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只是人生中的短暂瞬间，然而，从1936年12日起的西安半月，对于蒋介石来说，却是人生中最惊险的经历。蒋介石的生死及其态度，不仅影响了他本人，也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并进而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本书揭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艰辛、复杂过程。

对于在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人们往往语焉不详。或其言不确。本书利用近年来大量披露的历史档案，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翔实记述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特殊经历及其态度变化。剖析了国内外各派政治势力对于“杀蒋”与“放蒋”的分歧与斗争，揭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艰辛、复杂过程。

第一章 西安：山雨未到风满楼

1.渐成气候的“三位一体”

2.“艳晚事件”：巨变前的预演

3.着手解决西北事态

4.亲临王曲军官训练团

5.寿庆中的不喜庆气氛

6.蒋、张关系越来越紧张

第二章 兵变华清池

1.亲临西安督“剿共”

2.向张学良、杨虎城摊牌

3.学生请愿：催生巨变的导火索

4.张、杨秘密部署

5.华清池的枪声

6.所谓“正气亭”

第三章 被拘西安城

1.被押解进城

2.特殊的会面

3.在西京招待所

4.张、杨公布八项主张

5.邵力子出面

第四章 南京与保安，渐行渐近

1.南京的选择：动武还是和谈

2.重要使者：端纳

3.形势有了松动迹象

4.保安：沸腾中的冷静

5.周恩来率团赴西安

第五章 各方角逐，扑朔迷离

1.各方关注阎锡山

2.傅作义未能成行西安

3.李宗仁等人不冷不热

4.日本与英美各唱各调

5.出人意料的苏联表态

第六章 艰苦的谈判

1.周恩来为和平奔走

2.宋子文首度西安行

3.宋美龄来到西安

4.第一轮谈判

5.第二轮谈判

6.蒋、周面谈及蒋之承诺

第七章 重获自由

1.放还是不放

2.必须签字划押吗

3.张学良亲往护送

4.在洛阳短暂停留

5.西北并未沉默

6.终于回南京了

第八章 “善后”办法

1.扣押张学良

2.甲乙两个方案

3.西安的内部冲突

4.顾祝同率军进西安

5.逼杨虎城出国

6.国共合作大势已定

结束语 往者已逝，来者可追

5.寿庆中的不喜庆气氛

10月29日，蒋介石由西安飞抵洛阳。

这一年的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大寿。从国家来讲，正值内忧外患，因此他没有多少心思搞什么隆重庆典。在南京时，他就宣布一切从简，不搞庆祝。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洛阳，除了“剿共”，另一个原因就是“避寿”。

此时的张学良已经决定要联共抗日了，他正在为不能说服蒋介石而发愁。恰在此时，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来到西安。此前，阎锡山与张学良就曾一起商讨过联合抗日的事。阎锡山由于处在西北抗战前线，对于日本蚕食华北有一定的警觉。10月初，张学良派私人秘书李金洲到太原与阎锡山秘密会晤。李金洲与阎锡山曾有过一面之交，在阎手下做过两年事。密谈中，阎锡山表示愿意联合抗日，并说有机会将与张学良一道向蒋介石进言，说服蒋领导抗战。李金洲返回西安后向张学良禀报了密谈情况，张学良很高兴。这次阎锡山与傅作义来西安，张学良自然很重视。

张学良与阎、傅二人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彼此都很高兴。晚饭后，三人一同飞赴洛阳参加蒋介石的寿庆。

此时的洛阳正忙碌着呢。尽管蒋介石的本意可能不想把寿庆搞得过于张扬，但下边有些人还是不愿放弃这个表达忠诚的机会。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洛阳分校主任、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就颇费了些心思。他在洛阳龙门东香山寺院内专为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修建了一座避暑别墅，并在西工兵营内将吴佩孚当年修建的阅兵台改建为“中正台”。为了保证蒋介石游嵩岳玩得尽兴，还费时一个多月，动用洛阳、偃师、登封三个县的五千余名民工，日夜不停地抢修洛阳至登封的公路，并修建了西工飞机场，新建了四幢大型飞机库。

洛阳是中原战略要地，地扼秦晋豫三省要冲，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洛阳又是郑州与西安之间的联络中心和补给重地。蒋介石对洛阳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此外，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重新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使蒋得以重新上台掌握军权。洛阳对于蒋介石来说，意义非同寻常。

10月31日这一天，洛阳街头热闹非凡。为蒋介石祝寿的庆典仪式在洛阳西工寿国台隆重举行。洛阳西工军分校广寒宫礼堂装饰一新，贺幛寿联挂满四壁，主席台正中的大花篮五彩缤纷，烘托着蒋介石的巨幅画像。所有的祝词、贺词无一例外地盛赞蒋介石的统一、“剿共”功绩。典礼之后是寿庆宴会，之后还搞了个飞行表演。飞机是侍从室发动万民募捐购买的，正好五十架，分为十队，每队五架，在空中组成“中正”、“五十”四个大字。这别开生面的祝寿形式，立时引起了巨大轰动。

张学良和阎锡山都曾担任过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是祝寿行列中级别最高的军政长官。宴会上，他们始终陪伴在蒋介石左右。看到委员长对眼前的场面很满意，脸上不时露出难得的笑容，二人觉得机会来了。寿庆活动刚一结束，他们就去拜访蒋介石。张学良先说祝寿的事：“这飞机表演很有水平，飞机也很好”。看到蒋介石高兴，他话锋一转，问道：“委员长可知侍从室在动员捐献时是怎么讲的吗？”“怎么讲的？”余兴未消的蒋介石急于解开悬念。张学良见蒋介石有兴致，便据实回答：“侍从室下达捐款献机的通知时，是打着抗战的旗号。委员长，现在国难当头，民生凋敝，民众之所以能如此踊跃捐献，其热忱完全是出于抗日，是为拥戴委员长领导收复失地，领兵抗日。所以，这次捐献盛况空前。”蒋介石听了他的话，瞅了阎锡山一眼，明白二人此番“来者不善”，他们是以祝寿为名来劝说自己抗日的，于是笑容顿失，绷着脸说：“抗日，又是抗日，你讲了多少回了。你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分清敌人的远近。共产党就在你们身边、面前，而日本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应该先消灭眼前的敌人，免除后顾之忧，然后再去解决远处的敌人。”略一停顿，他又接着说：“共匪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不难消灭。消灭了共匪，可以永绝后患！”

张学良不想放弃这次机会。他想诉说一下东北军的困境，以抗日激情感动委员长。他说：“我眼看着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遗下的孤寡无法抚恤，流亡的东北官兵，到西北来剿共，离家乡一天比一天远，”说到这儿，种种酸楚涌上心头，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继续说：“共产党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我们的官兵听了怎能不动心。”他反问蒋介石：“共产党与日寇。究竟谁是中国国家民族的最大敌人？”蒋介石当然不会被张学良的激情所感动，他没有正面回答张学良的提问，而是看了看一直沉默不语的阎锡山，用试探性的语气问：“百川，你说谁是最大的敌人？”阎锡山见问到自己，也不好继续沉默，便慢条斯理地说：“依我看还是日寇。汉卿讲的停止内战，实行全民族的抗日，很有道理。”蒋介石听了阎的话，心中很是不满，他冲着二人说：“我现在只要你们答复我一句话，到底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张、阎二人互相看了一眼，觉得蒋介石“剿共”态度坚决，一时无法说服，只好告退。当晚，张、阎又秘谈了很久。阎锡山说：蒋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是说不通的。我回晋以后。部署我的军队做守土抗战准备，希你也做你自己的打算好了。

11月1日，蒋介石到洛阳军分校阅兵，并对在场官兵训话，张学良陪同前往。在这篇训辞中，蒋再次强调“攘外安内”，将中共和主张联共的人指斥为汉奸。他说：“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匪同声相应，甘心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他还说：“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了吗？共产党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

站在一旁的张学良此时确实感觉心灰意冷。他后来回忆说：“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欲泣，为端纳、阎百川先生所见，皆曾以温言相慰。”P25-29

往者已逝，来者可追

西安事变以捉蒋始，放蒋终。在事变中。蒋介石一直处于被扣押状态，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他在事变中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直至最后的和平解决。都围绕着他来进行。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西安事变的发生大出他的意料，对此，他本人事后也说：“不料仓猝之间变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诚之念虽笃，虑患之智不周”。然而。更令他痛心的，是“剿共”计划不得不由此搁浅。为此，他不无遗憾地说：“此次事变，为我国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内)可竞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他还认为，此次事变导致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损失难计”。而他所领导的“建国进程”，则“至少要后退三年”。对于张学良和杨虎城这两位发动兵谏的部下，他断言：此二人“亦必自悔其轻妄之不可追赎也”。

与蒋介石相比，宋关龄对于西安事变的看法就要冷静一些。在她看来，西安事变情况复杂，“决非中国既往一般称兵作乱之叛变所可比拟”。

在整个事变过程中，张学良和杨虎城是两个关键性人物。因为扣押了蒋介石，两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张学良失去自由几十年，杨虎城则先是被逼出国，后长期遭关押，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又惨遭杀害，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随之被分解了。但是。从更加宏观的视野看问题，经此事变，国共内战大体平息了，随后，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达成了。就这个结果而言，张、杨的举动又是成功的，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兵谏”。正如周恩来在1946年12月22日延安各界“双十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它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日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对于张、杨二人，周恩来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扬他们“有大功于抗战事业”。

的确，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个人命运是不幸的。但不少学者认为，如果从有功于抗战，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族以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方面看，张、杨二人可以说是“求仁得仁，求义得义”。而随后那种纯粹由个人恩怨造成的历史悲剧，“只能增添他们作为千古功臣的光辉。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为民族做出的重大牺牲是值得的。”

西安事变的直接受益者是中共与红军。大陆史学家杨奎松在他的近作《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中分析说，正是因为这场事变的发生，蒋介石最终停止了对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放弃了武力消灭红军的打算。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一直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怀有一种特殊的尊重与感激之情。毛泽东所谓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出来了，就包含着这层意思。他的观点代表了大陆史学家的主流看法。

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国民党政府，包括蒋介石本人其实也是西安事变中的受益者。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就认为：“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公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党国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当事人的后代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2005年，杨虎城的孙子杨瀚在接受《亚洲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过这样的话：“蒋始终认为西安事变是他个人历史上的‘奇耻大辱’。而认识不到，是西安事变挽救了已经四分五裂、各种势力心怀异志的中国国民党；蒋某人在西安事变后由于改变了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成为了全国各阶层(包括共产党)拥戴的领袖人物”。

向来快人快语的台湾学者李敖认为，西安事变造成了国共双赢的大结局，只有张、杨二人成为抗战大业的牺牲者。他分析说：“西安事变与抗战爆发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若问抗战是怎样抗起来的，一个最简单的答复就是西安事变，因为此事改变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西安事变达成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也即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目的达到，当然是一种成功。对蒋介石及国民党而言，也是成功的，因事变之后，蒋介石的个人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后所未有)。他的声望大增，当然是由于全国人民相信他领导抗战。对共产党而言，也是成功的，由于停止内战使红军获致喘息、重整以及发展的机会。”

逝者已往，来者可追。在西安事变中，虽然蒋介石曾短暂地失去了人身自由，但由于这一事变的发生和解决。使当时全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开始全面转向抗日，奠定了全民族抗日御侮局面的基础，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而蒋介石本人也被推向全民族抗战事业的领袖地位，实现了他人生命运的一次大转折。对于这一点，他本人虽然至死都不承认，但历史的发展有时并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2006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七十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纪念西安事变七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70年了，但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们纪念西安事变。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精神；崇尚团结的精神：追求统一的精神；以及爱好和平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