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采用插叙的手法，讲述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到九十年代中期，几十年间主人公于抗美不断接受命运的挑战，历经坎坷由懵懂少女成长为坚强成熟的女人，以深沉宽厚的爱感染和拯救他人的故事。并通过于抗美与军区总司令杨三虎一家的情感纠葛，深刻揭示出无论时代变迁，世事变化，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永恒这一主题。

本书以主人公于抗美的生活历程为主线，讲述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一群年轻人在时代变迁中的种种命运，主人公们不断接受命运挑战，经历了上山下乡，军营生活，最终融入转型期的商海的人性故事。跨度三十年，而这正是当代中国最为动荡，同时也变化万千的若干年。

一九七○年二月十九日，大概是寒潮刚过，广州的天气潮湿且阴冷。那时的火车站尚未迁移，仍守在白云路的街角，每天艰难地承受着十分拥挤的客运量。

第16次列车驶进站台，但远没有停稳，乘客们便争先恐后地拿着行李，在过道上排起了人龙，还有的人探出头去，和站台上的亲友打招呼。

此时，刚刚过完十八岁生日的于抗美，一个人静静地坐在下铺，毯子盖着下半身。她的脸颊是消瘦的，五官端正，并不艳丽，梳一个整洁的童花头，眉宇间却有着成年人的凝重。急于下车的旅客都没忘记奇怪地看她一眼，抗美的妈妈孟梅，则守着车窗向站台观望、寻找，程天牧是答应来接她们的。

抗美既不愿意接受陌生人的目光，也不愿意看到母亲的焦急。她低下头去，重新打开手中的《红旗》杂志第二期，那篇《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一文，她还没有看完，前面的一些重要章节，她画了红线。由于她是一个知青，所以她在列车上考虑最多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和知识青年在农村中的作用。对面中铺的阿姨对母亲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得了，文化大革命把他们锻炼得这么成熟。

乘客都下得差不多了，孟梅才发现站台上的程天牧，他一身军装，领章帽徽殷红夺目，虽是疾步赶来，举止和目光照样沉着稳重。孟梅大声叫道：“天牧，天牧——”

程天牧跳上列车，身后还跟着两个战士模样的人。抗美叫了一声程叔叔，孟梅没有说话，眼圈却红了，程天牧忙安慰她道：“首长说，先治病……”孟梅点了点头。程天牧这才俯下身去，背起抗美。

两个战士都争着说，还是他们来吧，程天牧道：“你们赶紧拿行李。”他们就真的去抢行李，让孟梅空着手。

趴在程叔叔的背上，抗美的心里感到很温暖。原先在五十七军时，程叔叔曾是父亲的下属，可他现在毕竟是军区司令员杨三虎的秘书，如果摆摆架子，别人也觉得很应该。可他是一个念旧的人，这在他刚才安慰母亲的神情中，抗美已经感觉到了。

他们坐上一辆伏尔加轿车，程叔叔说就是因为伏尔加车体宽，能放下抗美的病腿，他才要的这辆车，程叔叔是个非常细致的人。

轿车向陆军总医院驶去。

一路上，程叔叔一直在问母亲，父亲的情况，母亲便一一作答。

抗美的父亲于敬田，安徽人，小时候读过五年私塾。因脑瓜子灵，年轻时人称“小诸葛”。参军之后，他随部队转战南北，直到一九五一年随五十七军开赴朝鲜战场，便一直是杨三虎的部下。杨三虎当时是五十七军军长，非常能打。于敬田和孟梅都在文工团，孟梅唱歌，于敬田是团政委。一九五二年年底，朝鲜战场停战，当美军司令坐到板门店去的时候，于敬田被调到搬尸小组，负责交战双方的尸体交换。也就是在这两年，孟梅生下了两个女儿，分别叫抗美、援朝。

后来，于敬田跟随杨三虎驻军唐山、进藏平叛，升至军秘书处处长，程天牧便是处里的干事。

一九六一年，于敬田被派到北京政治学院学习，孟梅和两个孩子也随他搬到北京。那时孟梅已转业，在三级部做一般的文员，抗美和援朝是由兰州转学到北京。因那时进藏平叛的部队家属在兰州留守。

一九六四年，抗美已经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一的学生了。这一年，杨三虎调入新缰建设兵团任副司令，于敬田和孟梅自然又跟到新疆，次年，于敬田响应军委的号召，就地转业脱军装，曾任农七师副政委、工二师政委、劳资科长、劳资处长等。而这期间，杨三虎又经过几次调动，最终到广外军区当司令员。

抗美在北京读书，没有随父母去新疆。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她便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一九六八年底，她瞒着父母，报名到延安插队落户，她到派出所销掉户口，收拾好下乡的行李，才往家里拨了个长途电话。

这次抗美双腿粉碎性骨折就是在延安修路运沙时，空架子车和拖拉机相撞，把她掀到桥下面去了。

伏尔加轿车很快驶进了陆军总医院，医生显然是程天牧事先联系好的，是外二科的科主任，人很清瘦，但两鬓斑自，他检查了抗美的双腿，不禁皱起眉头。

程天牧也愣住了，因为抗美的双腿不仅黑如枯柴，仅有手腕般粗细，而且左腿的外踝大得出奇，脚掌向里扭着，几乎有九十度，两条腿均接歪了，严重畸型，且根本不能打弯。

“这是在哪儿接的？”外科主任问道。孟梅忙道：“是在延安医院，她同学给我写信我才知道出了事，赶到那里，已经手术后第四十八天了，是我给她拆开的石膏，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外科主任道：“去复诊了没有？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孟梅道：“去了，我带着她找到延安医院，他们说她双腿粉碎性骨折，摔得那么重，没锯掉，没感染骨髓炎，就算她命大了。我说这以后还能走路吗？他们说不敢打保票，我这才着了急。”

是的，孟梅当即决定带抗美离开延安，回新疆治病。

母女俩几经周折，总算坐上安二飞机飞回新疆。

然而仍没有医院愿意动这个手术，因为风险大，万一动坏了，不好向病人交待。何况于敬田毕竟是一个兵团干部，医院的条件有限，也只能选择慎重。

于敬田虽是师级干部，但长年艰苦的革命斗争岁月，使他变得老实、木讷，不善言辞，生活相当简朴，没有什么关系网，更没有呼风唤雨的本事。他闷着头考虑了三天，终于决定写封信求助老首长杨三虎，只有这样，女儿才有希望站起来。

那时的杨三虎，在外人的心目中自然是位尊权重，就是在于敬田的眼里也是今非昔比，像他这样的部下又何止成百上千。再说，老首长工作这么忙，即便是有心，恐怕也难顾上，抗美的事再大也是私事……这样犹豫再三，他字迹工整地写了封信，于敬田的楷书是相当漂亮的。

不久，他们就接到了程天牧的电话。

外科主任叫护士来把抗美送去病房，之后他才对孟梅说道：“这孩子的腿得锯断，重接。”

孟梅的脑袋嗡地一声，仍咬着牙点点头。

住进部队医院的病房，躺在干净的床上，洁白的被单还散发着阳光沐浴后的气息，抗美的内心无法平静，她想起延安医院的病床上爬满了臭虫，而当时她的双腿打着沉重的石膏，里面长了虱子，不能动，又抓不着，她就像一具活的尸体那样，任臭虫和虱子肆虐地咬她，吸她的血。

那是深冬的一天，大雪封山了。队里要派六个劳力去杨家湾修路。这活儿从来没有女孩子干过，抗美是个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一心要好好锻炼自己，便缠着队长死说活说，队长没办法，只好派了她，又叫村里的女子三儿陪着。

三百多斤重的沙车用一根麻绳勒进抗美的右肩，三儿在后面推，抗美在前面拉，头都快拱到地上去了，抗美觉得还是使不上劲，腿肚子抖得直转筋，汗珠一滴一滴掉在腊月陕北冰冷的冻土上。一路全是上坡，两个女子脱剩了单衣，才把沙车拉到地方。

抗美揉着通红、瘀血的右肩，迎着北风，眺望延河以及两岸山川，心中充满了激情，她想，经过艰苦的磨炼，陕北的面貌将在我们手中彻底变个样。这太让人振奋了，她恨不得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出来。  中午没有吃饭，抗美和三儿一共拉了六趟，一般的壮劳力一天也只能拉四趟。也就是最后一趟回来时，出了事。

抗美被抬上架子车，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有乡亲认出她来：“是康家沟的……”“早起在粉坊，还唱山丹丹呢，是个好女子，害不得摔成这样……”

十五里路，两位大叔棉袄都跑湿了，才把抗美拉到甘谷驿。这时村党支部书记高志贵大叔气喘吁吁地跑来，指挥几个壮劳力把抗美抬上公共汽车，看见她的双腿血肉模糊，腓骨小头露在外边，一搬动还稀里哗啦直响，高大叔的眼泪流了出来。

公共汽车上，抗美躺在高大叔怀里，心里一直默念着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为了不让三个大叔难受，她强忍着颠簸带来的剧痛，做出没事的样子。汽车走了一百多里路，才算进了城。P3-6

这本书的完成，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如果加上收集素材以及做准备的工夫，好像还要拖得长些。我写得很用心也很辛苦，不管打多少分，对读者应该是可以交待的。

不过我要在这里郑重声明：任何读者读这本书，包括我的熟人和朋友以及与书中人物有相似经历的人，千万不要对号入座，或猜测别人，切记小说是虚构的艺术。

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郭林女士，她把自己下乡和经商后的笔记无私地提供给我，丰富了我的小说内容和所涉及的生活面。

我也感谢我的小学同学杨练军先生，他曾经是一位解放军汽车团的团长，本书中某些汽车兵的章节来源于他的个人经历，同时我也参看了以他们部队为素材的报告文学《铁骑雄风录》，作者是徐锁荣和石愚同志。

马尔克斯说：“我写作是为让我的朋友更爱我。”我想这也是我的心愿。

谢谢你读完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