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白玉兰文学丛书之一，已故作家胡万春的代表作品，写于一九八三年的自传体长篇《苦海小舟》，顾名思义，写的是穷人的飘零生涯。叙事从清代祖父在宁波一带经营小本买卖，渐积资财，成家立业。到父亲一代上公学，接受强国思想，但屡遭劫难。到最后“我”，这上海城市的无产者降生，经历逃难乞讨、跑单帮、打工、学生意……最后走入产业工人队伍。呈现出历史的丰富性：将农村萧条、小型经济崩溃、资本型城市崛起……这些政治社会经济概念全演化成具体可感的生活状态。

本书是已故作家胡万春的代表作品，写于一九八三年的自传体长篇《苦海小舟》，顾名思义，写的是穷人的飘零生涯。叙事从清代祖父在宁波一带经营小本买卖，渐积资财，成家立业。到父亲一代上公学，接受强国思想，但屡遭劫难。到最后“我”，这上海城市的无产者降生，经历逃难乞讨、跑单帮、打工、学生意……最后走入产业工人队伍。

引言

我来到了苦难的人间

我也有小康之家的家世

我父母有趣的恋爱史

我家一贫如洗了

普陀山下来的老和尚

我的姨父也落难了

为我典来的祖母送丧

我失去了可爱的弟弟

我遇到了善良的英国人

我被卓别林感动了

战争的灾难来临了

我从死神的身边逃过去了

我们也开始逃难了

我参加了抗日宣传队

父亲居然向我道歉

我第三次逃过死神的魔爪

我在家乡当上舅舅了

我第四次逃过死神的魔爪

我在上海成了流浪儿

我遇到了“地头蛇”

盒子里的小女孩

我没让“白雪公主”进天国

我为“白雪公主”雇了保姆

我的心头肉被割走了

我在绝望中找到了妈妈

我终于进学校读书了

我成了全校头名状元

我有个可爱的奶兄弟

我第一次拿到了稿费

我成了异想天开的怪学生

我在小酒店学徒

我成了“万金油医生”

我当医生的美梦破灭了

我遇到了一群土匪

我遇到了新四军的人

我参加了抗日的斗争

我有了工人的自豪感

我在工人运动的浪潮中

光绪二十三年，即1897年，我母亲王秀娥生于浙江鄞县上王后江口。我外公名叫王顺法，是个秀才，略有家产，约有土田十七八亩，有墙院圈进的屋十余间，也算是小康之家了。王顺法为人严谨，从小接受的是封建正统教育，熟读孔孟及四书五经，但他对程朱理学颇有异议，对八股文却屡屡表示厌恶，认为这是“包粽子”，禁锢人的思想。清朝科举制度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逢子、卯、午、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秀才在乡试中考中的叫举人，可由此踏上仕途。我外公乡试一次未中举人，看不惯考场舞弊，就此灰心。由于他不满于腐败的朝政和官场的黑暗，自知仕途坎坷，就在上王办了私塾，决心以教书终其天年。

我外公膝下有三女一子，两女一子系原配所出，一女系填房所出。在兄妹四人中，我母亲排行第三，算她与四妹秀娟长得最姣好，而且又聪明伶俐。亲属中都夸奖我母亲的“垂胆鼻”，说人的鼻子长得好就七分好看了。乡里人说：“看人就看鼻头梁，看屋就看屋中梁。”我外公家训甚严，子女稍微懂事就开始教《三字经》或《千字文》，无非是“人之初”、“人手足刀尺”之类，而后循序渐进，读当时商务印书馆所出的文言《国语》及孔孟之书。我外公从不教学生及自己子女八股文，但他主张强记硬背。我母亲曾因背不出书而吃外公的“麻栗子”与戒尺，所谓“麻栗子”，就是捏紧拳头用两个指节敲头；所谓吃戒尺，就是用红木的戒尺打手心。而四兄妹中最不用心的是我的舅舅王秀元，“麻栗子”与戒尺吃得最多，甚至发展到让外公打屁股。加上我舅舅幼小时出过天花，留下一脸大麻子，更使外公厌恶，经常骂他“没出息”。我舅舅最怕读书，认为读得再好也只不过像外公那样成个酸秀才，还不如种田为好。所以他经常逃学，情愿与农家孩子一起赌小钱，摸蟹，钓鱼，也不肯用心读书。

使我母亲终身遗憾的是，她在四岁时，完全是一种偶然的情况，给她留下了终身的残疾。一次，我母亲的大姊正坐在桌边学做女红。我母亲年幼，正在桌边玩耍，忽然她想拿桌上的一把剪刀剪纸，大姊正要用剪刀，不让她拿剪刀剪纸，于是姊妹俩争夺一把剪刀，没想到大姊一松手，我母亲拿的剪刀一下子刺进了自己的眼睛，只听得“啊”的一声惨叫，我母亲右眼血流如注，痛倒在地上。

我母亲的大姊见状吓昏了，连忙奔去叫来我的外公。外公赶来见自己心爱的三女儿正在地板上打滚，立即把她抱起，心痛得热泪横流。后来请医生来治，谁知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走方郎中，专以骗取钱财为目的，坑害病家，他乱用药膏敷在我母亲右眼上。那正是秋天，新米上场，家中照例要做酒。我外公好喝酒，每餐要喝半斤黄酒，还要请客人，所以一年要做两七石缸的酒。那时，正在做酒，糯米蒸熟后拌上酒药，放在缸里发酵，像酒酿一样很甜的。我母亲年幼无知，与姊妹一起偷酒酿吃，这一吃闯了大祸，发得眼球凸出在眼眶外了。其实，敷在眼上的药膏，根本治不了这么大的眼球刺伤，眼球早已腐烂。因我外公很喜爱我母亲，他不惜花了许多钱，又把我母亲送到宁波请西医医治。我母亲十五岁的时候，外公又陪着我母亲到上海同仁医院，花了三百元大洋，请英国眼科大夫为我母亲装假眼球。装上假眼，粗看像真的，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右眼珠不会转动。从此，我母亲留下了这个终身残疾。

1911年，我父亲出洋回来，乡下人都传说“栋才货郎”的老二出洋发财回来了。这消息也传到了上王，连我外公也听说了。但那时我母亲还只有十五岁，当然不可能议论婚姻之事，可是不久我母亲已熟悉我父亲了。

原来我父亲回家以后，将三百元大洋交给了我祖父。当时，三百元大洋等于白银两百两，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使我祖父十分欣慰，不仅不计较我父亲当年不告而别的不孝行为，而且还在亲属中夸奖我父亲有闯劲。当年，我祖父就为我父亲成了亲，第二年就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胡宝元。然而我父亲的原配夫人一贯多病，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我父亲变成光棍汉了。

经过人生旅途上多次坎坷，我父亲变得本分了。禁不住祖父与亲属的坚持与劝说，我父亲终于接受了继承父业的主张，挑起了货郎担。当时，我祖父早在梅墟开了一家小百货商店，祖父逝世以后，商店由我大伯父主持。而我父亲则像过去祖父一样，整年累月挑着货郎担走四乡。

民国二年，1913年，我父亲已二十七岁，梳着小分头，身穿洋布短衫裤，俨然像一个见过世面的漂亮小伙子。他常常挑着货郎担来到上王，把担子停在王顺法家的墙院后门，把货郎鼓“啪啷啷——啪啷啷——”摇得震天响，把我妈及她大姐、四妹引了出来，向他买丝线、买胭脂花粉。那时我妈十七岁，长得花枝儿似的，虽然右眼有了残疾，但由于装了假眼珠，倒也没有怎么破相。

一次，我妈看中一块零头的花洋布，足够做一件短衫。她对我父亲说：“喂！货郎！这块零头布几个钱？”

“一共九尺，”我父亲头也不抬地说，“九个铜板一尺。”

九九八十一，这就是说这块九尺的零头料要卖八十一个铜板。我妈拿出两角小洋一角大洋递给了我父亲，说：“喏！这足够了吧？”

因为一角小洋只能兑换二十五个铜板，一角大洋才能兑换三十个铜板，这就是说两角小洋和一角大洋只有八十个铜板。我父亲接过银角子十分当真地说：“喔唷！你这个小姐太小气了，连一个铜板也要扣去，这不行。这块零头料我是照批发价卖给你的，你再扣我一个铜板，等于吃了我的肉里肉了。”

“是你小气还是我小气？到百货店买东西也要打折头哩！”我妈不服气了。“买你九尺布，少一个铜板也要闲语多来西。我没有一个铜板，否则我不买了。”

“不买拉倒，你把布放下，‘小气鬼’！”

我妈把那块布朝布箱里一扔，心里一气，也骂开了：“哼！不卖就不卖，什么‘小气鬼’啊？你这个贼货郎！臭货郎！”

“什么？我一不抢、二不偷，怎么是贼货郎、臭货郎？”我父亲也要发作，忽然发觉面前的姑娘面孔涨得绯红，口气软了下来。“真看勿出，你生相倒蛮好，嘴巴这么凶！好、好、好，算八十个铜板，这布卖给你。”

我妈一把从我父亲手中抓回银角子，说：“这布送给我也不要。”说完就走进后门，砰地一声把后门关上了。P14-18

听——黄浦江的涛声

王安忆与东方出版中心商讨出一个很好的设想，那是祝君波先生主持东方出版中心之后的事情，他们商定，为新时期以来上海专业作家的创作，出版一套代表性的丛书，安忆说，想尽量选择各位作家处于创作巅峰期的作品。当然，不是说以后就不再有更好的作品。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假如有超越巅峰之作，肯定是被热烈欢迎的好事。安忆希望，我也关注此事，于是就有了一点感慨。

前些日子，我有事去五原路，那是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忽然童心大发，决定去穿越一条小弄堂。那是从我的老家旁边通往安福路的狭窄的弄堂。让我惊讶不已的，是那条弯曲的窄弄，竟全然不顾外面世界的翻天覆地，甚至淡漠地应对身边的明显的变迁。比如，乌鲁木齐中路与安福路一带建造的众多豪华的大厦，它依然简陋而安静地蜿蜒着，那破旧的墙壁，那杂乱的树木，乃至那废弃的老井，与五十年前我读小学时几乎一样，连呼吸到的潮湿而带点霉昧的空气也与半个世纪前的记忆相似，时间在这里好像凝固了。

当我穿过小弄堂，面对安福路沿街高档的建筑群，据说，那是香港地产巨商的得意之作，星空下，亮丽的灯光从众多窗户喷射出来，我才长长地透过气，明白毕竟已经过去了五十个年头，我也早就从一个天真无知的少年，演变为品味过人世沧桑的感叹者。

这套书的作者，有比我年长的，也有年轻几岁的，大体算同代人。听着差不多的黃浦江的涛声成长起来，体味着大同小异的上海人的甘苦走上文坛。上海，有着她的变与不变，我们也有着自己的变与不变。丛书中的小说，记录着各种各样的变，街景的变，风俗的变，时尚的变，乃至人物内心、社会世态的变等等；同样，这些小说还证明着许多的不变，梧桐树、老洋房、石库门之类，是外在的保留，上海人的精神世界，是否也有许多难以改变的基因存在?我想，肯定有不少，上海的文化可以区别于其他地方的，除了特别的方言之外，肯定相当丰富。至于比较优劣长短，那就很难简单说清楚了。文化方面的情况，当然比数学物理的公式要模糊得多。

对于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小说家们的记录，各有侧重不同。程乃珊与王小鹰均从所谓的大户人家走出来，但是，《金融家》与《丹青引》，是主旨，人物、艺术很大不同的作品；沈善增与阮海彪都在反映底层的生活，不过，其角度，思考的差距也是相当大；陈村和孙甘露，在先锋文学方面全有过引领风尚的美誉，但他们的创作特点，也真难归类。正是作家们散漫的观察与书写，把城市的画像丰富起来，作家的个性张扬与社会的前进脚步，在丛书里无意识地和谐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张照片始终很新鲜，可能是某个西方商人或旅行者拍摄的，那是一百多年前，上海刚开埠的时刻。黄浦江畔，没有高楼大厦，没有马路栏杆，只见沿江排列的帆船和连接船与陆地的长长的木跳板，泛着暗光的江水奔流不息，苦力们扛着沉重的货物艰难地跋涉在那狭窄的木板上……

今天繁华的上海，源于黄浦江上的那些木跳板。我曾经为一百多年前的照片产生灵感，有过写一部小说的；中动，后来因为懒惰而没有动笔。因此我感激这套丛书的作者们记录下来的上海的昨天与前天，由此，我们还能联想到上海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