在的满足。
现在想来，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有一个巧合。
在我们弟兄中，最是弟弟生得可爱，真是人见人爱，差不多村里所有人几天不见就说想得不行。可是有一年元宵夜，一股风突然进来将弟弟的灯吹灭了，一家人一下子脸上都挂了霜。
弟弟用火柴再次将灯点着。风又将它吹灭。弟弟就再点。
可是弟弟手中的火柴最终没有抗拒过风，七个月后，可怜的弟弟死于痢疾。
十几年过去了，死别的悲痛渐淡，生命的感伤更浓。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弟弟还活着，他该走过怎样的一条人生之路。我甚至想，是聪明的弟弟耍了一个花招，将生命中的许多艰辛一下子甩开了。
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再后来，我想，弟弟正是用他的“去”，保全了他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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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价值的写作
汪政 晓华
也许，对郭文斌的创作可以做阶段性的总结评价了，但怎样的定性式的概括才准确呢？我想起前不久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一位青年学者说她推崇“建构性”的写作，并且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真正的建构性的作家并不多。由于当时论题的限制，她没有就建构性写作做具体的阐述，我想所谓建构性的写作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包含了个性、创新、思想、风格，包含了作家自己文学理想的提出和对这一理想的有效的实践，而且能开一代文风。我特别地认为建构性的写作是一种“正面”的，面对价值的写作。如果我的理解大致不差的话，那么，郭文斌的写作应该是建构性的，因为，他是少有的坚持并且以自己的文学宣示着鲜明的价值立场的作家。
价值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它关系到主客体方方面面许多要素。因为社会在变，人在变，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在变，所以价值也在变。特别是社会发展迅速的时期，价值的变化也更为剧烈。说到价值的变化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大概没有哪个时代比得上中国这几十年了。价值有许多种，自然价值，经济价值，知识价值，审美价值，道德价值。这几十年，中国创造了多少价值，又激发了多少需求，相对这些需求，又需要创造更多的价值。过去，人们对价值认识很单纯，不管是物质与精神都是如此。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将人放到了主体的位置，人的需要与发展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个人的需求也被赋予了从未有过的合法性。在20世纪80年代，人的价值，包括个人价值的实现几乎成为流行的口号。不能不承认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因为人的价值虽然说与人享用的价值有关，但决定性的意义在于他所创造的价值，尊重人的价值，实际上就是尊重创造价值的自由。所以，为什么说这几十年是中国生产力的大解放，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对这几十年的历史从价值哲学的角度进行反思也不是没有问题，因为不管是从社会还是从个体来说，物质价值的创造与拥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压倒了精神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占据了主流。这必然导致价值与价值观的复杂和混乱，一些社会与个体发展的根本性的价值被悬置了，碎片化了，空心化了。社会的建设、连续与进步被畸形地理解和推进，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人类生命与文化共同体面临分化和解体，个体的物质与欲望被开发和放大，而精神与心灵的完善则弃之如屣……这些发展中出现的现象与问题正考验着一个民族的道德与伦理智慧。
如此的价值失衡特别是负面价值与伪价值的生成已经近乎一场人文灾难。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开始引起人们的警觉，并且成为许多人文工作者包括作家们工作的逻辑起点。这样的工作有两个向度，一是对现实的否定与批判，一是从历史、现实与理想中寻找与构建正面的价值观念。其实，这两个向度是一枚分币的两面，并不可以分开，但是对于个体来说，却由于环境、心性、认知等方面的原因而有所侧重与选择。在我看来，郭文斌选择的是第二个向度。
我不知道郭文斌这种面向价值的写作的自觉意识起于何时，从他的早期作品来说，虽然题材广泛，视野遍及城乡，但他的触须似乎都伸向生活中那些向善的人与事。像《玉米》《剪刀》《水随天去》(见短篇小说集《瑜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11版)等，在郭文斌的作品中已经算是有些寒冷的作品了。《玉米》中红红的不幸，《剪刀》里无名夫妻生活的艰难，《水随天去》中父亲对平庸和世俗名利生活的厌倦都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生活中的杂色，写出了人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困境。但就是这样的作品，郭文斌也是有所保留，有所控制的，并没有写成不幸的控诉，仇恨的集聚，他寻找的是人们对这些不尽如人意的生活的态度，他在探讨我们还有没有力量去应对，特别是在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应对苦难的能力，宽容、善良、忍耐、牺牲等等还在不在。所以，《剪刀》中的女人决绝地以自己的结束为家庭和亲人获得新的开始，而《水随天去》不但用童年的视角化解了形而上的沉重，而且将生活方式的冲突做了诗意的浪漫化的处理。系列短篇《小城故事》(见短篇小说集《大年》，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也是类似的作品，只不过更轻松，甚至有些喜剧的味道。这些作品体现了郭文斌对社会风潮起于青萍之末的敏感。小城虽小，但是同样被社会的变革所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同样在发生变化，许多的社会病也同样侵蚀着人们。从外部讲，体制的变化使作品中不少角色的生活陷入了困顿，社会的矛盾与问题让小城的人们应对失措、举止狼狈，更重要的是内部，是社会的转型搅动了人们的内心，腐败、堕落、纵欲、冷漠、失望，都是渐成风气的精神生态。不过，这只是郭文斌叙述的起点、背景和故事的表层，作者的目的并不止于此，他在寻找，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在找人们内心的底色，而正是这些底色，人的基本的道德、良心与人伦使得许多人物与故事得以曲中妻雅，竟然能够让郭文斌的叙述也变得轻灵甚至欢快。
这样简单的回顾已经显示，虽然郭文斌与我们面对着同样的社会状况与精神生态，但是他做了不同的选择。这些作品的主题还不统一，作者对正面力量的寻找的方向也是犹疑的，不一致的，而且，郭文斌还没有完全调整好自己的写作目标，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郭文斌显然认为隳败与沉沦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批判、怨怼与绝望也不是我们全部的态度。我们还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方式，那就是探讨或肯定理想与价值。在我的理解中，郭文斌的写作伦理显然基于这样的思考和判断，人与社会都是自觉的生活主体，他们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来设计和规约自己的生活，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所以，人们对生活的权衡，也必定从这意义和价值出发。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当下生活所出现的问题并不在现象与问题本身，而在于意义与价值出现了偏差，比如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成功等等。
……
农历是中国古人发明的，它是根据太阳和月亮运行的规律总结推衍出来的，因为太阳的运行产生了季节的变化，农事的安排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古人据此设置二十四节气以指导农业生产。农历文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话语系统，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表，而是包含着天文、地理、宗教、习俗、生产、生活等许多方面。在古代，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具有强制性指导意义，而每一次生产行为都包含祭祀、禁忌、庆祝、劝勉以及实际生产行为等许多程序和仪式，每一道程序又都包含着它的起源、沿革、传统等文化增殖。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郭文斌说得很明白，“十五个传统节日，就是十五个不同的意象。它事实上是传统留给后人的十五种精神营养。”
如果郭文斌关于价值的寻找或重建的书写只到这里，那还是传统的狭义文学层面，但是，他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这就有了文化随笔集《寻找安详》(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2012年6月修订)《<弟子规>到底说什么》(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和散文集《守岁》(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2012年12月修订)。这时，郭文斌的价值观已经很明确了，就是“农历精神”和“安详”。这两者其实在内存是统一的，农历精神就是传统的文化，而传统文化按郭文斌的说法就是安详的宝藏。“安详是一种不需要条件作保障的快乐，这个条件，也包括时间。这种快乐是以一种绵延不绝的整体性为源泉的。因此，安详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根本快乐，它区别于那种由对象物带来的短暂快乐。具体来讲，它是一种稳定的现场感，正是这种现场感，让我们不念以往，不思将来，只是安处于当下。”郭文斌虽然将价值的源头认定在传统，实际上他对中外生活、道德、伦理与审美等价值还是做了比较和研究的，上述对安详的描写既有中国传统哲学，也有西方古希腊的生活哲学和现代简朴主义与生态思想。当然，我看重的并不是郭文斌有关安详的倡导有多切实而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文学与社会的管理与建设是有区别的，与人文工作者的研究也是有区别的。文学可能免不了书生的坐而论道，但它可以理想，可以唯美，可以超越，甚至可以幻想、天真和不切实际，它的以虚务实，恰恰可以打开思路，提供愿景，营造氛围。因此，我觉得有意义的是郭文斌对自身文学的超越，一种将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介入当下的强烈意识。这是文学中难能可贵的需要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我们不能不看到，许多年来，一方面是文学自觉地向内转，大踏步地从社会生活的现场撤退或者加入到欲望化的消费狂欢，一方面是社会的转型将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主义思想行为的边缘化。而郭文斌对价值的宣示，特别是近期对安详的书写，尤其是通过对《弟子规》等传统经典的解读和倡导，极富个性地凸显了一个作家的现实情怀，这是不是文学和作家在现实逼迫下的新的转型？
郭文斌的探索还没有停止，他对现实的解剖越来越深，问题意识也越来越自觉，对价值的理解也越来越明晰和具体。不过，这个领域显然是没有止境的，也不可能是封闭的，真的希望更多的作家进行这样的探索，来寻找和传播价值，这是文学面对人的困境时应有的担当。
《永远的乡愁》收录作者郭文斌的优秀作品六十余篇，既保留了他早年的散文精华，又收录了他近年新发表的散文精品。。其中《大山行孝记》等几乎被所有散文选刊、选本转载，被评论家们赞许，也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期待岁月静好、大地安详，祝愿人皆安宁、时皆如意，是贯穿《永远的乡愁》的主题。
《永远的乡愁》的这些作品体现了郭文斌对社会风潮起于青萍之末的敏感。小城虽小，但是同样被社会的变革所冲击，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状态同样在发生变化，许多的社会病也同样侵蚀着人们。从外部讲，体制的变化使作品中不少角色的生活陷入了困顿，社会的矛盾与问题让小城的人们应对失措、举止狼狈，更重要的是内部，是社会的转型搅动了人们的内心，腐败、堕落、纵欲、冷漠、失望，都是渐成风气的精神生态。不过，这只是郭文斌叙述的起点、背景和故事的表层，作者的目的并不止于此，他在寻找，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在找人们内心的底色，而正是这些底色，人的基本的道德、良心与人伦使得许多人物与故事得以曲中妻雅，竟然能够让郭文斌的叙述也变得轻灵甚至欢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