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政策也是加缪和莫诺经常讨论的话题。一天晚上，两人到伽利玛办公室附近左岸维尔纳路的让·布洛克-米歇尔家吃晚饭。当晚的另一位客人是记者让·丹尼尔，《卡利班》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未来《新观察家》杂志的联合创始人。科学家和作家的亲密互动让丹尼尔印象深刻。后来他回忆说，看这两个人在一起就像欣赏好莱坞电影，加缪是亨弗莱·鲍嘉，莫诺是亨利·方达，两人互相接话，甚至能猜出对方想说什么，显然双方都非常享受这份友谊。莫诺愤怒地讲述签证事件时，在阿尔及利亚曾经加入共产党的加缪会心地笑了起来，两人十分默契投缘，丹尼尔甚至觉得自己和布洛克-米歇尔是在干扰他们的二人世界。
莫诺和加缪的默契还表现在他们都关心苏联问题上。当时，加缪的书《反抗者》即将完成，这本书写了九年多，他打算通过这本书探讨“人类的第一价值”是反抗或造反——个体可以对某些生存条件说不——这个哲学问题。
1942年出版《西西弗神话》之前，加缪就已经计划写一本关于反抗的杂文集，作为三部曲的第二部。但是他在二战中的经历，特别是参加抵抗运动的那一段，拓宽了他对集体尺度的反抗行动的思考——当人民集体站出来说不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瘟疫》就是这一思想的小说化；《反抗者》则是与之对应的杂文集。1945年，两本书都在写作的时候，加缪还发表了一篇短文《反抗笔记》，表达了反抗的核心主题，最后该文成为六年后出版的《反抗者》的第一章。当时抵抗运动的影响尚未消退，而且加上其在《战斗报》的工作经历，加缪的短文提出，个体的反抗宣示了存在的价值，是人类团结的种子。他写道：
什么是反抗？首先，是一个说不的人……说“不”意味着什么呢？
比如说，他的意思可以是，“情况足够艰难”，“个人无法忍受”，“到这个程度，可以，超过这个程度，不行”，或者“你太过分了”。
加缪认为，通过说“不”，反抗者申明，有一些界限，越过这些界限，自己的权利就被侵犯了。在界限的一边，有一些值得保护的、有价值的东西。另外，这些界限和权利不仅属于反抗者，也属于其他人。在拒绝的行动中，反抗者定义了价值，加缪断言，这种价值“超越个体，从而消除他的孤独”，让他加入到别人的行列，从而建立“同一目标下的人类的团结”。
加缪认为，人生的第一大哲学奥秘是对荒谬的承认。积极反抗的本能——反抗死亡、压迫、苦难或不公——是人生的第二大奥秘，是走向人性的途径。
战后对苏联现状的揭露以及冷战带来的紧张让加缪意识到反抗可能过犹不及。升级成革命的反抗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产生独裁政权，由它来定义自由、幸福，结果给人民带来苦难和不公正，破坏大家的团结，使谋杀合法化——这便从根本上背离了反抗的初衷。因此加缪开始探讨从反抗转向革命再到极权主义的过程。在《反抗者》的前言中，他表示该书是为了“理解我们生活的时代”，以及“逻辑犯罪”是如何被合法化、谋杀如何被视为实现革命的合法工具的。通过追溯过去一个半世纪的革命的历史——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到纳粹主义的兴起和希特勒，加缪试图理解这种背离现象。
加缪观察到：“所有现代革命都终结于国家权力的巩固。”他再次谴责了虚无主义。在这些革命中，上帝的位置被取代，虚无主义者认为，为了革命和国家，可以不择手段。“虚无主义，”加缪写道，“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根据其目的判断其行为。”革命的敌人可以随意被处决，个体的公民权被压制，成为大机器中的小齿轮。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权力就是一切。
在书的后三分之一部分中，加缪重点批判了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他毫不留情地对整个苏联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控诉。加缪宣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已经变成“革命者对其他人的独裁统治”，“表面上向人们允诺奇迹，实际上是要让他们接受不公、犯罪和虚假”。他进一步谴责了“苏联的集中营制度”，将“人民的政府变成物的管理机构”，使得“对话与个人关系被宣传或论战取代”，“用配给券代替了面包”。
加缪控诉苏联体制的证据包括清除所谓革命的敌人、劳动营、约束文学和艺术、拒绝现代科学等。
加缪问：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怎么会与苏联国内的极端现状不一致？他的回答：答案很简单，“它不是科学的”。加缪指出，假设共产主义是历史的最高阶段，能够消除阶级斗争，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扮演了先知的角色，甚至成了一种宗教。他解释道：“马克思有一些预言……大都是热情地宣布在非常遥远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强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未来总有一天，一切正义都会实现……这种新信仰和那些古老的宗教没有什么两样。”
他补充道：“预言是长期的，具有所有宗教的共同特点：不可能被证明。如果预言无法实现，预言者就成了唯一的希望；结果，他们成了历史的唯一统治者。”
加缪无法认同的是为了意识形态而牺牲生命，以未来的某种承诺为名义，将意识形态当作压倒一切的基本价值。他指出，基督教“将邪恶和谋杀的清算时间设在了历史的终结之后”，而苏联的共产主义将恐怖和谋杀合理化，以遥不可及的所谓工人阶级的乌托邦为名粉碎了自由。加缪认为，“真正对未来的慷慨和宽容在于把一切都给予当下。”
至于苏联拒绝现代科学的问题，加缪在组织控诉语言和做出结论时得到了莫诺的直接帮助。将文章发表在《战斗报》之后，莫诺投入一定的时间彻底研究了李森科事件和苏联的怪象。他写了一篇长达68页的分析文章，尽管莫诺自己没有发表它，但他愿意将这篇文章提供给朋友参考。P246-248
“卡罗尔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把多种元素组合在一起，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1959年，C.P.斯诺写了《两种文化》一文，展示的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巨大鸿沟。《勇敢的天才》则提供了一个弥合两边的机会——他把基因、哲学、文学融为一体，又把喧哗的战争和冷战冶于一炉。”
——《自然》
“激动人心、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讲述。”
——《美国学者》
“读者将学到很多加缪小说中的象征主义和莫诺分子生物学中的生物化学知识。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会了解一段在黑暗时代凝结的闪光友谊。这是一部罕见的编年史，描述的是勇敢的思想者如何反抗政治压迫并最终超越自己的专业界限。”
——Booklist(星级图书评论)
“卡罗尔在他这本关于两个超常男人的生命、成就和友谊的书中，巧妙地将编织科学和历史编织在一起……跨越历史、科学和哲学，这部关于20世纪两个重要人物的双重传记将吸引不同的读者。”
——《图书馆杂志》
“巧妙地结合了科学、传记和历史……一段重要的故事被讲述得娓娓动听。”
——《科克斯书评》
“什么形成了人之所以成为人最本质的东西，无疑是艺术和科学这两个最重要的元素。在这段激动人心，经过仔细挖掘得来的有关两个伟大头脑和两个勇敢的人的故事中，西恩·卡罗尔以仆人式的工作将这两个充满活力的领域漂亮地融合在一起……不可能没有人不被这个故事激励。”
——劳伦斯·M.克劳斯，《星际迷航》和《从无而来的宇宙》的作者
江山代有才人出，然而，携带天才禀赋的人通常对自己的特质浑然不觉，只有非同寻常事件发生，经过一番熬炼，他们的才华才能被激发出来。
——丹尼斯·狄德罗（1713—1784），《论戏剧诗》
1957年10月16日，阿尔贝·加缪正在巴黎拉丁区的桑切斯-马吕斯餐厅吃午饭的时候，一个年轻人来到他的桌边，报告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摘得诺贝尔奖桂冠的加缪，却无法掩饰自己的痛苦。
这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作家十多年前就已经享有国际声誉。如同他的小说、戏剧和杂文，他所倡导的道德标准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公众赞誉。还不到44岁的加缪，是当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年轻的作家。不过，加缪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应该颁给其主要作品已经宣告完成的作家，而他并不希望现在就给自己的创作画上句号。他害怕获奖带来的各种烦琐应酬会分散自己工作方面的注意力。加缪获奖的消息宣布之后，接踵而至的采访和拍照要求，以及各种场合的邀请证实了他的恐惧不无道理。
加缪还担心此次获奖会招致其批评者更甚于前的鄙夷。虽然受到公众欢迎，但是加缪在左右两个政治派别中都有不少敌人：右翼认为他是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左翼人士中虽有他众多的昔日战友，但他们也因为加缪对苏维埃式共产主义的明确批评而把他排除在外。两大阵营都认为，加缪获得诺贝尔奖标志着他的才华和影响力已经达到了顶峰。
“有人想知道加缪是否在走下坡路，而且……想搞清楚瑞典皇家科学院是否把奖项颁给了一位早熟性硬化症患者。”一位评论者轻蔑地写道。
新闻界要求采访的呼声逐渐平息下去之后，加缪开始给一些对自己获奖表示良好祝愿的人回信，其中一封手写的信是发给巴黎的一位老朋友的：
亲爱的莫诺：
我已经把这些天来的喧嚣琐事放到一边，对于你温暖人心的来信，我在此特向你表示发自心底的感谢。出乎意料的获奖让我更多感到的是怀疑，而非心安理得。至少，还有友谊可以帮助我面对这一切。虽然我可以和很多人团结协作，但是我的朋友却不多，而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亲爱的莫诺，这是确定无疑的，我必须至少向你申明一次。过去，各自的工作以及忙碌的生活将我们分隔，但是，现在我们又重新团结起来，为着一项共同的冒险事业。这并不妨碍我们时时重聚，至少可以为了友谊干一杯！盼早日再见。
你的兄弟般的同志：阿尔贝·加缪
加缪与当时很多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杰出人物熟识，如让-保罗·萨特、乔治·奥威尔、安德烈·马尔罗、巴勃罗·毕加索。但是，加缪这封真挚信件的收信人却并非艺术家，而是加缪为数不多的几个多年挚友之一，他名叫雅克·莫诺，是一位生物学家。与加缪众多志同道合的熟人相比，莫诺并不出名，至少在当时尚未出名。然而，尽管已经拥有一大群才华横溢、更为杰出的同事，加缪还是宣称：“我所认识的真正天才人物只有一个：雅克·莫诺。”
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八年后，雅克·莫诺这位天才人物自己也前往斯德哥尔摩，登上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领奖台，与他的亲密同事弗朗索瓦·雅各布和安德烈·勒沃夫共同赢得这项殊荣。
诚然，这四个人的获奖是对他们非凡创造力的认可，但他们的成功都离不开伟大的机遇。加缪在信中提到的“冒险事业”始于多年以前，当时恰逢一段极为黑暗和危险的时期。实际上，以当时的危险程度，这些人都不一定能够活下来，遑论多年以后攀抵诺奖这样的高峰了。
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段冒险故事，让读者了解平凡人通过非凡事件的淬炼而蝶变为杰出人物的过程——以及当铺天盖地的逆境袭来，勇气的迸发、创造性天才的开花结果、深厚的友谊和对人类境况的深切关怀的难能可贵。
……
从反映莫诺和加缪各自的人生旅程的资料来看，它们共同讲述了一个故事，故事分为四个篇章，组成了本书的四大部分，分别是：法国的突然沦陷(第一部分——“沦陷”)；主人公反抗纳粹的行动(第二部分——“通往自由的漫漫长路”)；他们对创造工作中主要问题的探索(第三部分——“生命的奥秘”)；以及他们创造生涯的巅峰和广泛参与社会事务的情况(第四部分一“诺贝尔的思想与高尚的行为”)。
“尾声”部分(“法语课”)阐述了加缪去世后，莫诺是如何在履行公共承诺和写作方面继承朋友的部分遗志的。两人都着迷于寻找人生的意义这种不受时间限制的永恒问题。人生的经历迫使他们提出最基本的问题：什么值得你付出生命?什么值得你活下去？获得自由之后，他们又提出一个急迫的问题：值得你一生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二战、德国占领法国、冷战、匈牙利革命等事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人类对意义的渴求没有变，他们追寻意义的方式和效果也没有变。莫诺认为，科学已经打碎了世界上的一些传统理念和我们的生活目的，因此，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在一个科学昌明的世界寻找人生的意义。
1940年春天，胸怀大志但默默无闻的作家阿尔贝·加缪与初出茅庐的科学家雅克·莫诺在巴黎各自默默追求着平凡的生活。德国入侵并占领法国后，二人不约而同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并在对抗纳粹解放国家的运动中逐渐成为了关键人物。劫波度尽，他们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战后，经过种种曲折，他们发展出深厚的友谊，分别成为现代文学及生物学的领军人物，并在各自的领域荣获诺贝尔奖。他们拥有巨大的热忱和非凡的天赋，并发现对方具有同样的决心去探寻生命的意义。
基于大量未公开的材料和多年的调查，本书揭示了他们所经历的我们时代中那些最黑暗的事件，以及他们如何成为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天才。《勇敢的天才(一位科学家与一位哲学家从法国抵抗运动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冒险历程)》作者西恩·B.卡罗尔认为，加缪和莫诺两人都着迷于寻找人生的意义这种不受时间限制的永恒问题。人生的经历迫使他们提出最基本的问题：什么值得你付出生命？什么值得你活下去？获得自由之后，他们又提出一个急迫的问题：值得你一生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二战、德国占领法国、冷战、匈牙利革命等事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人类对意义的渴求没有变，他们追寻意义的方式和效果也没有变。
让-保罗·萨特认为，加缪是“一个由人性、行动与作品组成的令人仰慕的结合体”。除过写作，本书对加缪的人生，他的家庭和恋爱，他在巴黎沦陷区的战斗，他对极权主义的洞察，他对政治的积极参与，都有细致入微的描写。
加缪说：“我所认识的真正天才人物只有一个：雅克·莫诺。”他是交响乐队的指挥，抵抗组织的高级指挥官；他是一个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最终成为思考人类命运的哲学家。
这两个从事的领域本来没有任何交集的人物，如何发展出深厚的友谊？在黑暗的岁月，他们如何接受命运的挑战？经过岁月的淬炼，他们如何考虑人类的命运？这本由西恩·B.卡罗尔创作的《勇敢的天才(一位科学家与一位哲学家从法国抵抗运动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冒险历程)》讲述的是一个平凡生活受特别事件影响而变得不再寻常的故事——刻画的是面对巨大逆境时人类所展现的非凡勇气，深厚的友谊，和对人类境况的深刻洞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