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的脚步沉重而拖沓，而且，陷入了一个怪圈：从王朝初建的清明，到末期的腐朽，随后被不堪重压的农民起义推翻，而新的王朝又重复这样的轮回。我们的帝国，犹如意气风发的少年，在这样的轮回中逐日变为垂垂老者，巨大的身躯轰然倾倒于烟尘之中……

从历史看文明的积累，从文明看历史的价值。本书为“历史之镜”丛书之一，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人物以及事件作了介绍：魏王曹操的廉政及其功业，魏晋玄学的兴与衰，风流宰相谢安的仕与隐……

中华帝国的脚步沉重而拖沓，而且，陷入了一个怪圈：从王朝初建的清明，到末期的腐朽，随后被不堪重压的农民起义推翻，而新的王朝又重复这样的轮回。我们的帝国，犹如意气风发的少年，在这样的轮回中逐日变为垂垂老者，巨大的身躯轰然倾倒于烟尘之中。

在帝国的历史中，我们看到惊人的相似：制度的承袭、人物的脸谱化……每个中国人，在借此套丛书回望来时路之时，都将为我们的历史而欢呼、惊讶、愤怒，甚至于椎心泣血。

侈恶之大 俭为共德——魏王曹操的廉政及其功业

求贤以行廉政

屯田以赢民心

崇尚质朴 勤俭持家

不植不封 反对厚葬

公门有公 卿门有卿——六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汉末、三国时期的士族与人才

九品中正制与选官

门第兴替与制度兴替

高压之下的张扬——魏晋名士及其风度

正始名士

竹林名士

中朝名士

东晋名士

阔达好议 魏晋风度——魏晋玄学的兴与衰

顺应潮流 应运而生

学者辈出 各领风骚

玄学影响 日益扩大

狼顾的诡异——西晋政权的建立与崩溃

刀光剑影下的禅让

围绕着帝座的纠纷

妒后的手腕

宗王混战

门阀士族 江左夷吾——东晋士族党争与内乱

南北士族与矛盾

王敦之乱

苏峻之乱

桓玄之乱

从山林到魏阙——风流宰相谢安的仕与隐

东晋一朝的家族与皇权

东山逍遥游

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淝水一战 流芳千古

为臣良独难

经邦济世 博学多才——前秦一代贤相王猛

敛翼待时 候风云而后动

严肃吏治 加强集权

兴学劝农 任人为诚

军国筹略 屡立战功

宰政公平 乱中求治

暴扬国恶 身死族灭——崔浩与国史案

国史案的经过

崔浩之死的原因

崔浩之死的实质

法难初起 在劫难逃——北魏太武帝灭佛概说

礼仪富盛之后的危机——汉化与北魏政权的兴亡

北魏前期的汉化

从平城到洛阳：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汉化的负面影响及北魏的灭亡

青灯黄卷了残生——北朝皇后与佛教

“舍身”佞佛 害己误国——梁武帝崇佛及其后果

文武兼备 晚年昏聩

崇佛无度 身陷其中

操笔著述 自成一说

佞佛误国 流弊深重

步步生莲花——南朝皇帝的昏聩与荒淫

四个朝代的概况

骨肉屠裂 荒诞不经

宫闱之乱 无复伦理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妻者齐也 与夫齐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姻关系

收继婚

再婚

财婚

早婚

离婚

古来共如此 偏伤远嫁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和亲

和亲与民族融合

鲜卑皇族与南朝陴臣的通婚

和亲的特点与功能

余本皇家子 偏伤远嫁情

求贤以行廉政

建非常之业，需非常之人。曹操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非常重视人才的作用，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无一不是依靠众多的贤才襄助才取得成功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唯才是举”这一用人方针的政治家，他希望身边的人能够帮助自己“明扬仄陋”，发现那些因出身贫贱而被埋没的贤才并推举上来，以帮助他成就一番伟业。

建安十五年(210)，曹操下《求贤令》，表明自己思贤若渴的心情。在令中，曹操借古鉴今，指出天下还未安定，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又举出了历史上齐桓公正是依靠管仲的辅佐才最终成就了霸业的典故，进而阐述自己对人才问题的见解。最后鲜明地提出了“明扬仄陋，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号召人们广泛地举荐人才加以重用。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德行、轻才能的用人方式的影响，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并未得到顺利执行，因此建安十九年(214)，曹操再下《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要求主管选拔人才的官员要注重选拔有所作为的进取之士，而不要因为他们品德上的某些缺点就轻易不用，因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的品德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苏秦也不是一个守信的人。然而陈平却辅佐汉高祖刘邦奠定了汉朝的基业，苏秦也救助了弱小的燕国。陈平及苏秦在历史上一直被传统的儒家学者所排斥，原因就在于他们家世不好，品德更有瑕疵。但曹操却大胆明白地表示这种人才正是他所急需的。

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第三次下《举贤勿拘品行令》，这一年曹操已六十三岁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情也日益迫切了。长期以来，曹操在治国用兵中，深刻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在这道令中，他举出了更多出身微贱和品行有所缺损的人物，像吴起、萧何、曹参、韩信等，但他们凭着卓越的才能建立了不朽的功业。曹操清楚地指出，才德兼备固然最为理想，但退而求其次，有才无德之士也是乱世之中的国家至宝。这就是著名的“求贤三令”，其中心思想即“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只要有治国用兵才能，不管出身，不论年龄，悉数报来，量才录用。这些举措打破了东汉以来唯世族是举的用人机制，使大批的贤才团结在他的周围，一时间形成了“谋臣似雨，猛将如云”的盛况。《短歌行》诗中言“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生活上是清俭的，但在求贤上却极为“贪婪”，多多益善。

曹操虽求贤却不放纵，对违反法则的一律进行打击。曹操对袁绍父子的治国方略很不以为然，“袁氏治理国家，听任豪强亲戚兼并土地，官府重赋暴敛，使百姓不堪忍受。官吏宗族横行不法。这个样子，想让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可能吗?”他下令租赋定额征收，谁也不准任意摊派。要求郡守国相严格检查，监督豪强，以贯彻政府法令，对严厉打击豪族的清官予以大力支持。功臣曹洪的门客犯法，许县县令满宠依法治罪，曹洪向曹操求情，满宠闻讯立刻将其门客处决，曹操得知后甚为嘉许，说：“做官就要像你一样。”通过整顿，汉末以来官场的腐败风气有所收敛，政治局面大为改观，官吏能各守其责，创立功业，以勤政为荣，曹操集团也就成为东汉末期比较廉洁的群体。

屯田以赢民心

战争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死人、损农。黄巾起义，军阀混战，使社会经济崩溃，正如曹操《蒿里》诗言：“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摆在曹操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粮荒。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平定战乱、统一天下就无从说起。不治产业，不尽快发展农业，军队官府将失去生存的基础。曹操的政敌袁术就是因为没饭吃而困死的。在东汉末年战乱期间，为推动屯田政策，肯腾出人力物力去修筑河堤、建桥梁、疏导河流、挖沟渠，从根本上建设民生经济的，曹操当之无愧地为第一人。

曹操确实不愧为有远见卓识的大政治家，他看到了“夫定国之术在于强民足食”。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用枣祗、韩浩的建议，在许下募民试行屯田，圆满成功，当年得谷百万斛。接着向所控制的州县推广，颁布《置屯田令》，“安邦定国的办法，就在于兵强食足。秦人因为将农业发展当首要任务而统一全国，汉武帝因为实施屯田而平定西域。这都是前朝做出的好榜样啊!”他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并请枣祗担任屯田都尉参与计议，随即大兴屯田。各级官府设置田官。中央有大司农，郡设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县设屯田都尉，直接指挥生产的是屯田司马。上下一盘棋，将屯田当成头等大事抓。上行下效，屯田在洛阳、颍川、河内、南阳、弘农、上党等地蓬勃发展，地方官以垂心农事为荣，作出了显赫成绩。

从建安二年开始，曹操就在势力范围内的各州郡兴修水利，推广屯田。凉茂为泰山太守，安抚流民，十天之间归依的就有一千多家。刘馥为扬州刺史，单骑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他施行德政，兴修水利，设稻田，流民越山渡江归依的数以万计。郑浑为下蔡长、邵陵令，劝课农桑，垦田种稻，对弃子不养的严加治罪，使百姓生活改观。百姓念其恩德，子女多用“郑”作名字。后郑浑升任左冯翊，吏民数千家相随。苏则为金城太守，抚循有方，亲自教民耕种，流民渐次归附。杜畿为河内太守，悉心图治，百姓勤农，家家丰实，将战后经济率先恢复起来，治绩为全国之最。曹操西征马超、韩遂，军粮全部仰仗河东，战后尚余二十万斛。

由于屯田农民的兵役和徭役都是免除的，租税负担也减轻了，所以许多流离失所的农民得以重归土地，解决了部分生计难题。战祸连年的中原地区，原来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屯田以后，已经是数百里间到处“鸡犬之声相闻”了。屯田还为曹操赢得了民心，数以万计的流亡农民越过长江，前来投奔曹操。曹操之所以能“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歼灭群贼，克平天下”，实得益于屯田这一政策。屯田安民，大办农业，使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社会逐渐稳定，为曹操建立功业奠定了物质基础。

P3-6

陕西人民出版社重视历史读物，有意为普及历史知识、提高读者的人文素养多做些事情。

不久前，编辑部邀请了几位年轻学人，经过讨论，决定编写一部比较通俗的丛书，名《历史之镜》。韦禾毅同志邀我写序，我没有参加他们的讨论，亦未见全稿，只是读了其中的部分稿件，在这种情况下写序是有些困难的；但或多或少有一些印象，也曾想过一些相关问题，就写一点儿感想以供参考吧。

书名《历史之镜》已经点出了丛书的主题。据《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记载，贞观十七年(643)魏徵病故，唐太宗恸哭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已过。今魏徵殂世，遂亡一镜矣。”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以史为镜，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可以使人变得聪明睿智，这是显示史学重要功能的生动比喻。其实，远在西周时期，周公早就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的名言。古代的镜子又称为“监”，周公要求当政者以“民”为镜，时常对照检查，反省为政的得失，颇有深意。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初衷是想通过编写《历史之镜》，唤起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使人们获得历史中兴亡得失的经验教训，以及立己行事必须遵守的若干准则，这对于人们了解现实、展望未来，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个人素养都是大有裨益的。

为更好地做到这些，我以为，在关于稿件内容的讨论，以及编辑加工过程中，有两点最好能加以注意。一是要着眼于全局，选出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人物和主要典章制度来写。二是要注意揭示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在内容的选择和阐述上，不宜只是局限于政治与军事方面，过分渲染帝王和皇族生活，或是流于对名胜古迹作过多的引申，也不能迁就世俗所谓“戏说”和猎奇的心理。对于影响历史全局的经济史、制度史、文化史、民族关系吏、科技史和环境史等大事，似应有所体现，这样更便于人们从多方面去审视历史演变和文明创造的成果。

扼要一点说，要做到：从历史看文明的积累，从文明看历史的价值，这才是历史之镜的焦点，以此将历史的不同侧面联系成一个整体，向读者展示，中国史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创造的文明史，这也许就是丛书的主题吧。

据出版社介绍，该丛书的阅读对象主要是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也就是说它是为具备一定的历史基础知识和文化素养的读者群服务的。这说明丛书既不能过分专业化，又不能失去一定的深度，要写得深入浅出。从我已读过的部分稿件看，觉得做得比较协调，相信丛书可以达到预期目标。我想，决定作品成功的因素虽然很多，但主要看内容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创新性，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写史要求“真”，“真”是历史自身所有，而不是史家硬加上去的；求真不仅仅是描述历史现象，使之不走样，而且要力求触到历史的内在脉搏。要达到科学与创新的统一，不仅取决于准确地阅读和叙述历史，还要使写出来的作品具有较深的思想性和启发性，而不至于停留于故事情节，也不至于满足于描述一些静态的知识或者历史影像而已。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下工夫。唐代史家刘知畿说，史家要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又提出一条，即史德。梁启超概括为“史家的四长”。这些优良史学传统，我们应当继承，并加以发扬。

同时，还应向我国古代史学名著学习。《史记》被人们称为史家绝唱，千百年来人们读之不厌，总觉得有耐人寻味之处，原因在哪里?因为这部伟大的史书有很强的思想性，集中体现于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哲学表述之中。我们读史书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历史是过去的事，历史事件转瞬即逝，但是深藏在历史过程中的“道理”(即思想性内涵)却是永久的，应力求如实地发掘出来。

在编写历史读物时，要有思想性，这个要求有点高，但不能没有。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只是描述历史现象，叙一叙历史故事，那就很难起到“镜”的作用。所以，简言之，“历史之镜”应该成为“思想之镜”，就是说它要借助历史，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加强人们的历史感和历史想像力，扩大人们的历史视野，提高人们的历史思维能力和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水平。如果作者们能自觉地注意这个问题，将思想性渗透进所写的内容中，就必然能真正地感染读者。《历史之镜》的编著者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有理由期望，他们会给读者一个满意的答案。

总之，我希望丛书的编著者们，既能继承我国历史编纂和史学优良传统，又能放眼世界，关注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使《历史之镜》在社会上能够真正起到“镜子”的作用。

最后，我衷心希望，《历史之镜》出版后能够获得广大读者的好评。

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