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长今》之后英魂不散的朝鲜《红王妃》灵魂附体、时空倒错的人类女性困境小说！

小说的第一部分我借王妃之口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并不意味着是在真实地再现她的人生，描写了朝鲜文化或重现18世纪晚期朝鲜宫廷的“真实生活”。主人公个性的鲜明、其叙事的清晰直接，完全跨越了地域、时代与文化的局限，它比回忆录里所讲事件的惊心动魄更令人称奇。回忆录中的王妃表现出一种渴望，似乎亟欲向后世倾诉。永别尘世后，她已彻底摆脱了文化的羁绊，她可以畅所欲言；永别尘世后，她成了一种奇特的生命现象的代言人。

在18世纪的朝鲜，一个普通小女孩被选作了王妃。虽然从此便可肆意享用美玉丝绸和珠宝，但她却如履薄冰，因为她的丈夫——思悼王储精神失控、行为异常，甚至会无端杀人。她的一生扑朔迷离，凄婉撩人。

两个世纪后，英国女学者芭芭拉·霍利威尔在前往韩国首都首尔的飞机上读到了红王妃的故事，并被深深震撼。红王妃的亡灵选中芭芭拉来继续她凄迷的人生，永恒的探索……

序

第一部 古代

第二部 现代

后记

资料来源说明

1744年结婚时，丈夫和我都才十岁。大家都还是孩子，不仅夫妻生活，可以说什么都还不懂。满十五岁了我们才圆房，那是1749年的第一个月。

我对婚礼的记忆已经模糊，但清楚地记得母亲那光彩照人的模样。她戴着高高的假发，穿一身色彩鲜艳的宫装，柠檬色的上衣，外面是紫色的长袍。而我自己是怎样的穿戴却已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怕极了，生怕自己举措失当。我得说，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我那当国王的公公对我不错，甚至算得上是溺爱。尽管说到国王时人人都难免阿谀逢迎之词，但在这一点上，我说的确实是实话。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似乎很喜欢我，希望我好，当我陷于恐惧之中时，是他给了我鼓励。我那时经常是一声不吭，脑子里一片空白。他跟我讲话总是轻声细语的，给我讲解有关礼仪，教我在宫中生活怎样做到举止得当。直到现在我都吃不准，他是不是真的重女轻男。他十分宠爱他的女儿们，尤其是和平翁主(他的三女儿)和和缓翁主。和缓翁主比国王唯一的儿子思悼小三岁。没准打从思悼一出生，国王就视其为竞争对手，一个潜在的弑父凶手。但为了王朝大业却又不能不生子，也许这让他心里十分怨愤。做父亲的总是把儿子视为对手。我们老是讲孝道，也许原因正在于此，是为了克制我们天性中的弑父冲动。

英祖国王是个奇怪的男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身为一国之君，且以开明著称，但在他身上总有一些让人难以捉摸的东西，有时甚至会歇斯底里，表现出一些几乎是女人气的特点。记得他曾对我讲过一些非常私密的话，让我震惊不已。 “永远不要，”他对我说，当时我还是个没进入青春期的女孩，“永远不要在白内裤上留下红色的印迹，要让你的裤子保持洁净。男人不喜欢看到红色印迹。你保持洁净的方法也不要让男人看出来。”身为一位伟大的君主，他对我表示关心的方式实在是太奇怪了。我被他的这番警告搞得忐忑不安。至今我仍认为，这样的事儿应该由娘娘们来教我才合适——我婆婆尚惠，仁元王太后，甚至正宫娘娘贞圣王后无一不可。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为何要亲自来为我启蒙。他的那些话让我又羞又难堪。

我现在已是隔世之人，成熟白不待言，加之读了19、20世纪的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专著，我想，当初他所说的其实是男人对女人经血的恐惧。这是一种心理现象，他懂吗?在那个时代，会有人懂这个?我想不会有。

作为女人，我们是多么急切地盼着初潮。而在某些时候，我们却又跟男人一样怕见经血。

国王还提醒我，在宫中一定要谨言慎行。他告诉我，有些事就是看见了也要装作没看见，哪怕我觉得再奇怪的事情，也要视若无睹。他没明确指出是什么样的事，但这样的提醒对我确实大有裨益。

他对我还很慷慨，表现在许多方面，譬如送了我大量精美的礼物。最让我喜欢的是那套八扇屏风，是国王亲自下令送到别宫并安置在我的居所的。就绘画主题和风格而言，它跟女士卧室常见的屏风没什么不同，但它的做工特别漂亮、特别精细，色彩也特别淡雅。我常常凝目细赏，在画屏前一坐就是几个时辰。画面上有各种各样的小鸟，看上去都很熟悉，但别具风格。景物美不胜收，有精致的奇石、盛开的桃花、牡丹，苍翠的松柏，蔓延的葡萄藤，还有火红的石榴。其中两扇屏风，前景和中景是鲤鱼腾跳、鸭子戏水、白鹭引颈。画的底色是非常自然的赭色，画物则以绿色、棕色、玫瑰红和紫红为主，色调十分淡雅。而我最喜爱的当数那扇画有鸳鸯的屏风。鸳鸯是家庭和睦幸福的象征。画面里，一群绿蓝色的鸳鸯浮游在盛开的睡莲之间，多么和美的一家啊——父亲、母亲，还有三只小宝宝。而在它们的上方，两只蓝色的小鸟正欢快地翩然起舞。

成婚前，王储和我毕竟都还是小孩子，总爱在一块儿玩游戏。王储有玩偶士兵、玩偶军队，而我则有我的小玩具马、洋娃娃、板羽球和风筝。送他玩具的人真多，也许不是明智之举，但好多人都宠着他。这些人中有他已故姨妈的乳娘，有被怀疑死于毒蘑菇的那位先王的王后等。他们对王储十分娇惯，可以说是过分娇惯了。表现得尤其突出的是宫廷女主管韩夫人，王储对战争游戏的酷爱就是在她的鼓励之下形成的。她有一双巧手，用木头或纸给他做了好多宝剑、短弯刀、弓箭之类的兵器。她还发明了一种特别刺激的游戏：她让乳娘藏在窗帘或者门后，然后突然跳出来，挥舞着纸制兵器，高声嚷嚷着朝王储冲去。对这样的游戏他自然很是着迷，他绘声绘色地跟我描述那游戏。当时我还小，当然看不出会有什么害处，过了些年我才明白了它的危险所在。他的父王和母后从来都对他非常冷淡，整个童年都把他交由奶娘照管，他们几乎就没去看过他。毕竟是个男孩，王储需要有男孩子的乐趣。当然，这都是我那时的看法，那时的我还太年轻。

王储和我订婚前两年还是三年，韩夫人被贬，因为国王和尚惠娘娘终于意识到了她对王储的不利影响。但恶果已经种下。我相信天主教的说法，人生的头七年是相当重要的。

圣人孟子小时去参加别人的葬礼，却在葬礼上玩耍。孟母对此深感忧虑，遂采取措施，设法将孩子的注意力朝健康的方向引导。依我之见，孟母此举极为明智。同尚惠娘娘对我丈夫的爱相比，孟母更高一筹。

我和我的准丈夫基本上是分开生活的，但有时候，几个时辰的接触也是准许的。这时，我们就会在学堂的地板上玩打仗游戏。我觉得这样的接触是有悖严格的宫廷礼仪的，但它还是发生了。可见，不合规矩的事情并不鲜见。即使是在宫廷里，遇事睁只眼闭只眼的人也不在少数。

能从大人们眼皮下?留走一小会儿着实令人兴奋，也成了我俩乐此不疲的游戏之一。他会假装把我从敌对派手中救出，背着我回到他的领地。我得承认我很喜欢这个游戏。我伏在他背上，两腿紧紧地夹着他的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洪家属于守旧的少论派系，同维新的老论派长期不和。但在王储和我的游戏里，我们给两派都另起了听上去更具诗意的名字——我是红花瓣派，而我的敌人则叫做黑树枝派。时不时地，王储会扮演敌对派的角色，假装俘获了我，对我进行折磨。他脑子灵光，发明了一些带有懵懂的性意味的折磨方式，而我则心甘情愿地予以接受。他假装用绸带把我紧紧捆住，隔着衣服摸遍我的全身，然后让我跪下，拉起裙子，任他把手伸进去抚摸我的身体。最后，他会假装将我斩首——啊，斩首，这样的事儿在我们王国实在不算新鲜。

如此这般的游戏当然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常常是我们正玩在兴头上就会突然被人打断。我俩的青春岁月大多是在全面而严密的监视之下度过的。不过，毕竟他是王储，而我是未来的王后，而且我们已经结婚，所以还是会有机会放纵放纵，时不时地私密相处也是被允许的。朴恩玉是我最贴心的侍女，我一出生她就跟着我。有时她也会睁只眼闭只眼，只要没人看见，就任由我们嬉戏。虽然许多年后，在那场悲剧之后，她高升为宫廷女主管，但眼下，她还是我的侍女。在我和王储婚后但尚未同房的那些年里，她一直是我的同谋。我的另一个亲密同谋叫阿姬，是我的乳娘，我就是吃她的奶长大的，后来也随我进了宫。她是个谨言慎行的女人。她俩总是尽力维护着王储和我，并使我们对日后的苦难有所准备。她俩后来都高寿，都比王储多活了许多年。

我是未来的红色王后。在游戏中，王储把我称作“我的小红王妃”。他喜欢我的红绸裙，我喜欢他给我的名字。我爱虚荣，喜欢引人瞩目，从小就为自己的这个身份沾沾自喜。

王储也跟我的弟弟们玩。我的两个弟弟长得很相像且年龄相差无几，老有人误认为他们是双胞胎。能来王宫玩他们很是高兴，但必须得有人护卫。我丈夫并不比他俩大多少，老爱逗他们，鼓励他们跨越那条横亘在王子与平民之间的无形界线。但他们总是小心翼翼，把握分寸，不敢同王储太过亲密。他们的小心是有道理的，王储的周围其实就是一片红色警戒区。

他的名字是思悼王储。我用这个名字，一是为了读者好记，二是留在历史记载和他的人民记忆中的都是这个称谓，尽管这个称谓其实是在他死后才用上的。他在生之时有很多称呼，多少反映了他地位的反复变化。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庄献世子，而最终留驻史册的却是思悼。朝鲜王室及其姻亲的称谓极其复杂。王储的姐妹，也就是公主们的称谓肯定会让西方人一头雾水，因为它们全都以字母H打头，发音也极为困难。但思悼就很容易记住，因为它有“哀悼”的意思。一个被哀悼的人，这名字够凄惨的。

思悼王储和我都死去很久以后，我才发现，思悼这个名字凑巧跟萨德侯爵的名字相似。这种关联纯属偶然，并无特殊意义，就我所知，不论是萨德侯爵还是萨切尔·马索克伯爵(此人跟我丈夫一样也有恋衣癖)都压根不知道有朝鲜这么个国家存在，当然更不可能知道我丈夫的悲惨人生。但这种关联依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用得着的备忘录。所以，请记清楚思悼王储这个名字，也请记住他的天真单纯。跟我玩斩首游戏时他还是个孩子，他还没有被赠予这个名字，还不是“被哀悼的王子”，还不是“棺材里的王子”。

我没有名字，却又有很多名字。我是个无名的女人。我的真名并未载入史册。我是名人，却又无名无姓。还有，我在世之时并没有真正成为王后，红色的也罢，别的什么颜色的也罢，都不是，我是死后被追封为王后的。我死后发生的事情那可就太多太多了。

P15-19

本书的创作灵感源于两个世纪前用朝鲜文写成的一本宫廷回忆录。但与小说后半部的女主人公霍利威尔教授所不同的是，我读到这本《王妃回忆录》不是在盘旋于三万六千英尺高空的飞机上，而是在伦敦一座阳光明媚的花园里。相同的则是，我和我这位现代的女主人公都被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竭尽全力，力图探究它给我和霍利威尔教授所带来的强烈冲击的实质所在。我读到这位王妃的故事纯属偶然，而一旦结缘，她便深深烙入我心，挥之不去。她牢牢攫住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她让我寸步不离地紧随着她，从一个章节到另一个章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她似乎有求于我，但所求为何却很难说清。我几度踟躇，打算不理睬她，撇开这道难题，而她却不依不饶。

我把她的故事写成了一部小说，一部风格别样的小说。因为我是小说家，写小说是我的工作，不过，成败就另当别论了。我也不清楚这么做是否合乎她的心愿。她寄望于我，但也可能我未能满足她的期望。很可能她会对我在写作中的自由发挥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好在她早已作古，对此也无法置喙，而读者怎样去理解和诠释这个故事则更不是她所能控制的。但我必须申明的是，在为之倾注心血的过程中，我对她的故事所具有的震撼力，对她在漫长人生中所表现出的勇敢精神充满敬意。

我还要向另一个人表达相同的敬意，她就是《王妃回忆录》最新英文版本的译者贾云·金·哈鲍什教授。不仅因为她的译本生动形象，还因为她对朝鲜该时期历史的研究为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源。正是她多年的潜心研究，成功地使洪玉英这个历史人物鲜活地呈现在当代人眼前。我想，她肯定跟我一样沉迷其中，被玉英王妃的魂灵附体了。

大量借用《王妃回忆录》中的材料，这让我多少有些于心不安。但借用素材对小说家而言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所写的东西，自觉不自觉地，都免不了借用。这就保证了你读到的所有内容均有据可考，绝非空穴来风。

至于我对原资料的具体改动和处理，就不在此赘述了。某些方面的处理我自信是成功的，某些方面则未必尽然。我加进了一些自己的东西，很多地方是我对历史的演绎，而不是照搬史实。历史故事可以有多种演绎，我呈献给读者的只是其中之一罢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是贾云·金·哈鲍什教授提供的材料激发了我的创作冲动，但她对我小说的故事演绎和创作基调并无影响，她只是对作品的编辑提供了一些建议，其中一些已被我采纳。我想，身为史学家，她也许不会愿意与小说的虚构与想象有任何的瓜葛。如果书中出现史实方面的错误，不论这些错误是无意犯下还是有意为之，都由我独自负责。我对她的工作怀着由衷的敬意。

第一次读《王妃回忆录》，感受最强烈的是主人公个性的鲜明、其叙事的清晰直接，完全跨越了地域、时代与文化的局限。它比回忆录里所讲事件的惊心动魄更令人称奇，使我不能不掩卷反思，我们现代(及后现代)对普救论和本质主义的质疑是否合理。回忆录中的王妃表现出一种渴望，似乎亟欲向后世倾诉。永别尘世后，她已彻底摆脱了文化的羁绊，她可以畅所欲言；永别尘世后，她成了一种奇特的生命现象的代言人。跟霍利威尔博士一样，我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存在。但我确实相信，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妃依然活着。

我想我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总有一些作品会比它们的作者生命力更强。我指的既非叙事技巧，也非文学才能，尽管这两者王妃都已具备。在我看来，她冲破了时代的束缚，是一位先知先觉者。在我们这个推崇文化相对论的后现代时代，这应当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观点。话虽如此，我感觉做此结论之前仍须调查，本书便是我调查研究的成果。

也许我得特别申明一下我的创作意图，因为跨文化的题材是最难把握的，稍不留神就会出现偏差。这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小说的第一部分我借王妃之口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并不意味着是在真实地再现她的人生。她的“声音”和她的故事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而这“声音”已不仅仅属于她一个人，它已成为一个混合体，其中包含了我的“声音”、霍利威尔博士的“声音”，当然，还有回忆录各位译者及评论者的“声音”，而所有这些人都会对王妃这个人物做出不同的诠释，都会给这个人物涂上不同的个性色彩。我无意描写朝鲜文化或重现18世纪晚期朝鲜宫廷的“真实生活”。我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关于生存的本质，关于世界性跨文化的人性存在的可能。王妃只是我探索的起始而不是终结。我们的这位王妃是位读过伏尔泰的女性。我相信，从回忆录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对于伏尔泰对宗教和君主政体的态度她是知之甚深的。

我不知道王妃是不是爱她的子女、丈夫和公公，我只能依靠自己的分析判断。我们知道人会按习俗行事，但说不准习俗的支配力有多强。我相信没人能给出答案。我在小说里设计了王妃养宠物猫的情节，不知是否符合史实，但至少还找不出证据来否定其真实性。我甚至也不清楚喜鹊(它在小说中频繁出现)在当时的朝鲜到底是象征吉祥还是象征厄运。我曾花了很多时间琢磨喜鹊的文化象征意义，最终仍不得要领。权威们对此也各说不一。通常的说法是，在中国和朝鲜，人们认为喜鹊给人带来喜讯，而西方人则相信，见到喜鹊就会倒霉。王妃为什么会把喜鹊视为凶兆呢?这实在是个难解之谜。

《王妃回忆录》最早的译本里，在命运交关的时刻，出现的是一群渡鸦而并非喜鹊。渡鸦和喜鹊同属鸦科，但终归不是同一种鸟。我不知道那天作为凶兆飞临的到底是什么乌，但我有理由揣测，译者之所以把它译作渡鸦，是向《麦克白》致敬。

小时候，我有一件红色天鹅绒套装，只有参加派对时我才舍得穿它。有可能这是拣别人穿剩的，但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它属于我。它的紧胸衬里是用另一种更轻更薄的材料做的，上面织有小小的粉红色蔷薇花蕾。我太爱我的这件红衣服了。

要不是王妃提到她对红绸裙的渴望，我不会像现在这样对她的故事做出回应。这也算是一种巧合吧，此时此刻，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就穿着一身红衣。假如她不提到红绸裙，我就不会被她诱惑，也就不会有你刚刚读完的这部小说。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2003.7.17

作者巧妙地跨越了时空的界限，用一根血泪和欢笑的红丝带把两个完全迥异的女人的一生串联在了一起。陌生又熟悉的生者和逝者互相交流，古代和现代互相交织，如同近在咫尺的蜂群，又如同两个遥望的星系……像DNA双螺旋结构，互相交锚，却不重叠。

——《出版者周刊》

红王妃的一生是那么不同凡响，作者对此的着迷又是那么有穿透力和感染力，读者怎么能不被吸引和打动呢?

——《每日电讯报》

作者用熟练的文字技巧展现了一个光鲜亮丽的浪漫故事，我也陷进去了——人非圣贤，很少有女性主义的空想小说能把文字和想象运用到如此美妙的境地，让你忘记那只是虚幻的。

——《卫报》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小说表现了当代人生活的全景。

——《芝加哥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