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全部欧化”以构建中华民族之“民族野心”，可算是陈独秀的“晚年定论”。“野心”之用于“占有欲”固然不好，但若用于“创造欲”，便是“伟大、向上、有志气”的同义词。个人无“野心”不能“向上”，民族无“野心”亦只能“受人侮辱”。陈以为在一个“民族野心”高涨的时代，中国唯有全盘采纳“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才能养成自己的“民族野心”，改造那个“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大无知而义无耻的中国”……为此他曾提出“恶国家胜于无国家”之命题。

他曾经高举“启蒙”的旗帜，影响和造就了中国一代政治和文化精英；他曾经是中共中央第一至五届最高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他从总书记的位子上退了下来，从此以后，成了一个孤独的思想者。

他是一个书生， 一个学养深厚的教授。作为思想家，陈独秀的人生楚苦难的，但他留给历史和后人的即是一份隽永的思想文化遗产。

走近真实的陈独秀，让你切实体味他独特的人格魅力。

第一章 少年叛逆

一、“书香寒门”的“顽劣”少年／1

二、江南乡试／lo

三、“清廷异端”／16

四、《安徽俗话报》／24

五、暗杀行动／30

六、惊世骇俗的“自由恋爱”／39

第二章 革命与启蒙

一、安徽都督府秘书长／45

二、“德先生”和“赛先生”／53

三、北京大学文科学长／60

四、“五四运动的总司令”／70

五、“研究室与监狱”／75

第三章 书生革命家

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85

二、陈独秀的被捕与营救／92

三、与共产国际代表的争执／99

四、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113

五、“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历史真相／120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一、党内斗争的不良倾向／140

二、托洛茨基带来的意外“惊喜”／148

三、投身“托派”事业／156

第五章 “身处艰难气若虹”

一、最后一次被捕／16l

二、“危害民国罪”／174

三、法庭上的斗士／180

四、老虎桥“模范监狱”／205

五、“研究室”里的丰硕成果／210

第六章 铁窗五年

一、末路知音潘兰珍／221

二、监狱中的老夫少妻／233

三、“行无愧怍心常坦”／237

四、“剪不断”的托陈关系 ／250

第七章 十字路口的徘徊

一、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 ／259

二、与延安的秘密接触／270

三、“汉奸”风波／291

四、文人的风骨，／309

第八章 “终身反对派”

一、坚定的爱国者／317

二、流客论政／335

三、江津寓公／34l

四、“终身反对派”／357

第九章 西风残照

一、寂寞的人与孤独的思想／368

二、潦倒的贫困书生／389

三、最后的政治见解／396

四、寂寞身后事／416

四处纵维新之火的陈独秀让陈家大动了一番思考，认为改变他的生活环境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于是陈家人最终决定让陈独秀随从嗣父到东北任上。

陈独秀到达东北以后，在嗣父的幕中从事文书记述之事，与父亲朝夕相随，陈衍庶书画造诣与收藏的艺术作品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了陈独秀深厚艺术素养的渊薮。但这未尝不是家传，陈独秀的祖父即擅长丹青，在幼年时也给了他不少的影响，陈衍庶在“白胡爹爹”的启蒙下，书画功力也有了很厚的底子，中举人仕以后，他书宗汉隶，画工山水。成了一位有声于时的书画家，他还长于诗赋，酷爱收藏字画古玩，离开了八股文章的禁锢、初尝了维新思想的甘源、跟随嗣父的陈独秀一下子沉浸于艺术的瀚海之中。嗣父一生酷爱书画，自号石门渔隐，石门湖叟，并以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为师，斋名“四石师斋”。深刻影响陈独秀的不唯陈衍庶，更有陈衍庶周围的画家圈——后来成为山水画家和篆刻名家的萧逊(谦中)、潘勖等。陈独秀的二姐还嫁给画家姜颖生的侄子姜超甫，姜超甫与叔父姜颖生同为闻名桑梓的画家。

其实陈衍庶还是很喜欢嗣子陈独秀的才质，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陈独秀随身在侧，他亲自教导，希望他“子承父业”，成为这个封建家庭的最好的继承者。他常常教导陈独秀：“不得功名，何以为官?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先苦读几年书，把书念好。”陈独秀生活在“四王”的画风中，渐渐谙熟书画之道。

惯见嗣父等人染翰挥毫，还常赏鉴家中友人所藏历代名家字画，朝夕濡染，使他对文人绘画操作方式和中国宋代以来的文人画演进乃至整部画史轮廓有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比较深刻的理性审思。在美术理论基础上，超越了一般纸上谈兵的专门理论家，陈独秀是有条件成为画家的，但他并未循此路径操弄画笔，他虽然喜爱艺术而厌弃举子业，却也熟读书经，在祖父和大哥的屏蔽下没有过早地受到新学的影响，但这也给了他积累国学的环境和机会。在叛逆的心理状态下以自己的聪颖积累了深厚的国学根底，也可谓是相反相成。

嗣父无法阻止他从事革命，也无望将他培育成操笔弄墨的画家，然而陈衍庶及其周围画家们的艺行，让他耳闻目睹，汲取诸多学养。

正在继父的新民官厅里协助文书工作的陈独秀，并没有像那些纯粹的书画家们那样完全沉醉在艺术的天国里。如果说民族危机和民族仇恨在家乡还是耳闻的话，那么来到东北的他，却对那些外族侵略和民族屈辱有了切身的体会。

此时的东北，几乎成了沙俄的东三省。从1858年到19世纪80年代，沙俄通过与清廷签订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改订条约》以及以后五个勘界议定书，共侵吞中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在锦州，俄兵奸淫中国妇女后杀掉，当地老绅率领200村民因此与俄官交涉，竟被他们全部枪杀。另外，俄军还在牛庄设立验疫所，如果给他们送钱就免于狱难，否则即使没有疫病也会被投入监狱，常常有人因不送钱而瘐毙其中。

陈独秀惊于耳目，痛在心头。20世纪初的几年里，中俄关系严重敌对，由此，他心里深切地埋下了仇俄的种子。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国乱日纷，灾难日深。也就在陈独秀心仪康梁，沉浸在文史丹青之际，陈家也经历着人丁更替，就在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出生后的第二年，即1899年，陈独秀的母亲查氏身染重病。消息传到沈阳，陈独秀与在沈阳同知候补的大哥陈庆元匆匆南返。当兄弟二人风尘仆仆带着秋冬季节的清寒到达家中时，母亲已经于光绪二十五年五月身归道山了。人到中年即撒手人寰，母恩深重，“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令儿子十分痛心。兄弟二人料理完母亲的丧事，按照当地守孝三年(满27个月)的丧制，兄弟两人开始为慈母守丧，在守孝期间，陈独秀在结识了在安庆“作童子师”的并长自己两岁的房秩五。

1898年6月11日，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几年的酝酿中终于开始由历史的幕后走到前台。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实施新政，百日维新开始。以实际摄政的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与以没有实权的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改良派展开了生死较量。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临朝听政”，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同时下令逮捕维新人士，惩办倾向变法和参与新政的官员，谭嗣同、杨锐等六人被捕杀于菜市口刑场。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香港和日本。一切新政均被废除，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一果仅存。

一阵刀光血影过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美梦就此破灭。

戊戌变法的失败，则标志着中国政治上层保守力量对革新力量的胜利，也是后党对帝党的胜利。流水落花春去也，自下而上变革的流产，一度标新立异的新知识群体，被放逐于中国政治的边缘。

1900年，山东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大旗下蓬勃发展，由山东直隶转移到京津地区。在东北，义和团也由营口、锦州、朝阳地区向沈阳发展。六月中旬，英、法、德、美、俄、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出兵镇压。6月21日，清廷对联军宣战。不到两个月时间，联军攻陷北京，铁血屠城，在北京烧杀抢掠。慈禧太后于城陷前挟光绪帝狼狈逃往西安。逃走途中，命令“铲除”义和团，义和团烈火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合围下被扑灭了。

故伎重演，八国联军在已沦陷的北京的一番抢掠后，于1901年9月7日与清廷又订立了城下之约——《辛丑条约》，除八国外，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三国公使也在《辛丑条约》这锅熬好的粥里各分了一杯羹。

从1900年7月初到9月，参加八国联军的沙俄企图独占东北，趁北京联军和清军义和团激战之时也开始了单独行动，十万军队兵分五路，突出中俄边界，奸淫掳掠，血洗海兰泡，在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并火烧瑷珲城，继而兵占海拉尔、珲春及哈尔滨、营口、沈阳，屠杀东北人民，夺命20多万，制造了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惨案。

从甲午战败到八国之辱，这些或目见或耳闻的华夏惨剧、国民惨象，深深震撼了也刺激了陈独秀。在家守丧的他，并没有闭目塞听，而是在密切关注着时局，灵敏地感受着国家这个母体每一次疼痛的颤抖。他痛感国家贫弱而备受外侮，开始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这一民族良心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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