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转瞬即变的时空里，在无法重复的人生中，经典的文字、声音和表情打败了时间。那些坦诚的语句，那些无畏的呐喊，那些对人类精神的思考，唤醒了我们曾经的期望，鼓起了我们现在的勇气，使我们不再虚度年华、怀疑未来。经典的意义更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变幻，它依然是读者书架上不变的风景。鲁迅先生编著的《朝花夕拾野草》就是这样一本经典，历久弥新。

《朝花夕拾野草》收录了鲁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以及杂文集《华盖集》。这三本集子的共同点是创作时间集中于1925年到1926年之间，应该说是先生较为早期的作品。

朝花夕拾

 狗·猫·鼠

 阿长与《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

 无常

 从百草园到三昧书屋

 父亲的病

 琐记

 藤野先生

 范爱农

 后记

野草

 题辞

 秋夜

 影的告别

 求乞者

 我的失恋

 复仇（其一）

 复仇（其二）

 希望

 雪

 风筝

 好的故事

 过客

 死火

 狗的驳诘

 失掉的好地狱

 墓碣文

 颓败线的颤动

 立论

 死后

 这样的战士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腊叶

 淡淡的血痕中

 一觉

华盖集

 题记

 咬文嚼字（一）

 青年必读书

 忽然想到（一）

 通讯

 论辩的魂灵

 牺牲谟

 战士和苍蝇

 夏三虫

 杂感

 忽然想到（二）

 北京通信

 导师

 长城

 忽然想到（三）

 “碰壁”之后

 并非闲话（一）

 我的“籍”和“系”

 咬文嚼字（二）

 忽然想到（四）

 补白

 答KS君

 “碰壁”之余

 并非闲话（二）

 十四年的“读经”

 评心雕龙

 这个与那个

 并非闲话（三）

 我观北大

 碎话

 “公理”的把戏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后记

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

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刻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

“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

“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哕……”他说。

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

“哦哦，你是鲁迅！”

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乘了航船进城来。

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

“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

“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么？”

“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

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子，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P64－66

本书收录了鲁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以及杂文集《华盖集》。这三本集子的共同点是创作时间集中于1925年到1926年之间，应该说是先生较为早期的作品。从1923年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开始，不过两三年时间，作者辗转于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之间任教，饱受流离颠沛之苦由此可见一斑，可先生创作热情不曾稍减，既饱含教书育人的儒者风范，又秉承忧国忧民的创作才情，无愧于一代大师的称号。

《朝花夕拾》是先生1926年所作的回忆散文集，最初在《莽原》杂志上发表时的总题目为“旧事重提”。虽然是回忆文章，但都反映了当时社会斗争的痕迹。作品在夹叙夹议中，记叙了作者童年时期的生活以及青年求学时期的艰辛历程，追忆那些难以忘怀的师友与亲朋，抒发了深切的怀念，对旧社会的反动势力无情地予以抨击与嘲讽。本集散文语言清新、朴实，亲切感人，是现代散文的典范之作。

《野草》是“五四”退潮后先生思想彷徨、苦闷的产物，反映了先生思索、坚忍战斗的心路历程。也呈现出主题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是先生情绪、情感、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各个侧面的反映，也是先生从启蒙的文化批判者向启蒙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文学界公认其为先生作品中最美的一部，也是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开山之作，更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散文诗中难以超越的高峰。先生曾对人说，他的哲学全在《野草》里，这是最贴近先生内心的一部作品。

《华盖集》是先生1925年创作的杂文合集，记录了作者与封建残余以及资本买办之间的唇枪舌剑，锋芒所指，无不是“投枪和匕首”，代表了作者创作风格的肇始。先生对于中国文化与文明的思考，无不流注于笔端，既精练而强悍，又深刻而精辟，显示了先生以文救国的坚定决心。时至今日，读至慷慨沉痛之处，也，当为之扼腕。

在编者看来，先生的散文亦有杂文的影子，举凡先生作品，皆有渊源，佳妙似乎天成，况且还可相互佐证。是以不揣冒昧，把三集混成一书，以飨广大读者，或可别有一番风味。

编者

2014年11月

本书中至少有两处，还得稍加说明——

一，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回信中所引的话，是出于zM君登在《京报副刊》（十四年三月八日）上的一篇文章的。其时我正因为回答“青年必读书”，说“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很受着几位青年的攻击。ZM君便发表了我在讲堂上口说的话，大约意在申明我的意思，给我解围。现在就钞一点在下面——

“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因这几句话，又想起他所讲的一段笑话来。他似乎这样说：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又好像楚霸王……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先生的“放下枪枝，拿起笔干”，更是明显的例了。’”

二，近几年来，常听到人们说学生嚣张，不单是老先生，连刚出学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员的也往往这么说。但我却并不觉得这样。记得革命以前，社会上自然还不如现在似的憎恶学生，学生也没有目下一般驯顺，单是态度，就显得桀傲，在人丛中一望可知。现在却差远了，大抵长袍大袖，温文尔雅，正如一个古之读书人。我也就在一个大学的讲堂上提起过，临末还说：其实，现在的学生是驯良的，或者竟可以说是太驯良了……武者君登在《京报副刊》（约十四年五月初）上的一篇《温良》中，所引的就是我那时所说的这几句话。我因此又写了《忽然想到》第七篇，其中所举的例，一是前几年被称为“卖国贼”者的子弟曾大受同学唾骂，二是当时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正被同性的校长使男职员威胁。我的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这是第一回，过了十天，就“碰壁”；又过了十天，陈源教授就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流言”，过了半年，据《晨报副刊》（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所发表的陈源教授给徐志摩“诗哲”的信，则“捏造事实传布流言”的倒是我了。真是世事白云苍狗，不禁感慨系之矣！

又，我在《“公理”的把戏》中说杨荫榆女士“在太平湖饭店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那地点是错误的，后来知道那时的请客是西长安街的西安饭店。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即我们“碰壁”的那天，这才换了地方，“由校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解决种种重要问题。”请客的饭馆是那一个，和紧要关键原没有什么大相干，但从“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的所谓“文士”学者之流看来，也许又是“捏造事实”，而且因此就证明了凡我所说，无一句真话，甚或至于连杨荫榆女士也本无其人，都是我凭空结撰的了。这于我是很不好的，所以赶紧订正于此，庶几“收之桑榆”云。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校毕记。仍在绿林书屋之东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