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将近两百万字。系列小说《厚土》为其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出版有小说集、长篇小说、散文随笔集等体裁的著作。本书为其长篇小说之作。

本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遴选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伤口的标题命名。

本书为该套系列丛书之一，所选作者为多产作家李锐。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土崖的下边，看着远处的背影。一步一颠的，越变越短，先是腿不见了，然后是腰和身子，最后灰黄的塬畔上只剩下一颗晃动的头，只晃了两下，头也不见了，像是沉进了一片看不见底的浑茫的深渊。他想，刘主任这是下沟了，得下十五里。他忽然觉得眼泪要掉下来，他就在心里骂自己，你他妈哭个啥呀你！你怎么这么不坚强呀你！可还是没忍住，眼泪还是流了下来，嘴角上咸成的。他死命地咬着在嘴里流来流去的咸水，对那个已经根本看不见的背影在心里叫喊，你这样做根本就是丧失立场，我是来改天换地来的，我爸爸是烈士，我是党的儿子，我跟你怎么能一样？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你哪知道呀你，我现在浑身的骨头节都疼起来了。你怎么能理解六年到底有多长？我必须得做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你别以为我不敢干！

太阳早就沉下西山了。浑茫的土塬上弥漫着折射过来的冷澈的青光，暗幽幽的。天很深，远处层层叠叠的山也很深。辽阔的空旷之中，你分明能感觉到漫天的青光压下来的分量。土崖顶上几只归巢的乌鸦呀呀地盘旋着，把空旷和寂寥一声又一声地编织到崖顶的枯林里。他舔舔嘴唇，又想，刘主任得摸黑了。插在衣兜里的手一直紧紧地捏着那几张叠起来的纸，刘主任把这几张纸递过来的时候郑重其事地说，苦根儿，给，这是几张空白介绍信，你可别小看了这几张纸，这是公社党委对你的信任，是党给你的权力，你是烈士的孤儿，党就得依靠你这样的接班人。他没说话，翻起眼睛看看刘主任。刘主任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可刘主任想和他绕个弯儿。刘主任说，对，不叫苦根儿，叫赵卫国，赵卫国同志，矮人坪清理阶级队伍的大事情就全靠你了！将来要是需要搞个外调，到县委办个手续啥的，这几张纸就能顶事，还有什么困难尽管向公社反映。公社党委早就知道你的入党申请了，好好干，在大风大浪里干出成绩来，我给你当入党介绍人！刘主任说得很慷慨，说完又笑了，一边笑，一边还把手伸过来在他肩头上使劲拍了拍。他还是没说话，还是只把眼睛翻起来，心里一阵雷鸣电闪。我用不着你给我打气，阶级敌人是明摆着的，我一把就能把他揪出来。我来这儿已经六年了。我是主动要求来这儿的。你们哪能理解我？我就是我爸！我替我爸来改天换地来了。可你为什么非要睡到暖玉窑里？暖玉和阶级敌人睡，你来了又和暖玉睡，你当主任的和阶级敌人睡一个女人，你叫我怎么斗争？你还介绍我入党呢你，你自己就不够格儿！刘主任很仔细地看着他的眼睛，刘主任心里很清楚，这个弯儿自己不能再绕了，绕不过去。刘主任再一次笑起来，刘主任现在只好自己对自己笑。刘主任说，你还小，还没娶过媳妇，不知道熬媳妇是啥滋味儿，你哪知道这些事情呢。暖玉那儿收拾得又干净，饭又做得好。咱这穷地方，把革命工作做完了，就没啥干的，就没啥娱乐的。我来矮人坪下乡，哪回也是住暖玉那儿，暖玉院里是两孔窑么，我住一孔，暖玉住一孔么。行啦，就这么个事，你就别盯着我啦，还是把这回的阶级队伍清理好吧。刘主任终于说出来想说的话，终于不再绕弯儿了。刘主任说完了想说的话，摆摆手，走了。走了几步又转回身，刘主任说，卫国，咱们光说清理阶级队伍了，上回给你说的那个媳妇到底行不行？你咋也不回个话？他的脸立刻涨得紫红紫红的，莫名的愤怒和尴尬立刻添满了胸膛，他挣扎了一会儿，才从这紫红的愤怒和尴尬中挣扎出一句话来，他直盯盯地看着刘主任说，我不娶媳妇，女人都是妖精！刘主任就又笑了，你看你这孩子，我不过是替别人问问，就这么大的火气？不愿意就算啦，也好，一心一意好好搞运动吧。说完，刘主任就一步一颠地走了。他就站在土崖底下目送刘主任。从西山背后折射上来的阳光，又清冷，又干净，把冬日的土塬照得空空荡荡的，冷冷清清的。空荡清冷之中一眼就能看出上百里远。头顶上，乌鸦们还在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他没抬头看它们，不用看他就知道，飞来飞去的乌鸦一共是七只，六年来他在村口数过无数遍了。原来是五只，现在是七只，总共只有七只。飞来飞去乍一看好像挺多，其实就是七只。可为什么是七只不是八只呢，那一只单的怎么办？跟谁搭窝呢？年年下蛋，年年孵小的，孵出来都上哪去了呢？都叫蛇吃了吧？肯定有条胳膊粗的黑蛇缠在树杈上，张开大嘴，蛇信子老长，一口一个，一口一个，都吞了，小鸟们连叫唤一声都来不及，真可怜呀，太可怜啦，这么多年就活了两个。鸟们就不知道飞，远远的飞走不就完了吗，咳呀，六年才活了两个，六年得多长呀。你们怎么能理解六年到底有多长？你们怎么能理解我？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你都知道暖玉和阶级敌人睡了，你为啥还要睡到暖玉窑里，你还是领导干部呢，你咋这么不争气，你咋这么没立场呀你？！我入党不用你介绍，娶媳妇也不用你介绍，你哪能理解我呀你？你哪知道呀你，我现在浑身的骨头节都疼起来了。你别以为我不敢，我非做了这件事情不可！即使我不做，赵英杰也会做的，赵英杰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件事情干到底的！四下里再没有别的声音，再没有一丝一毫的响动，一切都深深地凝滞在冬日无风的黄昏之中，深深的凝滞之中没有任何人能听见苦根儿心里翻动着的电闪雷鸣，没有任何人能看见苦根儿脸上那些咸咸的眼泪。

沿着刘主任刚才走的这条小路向东，走十五里下到沟底，然后，沿着一条能走马车的土路再向东，走一百五十里，中间还要找个村子住一宿，然后，就能走到县城，走到他当年上小学、上中学的地方。他就是在那儿成了烈士的孤儿的。后来，他也就是在那儿碰见了那位作家，才下定了决心，要以父亲为中心人物写一本长篇小说，要以长篇小说中的父亲为榜样，到这个吕梁山最偏远的矮人坪来改天换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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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丛书一共收入了我的八部作品。从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厚土》开始，到最近的一些随笔为止，大致选了二十年以内的文字。《厚土》是我的成名作。严格的说，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从《厚土》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

我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一个标准：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但是，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强调使用方块字？怎么才能算是深刻？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这几个问题一问，就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标准，其实很苛刻。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这八本书，我不能说真的做到了，只能说还算是一种自觉的追求。

本来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情。作家和好作家的分野就在于类似和独创的不同。但是我相信，无论多么独特、独创的写作者，他都无法使自己分身于历史和时代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常常是对历史和时代的反省与反抗，是独自一人对生命深情的抒发和挽留。讽刺的是，历史会让反抗和反省变得多余，生活会让抒发和挽留变成自作多情。因为，无动于衷是历史的基本属性，变幻无常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我是和文革以后的“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当我们在一波又一波的主义和潮流中模仿和“创新”的时候，身边的这个世界早已翻天覆地：

从天安门广场上高举毛主席语录本狂呼万岁的红海洋，到灯光广场上挥动荧光棒泪流满面的追星族；从千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到亿万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去打工；从所谓的国家主人翁，到失去生活依靠的下岗工人、没了土地的农民；从排着长队用粮票、布票购买生活必需品，到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名品专卖店；从“深挖洞，广积粮”的自我封闭，到高楼林立、汽车塞路的国际化流行病；这一切都是我们亲历亲见的历史和生活。眼前的这个世界变化之大，之剧烈，之深刻，说翻天覆地没有半点夸张。在所谓全球化的潮流下翻天覆地的中国，让所有的文字描述相形见绌。我们已经从狂热信仰的革命天堂或地狱，一步跨进了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在这个狂欢节上被权力剥夺的精神侏儒们，却又同时依靠金钱变成了消费巨人。有人宣称，这是一个历史终结于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经典被读物取代，独创被复制取代，欣赏被刺激取代。总之，在“作者死了”之后，文学的死期也就不远了。可是在我看来，文学是人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在没有文字之前被人们口口相传，在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就用文字记录。就像食欲和性欲一样，这样的生命本能并非专属于某一时代。真正的文学从来都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和需要，权力的剥夺，金钱的驱使，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甚至得逞于一个时代，但它们从来也没有能得逞于永远。刻骨的生命体验，勃发的想象力总是会从岩石的缝隙中生长出来，总是会在大漠的腹地汇聚成茂盛的绿洲。真正的创作者从来用不着向历史撒娇，非要要求一个适合文学生长的“盛世”。生活本来就是泥沙俱下的，历史也从来就不可能干净。唯其如此，才滋养出了意想不到的文学。

在这翻天覆地的世界上，几十年来除了读书就是写作，很单纯也很单调。写的东西也简单，除了小说就是散文随笔。如此这般，在单纯和单调之中一晃三十载，眨眼间，曾经的热血青年忽然白发杂生。真快。快得来不及感叹。所谓的反省和反抗，在落到纸面的同时，也渐渐变成一个人的独白。到这时候才体味出什么叫“创作是个人的事情”。那情形很像是一个人把沙子扔进黑夜，也很像那只啣来石头填海的笨鸟。

牢记着历史无动于衷的基本属性。我不想给自己的选择涂上浪漫的色彩，更不想找一个道德的高台阶站上去。义无反顾的自生自灭是用不着宣言的。

二00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傍晚，于草莽屋

重新叙述的故事

——代后记

我的长篇小说《无风之树》是从一个短篇小说演化而来的。在对一个旧故事的重新的叙述中，我不但得到了一个新故事，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一种新的叙述，得到了一个和以前大为不同的世界。连我自己也惊讶这个世界的沧桑巨变。这个世界对于我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小说。

自从《厚土》结集之后，我有三年的时间没有写小说，之所以不写，是因为心里一直存了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才能超越《厚土》。无论在作品内涵还是在叙事形式上都要有超越，要在创作上有一种总体的超越。重复自己没有意思。按照《厚土》的路子再写一本书或者几本书当然是轻车熟路，可那没有吸引力。毕竟是写了很长时间小说了，我明白这个“总体的超越”不是一句简单的话。“不重复”，也不仅仅是外在的换一种方法。如果一个作家像换外套一样容易的变换写作方法，那他肯定不是一个好作家。三年之后，我有意离开吕梁山，用一年时间写了长篇小说《旧址》。然后我才开始又回到吕梁山，开始我这个新的系列——《行走的群山》，写了中篇小说《黑白》和《北京有个金太阳》，虽然有了一些变化，可直感告诉我还是不能满意。凡是搞过创作的人都知道，直感往往是最准确的。直到去年写完了《无风之树》，我才觉得这一次是真正的超越了自己。这中间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也可见我的不聪明。《无风之树》我写得很投入、很激动，除了作品本身渐渐的展示过程让我动情动心而外，真真切切地体验到对自己的超越是一种难言的启迪和鼓舞。事实上《无风之树》最初的“原形”是《厚土》系列中的一个短篇小说《送葬》，这个短篇只有四千多字，从四千字到十一万字，这中间不仅仅是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质的变化，是不同的观照和表达。一个重新讲述的故事所得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从中获益匪浅。从原来高度控制井然有序的书面叙述，到自由自在错杂纷呈的口语展现的转变中，我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丰富。

回顾这六年的时间，正是中国文坛“先锋”和所谓“后现代”潮起潮落的阶段。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夫卡、福克纳、罗伯格里耶等等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期刊上找到类似的“副本”，成一兄管这叫“副本效应”。而且在理论家那儿好像是必须得拿到“副本”，才可以完成对“正本”的对照，可以对照的才“先锋”，才“好”，才“正宗”，才可以立论。我以前也写过一些文章对这类的“先锋”有所批评。时至今日，已经不会有谁再愚到不懂得借鉴；已经不会有谁再愚到不懂得在不同“形式”的背后，其实更是不同视线的眼睛，更是对世界不同的表达，说到底更是不同的变化了的更复杂、更深刻的“人”。我们已经永远地丧失了凭以立足的一成不变的“传统”和“本土”；我们现在又丧失了一成不变的可以引为尺度的“现代”和“后现代”；这真是无人可知的双重的悲哀。毫无理性可言的历史所给予的，只有困境，和在这困境中的独属于我们自己的，刻骨铭心的真实的体验。这本是与任何理论无关的生存。这本是我们在文化外套的极限之外碰破的伤口。我的不满是看见我们的“先锋”们，很快地把形式和方法的变化技术化了，甚至到最后只剩下技术化的卖弄和操作。这种技术化的小说从外在的方面讲，恰恰是对眼前这个越来越技术和越来越商品的世界的投合；从内在方面讲，它们以技术的炫耀和冷漠隔绝了对人的表达。小说走到这一步，已经根本无“先锋”可言，或者说许多人压根就不是“先锋”。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当我们以自己的生命之灯照亮形式的大门的时候，真诚者的面容和投机者的嘴脸将会判然不同。说到借鉴，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咧，在故事的结构框架和细节的丰富性上是借鉴了巴尔扎克的，他的意识流式的叙事是借鉴了乔伊斯的，但福克纳就是福克纳，你绝不能说他是谁的“副本”，他就是他。我的《无风之树》中以第一人称变换视角的叙述方法，也是借鉴了福克纳的。我之所以花了六年的时间，之所以总是不满意，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只完成技术的操作，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冷漠地隔绝了对人的渴望和表达，就是因为我渴望着这一切都变成一种内在的喷涌和流淌。一个重新讲述的故事并非只是为了叙述的花样翻新，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叙述自由，从而获得更强烈、更丰富也更深刻的自我体验的表达。从时间上说福克纳已经不能算是“新”了，从他去世算起已经有三十二年了，从他写出自己那批代表作的时间算起也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每天下午西沉的那颗太阳都是一颗过时的星星。所谓新，全在于你自己的独创，全在于你表达了独属于自己的体验。在对别人的批评背后，其实更多的是对自己的考验和苛求。

有人说我描写了吕梁山区的“贫困”和“落后”，可我想只描写“贫困”和“落后”，既不是我的本意，也不能算做是文学。这个“矮人坪”当然是虚构的，我把这些“矮人”放在“文革”的浩劫中，是为了突出人面对苦难和死亡时的处境，这处境当然更多的是精神和情感的处境；有贫困而没有苦难，再贫困也没有文学的意味。贫困是一种客观现状，苦难是一种人心体验。在“温柔富贵之乡”的荣宁二府，看不到半点贫困，但却让你看到了思接千载的苦难和悲伤，于是，就有了千古绝唱的《红楼梦》。所以我在小说中对苦难做了延伸，加进了对日本鬼子屠杀的回忆。眼前的“阶级斗争”的残杀，过去的战争屠杀，贫困，劳苦，死亡，人的麻木、隔膜、无法沟通，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互剥夺，善与恶的相互纠缠，等等等等，这一切，组成了矮人坪的矮人们无法逃避的苦难的处境。当人被挤压到最低点的时候，当人被生存的处境几乎还原成为动物的时候，对于处境和处境的体验才被最大限度地突现出来。现在，当我如此清醒如此理性地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我根本无法表达沉浸在这个故事里的时刻，那种深冷透骨的悲凉。

和《厚土》系列不同的是，在《行走的群山》系列中，我把“文革”从原来较为模糊的背景中突现出来，或者说“文革”已经成为一切故事和叙述的中心。我常常在想，“文革”应当成为我终生追问和表达的命题。在西方，两次世界大战使得他们产生了所有现代意义上的哲学、艺术和宗教。甚至有人说，一切现代哲学和宗教的问题，都应当也只能应当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文革”是中国人的奥斯维辛。“文革”是一场所有的当事者自己给自己造成的浩劫。“文革”是一场所有的外国的和中国的“理想”加在一起，燃烧出来的废墟。“文革”是一切现代中国人的出发点。这是一个任何“爱国”的或“向前看”的理由，都抹杀不了的处境。这也是一个任何“后现代”“后殖民”的解说，都逃避不了的处境。有了这个无处可逃的处境，我们也因此才有了深刻追问自己的可能。或许，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可能。所有怯懦的逃避，所有卑劣的蒙骗，都是对于人的逃避和蒙骗。我深知这追问的艰难。可这是无法回避的艰难。

我希望自己的叙述不再是被动的描述和再现，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从对现实的具体的再现中超脱出来，而成为一种丰富的表达和呈现。当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视角出发讲述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千差万别的世界。不要说世界，就是每一个微小的事件和细节都会判然不同。企图“客观而真实”地表达现实和历史的愿望，是一种太过时、太简单也太武断的愿望，是文学所难以负载的愿望。文学应当回到内心，回到体验，回到情感。在这个虽然并不“客观”的世界里有着难以尽述的千姿百态的丰富，和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真实，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世界的对照，那个被眼睛抚摸的世界才有了隽永的人的意味。我不希望别人看了我的作品再说：这写的是农村题材，这是写农民的小说。我不希望吕梁山在我的小说中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当吕梁山作为小说中的名称而出现的时候，它应当具有无可置疑的丰富的文学内涵。吕梁山不应当仅仅是我提到过的一座山脉的名字，不应当仅仅是山西的一座山，甚至不应当仅仅是中国的一座山。

这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故事。最后，也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跟着这个故事，我曾走进一个飞鸟远去、冷寂无人的地方。现在，我又看着它从我身边走向你们。我只有无语的茫然。

一九九五年三月写，五月、九月增写，

一九九六年一月再增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