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通史计划”精装出版,几乎封尘的遗稿,畅销数十年的经典——从“晚清导论篇”开始,紧接着“北京政府篇”《袁氏当国》,晚年唐德刚潜心撰写“民国通史计划”,因病中断。幸有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整理遗稿、书信等资料,终使“民国史军阀篇”《段祺瑞政权》等劫后重生。今中文简体精装版“唐德刚作品集”,收入早期著作、晚期作品,囊括《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等经典史著,每册均以胡适手迹集字书名,以历史照片还原现场。
本书是其中一本,它最忠实地记录了胡适的晚年生活,写活了的纽约寓公掌故,可以说它是胡老师“最好的好后学”。
《胡适杂忆》原是作者在撰写《胡适口述自传》时,打算自写的一篇短序,不料下笔即几十万言,结果“头”大不掉,只好印成专书,独立出版,可以说是胡适口述历史的缩版。
唐德刚先生凭自己的回忆和日记上的记录,对胡适一生牵惹到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快。但又不止于回忆,他畅谈历史、政治、哲学、文学以及其他一切胡适关注的学问,可见作者才气纵横,博学多智,加上他古文根底深厚,天性诙谐,故落笔气势纵横,妙趣横生。
唐先生将胡适写得生龙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装饰什么英雄超人。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
读了唐先生笔下的胡适,你可以和他握手寒暄,笑语谈辩,不知夜之将尽,人之将老。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
六
胡适之先生既然基本上是一位恂恂儒雅、有为有守的白面书生。他是不能搞政治的,因为他缺乏搞中国政治主观和客观的一切条件。
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做政论家的眼光!
做个大政治家,在主观条件上像胡先生所具有的那种“信道不移”的精神,只是最起码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还要有铁一般的肩膀,如此他才能顶住政治上的惊涛骇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地负荷起天降大任,然后任劳任怨,为国为民,死而后已。但是在胡先生的个性上是没有这种担当和魄力的。
有一次我问李宗仁先生对胡先生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吾人如不以人废言,则这四个字倒是对胡先生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鼎烹,那还能做什么大政治家呢?
胡先生也没有做官僚的脸皮。民国以后有清望的学者们下海从政是需要相当脸皮的,因为这些名学者出山之前,一个个都是以帝王之师自命的,认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样才应征辟,乘安车,人朝为官的。但是官场亦另有官场的一套啊!一旦做了官,这批高人隐士,对上就不得不搞逢迎,对中层就不得不结党羽,对下也难免不作威作福。本来,官场中这些恶习和陋规,也不算什么天大的坏事,因为那本是我国两千年来,自上而下的单线官僚体系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是讲求传统政治效能不可或缺的朝仪和官箴。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有见及此,乃因势利导,干脆把它们制度化起来,以礼节之,使其发而中节。
民国肇建,这些原也是煞费苦心的制度,被目为封建残余,通盘废除,但是制造这些陋规和恶习的单线官僚体系,反因科举之废除而变本加厉地单线化,因而那些原先尚有些制度性的东西,至此反变成无原则和规章可循的官僚主义,俗语所谓上拍下压。
30年代的初中期,适之先生的朋友们,一个个脱青衫、换红袍,都当起官僚来了。初入官场做学徒,有时还有点脸红,出师之后,就乐此不疲了。“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试问“独立评论社”这个山洞出身的“干员”和“能吏”,有几个是例外的?
胡适之先生本人,倒的确是个例外。他老人家虽然也曾下海,却仍能保持了他的清誉,而没有沦为官僚。“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没有!”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缺少那种“终始参差,苍黄反复”的脸皮!所以胡先生纵想做官,也只能做个“泛舟于赤壁之下”、吟风弄月的闲太守,做个太平盛世的点缀罢了。
不特此也。胡氏纵有心为国为民,真想当一员“循吏”,他也办不到。他不特对自己的私交好友,抹不下脸皮,他甚至不是个搞行政管理的干才。像胡先生那样温情主义极重的人,他怎能搞“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怨”呢?以他的盛名卵翼了一点小小“庚款”的管理权,已经被梅贻琦先生等所包围,而弄到“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程度,遑论其他?当胡先生的令名为“庚款问题”的流言所累之时,笔者在一个偶然场合之下,问了问顾维钧先生的意见。顾先生说:“胡先生一定不知道其中复杂的问题。”其实胡先生何尝不知?他只是门户之见在作祟,拉不下脸皮去约束那些捧他的老朋友罢了。
再者,一位学者如变成了“政客”,他就必然有“政敌”。如果政敌一旦背信弃义,那么兵来将挡,大家耍起政治手腕来,他自己的道德也就顾不得许多了。胡适之先生是位老实人,一般政客的手腕他不屑于耍。事实上,以胡氏的禀赋,他纵想耍,也无此天才;勉强一试,他也耍不到令人拍案叫绝的程度。这儿笔者不是说,胡适之是怎样的一个天大好人。坦白地说,胡先生也并不就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做政客的程度罢了。“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以胡适来遍比时贤,则“山高水长”,先生的风范,也就是百年难一遇的了!
……
P43-45
周策纵先生序
“我的朋友”唐德刚教授前些时告诉我,他在撰录胡适之先生口述历史之余,打算自写一篇“短序”。我听了一心想到我们时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往事,就不禁暗忖,等着看他这序会怎么短法。果然在《传记文学》里见他下笔千里,把胡先生一生牵惹到了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痛快。我正在连续欣赏,大过其瘾,还幸灾乐祸;不料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说现在真是没空,必须结束了,而刘绍唐先生急于要把他这已长达十余万言的“短序”出版成专书,他自己实在不能再为自己的“序”作序了,就只好来拉夫。这确实是晴天霹雳,使我不免有大祸临头之感。
大家都知道,从前蒋方震先生写了一册《欧洲文艺复兴史》,要梁启超先生作序,任公序文一写就是数万言,与原书一般长,结果“头”大不掉,不能印在书前,序文成了专书《清代学术概论》,独立出版,反而要蒋方震来为这“序”写了一序。这样看来,德刚这“序”既然是胡先生的口述自传招惹出来的,这“序”的序,本来应该请胡先生来写才算合史例,才能了却这件公案。但上海灵学会既已不存,那就只好牵着黄牛当马骑吧。好在多年以前,我曾经对胡先生说过:“你以前曾对梁任公说,晚清今文学运动对思想界影响很大,梁先生既然曾经躬与其役,应该有所记述。后来任公便写了《清代学术概论》那册书。现在我要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新思潮、新文学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社会的影响,比今文学运动恐怕更大更深远,你也是躬亲其役的人,你也应该把这几十年来的思想潮流,作一番全盘的、彻底的、有系统的叙述、检讨和批判,写一册《五四时期思想学术概论》,才算适合大众和时代的需要。”胡先生听了直望了我一眼,笑着说:“你这话很对,现在一般人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歪曲误解的很多。我将来也许要写些东西来澄清一下。不过你们年轻一代责任更大了,总结、检讨、批判还要你们来做。”后来他还要我代他找一些资料。不幸胡先生以后未能如愿写出这书来。现在德刚这篇“序”,也许可说正是胡先生心目中要年轻一代作出检讨批判的一部分。这样说来,唐“序”便有点像我所提议的那种“概论”的引子,而我这篇“序”的序,也就不是毫无关系了。
我想读者都会同意,唐德刚教授在这里把胡适写得生龙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装饰什么英雄超人。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能、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这做法承袭了古今中外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第一个最出色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早就用好的例子教导了我们,他笔下的人物多是活的、立体的、可爱可佩的、可嗔可斥的,或可怜可笑的,但没有使你打瞌睡的。在西洋,像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约翰逊博士传》(TheLife of Samuel Johnson),主角也是活生生的,还在约翰逊里找得到鲍斯威尔。读了德刚的胡适,你也可以和他握手寒暄,笑语谈辩,不知夜之将尽、人之将老,也在胡适里找得到唐德刚。
当然,我们不必要同意作者所说的一切。因为我知道,他所提倡的,正是要大家各自去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他如能引起你多去想一想,那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一大半了。至于你作出什么结论,那只是你自己的事。不论如何,他和他的朋友们,原先是白马社的也好,《海外论坛》月刊社的也好,至少包括我自己,大概都会拍手叫好的。
大凡文字写得最美最生动的,最难同时得事理的平实,因为作者不能不有艺术的夸张。这在王充的《论衡》里便叫作“艺增”。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意。德刚的“艺增”运用在不同的角度,这是他最好的绝招和自解。
德刚不信神鬼,也不怕神鬼,所以他敢说自己要说的话。你看他能“批孔”,也能尊孔,更能尊、能批要只手打倒或支持孔家店的好汉。不但如此,还敢尊、敢批“周公”!因此不论你同意不同意他,德刚这独行侠的高风傲骨不能不令人钦佩。他能替胡先生打抱不平,多已在胡死后,这点已不容易。更难得的是,他既不掩饰事实,又能恕道处理胡先生的某些白璧微瑕。我个人已受益不浅,我在给他的信里指出胡先生新诗某些文字上的缺失,不免夸大,这固然只是友朋间的闲谈,但真有点像“诗律伤严近寡恩”了。在另一方面,我却素来不曾认为五四时代是“时无英雄,遂使孺子成名”;相反的,我尝说,五四时代产生的人才济济,比任何别的短时期可能都多些。德刚指出胡先生用“素斐”做他女儿的名字可能是纪念陈衡哲女士,这点确已补充了我之不及;至于胡先生那首诗是否也意味着陈女士在内,我看不能无疑,如是这样,他恐怕就更不合情理了。德刚对这点似乎有进一步“求证”的必要。
我在前面已说过,胡适之先生一生牵惹的问题与瓜葛已非常多,而德刚对他的娓娓描述和检讨,不能不更多面和更复杂。胡适已经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箭垛式人物,德刚现在真实地把他画得多彩多姿,人们也许更会把他当成活箭垛了。如果我这里再提出一些与胡适有关的问题来讨论,那这篇“短序”的短序可能也要变成专书,岂不又要德刚来替我写序?想来想去,时不我与,这种序还是让读者诸君来写了,这也正如胡先生所说的,要年轻的一代来检讨批判吧。我想这也正是唐德刚教授写作的初意,我便带着这个期望,把这津津有味的好书郑重推荐给读者。 1978年7月于美国威斯康星陌地生之弃园
胡适已经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箭垛式人物,德刚现在真实地把他画得多彩多姿……我想这也正是唐德刚教授写作的初意,我便带着这个期望,把这津津有味的好书郑重推荐给读者。
——周策纵
数月前初读这一章,我对德刚兄的胸襟见识,更加由衷地钦佩。胡太太称许德刚为胡老师“最好的好后学”,一点也没有说错。
——夏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