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读书时加入地下党到投身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从进入外交部到出任外交使节，从派驻联合国为国家利益折冲樽俎到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肩负起参与收回香港的历史重任。

本书是一部具有较高出版价值的人物传记类图书，记述了周南丰富多彩的外交生涯。

本书重点围绕香港回归记述了周南的亲身经历，为世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作为香港回归的历史见证者，周南深情的缅怀了邓小平同志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所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建立的丰功伟绩。

六十述怀(代序) 周南

前言 宗道一

夫子家园是故乡

犹有归时一段愁

蓬门今始为君开

万方多难此登临

一川风雨满林霜

记否当年明月夜

少年不识愁滋味

江湖夜雨十年灯

一箫一剑平生意

几度临风忆故弦

燕山旧梦等轻尘

陌上花宜别样新

风云聚处曾携手

执手相看只黯然

和风故燕发新株

风掣红旗过绿江

坐拥书城不让南面

卡拉奇的“外交学徒”

从办公厅到亚非司

将军本色是诗人

蜡炬有心还惜别

刚肠迅雷发叱咤

万国宫里议春秋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朔雪炎风俱是家

烽火千山繁鼓角

一蓑烟雨任平生

也无风雨也无晴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斋堂主席授机宜

布什“巧”遇乔老爷

初次上阵“摆乌龙”

身在龙潭虎穴畸

布托泪洒联合国

巴拿马的遭遇战

饥肠辘辘安理会

莫尼汉的“Tyrarmy of majority”

乔冠华舌战马立克

茅台酒里的发言稿

剑气箫心两未残

大舞台和大学校

外交部办公厅“行走”

湔雪百年香港耻

麦理浩投石问路

“一国两制”构宏图

英国方面的算盘

邓小平与“铁娘子”的较量

议程问题的争论

“三脚凳”和“民意牌”

打“经济牌”也不灵

幻想“主权”换“治权”

折冲樽俎任首席

小平一怒安天下

无中生有“跛脚鸭”

乾坤旋转瑞珠还

故国旌旗人澳门

兰舟共济与君同

晴空一鹤排云上

唇枪舌战在葡京

桃花又是一年春

四载辛勤铸九章

“一国两制”的含义

英国人开始动作

许家屯变节出逃

春在枝头已十分

香港繁荣的缘由

倒行逆施彭定康

对待英国软不得

“直通车”和“另起炉灶”

身在疾风骤雨中

草长莺飞我欲东

回首平生一灿然

息影林泉读我书

外交生涯再回首

附录

后记

当时学校的学习环境不像现在这么抠分数，比较提倡课外自由阅读，自由选择。现在不是提倡素质教育吗?我觉得那个时候才真正是素质教育。就拿体育来讲，那时的学校体育馆也是一流的。作为低年级的学生，下课后站在体育馆里看高年级的学生打篮球，可望而不可及，挺羡慕的。后来我喜欢上垒球和举重课，有一段时间好像垒球打得不错，十四五岁时能举起四五十公斤的石墩子，跟同学比一比胳膊上的腱子肉，很得意。当时教音乐的老师叫张肖虎很有名的。后来好像是去了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当教授。我对音乐很喜欢，包括京昆戏曲和西洋音乐，可惜五线谱读不下来。

我们兄弟几个的爱好还是比较一致的，都倾向文史方面。对理科兴趣不大，能混上个60分，及格了，就可以了。我当时特别讨厌生物，老师留作业，让我们画人体的细胞，细胞有细胞核，还有好多点。得把铅笔削尖了，点小点，铅笔尖点坏了，还得削铅笔，往往累上半天。搞这个，不耐烦。后来大家给老师起了个外号叫“小细胞”，学生淘气啊!我对数理化的兴趣也不大，而对中文、外文都很喜欢。那时候还提倡读古文，背古文。大约是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教古文了。选读是从头背起。要背的是《诗经》、(《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然后是《春秋左传》这些东西。写作文可以写白话文，有时候也提倡写文言文，有时候还可以自由选题。我记得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位女老师布置了作文，她不给题目，自己选题。我当时正在看鲁迅、周作人的东西，我就写了(《论鲁迅与周作人》，分析鲁迅和周作人同出于一个家庭，两兄弟所走的文学道路、人生道路却怎样截然不同。当时胆子很大，十几岁的小毛孩，就开始论鲁迅与周作人了。老师看了以后很惊讶，然后就向同学们介绍，让大家传阅。看过《鲁迅全集》的话应该知道，“五四”之后，是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时代，鲁迅先生在北平女师大教书。当时闹学潮，很大的一个学生运动，即“驱杨运动”，驱赶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当时的教育总长是章士钊。这位女老师正是鲁迅先生的学生，也是周作人的学生，还和许广平一起参加过倒杨荫榆的学潮。那时候周作人还是进步的，后来才当的汉奸。女老师很惊讶，这么大的小孩，竟然能够评论起这个。当时我一回家就看书。家中的藏书很多，旧的有《四部备要》、(《图书集成》，还有历代名家的诗文集等等，还有《万有文库》、各种小说以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著作和外国文学著作，门类齐全。我说自己和“五柳先生”一样，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论“中”学不如过去的老先生，论“西”学也没有拿过洋博士学位。只是喜欢读书就是了。

有一段时间读了些武侠小说，很着迷。那时候金庸、梁羽生等人还没有出现，我读的主要是还珠楼主的代表作，像《青城十九侠》、《蜀山剑侠传》，这些都读过。当时大人不给钱买，我们胡同门口有借书摊，几个铜板借一本。我就去借一本，当天夜里不睡觉，看完了，第二天把第一集还了，把第二集再借来。这些书就是这样读完的。我在报纸上看到，当时上海有个青年学生，就是因为读《蜀山剑侠传》读得着迷了，跑到峨眉山上去求道，后来饿回来了。我还没痴迷到那种程度，但是后来也想练练身体，就练武功。练什么呢?当时就练举重。我那时候才十三四岁，上初中。后来觉得那些武侠小说写来写去都是些老套套，又脱离现实生活，没什么大意思，就不看了。

另外就是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等等。我对《红楼梦》特别有兴趣。有一个暑假，我把《红楼梦》读了两遍，书中的诗词大部分能背诵。但是因为当时年纪小，对书里面的社会意义理解不是很深刻，只是觉得书里面的人物性格刻画得细腻丰满，栩栩如生。我对林黛玉、晴雯比较同情。参加革命后，我明白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制度比人强”，制度不变，个人是无法逃避悲惨的境遇的。现代文学散文主要就是读鲁迅的，鲁迅先生文笔犀利，对旧社会黑暗的揭露比较深刻。小说我受巴金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家》、《春》、《秋》。《家》里面的觉慧这个形象，就和自己的个性解放联系起来了，老想冲出家庭，走向社会，改造社会，有这么一种朦胧的意识。

高庆琪在1998年写了一篇名为《兄弟之间》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他回忆起和我在一起的这段时光，写道“幼年我俩共同就读于天津一所名为‘耀华’的贵族式洋学堂。出身于书香门第，我们在丰富的藏书中如鱼得水，诸如什么碑帖，《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万有文库》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被我们阅读不止一遍。”

解放后，我经常去北京琉璃厂逛古旧书店，回国休假也要抽空去“淘书”。到各地公干，首先关心的是卖古籍的书店。刚到香港就职不久，有一次去上海，就去中华书局的古籍仓库里看各种线装书。那个时候，是朱镕基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知道我喜欢古书，他很客气地说：你就尽量多选几本吧。虽然仓库里布满了很多尘土，我依然乐此不疲，一呆就是两个多小时，那种味道真是妙不可言。我每个月的工资，除了日常生活开支外，主要都花在买书上，家里几间房子都装满了书，包括全套的《四部从刊》、《二十四史》和其他一些经、史、子、集的专著典籍和历代书法和图籍，可以称得上是“左图右史”。虽然工作繁忙，但临睡前我总是要看上几页，只有这样才能安然入睡。有一次，我买到一部影印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注》，非常高兴，走到哪里就带到那里。我认为现在国内外的图书动不动就出多卷本的精装“大全集”、“大辞典”，其实很多是抄来抄去的，错误很多，既不经济也不实用，只能供摆设。看那样“西装革履”一样的书必须“正襟危坐”，哪有线装书一册在手，坐卧由人的阅读乐趣啊!我觉得应该把全国各大藏书机构和各大学图书馆藏有的宋、元、明、清各朝善本图书(最好也包括台湾的故宫博物院)挑选一部分好的，分期分批影印出版发行。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倒是一件大有功德的事。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宇宙如此之大，我们未知的领域如此之广，只有读书才能不断地提高我们的知识和智慧。人生岂能不读书呢?

现在的大学里都抠得紧紧的，你想读点课外书，没时间了。我倒主张应该自由一点，大学生还像中学那样子，抠得紧紧的，就不对了。那样对年轻人智力的开发和视野的扩大都没有好处。

P23-25

2002年夏以来，我为编撰新中国外交官“口述外交”，携浙江财政学院01、02、03财经新闻专业，04日语、会计专业和东方学院学生相继采访了戴秉国、周南、田曾佩、倪征日奥、刘春、刘振华、徐敦信、凌青、谢启美、金永健、卢秋田、杨公素、蔡方柏、吴建民、梅兆荣、沙祖康、王第三、康岱沙、徐克立、成幼殊、谢恒、吴甲选、范承祚、时延春、孙必干、汤永贵、汤铭新、黄志良、张愉、张联、陈宝鎏、施燕华、吴筱秋、吴珉珉等50余位知名外交人士。

本书口述者、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先生是中国外交界的知名人士。1946年，青年时代的周南先生在燕京大学从事地下学生运动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走上了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道路。1948年周南先生到晋察翼解放区汇报工作期间，因遭到国民党通缉，不能返回白区，便奉命进入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培养外交干部的中央外事学校，从而为建国后涉身外交事业铺上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周南先生在正式步人外交征程之前，有幸得到了一次外交“洗礼”。

周南先生长达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覆盖了新中国外交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在此期间，周南先生参与了中国的若干重大外交活动，包括抗美援朝，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驻巴基斯坦使馆和驻坦桑尼亚使馆的工作，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以及长达10年之久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特别令海内外人士注目的是，周南先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曾先后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直接参与了收回香港和澳门的工作，其后又奉派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他是长达15年之久(1982—1997)的香港回归全过程的见证人。

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里，周南先生亲历了不少罕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这些经历对于有兴趣研究新中国外交史和香港、澳门回归的人们，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文献价值。有鉴于此，我们非常恳切地建议周南先生讲述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以便为后人留下一些珍贵的史料。经过一番努力，周南先生最终被我们说服。从2004年夏开始到2006年夏的两年里，我和我所供职的浙江财经学院的10余位学生助手与周南先生进行数十小时的口头采访和录音。在整理的过程中，为了尽量使周南先生的口述成为一部“信史”，我们又查阅了大量报刊与历史文献资料，对口述内容做了一些必要的核对和补充，但在整体上仍然保留了口述的基本框架和思想观点。此外，为了便于阅读和了解当时的人和事，我们对周南先生口述中涉及的人物，特别是外交界的人物做了一些必要的注释。对于见仁见智或众说纷纭的不同说法，则尽可能客观地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背景材料，以便广大读者、学者在阅读本书时参考。

本书出版适逢香港回归10周年。我们相信，广大读者将会按照自己不同的需求，从中找到各自感兴趣的内容。请读者朋友与我们一起走进口述者周南先生对如烟往事的回忆之中去吧。

我多年从事新中国外交史、外交人物的研究，为有助读者了解和研究新中国外交队伍的形成、发展的基本脉络，谨将《摇篮里的新中国外交部》一文收录书后，可与周南先生口述对照参看。非存“附之骥尾”之念，敬请垂注、赐教。

关于口述的书名，周南先生曾有意取用《湖海平生》。辛弃疾《满江红·湖海平生》云：“湖海平生，算不负、苍髯如戟。闻道是、君王著意，太平长策。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便凤凰、飞诏下天来，催归急。车马路，儿童泣。风雨暗，旌旗湿。看野梅官柳，东风消息。莫向蔗庵追语笑，只今松竹无颜色。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据(《三国志·魏志·陈登传》：“(许)汜日：‘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编者自明周南先生本意。但为通俗浅显、明白畅晓，思虑再三，还是选用《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一名。盖因更切题也。  1998年仲夏的北京，我经吴甲选大使引见，与周南先生相交。虽官至部长，周南先生了无官场气味，骨子里文人书生气依旧，谈吐幽默诙谐，真可谓：“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当今诗人甚夥，以愚之见，周南先生才是真正的诗人外交家。在我的眼里，他浑如大学文学院里的唐宋文学的教授。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由宗道一采访、编著，金筱、傅铮铮和吴惠娟采访、整理初稿。全部书稿均由宗道一编辑审校，最后定稿。宗道一自始至终主持全部工作，并撰写、编校全部注释。金筱和吴惠娟参予了部分后期工作。2006年1月后，上述学生相继实习、毕业离校，后期的采访、编辑和校对工作即由彭娌娌、陆婵、黄聪聪、黄丽娜和庄玲玲负责完成。参加前期文字输入工作的还有徐成存和朱礼盈，参加采访的还有郑芳。

采访工作得到了外交部老同志王第三先生，以及浙江财经学院领导童本立书记、王俊豪校长、胡建成副书记和钟晓敏、陈寿灿副校长，学校团委书记王永胜，二级学院团总支书记申屠莉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另外，朱兴柱先生对此书的出版也多有帮助。编著者谨向上述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除历史资料图片外，书中照片大多为口述者提供。因年代久远，少部分资料图片作者不详，敬请知情者联系告知。

本书口述者、整理编撰者谨声明：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内容。

                 2007年2月18日

著名诗人外交家周南先生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终于定稿，并即将付梓出版。作为主要的编著者，3年来筚路蓝缕，甘苦自尝，回想种种辛酸，感慨万端，真不知从何说起。

自2001年夏秋以来，我所在浙江财经学院开始设置财经新闻专业，并从当年入学新生中选拔了第一批学生，我有幸参与执教。6年来，我携连续三届数十学生助手采访了大批外交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和民营企业家，陆续出版了《我是个“两栖动物”》、《从延安窑洞到北京外交部街》、《中国蘑菇红云的幕后》、《红蜻蜒飞起来》等6册口述系列丛书。作为师生合作的结晶，其现实意义和内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毕竟是稚嫩的处女作，自然瑕瑜互见，最明显的问题还是差错。 虽然说现在有“无书不错”一说，但是作为严谨的作者，我还是无法原谅自己。那倒不是因为白纸黑字，你无法“抵赖”，而是在于你的心头永远无法平静，永远无法面对历史与未来。

这里仅举一例。《中国蘑菇红云的幕后》书中一位院士曾这样叙述：  第一次中子弹试验在当时是保密的。原理过关后，就送我到美国去，进一步进修，开拓眼界。所里和周光召先生千方百计要把我送到美国去，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做访问学者，干了两年后再回来。当时需要培养人才啊。美国人其实当时很怀疑。我的老板吴京生是很清楚的，因为他跟周光召是远亲。他生于南京，1949年去了台湾，他父亲原来是国民党通讯兵的头，后来去了台湾，现在已经过世了。吴京生先生这人很好，我从他那里学了许多。他是我的老板，资助我。后来我就和刘全生教授工作，他也是马里兰大学的。他是国民党一位国大代表的儿子，他父亲过去是在安徽省工作。吴京生对我很了解的，他保护着我，因为我是由周光召推荐的。吴京生本身是很进步的，曾多次被中央领导接见。他说他的马列主义学得比我还精通。他是台湾大学毕业的。当时台湾国民党说他父亲被镇压，他父亲可能是国民党中将，通讯兵的头，与王铮(他父亲的学生)对打。王铮现在已经去世了，是解放军无线电通讯兵的头头。国民党败退后，吴老先生没有去台湾，谣传在监狱中被共产党镇压了。当时吴京生非常恨共产党，后来发现他父亲的一封信，说明他父亲还活着，国民党欺骗了他，所以倒过来恨国民党恨得不得了，开始对共产党有了好感，看马列主义著作等。

虽然该段文字经过口述者的审阅，但是我还是不能宽恕自己。因为这段文字的“失误”是显而易见的，并不需要细细推敲即可发现。开头说：“他父亲原来是国民党通讯兵的头，后来去了台湾……”但后面又说：“吴老先生没有去台湾，谣传在监狱中被共产党镇压了。”这里暂且不说其他史实的误讹，但只要删去“后来去了台湾”一句，即可自圆其说。作为主编，我在这里真是错得莫名其妙。结果，口述者忽略了，出版社的编辑也疏忽了，没有看出问题。

我不怨别人，只怪自己。这位院士口述中提到的吴京生先生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科学和技术研究所研究教授。吴教授主要从事磁流体力学和等离子体动力理论方面的研究，1978年以来曾多次来华访问并进行学术交流。1978年至1992年，吴京生教授亦曾偕夫人贾蓉谦女士多次回大陆。

吴京生教授的父亲就是吴勋如，最初供职于旧政府的交通部电信局，后来次第出任国民革命军南京总司令部电台台长、军委参谋本部无线电总台长。1943年，吴勋如在重庆被授予少将军衔。

平心而论，吴勋如先生是旧时代的一位有正义感的技术人员，正是基于此，他在1948年毅然作出不去台湾而留大陆的重要决定。原因之一就是他有“亲共”嫌疑。一次，已撤至福州的吴勋如推心置腹对儿子吴京生说：“我也知道留在大陆也不会有好下场。你也许不知道，在1944年到1945年间我领导的工作虽然主要对付日本和汪精卫伪政府，但是也有一部分工作是针对延安的。从1945年底以后主要是在对付解放军。这笔账要算起来，我不是‘反革命’就是‘战犯’。不论哪条罪名都是死路一条。但是我想与其被国民党整死，还不如把命交给共产党算了。”当时吴京生问父亲：“难道就没有别的路好走了?”而吴勋如的回答显得十分无奈：“路是有一条：那就是像有些国民党的贪官一样到香港或者海外当寓公。但是他们有‘腰缠万贯’的经济基础，而我们家所有的存款即使买全家去香港的飞机票都不够，也许这就是当清官应有的下场。”此时的吴勋如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如何在保证全家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留在大陆的计划。

不久，吴勋如果然想出了办法。1949年4月初，也就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前夕，吴勋如手提夫人准备的行李箱，“奉命”搭乘轮船经沪转赴南京“参加”一个“会议”，同行还有两位同事。

吴京生送父亲去马尾上船。途中，父亲告诉儿子：“所有的重要机密文件都在我书桌抽屉里。我一份也没有带走。这样做是为了你们的安全。将来你们会理解的。至于这次去南京，的确是留在大陆的一次很难得的机会。不过太仓促了一点。是不是就不回福州了也真的还没有完全决定。我打算到时候根据具体情况再作定夺。”“万一我决定不回福州的话，你暂时不宜跟你母亲说这是有计划的。你们愈是慌乱成一团，对你们愈是有利。一俟国防部的人全部撤退去台湾了以后，你就可以将真相告诉母亲，同时计划一起回南京。”不久，当局以吴勋如没有离开南京是有计划的投靠“共匪”而展开调查。但是终因保存的文件和资料一份不缺，怀疑遂消。

不久，镇压反革命开始，南京军管会军事法庭逮捕了吴勋如。1952年春，台湾“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魏大铭约见已在台湾大学就读的吴京生。魏称：“吴勋如已被判处死刑。”

1953年，吴京生毕业后获取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奖学金，入该院研究生院深造。

抵美后的次年(1956年)，吴京生与在南京的母亲取得联系。1961年，吴京生告诉母亲准备与莫荣谦结婚。母亲复函中夹有父亲吴勋如一短函，吴京生方知父亲还健在。

吴京生第一次回到大陆是1974年。在西子湖畔，吴京生向父亲提出了一个积存心中很久的问题：“如果那年在福州你带走几份重要的材料或文件，你后来的处境会不会好些?”“弊多于利!”吴勋如的回答再次证明他的绝顶聪明：“首先，我的确没有想过要‘立功’。因为我一生中最看不起的就是‘投机取巧’的人。要向共产党‘立功’就应当在共产党还没有得势的时候而不是在快要成功的前夕。我想共产党也会这样看国民党中‘起义’的官员的。重要的是我们在重大问题上能不能和他们站在一条线上。如果只是为了‘贪生怕死’而‘立功’，只会自讨没趣。我并不想向共产党要一官半职。再说，通过工作我知道在我们这一行里他们那边有能耐的人多得很。第二，1947年以后我已经接触不到重要的材料。后来掌握的也无非是一些次一级的密码和资料。这些材料一般来说都是有时间性的。如果他们发现我在开过会以后不回福州，马上就会调查，一旦发现‘遗失’立即可以将密码更换或改变。就算我想‘立功’，在我离开福州的时候根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解放军才会渡江。很可能早在我交出来以前就失效了。果真如此的话，共产党会怎么看我呢?不但是‘投机分子’，而且还是‘骗子’。在另一方面，倒可以给某些人很好的把柄，因而给你们带来很大的灾难。”

吴勋如的晚年在逍遥自在中度过。1984年他在京病故。江苏省有关部门为其举行追悼会，并以“同志”相称。

我所以用如此篇幅来介绍吴勋如先生的“行状”，是因为做口述历史远比自己写文章要难。厘订史实，鉴别考证，在口述史的整理编著中尤为重要。因为人的记忆并不完全可靠。这里主要还不是所谓“为尊者讳”一类的问题，而是从人的生理上讲。再好的记忆力，也经不起岁月长河的消蚀。所以，套用“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尽信人言，不如无言”。  书籍报刊有时也不完全可靠可信。除了各自见解不同之外，主要原因是在当代中国的过去岁月里，由于一些非技术性原因，各类作者的叙述并不完全是事实。何况有的作者本来就疏于采访，或根本不采访，只是拼凑乃至原封不动抄袭。他们既没有“活材料”(采访时从采访对象嘴里掏出来的鲜活素材)，也没有掌握、积累丰富的“死材料”(大量的书籍报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