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小说月报金长篇丛书》之一，是一部描写华人在域外的生活和情感的经历的长篇小说。在小说中，作者表述了善良人的不幸与罪恶，还着意影射了当代人共有的时代性癖症——窥伺，在层层叠叠的窥伺网内，折射着当代人在日益分化的社会中孤单、陌生、惶恐、怀疑、好奇的心态本质。

这是一部以东欧为背景，描写华人域外生活和情感经历的长篇小说。在匈牙利经商的中国青年林斌邂逅当地姑娘克拉莉，戏剧般地成就一段异国姻缘。定居于一个古朴偏僻的匈牙利小镇。然而，表面上平静安宁的生活却始终被一种不祥的氛围笼罩着，小镇居民莫名的敌意和克拉莉神秘的身世无时无刻不在惊扰着他们，最终摧毁了林斌的幸福生活：女儿意外身亡，克拉莉带着患精神病的弟弟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说题材新颖，视角独特，笔触细腻，通过讲述貌似荒诞的日常性冲突，不仅再现了东欧小镇的生活画卷，而且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出人物的命运跌宕。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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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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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访谈 旅鸟之翼

后记  一群善良人的无辜罪孽——《狭窄的天光》创作谈

林斌的商店开在小镇的闹市区，左右隔壁是邮局和银行，对面就是镇政府，离中央广场也只隔三条街口。店里卖的是中国货，门脸儿刷成惹眼的红色，门口吊着一对大红灯笼，为了招徕客人，林斌在房檐下装了只灯箱，红色的衬底上倒写了一个金黄的“福”字，上头还画了个“福娃娃”，为了能让当地人看懂，林斌特意请人将“福”字译成匈牙利语，并且大头朝下地写在“福”字下面。

店名起得挺怪，叫“竹子商店”。这个名字是克拉莉起的，其实不为什么，就因为在女人的脑子里，“竹子”是最具东方情调的外来词汇。不光店名，就连商店招牌上的匈牙利字母，也都支支棱棱地写成了竹叶模样。林斌虽对这个店名不满意，可他不愿伤害女人的积极性。要知道，从选地段挑门脸到谈租金办执照，从请木匠约瓦匠到印传单贴广告，里外都多亏有克拉莉张罗，要让林斌一个人办，鬼知道要花多少冤枉钱。

要按林斌原来的想法，店名里怎么也该带一个“龙”字，不仅吉利，而且神气。瞧那些能在国外扬名的中国演员，从武打明星李小龙、成龙到演末代皇帝的尊龙，哪个名字里没有这“龙”字？更何况，林斌自己就是属龙的，虽是条“小龙”，可“小龙”也是龙……尽管林斌依了女人所起的店名，但还是决定要在门楣上画一条龙！为此，他特意跑到布达佩斯瓦茨步行街街头的沃洛什马迪广场，背着手细心地转了几圈，最后选中一位他最满意的街头画师，讨价还价地付了人家一周的工钱，请他到乡下为自己的商店画一条龙。可是结果未能让林斌满意：尽管他事先给画师提供了一张印有“中国龙”图案的方便面包装袋，可那家伙还是自作主张地画了条面目狰狞、头小身短、有着鳄鱼肚皮的四脚毒龙。

林斌本想让那家伙涂掉重画，可是克拉莉却在一旁一个劲儿地夸“画得挺像”，“画得不错”，好像她当真见过似的。林斌想了想，转念说服了自己：人家毕竟是欧洲人，肯定要比自己更了解欧洲人的喜好。既然自己的小店开在欧洲。门口画条欧洲人喜欢的龙也并不为过。得了，就算入乡随俗吧……林斌这样一想，心里也就接受了。由此可见，这个中国小伙儿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他跟大多数出国淘金的同胞一样，具有一种自觉自愿的宽容心和很强很泛的理解力。

从选店到开业，林斌整整忙活了两个月。店里的货架是男人自己焊的，窗上的贴字也是他亲手刻的。为图吉利，原来什么都不信的林斌，特意在正冲店门的墙壁前供了一尊逢凶化吉的胖弥勒，女人则在收款台那侧的白墙上贴了一张啃竹子的大熊猫。看见克拉莉贴熊猫，林斌心里虽觉得别扭，但他并没有说出口，不仅因为他不愿打击女人的热情，更因为他相信克拉莉的想法更符合当地人心理……话说回来，熊猫虽不是财神，也是国宝；虽不是弥勒，也像弥勒。

开业那天，林斌不但在店门口放了两挂鞭炮，还搞了一场红红火火的“开业大酬宾”。放在窗台的音箱震得玻璃直抖，惠斯顿一遍又一遍地嘶声高唱《我将永远爱你》，林斌提訶一周就已在报纸电台做了广告，镇上和附近村镇的居民就像逛集似的都来转过一遍。克拉莉也抱着女儿招呼客人，帮丈夫应酬，感觉像是婚礼上的新娘。热心的小段特意赶过来帮忙，老潘也送来几箱式样过时了的衬衫库存货表示支持，

开业时新货打折，自然吸引来许多客人，几乎每位客人交款时，都会热心地提醒店主人：门口的灯箱挂倒了。林斌笑眯眯地耐心解释，可是人家语言里的“倒”就是“倒”，怎么也理解不出其他意思，如果非要理解，那就只有理解成“福”的反义词……结果可想而知，所有人听了中国人的解释都皱眉头，有的还用手指点点太阳穴，意思是说：我看这家伙的脑袋有毛病，就这样，林斌未出三日便失去了耐心，于是一声不吭地架起梯子，爬到房檐，将灯箱整个翻了个个儿。这样一来，灯箱上的“福”字虽被正了过来，可上面画的那颗娃娃头又拿了大顶，看上去好像躬着背，透过自己的裤裆看行人。

“竹子商店”以经销“中国制造”的服装鞋袜为主，同时也卖像打火机、折叠伞、冒牌手表、充电电池一类的日用百货，偶尔也会摆几样毛绒玩具或一辆童车。不过，他进的儿童用品周转得极慢，最后索性搬回家给六岁的女儿小林娜玩儿了。

两年前，当林斌第一次来镇上见女儿，女儿已经四岁了，而且有一个跟圣母一样的外国名，叫“玛丽亚”。林斌不喜欢这个名字，女儿现在的名字是林斌给起的，叫“林娜”。林斌对这个名字很满意：听起来是一个洋人名，同时又继承了自己的家姓。

这是一座古老的平原小镇，追根溯源，少说也有近千年历史。就拿中央广场的小教堂来说，早在公元十二世纪中叶，曾是一座修女院。然而时过境迁，修女院的名字早已从当地人的记忆里消失，掌管它的人不仅更换了性别，而且住在城里，车来车往，平日只留下一个酒鬼独守钟楼。

小教堂是全镇人的希望之所，而每星期来这里四次主持弥撒的戈拉汉姆神父，则是唯一能够代他们向上帝传递满足与怨艾的人。钟楼上的铜钟虽然敲得很不准时，不过每次敲响，都会为郁闷的居民带来安慰，似乎告诉他们：上帝忽然想起了你们……

通常，小教堂的钟声响在戈拉汉姆神父的黑色“宝马”进镇之后，偶尔也在嗜酒如命的敲钟人看到天使的时候。

“唉，也不知道这老家伙看见的天使穿不穿衣裳？”酒馆里，盖佐老汉习惯性地将酒盅焐在手里蹭了蹭，用虽然轻巧但并无戏谑的口吻自语道。(P12-15)

一群善良人的无辜罪孽

——《狭窄的天光》创作谈

一、流浪到东欧

我跟别的孩子一样，小时候也经常编构自己离家走失的历险：幻想家人为寻找丢失的我东奔西走，惊慌呼叫；幻想自己在雨林迷路、被野兽追猎、遭强盗殴打的折磨，以此偷享失落带来的快感和被他人挂牵的幸福。不过，那种流浪只是孩子的勇敢童话，是少年自恋的影像，是一种浪漫的、远离现实的虚假挫折，是一种无忧无虑、不会出丝毫意外的安全旅行。对一个善良得脆弱的青春期男孩来说，我的反叛不是在行动上，而是在想象中。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幻想世界与真实世界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1991年晚秋，我离家远行。带着亲友的牵挂，带着自己年轻的本钱。直到出发，我都没查过世界地图，既不知道匈牙利在哪儿，也不知那里人说什么话。就当列车启动的刹那，我才意识到自己投入了一场危险游戏，就像误人小人国的格列佛，突然感到被绳索绑缚的真实疼痛。这种疼痛，既让我无措，又令人兴奋。东欧风景的疏懒，外国警察的追猎，失业，饥饿，苦闷，充满新奇的忧虑以及不乏燃烧的寂寞……儿时幻想的折磨变成了现实，圆了从小流浪的梦。记得，当我拖着七十公斤行李跳下布达佩斯东站站台时，感觉自己是一个行走天涯、赤手屠龙的神话英雄。

到了目的地我才知道，自己前来投奔的大学好友，早在三个月前就去了奥地利，我被孤零零地丢在一座南疆小城——塞格德。我不信命，但有一件小事叫我不能不信：当年学钢琴时，我能弹的第一支完整曲子，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5号》。

半年后，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重挫，卷入了一场意外冲突。失业、失恋、失掉居住身份，一夜之间坠入了低谷，并且面临警方驱逐。当时正是匈牙利排华最严重的时期，许多人冒险偷渡到西方，也有不少人戴着手铐、被枪口顶着遣送出境。那段时间，我得了抑郁症，前行无路，后退无方，将自己囚在房间里，害怕出门会遇到警察，悬廊上邻居的脚步重了些，我都会紧张得心惊肉跳。夜里恐惧失眠，白日对窗流泪，饿得想哭，孤独得想喊，有生以来我头一次知道什么是绝望。

在一个无风的夏日午后，我又像蜥蜴一样蹲在窗前发呆，忽然有一只手隔着玻璃敲我的脸。我认出是皮特，一个瘦高、英俊的敏感小伙儿，一个学业无成的自由艺术家。他听说我已几天没有出门，不仅跑来看我，还给我抱来一团褐色的泥巴。皮特关切地劝我：“你要是闷了，就捏点儿什么！”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团泥巴救了我的命。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将自己的全部时间、能量、欲望和情感全都倾注到这团胶泥里。那些即兴的泥塑后来被朋友们瓜分了，留下的几个我带回了同，至今摆在北京家中的书橱里，每每看到都充满感恩，它们见证着一段离奇得失真的流浪日子。

皮特还带我去了蒂萨河畔的老林深处。每到夜晚，林中都会点一团篝火，聚来一群边缘的孩子。流水，夜风，蟋蟀鸣唱，篝火噼啪，大家围坐，一夜无话。一张张被篝火映红的脸，就是一席青春的华宴。黎明来了，我们趁着城市尚未苏醒，幽灵般散去。

二、爱上了乡村

1992年夏日的一个周末，我醉倒在尤若夫，阿提拉大学的俱乐部里。清晨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鸡鸣狗吠猪哼哼的农家小院。原来，前晚我被一位叫“伊米”的俱乐部保安收容了，被他拉到离城二十公里的小村里。

看我醒来，一家人围住我问这问那，伊米会说英文的弟弟做翻译。听我讲完自己的遭遇，伊米的妈妈走到我跟前，把我的头搂在她的怀里。这位皮肤粗糙、体格硕壮的农妇爱怜地说：“以后你就叫我妈妈吧。”  同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当我形影相吊地沿着寂静的悬廊回到住所，看见门口放着一麻袋沾着泥块儿的土豆和伊米留下的一张字条……后来，就是这五十公斤土豆帮我熬过了一个最凄惶的冬季。另外，伊米还在村里走门串户搜罗病人。于是，在田园般的乡村里，出了一个骑自行车出诊的中国医生。不过，我出诊挣来的并不是钱，而是村民们送我的生肉、熏肠、蔬菜、鸡蛋或是自家酿造的葡萄酒。每次回城，我都满载而归，乐坏了同住的三个朋友，大家可以放开肚皮大吃一顿。

跟我合租住房的是三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两个在大学读英文系，另一个则是医学院的大二学生。为了能让我交得起房租，朋友们想方设法帮我找工作。办讲座，教中文，到俱乐部打工……每到假期，三个朋友都要退房回家，为了不让我流落街头，他们轮流将我接到自己家中，或者将我交给他们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

马科，是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农庄小镇。朋友们家不是果农蒜农，就是养鸡放羊。匈牙利的父母不溺爱子女，即便孩子上了大学，回家照样要干家务。父母则按工时付给孩子工酬，让他们用劳动攒钱旅游。假期里，我也跟着打起了短工。朋友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朋友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剥蒜编蒜；到果园里摘葡萄苹果樱桃核桃；在养鸡场帮着挑拣鸡蛋；或者跟着他们到农贸市场抬筐卖菜。晚饭后，大人给我们发工资，一天能挣三百福林，当时折合人民币二十块。钱虽然不多，但可以攒着付房租。在乡下，我最怕的是看杀猪，怕闻烧毛的臭味，怕听下刀时的惨叫；我最喜欢的就是跟朋友遛狗，一起嬉笑着在土路上轻快地奔跑。

那是一段编不出来的日子，虽然说来坎坷，我仍心存感激。若没有当年被从物质世界的放逐，也能跨入唯情的天国。没钱买衣，朋友们翻箱倒柜地给我找；没钱吃饭，朋友们送来面包奶酪；没有事做，朋友们带我周游全国。我没有家，但我有一大堆爱我的朋友；我没有钱，但我有能够我享受一生的情感。

……

世界日趋开放，个体日趋封闭。这是现代人的尴尬处境：若不作为窥伺者，便无法介入他人的生活。窥伺，是将自己置于安全的地方，而让他人暴露，进而获得某种控制局面的快感。人们之所以选择偷窥来解决好奇引发的焦虑，实际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心。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彼此的怀疑多于信任，提防重于依赖。人们就像鱼缸里的鱼，虽然囚在同一个有限的空间里，但不会在游动中彼此触碰。从某种角度讲，窥伺是一种变相的关系纽带，人们通过窥伺别人而印证自己。

小说中，迷上登高的小林娜则是这个“窥伺秩序”的破坏者。她从爬树到爬钟楼，无形中扮演了一个反叛的角色，她是小镇上唯一不喜偷窥、喜欢眺望的人。当镇上人陷入彼此怀疑、议论、敌视、报复的怪圈时，小林娜却像一个天使，迷恋钟楼窗口外那块长方形的天空：阳光，蓝天，浮云，和风，山峦，零乱的屋顶，交错的街巷，旷寂的广场闪着湖泊样的反光，从四面八方聚来的人群如同南迁的候鸟，远处叠错的屋顶好似彩纹的贝壳……整个镇上的人，没有谁可以分享她看到的美好。只有吉卜赛孩子狄比，虽然并未看到女孩看到的景色，但他至少感受到小林娜从钟楼跳下时的快活。或许，狄比将是下一个反叛者。

女孩的死，是窥伺时代的象征性悲剧；而老树的焚烧，则暗喻着殉难者的涅槃重生。老树被刨走了，街上的风景发生了改变。镇上人失去了诅咒的对象，他们不得不挫折自己。克拉莉逃走了，中国人被带走了，但是小镇不可能恢复平静，镇上人的日子再不可能恢复如前。

悲剧具有两重意义：一是让人省罪，二是求神救赎。

余泽民于布达佩斯  2006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