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晚清三十年的改革为背景，生动而具体地还原了当年改革中出现的人和事。为什么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归于沉寂？本书给出一个文化诠释。为什么开明精英们力图改变帝国命运，最后还是没有避免挨打的结局？本书给出一个政治答案。

本书以诙谐而深刻的笔触记载了1860年至1889年这三十年间晚清的社会场景，内容涉及民情、军事、教育、经济诸方面，生动地复现了当时历史真实的细节。本书作为一个系统，与所有的通俗历史著作不同，它提供的本质上的东西是一套全新的“知识系统”。当然，这个知识系统绝少有强行确立的概念与定理，只是告诉读者有关晚清社会现象背后的实质。

自序

回味影响中国现代化命运的三十年

第一章　1856—1860：混乱而冗长的序曲

　林则徐的风派政治

　叶名琛的算卦战略

　煌煌大清，道德侏儒的天堂

第二章　1861—1865：民乱打死名将

　现实的压迫，未世的宣泄

　乱民挟平民，不反没出路

　弱者为乞丐，强者入伙党

第三章　1861—1884：帝国的政变习惯

　文攻武卫，八臣获罪

　叔嫂共和，如履薄冰

　吴可读嫖成名，龚自珍色亡身

第四章　1862—1874：教育亡国的隐喻

　科场如集市，状元次品多

　五大败将，四位进士

　名臣艳曲未终，国家更添不幸

第五章　1863—1881：可将洋话当方言

　夷字一变，洋务开启

　船业初兴，攻讦更凶

　旧统新传，鬼话连篇

第六章　1869—1884：被剥夺的帝国尊严

　七拼八揍，组建海军

　国力不济，背辱琉球

　匪祸连越南，庸才毁马尾

第七章　1872—1885：奢华末世的金融窄手道

　鸡蛋里有天堂，小店员赌人生

　投靠左宗棠，加入洋务帮

　永巷浮华梦，万事转头空

第八章　1880—1888：皇上亲爹修铁路

　刘铭传建言，守旧派阻击

　反驳三弊论，遂兴七利说

　清漪改颐和，海军出费用

第九章　1881—1892：淮军出了人中龙

　国家财政紧，朝廷大卖官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两个逗号，绊倒了康有为

附录部分

　一、大人物·小典故

　二、捻军主要领袖人物起事前社会地位

　三、1673—1903年清朝进士人数简表

　四、马尾海战前海军建设非精确统计

　五、琉球与大清朝贡关系简表

　六、1860—1889年清朝的政治矩阵

后记

危险的任务与快乐的收获

林则徐的风派政治

大清历史上的道光二十年，即公元1840年，经过两年的禁烟，林则徐被特为倚重他的道光皇帝曼宁撤职。

大清帝国进入了悲剧的高潮，林则徐心甘情愿地当了替罪羊。

1840年，一般史家均把它等同于一个近代史学术语，称日“第一次鸦片战争”。

起初，林则徐其实是不赞成禁烟的，后来也只是附和禁派的政治风向。在湖广总督的治内，他确实实行了一些禁民食烟乃至配发戒方的措施。然而，当道光帝选他独任对外的禁烟大员时，他犹豫了，几次说“干不了”、“请另选高明”之类的推辞的话。可是，道光皇帝虽然在外交方面一无所知，但在任用大臣方面的识人之功，也是说得过去的。他决心硬赶林则徐这个忠实的鸭子上架。

对于林则徐来说，如果没有这位好皇帝的赏识，他林则徐断不会在不到五十岁就升到东河道总督的高位上，更不用谈而后的湖广总督了。既然皇帝委以重任，他又无可推托，林则徐则只好把话挑明了，告诉他心爱的皇上：要杜绝大清国百姓吸食鸦片，就不要怕与洋人开战。

在君臣对加强武备与厉行禁烟二策的协调性问题达成一致后，道光皇帝给了林则徐无比的荣耀：其一，可在紫禁城内骑马；其二，给了他“钦差大臣关防”大印。

道光皇帝不愧驾驭臣下的高手，他初见林则徐骑马紧张之状，知道这个南方人是不惯骑马的。也就是说，此前林则徐说“骑马没问题”，是不愿折了皇上赐“紫禁城内骑马”的好意。道光皇帝心更细，亲口对林则徐说：“既然你不惯于骑马，就改成坐轿子进宫吧！”一下子，尊容又加一级。

更厉害的是这关防大印，从乾隆皇帝铸成以来，很少使用。它的权威仅次于御玺。即便是钦差行事，不是极特殊情况，仍不使用。

林则徐受到了道光皇帝的恩宠，多少有点南宋高宗赵构对岳飞的样子，什么“岳飞所到，如朕亲临”啦，什么亲赐手书“精忠报国”啦，什么“加开府仪同三司”啦，不一而足。所幸，大林则徐三岁的道光皇帝在禁烟失败后，只革了林则徐的职务，而没要他的命。

道光皇帝对待林则徐，名义上是君臣关系，本质上却如同龄的老哥们。所以，林则徐当了替罪羊之后，丝毫没抱怨之情，全然不像岳飞受了屈时要狂写数个大字“天理昭昭”以示对皇帝的抗议。后来，时隔六年，道光皇帝又重新启用林则徐，先后让他任代理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道光三十年(1850)，太平天国起事，此时道光皇帝刚死，林则徐也以病身辞官。新任皇帝奕■想起了父亲所信赖的重臣，发诏让林则徐以钦差大臣之职前往广西镇压。此前，新皇帝也经几次发诏让他进京面谈，但是他都拒绝了。然而，逢广西大乱，国祚堪忧，七十六岁高龄的林老先生不得不起而奉命。不幸的是，他从福建侯官(今福州)老家起身后，走行至潮州就一命呜呼。

他和道光皇帝死在了一年，前后只隔三个月。

林则徐之死，似乎成了大清命运的一个不幸谶言。林则徐的另一句对皇帝示警的谶言日后也成了现实。当年，广东面临英国的强大军事压力，林则徐横下心来抵抗，同时他写密信给道光皇帝，称日：“英吉利虽强，然不足畏。为中目患者，俄罗斯也。”

林则徐死了，太平天国大闹了。当初，洪秀全等人听说林则徐要前往广西镇压时，大为惊慌，可林则徐一死，他再不拿大清家“当个玩意儿”了。

事隔一百六十多年再冷静地看待林则徐与道光皇帝合作的禁烟运动，从义理上是无可挑剔：保卫国家、建立健康的贸易秩序，既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又是国家治理者们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不过，从治国策略与外交手腕方面，显然有失粗糙。

讨论禁烟运动，曾有弛禁政策主张提出，即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主张。他给道光皇帝提了三项建议：

一是从鸦片的药用角度考虑，把鸦片贸易合法化。此中，以国家海关控制进口量为前提，以易货贸易形式控制白银外流。

二是以明朝吕宋旱烟在中国先种后绝为例，让百姓自种鸦片。中国人自产鸦片多了，价格低落，自然就把外国鸦片给顶出市场。

三是允许民间吸食，但禁止公职人员吸食。如此，不仅无伤政体，还利于税收。即便是公职人员吸食，拿获之后也只是革职而不定罪，以防用法过苛导致隐瞒实情的现象发生。

许乃济大胆倡议，实为大清王朝第一人，因为清朝的政策惯性是严禁倾向。即便如此，广东巡抚邓廷桢还是积极赞成弛禁政策的，并且很快拟就一个《弛禁九条章程》上奏。虽然说后来主禁派占了上风，邓廷桢也不得不接受林则徐节制，一起掀起广东禁烟运动，而论及个人主张，邓廷桢还是主张弛禁的。

无论如何，导致道光皇帝颁行《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即林则徐广东禁烟的法律基础的真实动机，还是“大清乃天下中心”。这个自我中心论，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败之后，也未尝有变。至于魏源等人睁眼看世界的学术讨论，只能留给后世一些弥足珍贵的思想素材，而无法影响清朝的政策倾向。

就在广东禁烟之初，林则徐也是十分谨慎的，并没一下子全部没收鸦片，而是实行“外商交一箱鸦片，即赏茶叶五斤”的政策。这个政策上报了道光皇帝，得到批准。道光皇帝在批复中还专门指明，要林则徐、邓廷桢等重要官员在广东筹齐十万斤茶叶，以备用于抵购鸦片之用。后来事情激化，也就不再执行赏(购)政策，算是外交方面的一个失误吧！

这个失误也给了主和派(但不是弛禁派)以口实，称林则徐“允许烟价而后负约，准备以致激变”。从而，也导致了道光皇帝对林则徐信任基础的动摇。于是，在战败后，拿出林则徐当了替罪羊。

叶名琛的算卦战略

大清帝国在内忧外患中，跌跌撞撞地走到咸丰六年，即公元1856年。合该这年出大事，先硬后软的叶名琛竟然靠算卦决定起战事来。P3-5

回味影响中国现代化命运的三十年

不可否认，近几年来的通俗史学已经呈现盛宴之势，这个状况在历史上只有南北朝的史学黄金时期及清代的乾嘉朴学可以类比。于前者，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产生了《三国志》与《后汉书》，此为前四史中的两种；于后者，此时中国的史学逐渐从主流到旁支，分工越来越细，视野也越来越开阔。

放下现代信息社会所带来的写作并阅读的革命不论，我们的学术盛宴似乎缺少些什么。所缺少的是严谨与细致，而“通俗”也就不免被扭曲为不负责任的自以为是，乃至于“煽情过度”。所以，作为一个学者出身的通俗历史“写匠”，我更愿站在过度煽情的另一边，以便保持足够的清醒，使我的叙述即写作能够在比较严谨的前提下，求得通俗的效果。

这本书中虽然不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可以让读者使自己早已存有的模糊认识得以清晰化，但于我的本心，我还是希望读者首先把它看成一个比较系统的整体。在这个系统中，我选取的时间段是1860年至1889年这三十年。就这段时期而言，1860年本身与1889年本身都被计入，不能掐头去尾。同时，1860年之前的“序曲”也应当受到关注，所以1856至1860就成了整本书的“引子”。同理，1881年至1892年之间袁世凯的崛起也就成了一个写照性补充。就像许多西方电影那样，一边是结尾处的演员表与职员表在屏幕上滚动，一边有画外音在叙述主要人物的人生结局一样。

本书作为一个系统，与所有的(请注意我说的是“所有的”！)通俗历史著作不同，它提供的本质上的东西是一套全新的“知识系统”。当然，这个知识系统绝少有强行确立的概念与定理，只是告诉读者有关晚清社会现象背后的实质。比方说，第二章“民乱打死名将”，主要讲述太平天国之外的另一种社会动乱状况，即发生在安徽、河南、山东一带的捻军事件。它告诉读者：太平天国固然极大地消耗了大清帝国的国力，但是捻军事件最终给帝国统治者们最沉重的信心上的打击是：当时大清第一名将僧格林沁，竟然被一大群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民众打死。在民乱引发帝国重大管制危机的“时点状态”下，我们不妨再将视野放大到对大清帝国整个教育制度的检索。读者们可以惊异地发现：一个帝国竟然以抄袭、请托的惯性模式生产国家顶尖级人才，即称之为进士的学者兼官员；在那种惯性下，连十分清廉的官员也不免被卷入科场丑闻。

这，仅仅是教育制度的悲剧吗？不是的！它是一个国家的悲剧。这出悲剧的名字就叫“教育亡国的隐喻”。

洋务运动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分析方面，此中的故事如李鸿章巧妙地将外语说成是一种方言，固然有趣，但洋务运动本身就是“半拉架”式的改革，其结果注定要在残酷的现实检验中出现难以名状的尴尬。与捻军问题被放置在太平天国问题之上一样，福建水师在马尾军港痛遭法军歼灭的“局部悲剧”，远远超过十年之后甲午海战的教训。从这一点上讲，本书或可称为“晚清三十年改革失败的全程记录”。在这场长达三十年的改革中，所有政治人物都陷入了矛盾的泥沼，比如说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起初他极力反对办洋务，但当他取代了洋务派主将奕诉之后，却成了兴修铁路的最有推动力的权力人物。他作为海军衙门的大臣，为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海军修铁路”的特色趣闻。在泥沼中走不出来的最大的悲剧人物则非慈禧太后莫属。她从二十六岁守寡到七十三岁辞世，四十七年，近乎半个世纪，共发动过三次政变：第一次，联手奕诉，逮捕八位顾命大臣；第二次联手奕■，将奕诉赶出权力核心；第三次，她软禁了光绪皇帝，干脆自己走上前台，把原来的垂帘听政“改革”为训政。然而，就在她训政之时，她全然没了一个可靠政治伙人，奕■已死了八年，奕诉也在她要训政的三个月之前死了。想重新启用奕诉，已经没有机会！课本化了的各种历史著作都把她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可你想一下：一位六十三岁的老人，要找一位可靠的合伙人而不得之时的心情，难道你不会掉下同情的眼泪吗？她固然可在政治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但是她又常常卷入洋务派与保守派双方制造的政争漩涡中无法脱身。“高处不胜寒”，也许是这位青年寡妇而后是权力老人内心最真实的体验。

中国第一位外交官郭嵩焘出使英法时，她亲口对后者说：你只一心为国办事，不要计较别人的闲话。而当压力重重，传她不得不撤换极力推崇西洋政治制度的第一公使时，她也觉得对不住郭嵩焘，只好托即将启程去接替郭嵩焘的曾纪泽委婉透话：郭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出使期间为国办了许多事。耿直的郭嵩焘不领情，他回国之后根本没按公务规定去北京谢恩，而是从上海直回湖南。

为了让本书具有微观的可考性，我将这三十年之间的有些小故事以典故的形式精炼地萃集在一起，单作附录，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支体系。它们既可对主体章节进行诠释，又可对这三十年的背景进行描点式说明。也许小典故部分的趣味性远超过了本书主体的“系统性”，但愿这些小典故成为读者与朋友之间趣谈的小资料。

小典故在细节上还原历史，同样也会对课本化、脸谱化的史学流弊给予一定的纠正。比如说，一直为近代以来的历史所推崇的抗法名将、民族英雄冯子材，他要求越南驸马对他行三叩九拜之礼，过了一把皇帝瘾。在这个典故另一端，接到强行撤军命令的冯子材，与南宋初岳飞被迫撤军时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是，后者因为政治观点与皇帝不一致，终遭杀身之祸，而冯老将军却无此不幸。两相比较，晚清时期与南宋初期的最高统治者同样仰仗军事集团，但晚清时期对军人则大为宽恕。这也是历史的一种进步，从更深层次上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是军人集团领导了中国的洋务运动。

可以肯定地说，绝大部分小典故，读者闻所未闻。对于每个小典故，我都加上一两句评语，称为“评日”。这样的评语模仿了中国正统史著中的“论日”及“赞曰”的方式，本意是为引发读者自己的看法，至少会引起读者对相关史著，如《清史稿》与民国时代笔记《新世说》的阅读兴趣。退一步说，即便读者对文言文不感兴趣，总还能阅读一些文白对照的系统版本。这也算为他人做嫁衣了。如此，也没什么不好的，反而使我很欣慰，因为我一直持守我的一句“名言”——思想没有专利。

我相信，无论是在文言文阅读还是在白话文的阅读中，读者总会有自己的“知识的化反学反应”。于是乎，新的史学观点就产生了！它将更加有助于读者准确地在自己的脑海中复现历史，即给想象的翅膀标上斑斓的色彩。

这样，历史就属于读者自己的了！

2007年3月15日于绵逸书房

后记

危险的任务与快乐的收获

危险的任务，终于完成。但是，在另一端，研究清史并通俗化表达却并非一件易事。写完《宿醉的王朝》对于我这个或可称为“经济学家”的学者并自由撰稿人来说，真的算是完成了一项危险的任务。而这项危险的任务，并不能避免学问家对它的指摘。这，才是真正的危险！

任务的危险则在于：就目前国内的清史“系统研究”来说，几无系统可言，到处是东鳞西爪的表述；于是，在这样的基础不牢靠的情况下，来对1860—1889年这个特定的时段进行研究，恐怕就只有“断章”而无以“取义”了。近二十多年来，国外汉学研究也呈浩荡之式，如费正清与史景迁那些学术名流，有的力图为世界重构一个中国历史的轮廓，有的则从微观个案(或叫田野考察)上重新发现中国历史。

研究清史的资料固然很多，但是民国时代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则不可或缺。但是，这套始终未成体系的“稿”，缺陷很多，更增加了研究者的进入难度。就不用说我这样的本质上是“史学门汉”的学者，就是近代史专家也会遇到磕磕绊绊的困难。举凡《清史稿》于晚清时代的表述，就有五项缺陷：

其一，记事年代舛谬颇多，如慈禧归政时间与后来校订的年表资料(比之张宏儒《廿五史纲鉴》)，大有出入。

其二，人物传记中以引述奏文及回复为多，叙述具体事件往往一带而过。虽有四十八本(中华书局版)之卷帙，但不如传统史学作品的《汉书》、(《三国志》等丰满，甚至比被人们视为“烂史”的《南史》及《北史》更差。

其三，体例甚差，章法混乱。如传中无袁世凯传，而在属国传之朝鲜部分中，涉及袁世凯者，往往以其上司吴长庆代之。此为信史之大忌。《烈女传》充滥其问，几无意义，应精减而未精减。

其四，志法粗糙。修史之难在于“志”的写法，《清史稿》特以《食货志》似有章法，但是对影响晚清经济的胡光墉未列其中。未列其中，尚不算大谬误，但是在传中仍无胡光墉之传，实为《清史稿》一大硬伤。

其五，人名用字前后不一。如青■与彭玉■，本传中皆为“■”字，其他处涉及二人，则变为“麟”字。

当然，罗列了以上几点，并非是要校勘或点评《清史稿》，而是力在说明有关清史(特别是晚清)的研究仍然处于很浅显的“初级阶段”，甚至根本不能说是“初级阶段”。

对于这个状况，清史专家如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王思治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从总体上来看，在较长时期内，清史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即便王思治先生以此语为之作序的李治亭先生之新编《清史》，对晚清这一段的叙述也是浮皮潦草，比如过多地注重晚清外交及中外战争状况，而对晚清经济几无所述。

就目前的状况讲，依托系统性，仍当以李治亭《清史》为优；借助资料性，则仍以《清史稿》为优。“两优”尚且如此，其余“杂著”者，不堪于论。

在以上两种著述之外，尚有参考性的书目，则以民国人士易宗夔先生《新世论》及今人北师大教授张宏儒《廿五史纲鉴·清史部分》，为较好的参照系统。前者可补赵编《清史稿》欠丰满之处，尽管不可能一一拾遗；后者，叙述晚清事件的方位较为多元，可稍补李著《清史》之缺憾。

至于其他细节，就不必胪陈罗列。但有两点，尚须“挂号”于清史专家：其一，唐胥铁路问题即中国最初一段铁路，究为民间自修如《清史稿》所言，还是李鸿章听修如雷颐在其专栏(《经济观察报·城南旧事栏》有文)所论，尚待考证；其二，胡光墉之死，是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如公共引擎资料所载，还是光绪十二年(1886)秋天如周怀宇主编《贪官传》之胡传所云，尚待考证。

但愿以上“门外汉”之论，不为有识者所轻贱，以启清史研究之小径也！

写书的这件“差事”真是“痛并快乐”的过程。有时：写得食不甘味，连做梦都在“受憋”——某个资料考证不清，往往如此；而每当一本书干到要初排文稿版式(所谓作者的“草版”)时，那心情的舒服劲就别提了——有时赶上朋友叫去小酌(写作中一概辞掉)，本来是三两白酒的量，一家伙喝了七两外加两扎啤酒。还有呢，原来“见了凡人不说话”(因边走边思考)，这时话也多了，也爱忽悠了。所以，外界都说作家“不正常”也是有原因的。换句话说，哪个有心的读者要想成为作家，耶你就得忍受“不正常”的讥议。按经济学的行话来说，那叫“抉择成本”即“成本就是抉择”。

最后，感谢九州出版社对本书稿的赏识，无疑大大缩短了它的出版周期。还要感谢在北京的朋友们，如北京报业集团旗下同心出版社的刘成昆先生，由于他的推荐，才使我得到了与九州出版社合作的机会。

2007年12月12日写完于绵逸书房

2008年2月22日补记于由京返泊途中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基本问题、主要矛盾斗争，一是民族丧失独立，要求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刘大年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最富思辨的时代，我们的祖辈对此前没有见到和亲历的新事物：轮船，铁路，学堂，地动说，进化论，民约论等等，哪一样不是经过艰苦思辨而后承认的。千百种刊物和论著，无不是这种艰苦思辨的详尽记录。

——陈旭麓

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致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中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来未有之剧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