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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领袖
分类 经济金融-管理-管理学
作者 (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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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领导学界公认的经典名著,美国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双项桂冠。全书分四编:领导——权力和目的,领导的起源,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本书对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进行了精辟分析,对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作了开创性区分,对道德领导强烈呼吁。本书融人物传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现象于一体,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内容推荐

这部著作是领导学界公认的经典名著,曾获得美国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双项桂冠。它对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进行了精辟分析,对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作了开创性区分,对道德领导强烈呼吁,更重要的是,它将理论的阐述与现实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将对美国的观察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进行综合比较,使各种类型的读者都能够被它深深吸引,切实提高自身的领导能力。

目录

第一编 领导:权力和目的

第1章 领导的权力

权力的两个要素

领导与追随

领导不是什么:弥合理智的鸿沟

第2章 道德领导的结构

权力与价值观念的源泉

冲突和意识

领导的提升力量

第二编 领导的起源

第3章 领导的心理根源

个性之茧

欲求的源泉

需要的变形

需要和价值的等级

第4章 领导的社会根源

作为帝国的家庭

学校的政治教育

自尊、社会角色和共情

第5章 政治领导的熔炉

雄心的激励

对满足的需要

开放与闭合:政治机遇的结构

创造追随者

第三编 变革型领导

第6章 理智领导:作为道德权力的观念

处于冲突焦点上的知识分子

自由与权力

知识分子与自由的本质

变革型权力的理智考验

第7章 改革领导

英国:坚定的单一主义者

俄国:自上而下的改革

美国的改革:进退维谷的变革型领导

第8章 革命领导

法国:领导的大旋涡

俄国:领导的天职

中国:对领导的崇拜

第9章 英雄和思想倡导者

英雄式领导

意识形态式的领导

作为变革的领导

第四编 交易型领导

第10章 舆论领导:拼图遗失的一片

唤醒:政治舆论的动员

汇集:舆论的联盟

投票:舆论的转换

第11章 群体领导:议价者与官僚

小群体的领导

官僚机构与领导

在政治利益集团中的领导

第12章 政党领导

各种政党:冲突与领导

政党领导者和政府领导者

一党领导

政党领导:权力与变化

第13章 立法领导:共识的代价

作为领导者的立法者

团体领导和立法结构

集中的立法领导

第14章 行政领导

政治行政官员:权力与目的

作为决策者的行政领导者

作为行政领导者的美国总统

第五编启示:领导原则及其实际应用

第15章 决定和变革

作为政策制定者的领导者

决策和异议

检测:真正的、预期的变革

第16章 上升到一般理论

领导和集体目标

作为原因的领导

领导和变革

第17章 作为实际影响力的政治领导

是教育式领导还是操纵?

领导的武器

领导:领导谁?向何方?

试读章节

领导者们,不论他们如何崇尚和谐,都不会回避冲突;相反,他们面对它,利用它,并且最终使它具体化。他们处于各种具有潜在冲突的群体接触点上,可以扮演不同角色:有时直接代表他们的追随者,有时与其他人讨价还价,有时会压制追随者的某些动机,而唤起其他动机发挥作用。领导者所代表的群体越小、越具同质性,他们就越有可能不得不与具有相反需要和价值观念的群体的领导者打交道。他们追随者的集体越大、越具异质性,领导者就越有可能不得不包容其支持者中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和目标。与此同时,他们所处的接合位置,为他们提供了发挥影响力的双重杠杆,因为当他们处于领导者的地位上时,他们的追随者和其他领导者都希望他们在他们群体的主张与其他群体的主张之间,有所偏离,有所创新,有所调解。

领导者不仅表达和调解冲突,而且也塑造冲突的形式。他们主要通过影响冲突的强度和范围来做到这一点。当他们为了应对自己选区内外的各种互相竞争的领导者而计算自己的政治资源时,他们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软化或强化其追随者的主张与要求。领导者可以放大其追随者的声音和压力,也许这有益于增强他们谈判的力量,但有可能要以使用策略的自由为代价——失去一些保护他们自己免受其追随者攻击的自由——就像他们玩具有更大赌注的游戏一样。与此相似,当他们试图限制或增加进入一个特定政治舞台的入门人数时,就会缩小或扩大冲突的范围。

在1940年总统提名的争夺中,罗斯福表演了控制入门人数的精湛艺术。他是否会竞选第三任总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自己愿意遵从公众舆论的发展,但同时他又在影响公众意见的发展。他自己党内的领导者们意见不一;像詹姆斯·法利(James Farley)和科代尔·赫尔(Cordell Hull)这样的坚定拥护者曾一度反对他竞选第三次连任。人们以为罗斯福会阻挠其他民主党人参加提名的角逐;但恰恰相反,他欢迎这些民主党的角逐者;像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这样的二流人物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来试探罗斯福的意图,以及他们自己的机会,结果他们受到了奉承,被判断为真的很有希望,非常值得一试。这样做的效果是扩大了可能的竞争对手的阵容,从而分化和削弱反对党。罗斯福毫不费力地赢得了提名。

在运用权力方面,领导的核心战略就是要认识到潜在追随者的各种动机和目标,通过言语和行动来激发这些动机,通过强化这些动机和目标来提升领导的权力,从而改变追随者和领导者活动所在的环境。冲突——在追随者的阵营内对目标的不同看法,对外面人的恐惧,对稀缺资源的竞争——极大地激发起对各种共识与异议的动员。但最根本的过程却仍然是更令人困惑的;它主要是使在追随者中间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被意识到。

有目的地唤醒人们的政治意识,对于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来说是一个熟悉的问题,也刺激了其他学科的思想发展。对于研究领导的学者而言,政治意识这一概念既有丰富的内涵,又是很原始的。“冲突产生意识”在黑格尔、马克思和其他19世纪的理论家的学说中是基本的原则。但他们在一个主要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关于什么的意识?他们都承认人的基本需要,但对这些需要的本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费尔巴哈(Feuerbach)是青年马克思的精神导师,他认为人性充满了起源于自然的真实的、感性的、丰富的需要。马克思将人的意识与动物的意识加以比较,动物除了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和需要外,并没有将世界意识为某种客观的、真实的存在。但人类劳动并不是导致对人类需要的直接满足,而是产生了人的意识与自我意识。因此早期的马克思对人类需要的多样性和不可穷尽性已经有所理解。

这是了不起的洞见,但是马克思被等同于这样一种学说,即通过无尽的冲突而得来的真正意识总是阶级意识。然而,在19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环境下,被感知到的显而易见的人类需要似乎并没有转化成一种上升阶级(rising class)的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关于宗教、民族主义以及其他的消遣和肤浅之物的“虚假意识”,认为它们似乎约束了那些被物质匮乏的铁掌牢牢抓住的人们。向阶级意识发展的进程是缓慢、不规则和不平坦的。由“无产阶级的自发的阶级组织”所产生的几乎自动地趋向革命的运动,不会简单地在伟大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革命最终需要由强硬的领导和铁的党纪来激发。

在19世纪激烈的思想和政治冲突中,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反对者们都对人类行为的中心源泉进行了过多的假设,而没有充分了解各种动机或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复杂联系。很少有人意识到,如果人们没有像他们所假设的那样去行动,那么错误可能在于这些假设本身,而不是在于人。其中一个可能出错的假设是:人们最终会对“客观的”社会条件作出理性的和“现实的”反应。但什么是现实的和理性的?如果马克思曾将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颠倒过来,那么弗洛伊德则颠倒了马克思的意识观。弗洛伊德更关注的是无意识(unconscious)的作用,而不是意识(consciotls)或前意识(preconscious)的作用;对他而言,无意识才是“真实的心理现实”,它通过梦、幻想、偶然事件以及各种奇怪的口误表现出来。但人们还在继续以各种方式来定义意识概念以及相关的异化和认同的概念,并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在20世纪60年代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骚动时期,青年人被激励着去“扩展意识”,而“提高觉悟”(consciousness-raising)则成了一种时尚和口头禅。

如果领导的第一要务是要使追随者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需要、价值观念和目的,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什么的意识?在这些动机与目标中,哪些是要被激发的?例如,领导者可以使追随者们更明确地意识到他们身份的某些方面(性别的、社区的、民族的、阶级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身份)。乔治斯·索雷尔(Georges Sorel)论证道,工人阶级只有通过领导和冲突,包括“残酷的暴力”,才能意识到它真正的身份——并由此意识到它的权力。但索雷尔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目标强加给了工人们,而他们可能持有迥然不同的,甚至是个性化的价值观念呢?我们回到了这一困境:领导者通过运用他们个人的影响力,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以自己的动机与目标来替换追随者的动机与目标?他们是否应该煽动沙文主义、种族优越感、地区偏见和经济上的对抗呢?他们应该把追随者中哪些东西当作持久和有效的而不是错误而短暂的东西予以接受?我们又回到这个猜测上来:拥有自己的相关动机和目标的领导者,在回应追随者的需要、愿望和目标时,会采取这样一种方式,他们会满足那些与领导者和追随者共有的动机和价值观念相和谐的动机,引发与领导者和追随者共有的动机和价值观念相和谐的变革。

P40-43

序言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一个最为普遍的渴望便是对强有力的富有创造性的领导的渴求。我们中的很多人早年都曾生活在充满名人——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肖伯纳和斯特拉文斯基,毛泽东和甘地,丘吉尔和罗斯福,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时代里。这些名人中有很多都在20世纪的中叶故去;其他有一些则日薄西山,然而少数的几个人——如戴高乐,尼赫鲁,也许还有肯尼迪和金日成——也进入了领袖的万神殿。这些伟人跨越了我们的文化、智力和政治视野。我们——遍及各地的追随者们——或爱戴他们,或憎恶他们;或追随他们,或反对他们;或为他们而死,或将他们中的一些人杀死。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

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我们与领导的生死与共已经让位于对个性的崇拜,让位于以令人惊叹(gee whiz)的方式对待各路名人。我们窥视领导人的私人生活,就好像他们的睡眠习惯、饮食习惯、性生活、爱犬和个人嗜好都传达出具有深刻意义的信息。所有的杂志都热衷于刊登有关“人们”鸡毛蒜皮的琐事,严肃报纸的新闻报道也总是先讲述某个名人的轶事或倾向,然后才进入事情的正题。在红场和天安门广场上,如潮的人流高举着并非巨人的人的巨幅画像游行。个人崇拜——既崇拜英雄,也崇拜魔鬼——在东方和西方都是盛极一时。

目前,领导危机在于,如此多的当权男女平庸无能和不负责任,而又很少有领导脱颖而出以充分满足对它的需要。潜伏在平庸背后的根本危机是理智的危机。如果说我们对我们的领导者了解得太多,那么我们对于领导就可谓知之甚少。我们没能把握与现今时代密切联系的领导的本质,所以我们就不能对那些用来衡量、吸收和拒绝它的诸多标准达成共识。难道领导仅仅就是文化或政治的创新吗?难道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鼓舞,就是动员追随者?就是如何设定目标,如何实现目标?一个领导者就是价值观念的定义者,就是需要的满足者吗?如果领导们需要追随者,那么是谁领导谁?从哪里走向哪里?为什么是这样?领导者们是如何领导追随者而又丝毫没有被追随者所领导?由此可见,领导是世界上为人关注最多而又被理解最少的一种现象。

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至少两千年的时间里,思想的领导者们,就针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棘手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探索。早在现代的社会学出现之前,柏拉图就不仅分析了哲学王(philosopherkings),而且分析了他们的成长经历、社会和经济制度以及追随者的回应对统治者的影响。早在今天呼唤道德领导和撰写《勇敢人物的画像》①之前,儒家的思想者们就能通过他们的道德说教和实例来考察领导的概念。早在甘地之前,基督教的思想者们就在鼓吹非暴力。而在远远早于现代传记出现的时候,古希腊的历史学家普卢塔克(Plutarch)就以生花之笔描述了罗马及希腊统治者和雄辩家们的生活,并争论说哲学家们“特别应当与‘当权者’交往”,并且探讨“老人是否也应该致力于公共事务”这样的问题。莎士比亚在他的著作《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中就借用了这位传记作家的观点。

有关统治者的大量文学著作在古典文学时期及中世纪曾繁花似锦。其后——由于一些值得我们深究的原因——关于统治和领导的研究陷入了严重的智力困境中。作为一种概念,领导被分解为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含义。一项最近的研究找到了领导的130种定义。有关领导者们的严重过剩的事实资料远远超过了对于领导的理论研究。世界闻名的纽约公立图书馆藏有好几万种有关不同政治领导者的传记、专论和报纸剪辑,但只有一个目录条目是“政治领导”(涉及的是四十年前一位不为人知的政客)。

简言之,不管是知识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没有关于领导的专门领域。我们缺乏评估过去、现在和潜在的领导者的标准,这要紧吗?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的哲学传统,没有理论上和经验上的累积,没有指导理念,没有被尊重的实践经验,我们就缺乏一种基础来了解这种与我们的生活相联系并且塑造我们生活的现象——即在艺术、学术、科学、政治、专业和战争中的领导。没有这种标准和知识,我们很难清晰地区分不同类型的领导,我们也不能将领导者与统治者、掌权者以及专制者区分开来。希特勒自称——同时也被别人称作——元首;他那奇异的“元首论”(fnhrerprinzip)被作为领导的教义受到了郑重的研究。但是一旦他掌握政权并且镇压所有的反对者时,希特勒便不再是领导者,他成了一个暴君。领导者和暴君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

尽管我们没有关于领导的专门领域,但我们却有发展这样一个领域应具备的众多的、多样的素材。极其庞大的数据、分析和理论库业已发展形成。然而,有关领导的核心概念却尚未形成,部分的原因在于学者们工作于不同的学科和分支,从事对不同且通常互不相关的问题和难题的研究。然而,我相信,由于有了丰富的研究、分析和思考经验,特别是过去近十年的积累,我们目前有能力取得知识上的突破。在人本主义心理学方面的极为重要但大多前所未闻的研究成果,使得我们现在可以跨越文化和时间来概括领导过程。这就是本书的主要目的所在。

在领导研究方面的一个最为严重的失误,便是关于领导的文献与关于追随者的文献之间存在的分歧。前者涉及历史上的英雄或具有神奇力量的人物,通常借助于传记的形式,并根据一个未言明的重要前提,即声望与显赫地位对等。后者涉及的是听众、大众、选民、人民,通常借助于研究大众舆论和选举的媒介,而且它的前提就是深信:至少从长期来看,领导者是他们追随者的代言人。领导研究这一路径,通常会无意识地采取精英主义的观点;它将那些单调乏味、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作为凸显英雄人物的昏暗背景。而追随者研究这一路径,会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平民主义或反精英主义;它认为,即使是民主社会中的大众,也是与保守政客、军事官员、僧侣阶层及商人的重叠的小圈子联系在一起的。我在这里对领导的描述,既不是将它仅仅作为杰出人物之间的游戏,也不是将它仅仅作为平民论者的回应,而是将它作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各个层次和各个缝隙中的人们在不同程度上结合在一起的作用结构。只有懒惰者、被排斥者和无能者不在其列。

现在应当将这两种文献合二为一,将领导者和追随者的角色在概念上统一起来,使领导研究超脱趣闻轶事和歌功颂德,被明确地置于人类发展和政治行动的结构与进程之中。我希望证明:领导的过程必须被看成是冲突发展过程和权力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领导若不与集体目的相联系则一无所是;领导者的效力不是由对他们的新闻报道数量来判定,而是由实际的社会变革来判定,而这种变革又是由意图及对人们需要和期望的满足程度来衡量的;政治领导依赖于一个长长的链条,即依赖于生理的和社会的一系列过程,与政治机遇和封堵(closures)结构的一系列互动,以及在对道德原则的要求与对必要权力的认可之间的一系列相互作用;在将政治领导的这些概念置于历史因果理论的中心的过程中,我们将重申,在处理人类事务中,存在着人们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并且存在着形成关于正义的共同判断标准的可能性。

我所研究的领导,明确区别于单纯地掌权,它是与残暴的权力相对立的。我将确定两种基本的领导类型:交易型和变革型。大多数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关系是交易型的——领导接近追随者是着眼于以物易物:以工作换选票,或以补助换竞选捐助。诸如此类的交易则构成了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关系的主流,特别是在各种群体、立法机构和政党中。变革型领导,虽然更复杂,却更为有效。变革型领导者确认并利用潜在的追随者的现有的需要或要求。但不仅如此,变革型领导者还能够发掘追随者的潜在的动机,试图去满足其更高的需要,并且使追随者成为全身心地为己效劳的人。变革型领导的结果就是形成一种相互激励和提高的联系,这种联系会使追随者转化为领导者,也可能使领导者成为道德的代言人。

最后的这个概念,即道德领导(motal leadership),最为我所关注。我用这个词要表达的意思是:第一,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不仅存在权力上的关系,而且存在共同的需要、渴望和价值观念的关系;第二,追随者在回应领导者的过程中,充分了解了可选择的领导者和纲领,从而具有了在这些领导者和纲领中进行选择的能力;第三,领导者有责任来兑现他们的承诺——如果他们许诺进行某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话,他们就要在推进这一变革的过程中承担起领导责任。道德领导并不是单纯的说教,或信誓旦旦地表明虔信,或是主张社会的顺从。道德型领导来自于并总是回归于追随者的基本欲求、需要、渴望和价值观念。我所说的这种道德领导,是能够产生那种将满足追随者的真正需要的社会变革的领导。我更多的是指“金律”(30lden Rule),而不是“十诫”(Ten Commandments)。但即使是金律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只是简单地用我们自己的愿望和需要去判断其他人的愿望和需要。

简言之,我建议从通常的“实际”问题转向最为严格的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假定领导者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做成的”,我们将在人的起源和社会化过程中寻找能够解释领导的理论模式。应用那些强调动机、价值观念和目标的发展结构的概念,我们将辨认出领导与众不同的角色和品质。我们将注意到领导与追随(fellowship)的相互交织的结构,注意到在社会的大多数层次中第二、第三甚至更低层领导所形成的极为重要的领导圈,但还要承认其行为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伟大领导者”的作用。由于我们始终在探寻领导的道德基础,所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领导者行为才是真正合法的:它们最终以某种方式有助于释放人类的潜能,而这些潜能现在被禁锢在各种没有被满足的需要和被压抑的期望之中。

那么技巧和天赋对领导更加重要吗?我们能够将领导者与纯粹的掌权者区分开吗?我们能确认这样的一些力量,它们使领导者能够根据共同的、不受文化限制的需要和价值观念来采取行动,而这又反过来使领导者能够去展示真诚的道德领导吗?我们能够对付这些跨越政治形态并跨越时间的问题吗?我们能够因此将这些有关政治领导的理念应用于更为广泛的有关社会变革和历史因果关系的理论之中吗?

如果我们能够做成这些事情,我们就有希望去革新有关政治领导的一般理论了。同时,当我们从道德和因果问题回归到实际的领导问题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没有比有效的理论更实际的东西了,如果我们能够使理论革新的话。

书评(媒体评论)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在这本著作中向世人证明,他不但是美国最为杰出的政治学家,而且同样是一位重要的社会哲学家。《领袖》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作者将生动的传记、戏剧性的历史与政治理论相结合,用一种引人入胜的结构线索将其融为一体;作者对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复杂状况、矛盾以及相互关系所做的探索,的确发人深省。

——肯尼恩·B·克拉克,摘自《城市新闻》

当今论述领导的著作已很多,但这部作品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作者纵览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发展史,摆脱了文化上种种偏见的束缚,提出了关于领导的大量精辟见解。

——沃尔特·约翰逊,摘自《华盛顿邮报》

伯恩斯在其经典著作《领袖》中,融人物传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现象于一体,对领导理论、领导艺术进行了精辟阐述,相信读者一定能够从中获益,提升领导力与领导绩效。

——刘峰,国家行政学院和北京大学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领导力研究院院长、东方管理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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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1/31 22:3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