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鼎力推出四年苦读所获学术成果。

该书从文化学和叙事学的角度窥探中国的文化密码、精神脉络及审美原则，特别是探索了不照搬西方术语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叙事学体系。书中的百余幅图片，更由作者从古籍、拓本及画册中广泛搜求，不务堆砌，但求精当，使图文成为了互补的有机整体。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多是民间智慧书。它们以出神入化的奇笔，牵系着市井与江湖，情场与战场，在人类文学中自成文化叙事的系统。《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主要人物群体，为何都重复着“主弱从强”的结构模式？《红楼梦》为何一开头就写女娲炼石补天的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而且偏偏追踪着那块未入补天体制的多余石头的行事、梦思和惹祸？《西游记》为何在大闹天宫后写了九九八十一难，并且在取经大功告成后，偏在未足的一难中让通天河的老鼋把经书翻入水中，留下完满中的缺陷？古典小说名著留下太多的文化之谜，需要我们创造“中国新读法”予以破解。

本书应合着中国古人观察日月运行的周天十二宫之数。由此衍化成十二地支，及其相对应的由子鼠到亥猪的十二生肖，直至衍化出《红楼梦》的金陵十二钗的正册、副册、又副册。《水浒传》一百单八将，无论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都有十二作为基数。十二之数溟濛渺远地散布于天地万象，形成一个神秘而有序，流动着生命动静资讯的数理系统。对于这个神秘而奇异的系统，我们应该操持现代意识、开放视野和创新精神，入乎其里而探其神髓，出乎其表而悟其通则，从中解放出丰富多彩的民间生命、文化智慧和叙事妙招。

序言

导言 中国古典小说的本体阐释和文体发生发展论

第一讲 文人与话本叙事典范化

 一、话本和文人互动互补的审美动力结构

 二、入话和正话的“有意味的错位”

 三、由俗趋雅和叙事焦点盲点的调整

 四、韵散交错的精致化和审美浓度的增加

 五、伪书《京本通俗小说》和宋元话本的叙事方式

第二讲 《三国演义》的悲剧结构和经典性叙事

 一、悲剧态势的形成和民间心理原型

 二、“战争与人才”母题以及兵、道互渗模式

 三、具有结构价值的探听效应和数序组合

 四、两极共构的立体动态审美功能

 五、叙事时间和历史时间的疏密张弛

第三讲 《水浒传》的整体生命和叙事神理

 一、神秘的宇宙意识和参数叙事

 二、心理、社会、玄想三层面的结构张力

 三、折扇式列传单元和群体性战役板块

 四、似真传神主义的叙事谋略

 五、以局部限知实现整体全知的流动视角

第四讲 “剪灯三话”的文化意识和叙事谋略

 一、百年乱离对传奇笔墨之志怪的刺激

 二、乱世悲凉淡化后的养性炫才

 三、在风流和礼防共构中欣赏人间情欲

 四、在玄怪幻想和时空错乱中反省历史

 五、意象叙事与话本趣味的影响

第五讲 《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

 一、“三教归心”情结和超宗教自由心态

 二、个性神群体及其精神哲学隐喻

 三、神魔观念重构及其拓展的幻想空间

 四、神秘数字和神奇情节相组合的结构体系

第六讲 《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

 一、“世情——奇书”的审美旨趣悖谬双构

 二、文人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多层次戏拟

 三、对正统哲学和世俗宗教的信仰危机

 四、“情欲与死亡”母题和人物“三绝”

 五、叙事语言系统的变革和意象性

 六、结构的“道”与“技”以及对生活原生态靠拢

第七讲 李渔小说：程式化和个性化的审美张力

 一、托钵山人、快乐浪子的复杂自我

 二“三美俱擅”原则和“才貌风流”正反模式

 三、名士、戏曲家、园林嗜好者对话本体制的改造

 四、“俗中求雅”和喜剧化语言风格

第八讲 《聊斋志异》充满灵性的幻想和叙事方式

 一、蒲松龄寻找精神系统

 二、颠倒的世界和沉重的幻想

 三、灵魂幻想的乡野气息和灵秀不俗

 四、花妖狐魅的笑影和诗情

 五、以生命精华激发叙事体制活性

 六、在博取传统和投射作家心灵光影之间

第九讲 《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

 一、百年文化反思和“叶子”式结构体制

 二、把清事推至明朝后的“帝都情结”和“精神家园”

 三、瞬息烟尘中的真儒理想和名士风流

 四、“瞬间百年”时空操作中的悲喜剧和智性美

第十讲 《红楼梦》：人书与天书的诗意融合

 一、“天·人”奇书品格与复合视角

 二、生活原生态和对比原则的张力

 三、“影中影”描写术和悖谬性扭结

 四、神话素之意象和预言叙事的多维性

 五、真幻雅俗错综的时空结构及其人文化

第十一讲 《红楼梦》与五四小说

 一、在“神圣施、曹，土芥归、方”思潮中

 二、“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和悲剧文学形态

 三、个性思潮的解读和汲取

 四、对妇女和婚姻爱情问题的妙悟与误认

 五、描写手法的模仿、点化和转型

第十二讲 《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智慧

 一、以王充、应劭杂说改造志怪文体

 二、陷入开明的迂腐和困惑的固执的文化怪圈

 三、以博学老者晚秋气象讥评传奇小说青春气息

 四、借幽怪以阅世和归隐于心的孤独感

 五、学问家笔下的“狐鬼”和狐鬼中的“学问家”

 六、叙事功力和反虚构之间的张力

 七、复式视角和“元小说”

结论 中国叙事学：逻辑起点和操作程式——对两千年小说叙事的综合考察

 一、文化对行原理与易行、道行图谱

 二、潜隐圆形结构对应于审美理想及其适应性和涵容力

 三、圆的破裂与参数叙事

 四、阴阳两极共构的叙事动力学及其四种表现形式

 五、视角的群体流动性、层面跳跃性和玄学性

附录一

 台湾版《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序言

附录二

 台湾版《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史论》自序

附录三

 台湾版《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史论》前言——白话小说由口传走向书面

第一讲 文人与话本叙事典范化

一、话本和文人互动互补的审美动力结构

话本小说由发生、兴盛到定型，凝聚着中近古时代数百年间说话人和文人的双重智慧。以往的文学史研究对说话人“捷口水注”的辩才和表演的家数较多关注，而对文人化俗为雅、点铁成金的作用却较少用心，这势必影响把话本小说作为叙事艺术品进行研究的深度。显而易见，文人在不同层面和程度上代表着、携带着中国丰富悠长的文化传统，他们对话本艺术的参与，既意味着对正统的叛离，又必然带来了对村俗的超拔。他们既接受了说话伎艺鲜活泼辣的感染，又使话本渗入了精致圆融的审美意味，从而逐渐纳入了中国书面文学的系统之中。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文人的介入和参与，就没有中国话本小说的精致化和典范化。

文人间接或直接地参与说话艺术，大体有三种形式。其一是话本不仅取材于民间传闻，更重要的是取材于文人笔记和传奇，从而以独特的方式把中国文言系统和白话系统的小说相互沟通了。《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夷坚志》无有不览，《■莹集》所载皆通。”①把“末学”变得“多闻”，由“庸常浅识”变得“博学该通”，说话人在敷演笔记传奇的素材的同时，无疑也汲取了这些文人笔墨中的潜在母题和情节模式。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夷坚志》和宋元话本中写人鬼之恋，常有道士法师介入的叙事模式的一脉相通之处，就不难明白了。

然而汶种文人参与是被动的，他们写笔记传奇只为了猎奇娱情或炫耀词采，并不存在着期待后世艺人把它编成话本的目的性。属于主动参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书会才人的参与。现在所能看到的元刊讲史平话和明刊较原始状态的话本，大抵可以推测为由于元代“九儒十丐”的社会政策和中断科举的文化政策而浮沉市井的才人手笔。他们或录瓦舍伎艺以备流布，或采民间传闻以供表演，在话本成为“本”中充当了关键角色。《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话本保留着这样的话：“俺今日且说一个俊俏后生，只因游玩西湖，遇着两个妇人，直惹得几处帅l城，闹动了花街柳巷，有分教：才人把笔，编成一本风流话本。”这是才人借说话人之口声明自己的著作权。书会才人是市井知识者，是半伎艺人，《武林旧事》第六卷把他们的书会与小说、演史、影戏、唱赚同列于“诸色伎艺人”的名目之下。即是说，他们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人，他们把“说话”由口头文学过渡到书面文学，却未能在本质上提高话本艺术的审美层次。《杨温拦路虎传》话本透露：“才人有诗说得好：‘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渴时一点如甘露，醉后添杯不若无。’”这种世俗格言式的所谓“诗”，是和瓦舍伎艺处在同一审美层次的。因此，书会才人对话本的参与是主动的，但在相当程度上是附庸性的。

真正给话本小说拓开一个新的境界，并以书面文学形式造成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是中晚明文人的第三种形式的参与。这次参与是主动的，大规模的，而且在本质上提高了审美层次。明代嘉靖间人洪椴编印《六十家小说》，对早期话本作了相当规模的汇集保存工作，为其后的文人参与选辑修改提供了便利。从洪刻残本，即今题《清平山堂话本》的粗糙讹误之处着眼，这次编印并没有多少文人精心参与的痕迹。大约二三十年后的万历年间，又出现了熊龙峰刊行的话本小说。从今存的四种中可以同《清平山堂话本》相参照的《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来看，它对原本作了一些文字订正，对一些场面描写偶尔添改，使在场人物的言谈举止照应得略为周到妥帖。但其去取改削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

论及《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有必要反过来强调一点：文人虚构言情作品假如没有经过民间文学的渗透或洗礼，容易带上一种顾影自怜之态，于绮艳柔靡的风格中显得境界狭小。这篇作品写明代洪武年间冯伯玉收养在临安赵将军家中，与其女儿云琼相恋相悦、游宦分离、立功册封而最终夭逝的思恋历程，当是明初文人的拟话本。作者借这双有情人的手大作情诗，使几乎是一帆风顺的恋爱变成了一场小心眼的精神磨难，见风是雨，忸怩作态，似乎带点神经质。这种文人之作增加了心理描写的深度，却付出了人生视境的代价，因此冯梦龙编撰“三言”的时候把它删落了。

话本和文人各自的优势是互动互补的，缺一就会趋于鄙陋或平庸。话本启示文人以开阔的人生视野和新鲜的叙事方式，文人弥补话本以精致的美感和典范性的操作。在这种互补互动的文学存在形态中，比熊龙峰刊行小说晚出二十余年的冯梦龙的“三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三言”的名目(<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较之《六十家小说》的集名《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于娱情之余增加了更多的世道人心的反省，追求着明哲、通达和恒远，散发着哲理意味和人生感悟。作为编撰者的冯梦龙是洞察历代小说源流的，认为“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他是推崇宋以后话本的感人之“捷且深”的，但既然他对整个小说源流已有宏观把握，便能超越宋元明话本自身的评价体系，借助唐人的“入于文心”反省宋人的“谐于里耳”。因此他在对宋元明话本的选择、修饰中，能够站在高出于曾经选入《玩江楼》的洪椴刊行小说，以及曾经选入《双鱼坠记》的熊龙峰刊行小说的审美层面之上，指出“《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②。正是这种统观全盘，因而能博览约取、厚积薄发的文人修养优势，使冯梦龙这一流文人能够富有成效地推进话本小说精致化的进程，并终于达到典范化的境界。由于相当精致的典范化话本小说的感召，作家创作有规矩绳墨可遵循，加上书商出版牟利的刺激，冯梦龙之后出现了凌漾初这样的拟话本大家。在二十年间大约有二十部作家个人的拟话本集问世，形成一个颇为可观的浪潮。又由于文人作家具有与市井说书人不同的文化素质和优势，拟话本风潮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固有程式巳不足以完全容纳文人才情，因而出现了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以及艾衲居士《豆棚闲话》一类走出话本的作品。

在话本和文人的互动互补的审美动力结构中，说话人的辩才和文人的文心构成双向运行的两极。而这份文心则经历了走入话本，推动话本典范化，并最终走出话本的易位过程。本文的宗旨是探讨易位过程中最为微妙的一段：推动话本典范化。P1-4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多是民间智慧书。它们以出神入化的奇笔，牵系着市井与江湖，情场与战场，在人类文学中自成文化叙事的系统。

明清时代人，称小说名著为“奇书”。因为它们讲的并非“圣贤中国”，而是“民间中国”，圣贤难免古板，民间殊多奇观。鲁迅深知古代小说，指称社会上还有“三国气”和“水浒气”，点出民间学问，多靠小说，甚至还靠从小说中编出来的戏文。研究古典小说，很大程度上是解读中国民间的气质、信仰和知识形态。

因此，不深得中国文化之三昧，就难以深刻地把握古典小说名著的读法。照搬西方文学概论的话头，也许只得古典小说名著的皮毛。《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主要人物群体，为何都重复着“主弱从强”的结构模式？《红楼梦》为何一开头就写女娲炼石补天的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而且偏偏追踪着那块未入补天体制的多余石头的行事、梦思和惹祸？《西游记》为何在大闹天宫后写了九九八十一难，并且在取经大功告成后，偏在未足的一难中让通天河的老鼋把经书翻入水中，留下完满中的缺陷？古典小说名著留下太多的文化之谜，需要我们创造“中国新读法”予以破解。吃中国菜是不能拘泥于西方营养学教科书而对号入座的，否则你可能失去对中国菜色香味的别具情趣的享受。读中国古典小说，也应有这种文化觉悟和文化情怀。

本书十二讲，应合着中国古人观察日月运行的周天十二宫之数。由此衍化成十二地支，及其相对应的由子鼠到亥猪的十二生肖，直至衍化出《红楼梦》的金陵十二钗的正册、副册、又副册。《水浒传》一百单八将，无论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员地煞星，都有十二作为基数。十二之数溟濛渺远地散布于天地万象，形成一个神秘而有序，流动着生命动静资讯的数理系统。对于这个神秘而奇异的系统，我们应该操持现代意识、开放视野和创新精神，入乎其里而探其神髓，出乎其表而悟其通则，从中解放出丰富多彩的民间生命、文化智慧和叙事妙招，若能如此，庶几可以开拓中国古典小说解读的峰回路转、阅尽奇观的精神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