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编著的《高升号的沉没(甲午第一战微观史)》以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高升号为主的几艘舰船为案例,不走宏大叙事的传统套路,而是以历史细节还原当年战争。诚如《台湾立报》发行人、传记文学出版社社长、美国加州大学U-CLA终身教授成露茜所言:“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然而,中国经此一奇耻大辱,也开始觉醒了,这是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百余年来,研究者固不乏人,然悬案连连,令人难窥底蕴。高升号事件至今还是西方讲述国际法的重大案例,它导致了国际法的修改。……作者文笔修养深厚,倾注诸多心血,大量汇集史料,考订精严,叙事既中肯又具体,解答了许多长期让人困惑的谜团。”
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作为甲午战争第一战——离开号事件,因其牵涉中、日、英三国,并导致就日后赔偿问题而有了国际法的重大修改,至今仍是西方讲述国际法时必援引的重大案例。因此完全可以说,高升号事件是研究甲午战争的…个极其重要的样本。但是,高升号事件至今还存在许多历史疑点……
雪珥编著的《高升号的沉没(甲午第一战微观史)》不走宏大叙事的传统套路,以事件“传记”之方式,汇集海内外史料,考订精严,还原了高升号沉没的真实历史过程,叙事中肯而具体,解答了许多长期让人困惑的谜团,堪称填补空白之作,是真正了解甲午战争及大国博弈不可不读的一本书。
9时15分,追击济远舰过程中的浪速舰,向高升号鸣放两声空炮,并以旗语下达命令“停驶”、“下锚”!
9时30分,高升号停船并下锚,锚下沉达十—噚的深水位。
但浪速继续追赶济远舰。高升号便挂出旗语询问:“我是否可以前进?”
浪速回答:“停航,否则后果自负。”据后来日本外交机构解释,这句旗语并非针对高升号,而是发给还在逃跑的济远舰的。日本外交机构以此旁证浪速舰对高升号开始并无敌意。果如此,则高升号当时如果全速逃离,或许还有机会。
浪速舰追击了济远舰一段路后,旗舰吉野调整各舰任务,命令浪速回航,将高升号带赴总队。浪速接命,回航驶到距高升号约四百米处停下,将右舷炮对准高升号以为戒备。
汉纳根后来回忆说,日本舰队显然在“看见一只显系悬挂英国旗的中国运输舰后,不知怎么办才好”。
有关高升号遭遇日本军舰一事,普遍的说法是日舰根据谍报进行的伏击。如《北华捷报》的一篇署名“海员”(Mariner)的来信,提及高升号到达贝克岛(Baker Island)时,发现日本舰队“显然是早已等待”在那里。日谍潜伏在华,已有经年,其中一些改装剃发,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甲午战争前夕,日谍荒尾精创办的汉口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等间谍机关,更是开展了大规模、有组织的谍报活动,尤其大沽、烟台及朝鲜牙山等军事要地,都有大量日本间谍在活动。
英国驻天津领事馆的情报官卓蒙德(W。V。Drummond),在战前一个月(6月26日)向英国公使欧格讷报告说:“天津有六名特别精明强干的日本特工人员,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也有许多这样的人。上海也有许多日本特工人员。他们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其中很多人还穿着中国服装,梳着辫子,中国人看不出他们是日本人。另一些人平时虽穿日本服装,但他们能随时在几分钟内装扮成中国人出现在人们面前。”
李鸿章确定雇佣高升号等英国轮船运兵增援牙山后,据当时随船的信义洋行德国人满德报告:“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华英德法言语俱能精通,看其与他人言论间……并随时用铅笔注载……爱仁、飞鲸,高升船载若干兵、若干饷、何人护送、赴何口岸,该倭人无不了彻于胸。”
而这位“才具甚大”的倭人,中国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是后来被清政府认定为高升号事件谍报元凶的石川伍一。石川伍一幼读私塾,入兴亚学校专攻中文,十九岁时来华,冒充广东人,多方刺探军情。中国官方的说法是石川伍一收买了天津军械局书办刘树棻(又称刘棻、刘五等),获得大量军事情报,其中包括高升等三艘运兵轮船的具体日期和装载情况。
第二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认为天津电报局的电报生泄露了高升号的开航时间等情报。支持该说法的比较有力的一条旁证是,8月1日盛宣怀因俄国驻华公使随员巴幅罗福要求拍发密码电报一事,曾发牢骚说:“前者线阻三日,我军均平安到韩。廿二(7月24日)因喀使急欲通电,是以开报竟送,‘广乙’、‘高升’、‘操江’三船已受深害。”但电报生泄密这一说法,一是缺乏直接证据,二是电报生其实并不掌握密码,而电讯本身日军完全可以监听截获,不需要收买内奸获得。故此说亦当属臆测。
有研究者援引满德的报告后,认为在大沽港口,一定有日本间谍在实地密切注意着各船的开行。
更有研究者干脆质疑日本间谍探得高升号航期的说法,认为高升号遭遇日本军舰纯属巧合,因日本早已下定决心在海上攻击中国船只了。应该说,从东乡平八郎的日记等观察,日本舰队之于高升号,似乎确非蓄意伏击,而是偶然遭遇。东乡事后给舰队司令的报告说,与高升号相遇时“判断其为奇怪之船只”,而且在迫停高升号后,浪速舰实际上还去继续追击济远舰,有一段时间高升号周围没有任何日本军舰监视,完全可以逃之天天,汉纳根事后也是以此指责船长高惠悌的大意。可见,当时东乡并不知道这是运兵船,至少其并没有一个根据谍报伏击高升号的计划,否则,高升号之前的爱仁与飞鲸两艘同样运兵的商船亦不会平安到达了。P4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