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或影响，监督或启蒙，悲悯或专业……中国最优秀的深度报道从业者在卓越的新闻实践背后呈现出不同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本书试图纵向回望改革开放以来深度报道的发展路径及功能嬗变，横向呈现由个体、组织、行业或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的多元职业意识，并由此折射出转型社会新闻业独特的行为景观和思想脉络。

　　全书分为“启蒙的回响”“监督的困境”“调查的逻辑”“记录的策略”“职业的追问”“支援的力量”等六个篇章。既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引领深度报道实践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江艺平，又有近年来崭露头角的《凤凰周刊》主笔邓飞、《三联生活周刊》李菁；既有擅长调查报道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编导曲长缨、《新闻周刊》主笔唐建光，又有极富特稿写作才华的《南方周末》高级记者李海鹏、南香红；既有在不同层面上非常“另类”的新华社名记者朱玉、《财经》资深记者何华峰，还有以不同方式支援调查记者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公益律师浦志强先生等。

记录或影响，监督或启蒙，悲悯或专业……中国最优秀的深度报道从业者在卓越的新闻实践背后呈现出不同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本书试图纵向回望改革开放以来深度报道的发展路径及功能嬗变，横向呈现由个体、组织、行业或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的多元职业意识，并由此折射出转型社会新闻业独特的行为景观和思想脉络。

对新闻人来说，它是一本启发你怎样把新闻做真、把故事讲好的深度报道手册；而对大众来说，它又是一条帮助你理解新闻故事乃至把握转型社会与中国传媒复杂关系的生动路径。

前言：启蒙与监督的变奏

 ——中国深度报道实践轨迹的回望与浅想

导读：这些人，那些事，我们的时代

 ——30年深度报道碎片史

第一篇　启蒙的回响

有悲悯之心，但以专业为标准

 ——《中国青年报》“冰点”原副主编卢跃刚访谈

新闻的使命在于影响今天

 ——《中国青年报》“冰点”原主编李大同访谈

坚守内心忠诚，这是职业化的底色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辑江艺平访谈

第二篇　监督的困惑

新闻满足我对社会的无数好奇

 ——新华社主任记者朱玉访谈

在体制边际做舆论监督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曲长缨访谈

我们的意义在于满足知情权

 ——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主编沈伟访谈

知道得少，就懵懂地活着

 ——《南方周末》原副主编方进玉访谈

第三篇　调查的逻辑

求解案件事实背后的逻辑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社会记录》编委沈亚川访谈

龙灯花鼓夜，仗剑走天涯

 ——《中国青年报》首席记者刘畅访谈

总有一种声音把我们呼唤

 ——《中国青年报》首席记者崔丽访谈

逼近真相的过程充满乐趣

 ——《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编刘万永访谈

好的商业报道都是调查性的

 ——《环球企业家》主编杨福访谈

做正常的事情，这就是归属感

 ——《凤凰周刊》资深记者邓飞访谈

第四篇 记录的策略

站在历史、文明与未来的角度记录现实

 ——《南方周末》原高级记者南香红访谈…

做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

 ——《南方周末》高级记者李海鹏访谈

看清至善方向，朝着纯粹去努力

 ——《新京报》原副总编辑迟宇宙访谈

在记录过程中重建常识

 ——《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李菁访谈

追求案件背后隐藏的人性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终极对话》资深编导宁菁访谈

第五篇 职业的追问

在突破中寻找思想资源

 ——《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访谈

记者的职业精神就是流浪

 ——《羊城晚报》记者、《新周报》原主编赵世龙访谈

每个人心中总有一块圣土

 ——《财经》资深记者何华峰访谈

记者不是“独行侠”

 ——《中国新闻周刊》原时政部主任唐建光访谈

我们的生存空间并不是很乐观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1／7》执行制片施喆访谈

第六篇 支援的力量

吾道不孤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访谈

服务理想才能找到幸福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浦志强访谈

后记

记者是什么?是一种生活方式

张：一些人会质疑，《冰点》和《财经》之所以这么牛，是因为你们背后拥有的权力背景是强大而特殊的，你们都深谙现行制度中权力关系特征和政策管制边界，面临风险时也总能抗起或最终化解。即使你们追求和坚守专业主义，你们的实践也是缺乏普遍意义的。

卢：这又是个假问题，而且不能孤立地看。风险的化解，怎么化解的?要了解真相。如果提问的是个职业记者，我会告诉他：先去调查，否则别提这个问题，这是个大而化之的问题，你根本不知道过程是怎么演变的。

我再讲个专业主义的经典例子。《南方都市报》的“南都案”发生时，我在香港大学媒体研究中心，他们把程益中抓起来了要判刑，后来，首都新闻记者写联名信，王克勤起草完后让我改，改完后让我签名，他认为我当然会签。我写了封回信说，本人反对签名，不签，我看了一下你们的名单，都是因调查而成名的记者。“南都案”可是个刑事指控，你们去做过起码的调查没有?如果我是检察院的话，我就问你们：我做了半年的工作，你做过一天没有?如果没有做过一天调查，你怎么有资格来对这个事件进行判断和干预呢?你凭什么?

张：您间接批评他们遵从了某种惯常的思维逻辑，只从外围、只以悲情对这件事情加以干预和影响，而这种做法本身就违背了调查记者原有的职业原则。

卢：应该恪守的标准嘛!记者不可以这样做，但学者可以这样做，你们老师就可以签名，因为你们可以根据文本来分析，你们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你们有资格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社会的态度，而调查记者没有这种资格。

张：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发言，也未必非要介入事件本身。

卢：是。这里面有严格界定的，为什么说不能在一般意义上来讨论问题呢，意义就在这儿。针对南都的事，我准备了一笔基金，由我当编辑，组织三到五个人来做一次系统的调查。调查完之后，我们来确定它的性质，然后再进行发动……这事儿流产了。一些参加声援的记者关键时候躲了。记者职业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个连贯的符合职业规范的过程，不能说我建立了一个道德情境，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就当然正确，当然正义，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因为主张了正义，就可以免去职业标准么?

张：在他们看来，救赎南都的人也是救赎自身。您强调，社会行为、职业行为中恪守的理性、原则应该是一以贯之的，但在具体情境中，尤其面临这种容易令人激动、冲动和愤慨的事，我们太容易忘却所谓的“职业标准”了。在这个过程中，强调职业标准似乎过于苛刻。

卢：所以，在一般意义上讨论记者、新闻这个职业，没有什么意义。拿具体的事来讲，就很清楚。我们编稿子也是这样的，不在乎记者说什么故事，更在乎记者拿来什么东西。你经过千山万水跟我没关系，更重要的是稿子；你上刀山下火海拿回来的东西是垃圾，一样不能见报。在判定一个好记者、好编辑、一篇好稿子时，有些标准和要求是恒定的，除非它不够水准。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不参加签名的社会行为，我认为是我的职业行为的延续。这个性质大家都应该清楚嘛，怎么都那么糊涂呢。

张：很多记者会深感困惑，要让职业行为和生活方式保持一致，是挺痛苦的事，大家更愿意分开，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怎么把职业行为和社会行为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卢：你可以找一万个不干的理由，也可以降低很多标准，做出一万个标准，但要注意，那是你找出来的理由、你自己降低的标准。

至于两者怎样结合，这里面，要尊重别人生存的愿望。在多元社会里，你不能建立一个标准，要大家都这样遵循。其实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注意我的表达，是“我”特有的，恪守这些东西，并没有要求任何人。如果你们不符合这个标准，虽然你们干了很正义的事情，在我看来却适得其反、不经追问，我也不会跟你们干。

这个过程是在具体事件所连缀成的一套社会行为：不仅体现怎么选择新闻、怎么去采访、怎么去写作，也体现你在报社外所呈现出来的记者的行为。所以，我会跟他们说：记者是什么?记者是一种生活方式。你要谈恋爱，你要去旅游，但面对专业的那一刻，就要坚持标准，标准不只用来说，是可以做到的。

张：我想举两个人为例，陈峰在接受访谈时就表示，不认同王克勤的职业理念，把调查当成自己全部的生活。您怎么看?

卢：陈峰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调查记者，他那篇报道是个偶然，而且不能叫调查报道。王克勤是标准的职业调查记者，我看了他关于北京出租车行业黑幕的报道，我认为，调查花功夫是对的，报道出真相也非常好，而且干得非常漂亮。

张：刚才您也提到了王克勤起草联名信、号召大家签名的事。即便这样优秀的调查记者，在面临具体情境时，也会“临时”忘记职业标准。所以，我想问您，如何持续地坚守职业意识，并能够不断反省?

卢：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怎么说呢……

张：今天刚开始聊的时候，您就说，职业记者要把写作和新闻当作终生使命。

卢：这是你的目标设定，这跟目标设定有关。比如，我设定了目标，要做最好的记者、最好的编辑，由此而做一些有意义、有价值、值得别人尊敬的事儿。这就是个标准问题。标准一旦确立，你的所有东西都得调整，你的阅读是什么样的你会知道，遇到问题要怎么处理你会知道。很多新闻最后做不大、做不好，是因为那一刻顶不住嘛，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顶不住，所有的政治、经济压力，都要顶住、要认账，失败也要认。次次都想成功?没这好事。

标准设定以后，这个问题才好谈，没设定不好谈。你追不追求那是你的事情，他干不干那是他的事情，但我可以，作为职业记者，他肯定是一个标准。

张：从现实的层面看，记者确立职业标准的动力，更多来自个体内在的悲悯，还是社会需求对个体的呼唤?

卢：其实更多的是内心的召唤。比如，我在黄河边上见到武芳，一个被硫酸毁了的女人，那一刻，你作为人的存在，作为记者的存在，都会……这不是简单的个体存在，不是简单的心理反应，不是简单的职业反应。这个问题你还要说吗?你跟我讨论，花几年时间作这个报道值得吗?废话!大废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中，我是面对我内心在说话。至于我持续关注这件事多年，我自己写了七八十万字的报道(《大国寡民》、《陕西官司——续<大国寡民>》两部书就有70多万字)，全世界的媒体报道可能超过了150万字，武芳还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一个农村妇女的命运成了世界性的大新闻，引起全球读者的关注，这些是不是我的追求?这一刻，我面对内心，为一个农村妇女，为一个新闻，花4年的时间值不值?这是要给出答案的。你发现，很多问题的追寻，都要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

这是个哲学问题。本体论出现了。不过在新闻学里面，本体论是不太受重视的。一个有自省能力的、有职业感的、有社会意识的人，都要面对自己的内心。当把自己的事情回答清楚以后，再回答别人的事情可能要好一点。当然，本体论的问题怎么讨论呢?在新闻的运作里面，我的划分轻重顺序是这样的：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技术问题。本体论最重要，接下来的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是，现在的是倒着来的。

P15-17

除却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笔者在对数十位深度报道精英的访谈中，还试图描绘出一条深度报道实践变化的大致轨迹。如果不以20世纪80年代中“深度报道”概念在国内的达成广泛共识为起点，而以改革开放初期旧思维、旧体制的告别为社会环境转折的整体拐点，以1980年“渤海二号”翻沉事故报道为业务改革的重要起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深度报道实践也已走过近30年征程。

倘若参照西方新闻业对记者角色认知“中立”及“参与”的划分，那么，深度报道从业者的实践显然更多体现出参与的价值。简略梳理中国深度报道实践的变化轨迹，如果简单概括的话：“启蒙”是80年代的关键，“监督”是90年代的热点，而新世纪迄今，则在社会控制复杂、利益诉求分化的现实中，启蒙式微、监督受挫，伴随对事实原则的捍卫、对专业精神的传播、对揭示真相的诉求，深度报道从业者的价值取向正在实践中变得分化与多元。

一

回头看，不过弹指一挥间；细梳理，却是此中有深意。20世纪80年代，以《中国青年报》的业务实践为代表，突破过去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挥洒叙论结合的文体风格、扩展组合报道与系列报道的版面容量、关注改革的方向与个体意识的觉醒、发挥激发思辨与社会启蒙的报道功能……在新旧制度的碰撞夹层中，新闻从业者以独特又异类的报道文体呼应了社会对新闻“深度”的需求。

一批代表性作品营造了这个时期深度报道的共同景观。1985年，《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关注新闻的“灰色”地带，1986年《第五代》开观念式报道的先河，1987年《大兴安岭的警告》“三色系列”(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成为灾难报道典范之作，1987年《关广梅现象》的系列报道积极推动公众打破姓“社”姓“资”的思维模式，同年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又以其反映历史纵深和改革方向的思想容量引起强烈反响。

必须强调，无论文体、思维与功能，这种深度报道的繁荣是真正富有“中国特色”的。1986年，其被官方的中国新闻奖正式“收编”，以系列报道、组合报道和连续报道作为深度报道的三种形式进行评选，从而完成了从自发实践向权威认同的过渡。

1987年，深度报道达到了其在整个80年代的顶峰，社会发展的意外有时候会以比较突然的方式“追认”历史的辉煌。针对当年深度报道的成就，《1988年中国新闻年鉴》有如是概括：“1987年的深度报道追求表现单一新闻事件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趋势，以促进读者对社会现状与发展形式完整而深刻的认识，成为新闻体现历史意义、追求历史真实的最佳模式之一。同时，以这类手法报道的社会重大题材往往触动社会敏感神经，引起重大反响，体现出新闻参与历史进程的主动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中，卢跃刚对当时一批改革人物典型报道的质疑和反思，他通过采访发现《经济日报》的“读者来信”是策划的、年广久在卖霉变瓜子、广关梅成立集团不注册等。这些事实，促使我们在反思中体味：改革作为社会主导价值观，为深度报道实践提供了思想与信源的基础性意义，然而，以改革为绝对价值的报道思维，依然有可能成为遮蔽新闻从业者记录事实、揭示真相的“云翳”。

与当时深度报道实践的盛况相呼应的是，报告文学在整个80年代呈现出空前的热度。伴随文学性报告文学向纪实性报告文学的转变，一批作者、记者以扎实采访、理性思索为基础，拿出了一系列影响至深的报告文学作品。以《西部在移民》荣居“中国潮”征文奖榜首后，作者麦天枢坦言：记者的新闻报道方式受到束缚太多，使他对社会的一些认识、观察和思考无处言说，因此才转向写报告文学。同样作为社会启蒙、文化启蒙的工具，纪实性报告文学与深度报道“殊途同归”，在特定社会语境中扮演着相似角色，难怪钱钢这样身兼报告文学作家、新闻记者双重身份的前辈坚定地认为：80年代的纪实性报告文学完全可以归入深度报道的范畴。

二

经历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3年左右短暂的平寂，1992年拉开序幕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预示着深度报道的再度兴起，中国媒体在对大量企业假冒伪劣产品批评曝光的过程中逐渐扛起“监督”大旗。

显然，需要被监督的不只是企业，更有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逐步涌现的各类社会问题：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政府部门的权力滥用、经济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等。由是，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暴露出的问题，为深度报道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消息源。与此同时，管理部门也在为媒体的“松绑”或“授权”中促使其释放能量，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

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深度报道呈现出典型的“北央视、南周末”的格局，而这种格局背后又体现出舆论监督的两种典型模式。

在北京，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开办，标志着电视深度报道改革的勃兴。此后，陆续推出的《焦点访谈》开了电视述评式深度报道的先河，《新闻调查》则不断引领着电视调查式报道的潮流。在一本题为《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的书中，孙玉胜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这场改革以及大量幕后故事。

“焦点访谈”式的舆论监督是一种自上而下、权威型监督。无论其实践者是否承认，这种监督本质上都是行政权力监督职能的延伸，是行政系统的“治理技术”。作为国家台和商业台的混合物，《焦点访谈》拥有其他任何媒体所不具有的权威优势、政策资源和行政背景。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监督呈现出典型特征：监督对象多为市县级地方政府，调查手段多采用“暗访”方式，节目播出后多引起中央领导重视和批示，甚至在后续直接的行政干预下解决问题。这个栏目的辉煌可以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的题词为证：“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不是每个舆论监督栏目都有《焦点访谈》的“待遇”，这种监督模式基本不具备复制性，但其体现的“自上而下”的监督路径确是十分典型的特征。在少数省市电视台，一些冠之以“舆论监督”的栏目所监督的同样是更基层的政府，所依托的同样是省市级官员的支持。在本书中，编导曲长缨的访谈中多少透露出这种监督模式的两难困境：既得益于权力，又受制于权力，权利背后的政策变化将直接影响节目本身的监督强度。近年来，《焦点访谈》逐步“无焦点”即是明证，大量“命题作文”“正面报道”让这个节目的监督的“锋芒”日益暗淡，表扬的“光芒”逐渐闪亮。

在广州，《南方周末》的转型与崛起迅速成就了报纸调查报道的“盛世”，同时，也探索出另一种舆论监督的典型模式。如洪兵所言：从90年代中期起，《南方周末》通过提供深入和全面的公共事务报道，尤其调查性报道，从而在更彻底的意义上告别了“真理报模式”，而且集中呈现了20世纪末中国报纸所具有的良知、勇气、水准和创造力。

“南方周末”式的舆论监督是一种自内向外、草根型监督。其监督的内在动力来源于一批流浪记者、职业报人的社会责任和良心勇气，监督的力量既来自所属集团组织内构筑的保护屏障、编辑部的民主氛围，更来自百多万份发行量所带来的市场影响力，监督的手段则主要依托揭黑式的调查报道。其典型的监督特征是“主打异地监督，本地监督缺位”，但由于大量触及其他地区的政府脸面、部门利益，经常“惹火上身”，管理部门的治理使得《南方周末》编辑部不得不时常做检讨、适度自我审查甚至撤换主编。

在本书中，李鸿谷、迟宇宙等一些旁观者、亲历者对《南方周末》辉煌时期的一些新闻作品和职业意识进行了反思。使用“新闻民粹主义”来进行反思，显然过于苛责，但从信源采集与报道结构处理的失衡、从报道结果对官员与权力部门的刻板呈现看，这种反思不是太多、太过，而是太少、太浅了。

三

整个90年代末和世纪之交，以CCTV和《南方周末》为桥头堡，中国媒体的舆论监督阵营空前壮观，其中，值得强调的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代表着广播舆论监督的水平，《财经》杂志关于“基金黑幕”、“银广厦陷阱”的报道制造了专业期刊舆论监督领域的“水门事件”。

时至今日，我们又在新世纪的征途上走过7年。中国的深度报道从业者又在实践中编织着怎样的景观?我们不妨这样大致描绘：

1.从实践主体看，电视方面，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在艰难平衡中继续坚守舆论监督和电视调查传统，央视新闻与法治频道、省级卫视的新闻节目(如东方卫视的《深度105》、《1／7》)等提供着舆论监督之外大量的深度报道。报刊方面，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主流都市报和以《嘹望东方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为代表的新闻类周刊则成为深度报道的主力军。

2.从力量规制看，管理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对舆论监督的空间收紧、对异地监督的政策限制使舆论监督类栏目和报刊面临考验和挑战，收视率、发行量等市场利益的功利诉求又迫使很多媒体减少深度报道的生产成本，直接影响着从业者的心气与管理者的自信。网络媒体尤其是博客、BBS论坛的兴起发挥着“释放”与“支援”的力量：普通公众借助这种相对自由宽松的平台拥有了提供信源的开放管道，传统媒体借助网络媒体的转载和传播大大提升了深度报道的影响力，而针对社会焦点事件网络发挥的广泛传播、汇聚舆论功能更直接强化了深度报道监督功能的实现。

3.从职业意识看，深度报道从业者们的角色认知、专业理念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化的特征。在本书的访谈中不难发现，记录或者影响、中立或者参与、监督或者启蒙，不同人对此有不同理解和抉择，而对“职业记者”、“专业主义”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影响从业者职业意识的包括个体、组织、行业与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正因为个体经受这些宏、中、微观层次的影响各不相同，决定着这个群体职业意识的差异。

总体上，这是一个缺乏专业共识的职业圈，也是一个缺乏监管标准的新闻界。即便如此，这些深度报道从业者比普通新闻记者拥有更崇高的职业追求、更强烈的专业意识，高度认同政治民主、市场自由、多元文化等现代社会的价值指标，认真恪守真实、全面、中立的客观报道规范和专业主义原则，能够在各种社会控制因素下实现心灵自由与社会自由的动态平衡。

殊途而同归，职业意识的差异并不妨碍这些深度报道从业者思想上彼此交融、精神上相互支援、实践上共同协作。在记录中影响，在监督中启蒙，是当下深度报道作品的独特功能；超越事实，报道真相，是中国深度报道从业者的共同追求。新闻，归根结底是关乎民主的事情，深度报道精英们正以自己的行动在转型中国的语境中承载着铁肩道义、妙手文章的使命与责任。

继《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之后，姐妹篇《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终于付梓。此刻的感受，犹如激情跋涉的行路人，因为略显疲惫而找个驿站歇脚，略微放松一下，明日还得启程继续前行。

深度报道既是传媒竞争的内容利器，也是职业记者的至高追求。尽管这个概念本身不尽严谨，但其指向事实与事实的逻辑关联、寻求意义把握与真相揭示的价值诉求还是明确的。关于深度报道的研究，我制定了一个粗略的出版规划：(1)两到三本针对深度报道精英的深度访谈，分析经典案例，总结报道策略，探讨职业意识，《报道如何深入》与《记者如何专业》相继出版，使这项目标完成过半；(2)一本既吸收国际经验，更关注本土实践的深度报道教材，尽量摈弃传统教科书八股式的体例，关注新闻的生产过程，提供前沿的操作策略，展现理论的研究热点，目前已经完成大半，将于明年付梓；(3)一本兼具问题意识与故事叙述的深度报道史，既展现历史舞台中深度报道的现场、人物与作品，又揭示背后的变化轨迹与可把握的内在规律，争取做到史论结合，目前已经开始准备，有少量前期成果。

为完成这项任务，最近几年的寒暑假，我几乎都奔波于京粤各地进行调研访谈，在与从业者的深度对话中感受实践的脉搏，分享思维的乐趣，探讨新闻的未来，虽体力疲惫、节奏紧张却收获颇多、不亦乐乎。2004年，在北京和杭州等地调研，完成了《报道如何深入》；2005年，以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人类学方法，收集大量一手资料，用于撰写《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的博士论文，其中一章是关于南都深度小组的研究；2006年暑假，又对20多位深度报道精英进行了访谈，成果即是这本《记者如何专业》；今年暑假则忙于编辑书稿，暂时搁浅了新的调研任务，留待寒假出行，去弥补缺憾、兑现承诺。

需要交代的是，《记者如何专业》更多从理论角度进行访谈，试图达成三个目的：一则，从启蒙、监督、记录等不同角度，展现这些深度报道精英的角色认知和专业理念，揭示职业意识与新闻生产之间的复杂关联；二则，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例幕后生产过程的揭示以及对不同类型深度报道的策略总结，给有志于从事或正在从事深度报道的读者以启发与借鉴；三则，在对活跃于不同时期深度报道从业者的回忆与反思中，粗略勾勒出中国深度报道实践变化的总体轨迹。概言之，本书试图纵向回望改革开放以来深度报道的发展路径及功能嬗变，横向呈现由个体、组织、行业或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的多元职业意识，并由此折射出转型社会新闻业独特的行为景观和思想脉络。当然，这恐怕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而已，至于实际上做到几分，由读者评判吧。

这本书的完成离不开诸多老师、学友及同行的关心支持。导师李良荣及赵凯、黄旦、刘海贵、吕新雨、郭中实等老师始终支持我的研究兴趣，陆晔、孙玮、洪兵等老师直接给我指点和启发，瞿旭晟、叶柳、陈洋钦、张旭、邹阳、阴良、陈倩儿、谢雪琳、胡思恩、黄晨岚、周海晏等学友或协助采访，或整理录音，或编辑稿件，均十分辛苦。南方日报出版社的梁建华先生更以其专业、细致的编辑工作，直接促成了我这项研究系列著作的顺利出版。同时，本课题也获得了复旦大学2007年度文科“金苗”项目的资助。

最后，感谢所有接受采访的深度报道精英，他们能真诚交流、提供资料，是我的福分与缘分。他们对新闻职业的热爱、对专业精神的坚守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担当，是我完成此书的最大动力和不竭源泉。“龙灯花鼓夜，仗剑走天涯”，向各位受访者以及所有深度报道的同行保证：你们风雨兼程的旅途中将始终有我崇敬的心灵永伴、关切的目光永随、求解的追问永在!  张志安

2007年9月于复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