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二十世纪法国著名文学家。她的一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她的身世、经历、文字、作品，给读者带来了一次次惊奇，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谜团。本书携全球顶尖专家集体解读杜拉斯。书本还收入了杜拉斯十二篇未发表作品，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杜拉斯研究”项目(06JA75047—99008)成果。

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上，杜拉斯无疑是—个不同寻常的作家。她的身世，她的经历，她的文字，她的作品，给读者带来一次次惊奇，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谜团。她模糊了文学与生活的界限，拉近了现实与想象的距离，设置了种种障碍与迷雾，让读者沉醉于她传奇一生和独特作品的同时，也萌生出不少困惑和迷茫……

全球数十位杜拉斯研究专家和一流学者携手，集体解读杜拉斯。

前言

写作的潜在之声

第一部

从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到玛格丽特·杜拉斯

未发表的文章：中国的小脚

圣伯努瓦的规则

“这里不要这个”

和玛格丽特·杜拉斯一起

杜拉斯的私人生活

给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信

给莫尼卡·昂泰尔姆的信

杜拉斯与儿子乌塔的通信

第三种关系?

给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信

对性别差异的不一知

玛格丽特·杜拉斯犹太化的团体

绝妙的，必然绝妙的克里斯蒂娜·V

快乐的绝望之声

未发表的文章：多维尔和死亡

未发表的文章：巴黎鲁昂之路

给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信

一天，玛格丽特·杜拉斯打电话给我

森林的玛格丽特·杜拉斯(附玛格丽特-杜拉斯写给埃莱奥诺尔的信)

给杜拉斯·酸李树

第二部

虚构的要素和形式

“写作是试图知道如果我们写作我们会写什么。”

玛格丽特’杜拉斯：“我能爱你如此真是疯狂”

玛格丽特·杜拉斯，无尽的爱

杜拉斯的手稿：写作的舞台

写作的暗房

杜拉斯的幽灵：情感、写作和运动中的阅读

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家”

文学的痛苦

“讲述一个由于故事不在而展开的故事”

未发表的文章：泰奥朵拉

墨之花

未发表的文章：德巴雷斯德先生

小说性的悖论

劳儿，或者不可言说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印度

年轻女人和孩子

“在戏剧中，我们正是从缺失出发，来呈现一切”

玛·杜：戏剧

过渡：《广场》和《英国情人》

大西洋系列中对不可见的建构

给杜拉斯当助手

一次爱情的邂逅

“我的小可怜”玛格丽特·杜拉斯

克莱尔·德吕卡

演员们的见证 

克莱尔·德吕卡(克里斯蒂安娜·布洛一拉巴雷尔采写)

卡特琳娜·塞莱斯(与奥迪尔·佩里森一法贝尔的对话)

布勒·欧吉(同贝尔纳·阿拉泽的对话)

范妮·阿尔当(克里斯蒂安娜·布洛一拉巴雷尔安德烈·z·拉巴雷尔采写)

热拉尔·德萨尔特(与西莫娜·克里帕的对话)

“在画面中完全书写，任何电影空间都是一种书写”

从文学到电影：漠然的美学

给电影咨询委员会的信和给安托万·德巴克的信

未发表的文章：戈拉蒂娃

圣伯努瓦路5号，四楼左边

失而复得的劳儿：围绕一部未出版的手稿

薇拉·巴克斯泰尔，大西洋女人

“一同致力于电影的岁月”

室内音乐话剧：《丛林猛兽》

未发表的文章：罗马对话

黑夜加尔各答

导演及演员的证词

马林·卡米茨口述

伯努瓦·雅各(与贝尔纳t阿拉泽的对话)

米歇尔·波尔特(与贝尔纳·阿拉泽的对话)

埃曼纽尔莉娃口述(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安德烈·Z·拉巴雷尔记录)

迈克尔朗斯戴尔(与让·克莱德的对话)

“除了音乐的谱写，别无其他”

沙湾拿吉之歌

不稳定的写作之歌

未发表的文章：工地

未发表的文章：贝尔福啤酒的广告

“她是一个音乐家”

玛格丽特·杜拉斯：音乐时间与写作时间

印度，印第安纳

未发表的文章(歌曲)：来吧嘲鸫

威尼斯

作为画家和女人

绘画，仍旧为了写作

我所认识的杜拉斯

未发表的文章：芭蕾的理由(金嗓子，空中芭蕾)

未发表的文章：泉水

第三部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当代

作家之声 

记忆之城或当代文学中杜拉斯的幽灵

书一地

有时为写作哭泣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菲利浦·埃内芒访谈

杜拉斯与我

人们

异域之声 

罗贝尔·阿尔韦访谈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意大利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波兰

杜拉斯在阿拉伯世界的反响

“翻译吧，她说”

杜拉斯在突尼斯

杜拉斯在中国

杜拉斯在日本

《这就是一切》阳光不再

杜拉斯生平创作年表

玛格丽特·杜拉斯和普拉提耶府邸

玛格丽特·杜拉斯给伊维特-巴罗的信

杜拉斯著作／电影列表

杜拉斯生前身后

专刊作者简介

无法拒绝，必然无法拒绝的杜拉斯(译后记)

中国的小脚

中国是永恒的。我，那年五岁。我们去那里度假，为了逃避东京湾三角洲的绵绵细雨。旅行是漫长的，花了三天时间穿越云南的山岭。我很清楚这是中国，不是印度支那，不完全是，名称上有点差别。我还知道中国人很多，尤其在中国他们最为密集，他们不想要小女孩，在他们眼中小女孩一钱不值，如果生的女儿太多，他们就把她们扔给小猪吃。这些都是别人教我的——就像日后教拼写和法兰西的伟大一样——在我们到达云南之前，为了让我看到中国人的时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知道怎么去称呼他们。他们教得甚至更多：中国广袤、残酷、善生养，在那里孩子们都非常不幸，你们从来都不知道你们有多么幸运。爱情被放逐。中国人不痛苦。他们从来都不拥抱自己的孩子。死亡并不让他们害怕。他们从来不哭，也不会哭。定期地，汹涌的洪水在中国肆虐，中国的河流也不像其它河流，它们都是以颜色命名的，它们离开河床，冲毁一切，夺走三十万人的性命，尤其是孩子，‘显然因为他们个子小，因此在大人之前就被淹死了，办完这些坏事之后，它们就退却了。但在中国因孩子的死亡而引起的悲恸要比在别处小得多，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有那么多的孩子死掉，又有那么多的孩子出生，一切周而复始，有规律地发生、平复、堵塞、遗忘，没有必要因为水灾而悲哀。

但至少，别墅很漂亮，土夯的，坐落在开满鲜花的园子中央。一条小溪从旁流过。我的哥哥，在头一天就找到了三只蟋蟀。对他来说，那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整个假期都在找蟋蟀，中国之于他就是有云南美丽的金褐色蟋蟀的国家。

但至少，城市也是美丽的。富足的城市，给人的印象如此，我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贫穷的回忆。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她建在丘陵上，到处都是台阶，层层叠叠的，白色和蓝色的房子，红色的招牌颤颤巍巍的，响着凉鞋的踢踏声和流动商贩哽哑的吆喝声。有时候会碰到几只小山羊。我从未在任何一个梦中找到过可以和她比拟的城市，那么名不虚传。巴黎，我十七岁那年见识到了，在她旁边，显得零落，不够紧凑；热那亚。港的街道倒可以，如果愿意的话，给你一个小城的印象。当时我只是一个从红河凄凉的平原、河内碎石铺的宽敞寂寥的街道上出来的孩子。我认为，城里卖的没有别的，只有皮货、茶叶、丝绸和鸦片，五百种皮货，两百五十种茶，上千种丝绸和鸦片。人们只吃流动小贩供应的糖果和煎饼过活。城市里飘着焦糖的味道。城市本身也是甜的，像鸦片；涩的，像茶；野性的，像毛皮。

但第二天，突然，我看到了中国女人的脚。我叫出声来。在她们小时候，人们跟我解释说，像你这样的年龄，就只给她们穿同一双鞋子，直到二十岁。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样，在中国，人们只喜欢小脚。它们以一种病态的缓慢成长着，原本可以长很胖很大，却只能被装在我五岁的脚穿的鞋子里。它们迈的步子说实话不能叫步子，而是雀跃，像鸡一样，脚和腿连一弯都不弯。对于这样的脚，跑步是不行的，甚至就是快步走也很勉强。似乎小脚让她们很花心思，吸引了她们全部的注意，以至于我以为她们受着折磨，苦于行走，我从没想象过人可以在痛苦中行走，我向来认为走路只能是一种最大的愉悦。在这里，或许人们只喜欢小脚，但如果长了一双大脚又会招来怎样的惩罚，终其一生?它们是物，物，和身体的主人隔开了，离异了，如果说我为这些女人抱屈，她们也让我觉得可怕，那是因为她们让自己的脚忍受这样的摧残。难道她们的脚就没有权利，像她们、像小鸟一样，完全长到它们天然的大小?

我想，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集体受罪的场景，而这，在五岁的时候，已经让人感到难受了。五岁的时候，我为中国女人嵌在小鞋里的脚痛苦不堪，我模糊地萌生了一种对错误的认识。因此脚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只是尚不被了解。我看着自己的脚，它们自由，像长了翅膀，在大小合适的凉鞋里，我受不了世界上所有小姑娘的脚无法享受同样的自由。我幻想这些受到压迫的脚不顾一切还是在长大，宁可自娱而不愿取悦于人，膨胀，胜利，撑破鞋子，自我解放，最终长大。但我想，为什么不跟她们解释呢?那得花上千年的时间，人们对我说。是的，中国人如此喜欢小脚的天性真是一种可怕的宿命。我五岁，在中国。

之后，是旺鸡蛋。那似乎比小脚更过分。别再想了，人们对我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我不愿意接受这种无能为力，我老想着它。我爱小鸡亲同手足，对人们让它们所忍受的虐待，我肯定负有责任。它们和猫一起，是唯一比我小又让我觉得亲近的生灵。我幻想着要把它们全部解放。我的所有小鸡都破壳而出，我的所有小姑娘的小脚都撑破她们的鞋子。把小姑娘扔去喂猪的故事对我的震动没那么大，可能是因为她们已经出生了，已经走出了夜，呼吸着，因此当她们被猪吃掉的时候，在我看来就没有被窒息的小脚和小鸡那么令人愤慨，这种如此完美、如此彻底的对生命的窃夺。不让长大比单纯不让活要严重得多，在我看来，不让呼吸、不让出去也比马上弄死要严重。当我们去云南乡下散步的时候，远离丝绸和鸦片，经过城市周边那些悲惨的村镇的时候，我看到土夯的笼子，只有一间，用一块离地一米高的木板盖着，下面总是圈养着两三头猪，我心想那是出于方便的考虑而作的设计，因为如果你生了个多余的女儿，不用烦恼，只要马上挪开木板扔给猪就完事了。因为我以为孩子生得很快，几乎什么时候都有，女人们怀孩子也像田野里的花花草草一样迅速，我当然知道，另一方面，猪只要活着，总是要吃东西，我看到多余的女孩按照猪的胃口的节奏出生，可以说完全一致。猪通常在我看来挺和善的，所以又一次，我也没觉得它们享用父母不要的小女孩有什么可耻——猪就像孩子，在大人看来，它们不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一一相反，大人，如果是中国人的话，肯定就是充满理智的。而且猪总是饿(就像我看到的世界上所有的牲口一样有惊人的、难以餍足的胃口，真是不幸)。既然在这个奇怪的国家人们只给它们吃小女孩——总之是自然地，合法地——它们又怎么能够拒绝呢?它们甚至都没有选择去吃她们，是人们把她们送来吃的。但是人，他们在不饿的时候也会选择吃小鸡，或至少饿也是因为别的东西而不是还在成形的小鸡。那么在人的胃口面前，小鸡到底是什么?这些丰腴的中国人有什么权力像吃水果香糖一样吃它们、犯下这可怕的罪行呢?猪，它们，关在木板底下，只能指望人的好心，小女孩的出生，在我看来，和猪一样，几乎都带着一丝温情，我的小脚、我的小鸡的世界要比其他世界、大人的世界更亲切，后者决定了所有一切的命运，甚至猪的罪行。而且，还有，我很清楚回头会怎样，人在这一慷慨施舍的合谋中要捞回什么好处，当猪被认为吃了足够多的小女孩养得够滋润的时候，等待它们的会是什么，人开始在周围转悠，带着贪婪的眼睛。不，尽管这种经济是那么怪诞，但并没有让我感到震动。

并不真是，中国没有任何东西比小脚和小鸡对我影响更深远。甚至不是云南两百名富家女子一同乘坐一艘蒸汽船出游，像家禽一样挤在一起，发出家禽般的叫声，因为她们几千年来对平衡的规律几乎一无所知，以至于船在一眨眼工夫就沉没了，她们全部丧生，裹在一直缠到脖子的织锦窄衣里，被她们可怜的穿着绣花缎子鞋的残废的脚拖着沉入水底，额头上是愚昧和女性的柔弱。

但时间过去。我们离开云南回东京湾三角洲。我长大了。我的脚和我一起长大，忠心耿耿地，而中国小女孩长大的只是孤单的身子，脚不长大。因此，我是全面地长大，伴着雀巢奶、净化水、漂洗过的生菜。在两层软木带透气孔的殖民地头盔的庇护下，我设法让自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长大，那些帽子是舅舅每年让人从圣一艾蒂安工厂带来的，考虑到我成长的速度。我的被人们很早就再三教导我的病菌、疟疾按蚊、变形虫和其它看不见但同样危险的造物吓坏了的心智也丝毫无碍，我依然在成长。如果说，从八岁开始，当男仆的儿子在我面前吃芒果的时候，我就会想： “他吃进去多少厉害的病菌啊!”我等到第二天去看他是否还活着；如果说除了捉迷藏、扮牛仔，其它游戏我一概不知，那是因为阴险的毒蛇，我知道，在花园每一块石头下面觊觎着我，没有大人看着，我被禁止独自在园中嬉戏；如果说在童话的年龄，我只知道热带的太阳，如果它不把人晒死，就是让人发疯，而当人一旦疯了，通常一辈子都不会清醒了，还有狗——我从来没有养过——人们从来不知道它们是否得了狂犬病，在这些地区，所有的花都被认为是有毒的，除非证明它不是，就像蛇一样，只要你摘了其中的一朵，你的手指就会掉下来；如果我还知道，在看西部牛仔片的年龄，在电影院，借着黑暗，携带鼠疫跳蚤的老鼠在四处游荡，知道在殖民地，不能冒着生命危险去看一部牛仔片；如果我六到十岁只和我的同类——总共也就只有四个和我一样的白人孩子一起玩耍，在一个和多尔多涅一样大的省份(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小学老师，之前被任命到一个地方就职)，却从来没有和男仆的女儿一起玩过，一方面她没有教养，另一方面，她可能会传染给我她身上固有的无数细菌中的几只——细菌是不能让它们挪地方的，一挪就醒了——，我的身体器官对所有这些因素都无动于衷，它凭着自己的意愿慢慢地成长。什么都影响不了，我的帽子和鞋子的尺码也正赶趟。中国变得遥远，还有小脚和小鸡。然而，当我到了被教导童年通常是人一生最美好的时期的年龄——这让我陷入矛盾之中——我依然记得。甚至对中国小女孩也一样吗?我问自己。对那些像小鸡一样的小动物?算了吧，人们对我说，你已经过了说这些蠢话的年龄了。我试着忘却，我做到了。时间继续流逝，我继续长大。

不顾一切地长大，不管细菌的威胁，还有，很快人们就教我的，罪恶的威胁一一但这还在其次。致命的罪恶可以害死它的罪魁祸首(在我身边人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例子)，最可怕的，不是不存在罪恶的细菌——人可以到处犯罪，甚至在本土～但人们不仅可以在行动上犯罪甚至还可以在思想中犯罪，在这片大殖民地上，细菌四处蠕动，在这种事情上毫不留情，而思想，它是那么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控制，却照样可以害死它的始作俑者。所有的威胁都没能阻止我长大——我的骨骼的钙化对此置若罔闻，并没有延缓自身的生长。当谎言也和霍乱一样能害死人的时候，我已经变得比我自身的不幸、我自身的细菌、我自身的毒蛇强一千倍了，如果我生在第戎，几个月都生活在一根绷紧的吊绳上，除了烦心去避免我自身不可见的和不可控制的东西，身外的细菌、体内致命的思想，都不能阻止我在适龄的时候进入青春期。如果这是所有如此微妙、如此艰难的分分秒秒组成的惊险杂技，有时候我还是会惊讶，有那么多的人都在从容地经历，我还是和其他人一样成功了。中国变得更加遥远了，还有小脚和小鸡。然而，当我对自己说存在是怎样的竞争，人们教我只有白人才真正地竞赛，而当地人，他们被淘汰、不让从事公职，是因为从他们一出生、甚至永生永世都罪孽深重，怎么斗争都无济于事，致命的罪恶也害不死他们，因为可以说他们是免疫的，就算罪恶在他们的灵魂里蚁聚，像细菌在他们体内一样，都是无害的，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此外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因为如果罪恶也会害死他们，那么法国人，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在印度支那会怎样?)是的，然而，是的，我还记得。那中国人呢?我问自己。中国人什么?他们也一样罪孽深重?但是中国人，人们对我说，他们跟我们无关，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我们在我们的地盘上，我们何必去操心中国人呢?

时间继续流逝。我继续长大。一天，我很高兴地发现，人不会动不动就因为罪恶而死去一一啊!完全相反——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些骗我告诉我先前那些相反的东西的人都健康如鲜花怒放。我发现这一推理的时候已经应该算很晚了，但我还是像每个人一样发现了它。这就是我童年的终结。后来人们教我几何、法语、拼写和殖民征服的伟大，关于终究离开了父母家的贞德的事迹，关于反殖民统治的革命，关于罗伯斯庇尔，说他是个粗人，关于圣茹斯特，说他是背信弃义的小人，关于路易十六，他原本可以尽快逃走的，关于拿破仑，他是科西嘉岛人，关于法国，她是我的祖国，她付给殖民地公务员的工资却不高，这以后什么都不能再阻止我去怀疑所有话语，最终理智地成长。中国完全远去了，我的小脚小鸡的世界沉没到无尽的黑暗里，无依无靠，但我又能怎样?总得让童年过去。这要花很多力气和时间。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回到童稚之年的中国，回到那些小鸡和那些小脚。很多，真的。至少对我是这样，那很漫长。十七岁的时候，当我到了法国，我还想在卢森堡公园玩捉迷藏。仅仅过了一年，我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喝我旅店房间里的水了。说服自己蛀虫是无害的花了更长的时间。但我还是做到了。我和每个人一样，也学会了认为生活是美好的，是无穷的宝藏。在这些小小的成功面前，其余的都无足轻重。每样东西都有各自的时间。就是在这些胜利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取得其它的凯旋，伟大的凯旋，于是我们就成了和大家一样的人，于是中国在你的土地上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因为什么都无济于事，中国总会和你有关，人类的新的微笑不是一直都和你有关吗?不。我希望她跟你有更多的关系，怎么说呢?在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显然已经和你有关系了。当然，这个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些东西，有一些满足是小孩子，很小的小孩子，很小的生命特别热切期盼的，它们在大人眼里不足挂齿、视而不见，但孩子们却非常在意。对他们来说，那就是真正的痛苦，比如说知道一个蛋壳不能被好斗的、忘恩负义的嘴巴最初的几下子啄开，只有一只小鸡雏的绝望和盲目，蛋壳完好无损，从此一无是处。或者知道有那么一些脚的存在，被窒息、被扼杀，在它们所谓的主人有意无意的时候簌簌地在阳光下索取立锥之地。但是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或多或少都是这样过来的，总之，我现在想说的就是一直以来，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从小脚或小鸡或其它东西开始，所有的美德，所有的教育——最坏的和最好的都一样一一我们总能企及。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未发表的文章，无日期，写于1950年左右)

  (黄荭译)

P9-13

或许，第一次，迎接一个女人的时刻到了。一个女人，一个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从今以后，她的文学地位不断提高，到处都闪耀着她独特的天才的方方面面。

在众多道路的交汇处，对写作的激情——这份执迷——把她扔进了小说的圈套和晦暗之中。不忽视对宇宙的荒诞和不公的反抗，她把写作放在了飓风眼上，作为多种介入的方式。胜利或颓丧的写作，或许也是急切的、炽热的、毁灭的，始终都象征了征服者的精神。她随后在戏剧、电影中和它再次交锋，充满了突如其来的发现或屈从于某种缓慢的内心独自。

因为，在玛格丽特·杜拉斯身上，语言是从生命和事物神秘的内心诞生的，它时时刻刻都让人满怀惊喜。不是稚气的目光，而是天真的目光，孩子、诗人、疯子、音乐家的目光，总而言之就是通灵者天真的目光。她的话触动了读者的灵魂，让它困惑，让它痴迷，让它动摇，让它沉醉，让它忘我，让它服从她的暗示。她的词句，远不是一种虚幻的稳妥，坦陈它们痛苦的不完美，保证了某种最高的苛求、最大胆的探索。在她身上，就像在她的文字中一样，隐隐显露着“命运”的印记，见证了两者之间隐秘而默契的“命运”。

就像科克托所评价的，一部作品的美要用它所撒播的问题的数量去衡量。从那时起，无聊的、虚假的逸闻趣事和圣徒传记就被排除出局。但是，没有什么见证、研究和谈论会任由自己受到过多学究的诠释和注解的侵蚀，由此也避免了繁杂的去考究和生命活力相离相背的危险。我们大家都不过是在聆听一个声音，在这个声音里，读者会慢慢发现，世界，我们的世界在感性和敏感的当下所产生的回响。

这个声音，我们应该在无意中聆听，但也要为它提供一个背景，好让它慢慢到位并产生意义，哪怕在前进的过程中，它的边缘会逐渐变得脆弱单薄。我们划分了三个领域来介绍作品和作家，通过其作品和人生，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声音和愿意在此和它产生回响的众多声音交汇。

首先要勾勒玛格丽特·杜拉斯变化的面容，她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和世界抗争的知识分子，那世界召唤她去说、去阐释、去战斗、去谴责，让她构建自己的政治介入观念和与之相符的作品……

第二部分是《专刊》的中心，打开这道门的秘诀就是杜拉斯作品的素材：虚构。如果说虚构在不同的文学体裁中都有所体现，那是为了让它们误入歧途，但她在自己选择的不同道路上都得到了认可，可以说：写作的经验就像永恒反复的探询，在这一点上她和莫里斯·布朗肖的想法不谋而合；小说或者戏剧文本自相矛盾的实践，两者都紧紧地和缺席联系在一起，仿佛缺席是出现的前提条件；电影成就和她在现代性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最后是她创作的边缘，一种最广义的诗意、音乐的声音所泄漏的寓意，她借助了其他一些艺术手法，但从来没去正面尝试：诗歌、音乐、舞蹈、绘画……

如果说这样的作品在二十世纪留下了它自己的印记，在当今世界它依然继续在刻录它的声音，这也将是我们接近作家的第三条途径：通过一些作家，他们披露杜拉斯对他们自己创作的影响，虽然他们可以不是杜拉斯写作的继承者；通过杜拉斯在国外的被接受，她的作品在国外广为传译，激起许多新的论争。

我们会发现，我们试图提供的三条途径常常交错会合，见证了一个让杜拉斯不停探寻的词语所蕴含的力量和秘密：写作。如果需要阿里阿德涅之线来指引我们脚步的话，那么就不要过多地在再次企图以最确切的方式来谈论杜拉斯作品的学院派的努力中去寻找，而应该从作家自身的文本，那些从未发表的、像浮标一样散落在途中的文本中去寻找。她那给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学界留下印记的写作，我们将聆听到它独特的声音。

我们诚挚地感谢扬·安德烈亚和让·马斯科罗，没有他们，玛格丽特·杜拉斯未发表的档案资料就无法得见天日。

我们同样感谢莫尼卡·昂泰尔姆、安托万·德巴克、伊维特·巴罗、多米尼克·巴克斯、布恩凯·夏朗苏克、奥利弗·科尔贝和阿尔贝尔·迪西的帮助，感谢现代出版档案馆馆长和文学主管、克莱尔·德吕卡、西达里亚·费尔南多一布朗肖、德尼·福科、弗朗西娜·弗吕肖、马林·卡米茨、米歇尔·卡斯特奈尔、多米尼克-勒里高乐、《解放报》、《月亮》杂志、保尔·奥查科夫斯基·洛朗斯、艾力克·布莱、埃曼纽尔·莉娃。

(黄荭译)

无法拒绝，必然无法拒绝的杜拉斯

如果说八年前翻译《外面的世界Ⅱ》纯属偶然，随后我做关于杜拉斯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是出于懒惰，那么八年后组织翻译《解读杜拉斯》就已经成了一种必然(至少大家都这么认为)，似乎它是我的义务，不得不坐下来沉在杜拉斯的世界里，没有理由拒绝。

或许我一直就没有真正学会拒绝。

或许我其实并不想拒绝。

或许我根本就无法拒绝。

去年法国埃尔纳出版社刚推出《杜拉斯》，徐和瑾老师就写了一个特别报道给我当时在《文汇读书周报》上主持的版面“阅读西方”。这是该出版社完成的第86本“手册”，却也是第一本为女作家出版的“专刊”， 以纪念杜拉斯辞世十周年，这份殊荣无异于给她颁发了一张正式前往“永恒”的通行证，只是这一路未免走得红颜寂寥。

如果说杜拉斯生前一直是个争议人物，她的生活和她的写作在作家辞世十年后渐渐披上了神话的殓布，成为圣物被包裹起来供奉在文学的殿堂，所有对她的憎恶和非议都平息了，只留下了缅怀和热爱。在这一特定的接受语境下，《解读杜拉斯》见证的是五十多位法国和世界各地的杜学专家对她的热爱，要么是和杜拉斯一起生活过、交往过、工作过的亲朋好友，要么是迷恋乃至“吞食”她的多种书写的阅读者和研究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勾勒出作家姿态万千的身影：传奇中的她，写作中的她，戏剧中的她，电影中的她，音乐中的她，她笔下的世界和世界眼中的她……

作为一部全面认识、深入剖析杜拉斯人生和创作的最新研究成果，《解读杜拉斯》通过传记、文本、戏剧、电影、音乐书写、异域之声(杜拉斯在国外的接受和影响)三条时而平行、时而交错的主线，牵引我们走进杜拉斯存在的内核：写作。该书还收录了杜拉斯多篇“从未发表的、像浮标一样散落在途中的文本”，在学院非学院派纷纭的诠释中保持了作家自己特立独行的声音，既是一种召唤，又是一种回应。

面对这么一本“教堂”般宏大的著作，翻译无异于把建筑的一块块砖石拆卸下来，搬到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化中再砌筑回去。在语言拆卸一搬运一重建的过程中，意义难免在自觉不自觉地损耗、变形和整合。当我答应胡小跃“承包”这一工程并在半年内完工的时候，的确非常犹豫和忐忑，所幸几个和我一样喜爱杜拉斯的研究生(曹丹红、祖志、孔潜)很快就同意参与进来，和我一起一头扎在杜拉斯的文字迷宫里。一个人迷失是可怕的，但寂寞中，如果听到他人亦在寻觅的足音，心灵往往就有了一份慰藉，于是互相鼓励着，我们渐渐摸到了门、找到了正确的出口。

因为芜杂，因为艰深，在意义的岔路口停留的是译者的踌躇，必须作出抉择，是合是得，合得不合得，你都必须前进。而此时有人在岔路口给你指一条路，在暗夜里亮一盏灯，你就会走得踏实许多。所以我要特别感谢《解读杜拉斯》的法国主编之一贝尔纳·阿拉泽先生，他曾是我在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做博士论文时的文学老师，得知我在翻译该书他很欣慰，每次我发过去几页的问题，他都会尽快详细耐心地回答，遇到他也解决不了的，他就联系文章的作者本人来为我们作解答。但毕竟时间仓促，大家埋头一路小跑着赶翻译，虽然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匆忙间仍然作了细致的校对，遣词造句还是难免有粗糙和疏漏的地方。也要感谢“杜拉斯学会”会长玛德莱娜·博格马诺对我一贯的支持和鼓励；感谢P.0.1出版社的Jean一’Pau1Hirsch，在中秋节把他们社刚出版的杜拉斯此前未发表的作品《战争笔记和其他文本》当作“月亮的礼物”赠送给我；感谢法国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为我寄来了《欧罗巴》杂志推出的《杜拉斯》专号；周冉寄来译文出版社名家翻译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系列》；胡小跃寄来海天出版社出版的和杜拉斯相关的作品和传记……正是他们对杜拉斯的挚爱感染着我，让我像一头骆驼在文字沙漠里跋涉时，看到了绿洲，看到了井。

一直很喜欢杜拉斯的这张照片：她苍老了，满脸镌刻着时光沟沟壑壑的足迹，握着笔，大大的玳瑁眼镜，镜片上映出年少的她和母亲在印度支那拍的合影。如一种启示，照亮了杜拉斯整个的人生：童年、母亲、自我和写作。

杜拉斯说：如果知道2050年还有人读《劳儿之劫》，她会死得从容一些。而我们，目睹了杜拉斯的“小音乐”被载人世界经典的读者，势必在2050年还会阅读《劳儿之劫》，阅读杜拉斯。缘于同一份对文字的迷狂。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2006年12月于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