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为什么说清朝是败于金融体系不合理？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这是一本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作者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这是一本从金融与历史角度讲述明清500年兴亡的大著作。作者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有力印证了：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这一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作者韩毓海是北大新锐学者，国内鲜见的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其现实关怀和价值取向，每每引起关心国家命运、关注底层生活的读者的强烈共鸣。

此书作为深受北大文科研究生追捧的思想讲义，语言晓畅明快，问题意识敏锐，堪称名家大手笔。作者行文有意针对时下热点话题，把视野引向基层，引向世界，引向大历史，从而让大众也能看清国际金融动态，以及中国的应对和走向。

绪言：以史为鉴，重估新中国体制问题

上篇：“漫长的16世纪”

 导语

 第一节 “无发展的增长”与“科学发展”

 第二节 历史与迷信

 第三节 “当中国称霸海洋”

 第四节 回首射雕时，万里暮云平

 第五节 “隆庆元年”(1567)，世界史的大转折

 第六节 重写《甲申三百年祭》

 第七节 黄仁宇为什么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第八节 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小结 “中国道路”与世界史问题

下篇：“漫长的19世纪”

 导语

 第一节 重新思考19世纪

 第二节 中国为什么被打败？

 第三节 国债与资本

 第四节 从康德到列宁

 第五节 作为“中国方法”的《大同书》

 第六节 “出乎意料”的现代性及其后果

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

——马克思

“欧洲文明”比其它文明优秀，欧洲是精神文明的中心，并负有统治世界的使命——这并非只是1095年发起十字军圣战的狂热教徒的信念。它甚至是欧洲社会科学的基础——或者说“神学基础”。

在百科全书式的三卷《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巨著中，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马科斯·韦伯(1904年)和威纳尔·桑巴特(1912年)当时认为，欧洲是世界科学、理性和逻辑的必然中心，这种看法在他们那个时代可能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今天的我们已经丧失了这种确信和这种自大心理。

一种文明凭什么始终要比另一种文明更聪明和更合乎情理呢？——马科斯·韦伯甚至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在略加犹豫后，他仍坚持了自己(西方文明优越)的意见。他和桑巴特全都认为，对资本主义的一切解释，都离不开西方“精神”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优越性。实际上，今天看来，如果说西方果真有什么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也主要来自历史的偶然和(西方)暴力(的优越性)，来自世界范围的“发错了牌”。

今天，为了某个事业或者某种解释的需要而改写世界史，这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不妨假定，正当欧洲因所谓百年战争而出现经济大衰退的时代，如果中国帆船于1419年绕过了好望角，如果世界的统治权转到了这个遥远的东方大国，转到了当时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生产最发达的区域，那又会是什么情形？

另一个带有时代局限色彩的观点是：在马科斯·韦伯看来，资本主义是人类的归宿，是经济发展的“福地”，是进步的最后阶段，而绝不是一种危机、脆弱和过波性的制度。但是，今天资本主义的危机，至少是它的连锁演变，都不再是韦伯所谓的“不可能之事”。因为我们可以亲眼看到这类事情的出现。总之，正是事实迫使我们认识到：“不能再认为历史演变就到资本主义为止。”

布罗代尔更提出：将资本主义的发展解释为欧洲精神的优越性，这不过就是一种新的“十字军思维”。实际上，资本主义并非基督教的产物，早在“漫长的16世纪”(1350—1650)，“世界经济”就已经逐步形成了，它的主要特征是“物质生产活动”以“分工和交换扩大”的方式向“世界”铺开，正是这个“世界经济”，构成了19世纪才出现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础。或者说，以生产和交换市场扩大为动力的“世界经济”，是随后产生的那个以西方“投资”和军事暴力驱动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前提。

“世界经济”产生于漫长的16世纪，它在时间上，又大致与中国的明代(1368—1644)相同。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因为作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中国扮演了推动国内市场向世界铺开的“源头”的角色。也正是市场的扩大、生产的发展，不断刺激了中国对于白银货币的大规模需求，而这又是最终促使“世界经济”向西方投资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转换的根本契机。

由于布罗代尔的著作过于卷帙浩繁，而他兼容并包、包罗万象的大师风格，使得杰出的专家学者也会迷失在他波澜壮阔的叙述之中，就更不要说把他那些洋洋数百万言的巨著，普及到一般的读者之中去了。因此，正如阿瑞吉和查尔斯·蒂利都指出过的，阅读布罗代尔，首先必须抓住他的理论纲领。

布罗代尔最基本的理论纲领就是：要客观地认识500年来的世界史，就必须首先区分“世界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区别，必须首先区分物质生产、市场交换与资本主义(金融和军事扩张)之间的不同。  阅读布罗代尔还意味着：既有的“世界史”概念本身是一个必须进行反思的范畴。因为自19世纪以来，“世界史”、“世界经济”的开端总是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开端。

这就使得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被简单地理解为“发展资本主义”(而离开了金融和军事扩张，资本主义就完全被抽象化了)。对此，布罗代尔的批评就是：人们往往分不清‘世界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的历史区别，他们不仅混淆了物质生产、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金融和军事扩张之间的不同，而且还一致作出了“颠倒性”的判断。在他们看来，不是物质生产和市场交换的扩大，形成了资本主义发生的基础，而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成为了物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前提。

实际上：如果“十字军”东征有什么出乎意料的结果，就是其在巴勒斯坦的短暂停留，了解了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伊斯兰天文学、“阿拉伯”数字和中国造纸术。“尽管十字军东征作为军事冒险失败了，但却促进了西欧融入到东半球更大的经济中。”欧洲的近代兴起，并不是欧洲独自发展的结果，更不是欧洲思想、宗教和社会独特性、先进性的结果，——而是利用他人资源的结果。特别是1492年美洲大陆被“发现”之后，从“世罗经济”中获得最大好处的便是欧洲，因为它采用的不是市场交换的方式，而是以军事手段掠夺非洲人口、美洲和亚洲资源的方式。P49-52

一部新的《甲申三百年祭》。

——纽约大学教授、东亚系主任 张旭东

他是学人，也是才子，又是思想者。……以我的观察，毓海不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上午当学究、晚间做才子的类型。他显然是把几位自己用菜刀拍碎，然后用筷子搅匀，因为，他端上来的这份精神食粮，几乎每一口都能吃出上述每一位。

——作家 黄纪苏

我始终相信那位曾因撰写《北大，魂兮归来》而为自己惹上麻烦的教授，骨子里流淌着热的血、躯体中燃烧着烈的火。在毕剥声中，在漫天的烟雾里，他把自己烧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胸怀天下的人。

——媒体人 迟宇宙

韩毓海将世界的“大转变”解释为500年中持续的缓慢过程，中国与欧洲社会结构和国家能力的不同，是促成这种“大转变”的主要原因。

——Leslie Hook，《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

作者有力印证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对16世纪以来就已经存在的“世界经济”的颠倒。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提供了观察现代世界的新视野。

——Daniel Vukovich，《Positions》，第1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