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部人物传记。传记的主人公是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奇怪个案”作家姚雪垠。本书从他的少年时代开始介绍，按照时间顺序，主要介绍了他的文学创作经历，直至他晚年病逝。书本语言通俗，故事情节丰富，图文并茂，适合广大读者阅读。

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怪个案”——他视“惟有读书高”为信条，却偏偏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正规学历；他想毕生从事历史研究，为了生计，却不得不改写小说；他从1929年就参加了革命，工龄计算却始于新中国开国的1949年；他有出色的外交潜质，却常常不能妥善处理身边琐事；他嫉恶如仇宁折不弯，却因为太刚直太耿介而每每得罪朋友；他无机心少黠虑真诚待人，却在直至临终时仍然是一支孤单的“独立大队”；他被划为“右派”，在逆境中却锲而不舍地开始了《李自成》的创作；他大胆写信给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从而使他成为55万左右派中，能够得到最高领导人亲自关注和支持，并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人……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奇怪个案”就是作家姚雪垠!

本书以通俗的语言，丰富生动的情节，介绍了这为作家人物的传奇一生。

第一章 (1910—1929)

第一节 遥远的故事001

第二节 在“半边天”下成长004

第三节 父亲的“复兴运动”007

第四节 惨痛的家庭变故011

第五节 初学记014

第六节 生死别017

第七节 冲出樊笼02l

第二章 (1929—1936)

第一节 豆面丸子与处女作025

第二节 在河南大学里028

第三节 又与死神擦肩而过032

第四节 艰难的自学生活035

第五节 用脑袋敲开编辑的大门040

第六节 白色恐怖中的“大同”世界043

第三章 (1936—1938)

第一节 收获在抗战前夜048

第二节 这土地是我们的1052

第三节 《风雨》开封055

第四节 萁豆相煎060

第五节 文学人物画廊中的

  第一个抗日游击队员063

第四章 (1938—1943)

第一节 远方的“红灯笼”069

第二节 抗日英雄的赞歌074

第三节 “旅行中怀孕的孪生子”078

第四节 《戎马恋》与《金千里》082

第五节 大别山中的文艺孤军087

第五章 (1943—1946)

第一节 重庆的笑脸092

第二节 多事之秋097

第三节 《微波》生波100

第四节 《春暖》现象104

第五节 漫漫长夜中108

第六章 (1946—1951)

第一节 送给家乡的礼物113

第二节 话说《创作集》118

第三节 黎明前的苦斗123

第四节 激情悲歌127

第五节 决绝归去来131

第七章 (1951—1957)

第一节 梦断开封：136

第二节 苦恼的“套中人”142

第三节 ‘病”从口出146

第四节 欲加之罪150

第五节 拒绝“皈依”153

第六节 悲壮征程156

第八章 (1957—1962)

第一节 自觉“修炼”162

第二节 三春寸草心167

第三节 “中青”迎“闯王”172

第四节 江城会知音177

第五节 专家“会诊”181

第六节 小说家与历史学家的心灵碰撞186

第九章 (1962—1968)

第一节 《李自成》哨然问世192

第二节 风雨欲来197

第三节 《草堂春秋》之祸202

第四节 救命的记录本206

第五节 一张“免斗牌”211

第六节 “牛棚”内外215

第十章 (1968—1975)

第一节 干校里的“山本五十六”221

第二节 尼克松与“三突出”226

第三节 在癌魔阴影下231

第四节 “李白成”不批“孔圣人”237

第十一章 (1975—1977)

第一节 乍暖还寒时候241

第二节 舍“命”告御状244

第三节 “一本书救活一个出版社”250

第四节 逆风人京华257

第五节 难产的第二卷262

第十二章 (1977—1980)

第一节 苦尽甘来268

第二节 身不由己273

第三节 “表率”之误279

第四节 “绝密”内参285

第五节 梦中的“大文学史”289

第十三章 (1980—1985)

第一节 《圆圆曲》风波294

第二节 衣锦还乡记298

第三节 “复活”之欢与“断臂”之痛304．

第四节 《长夜》热法国310

第五节 海上明月共潮生318

第十四章 (1985—1995)

第一节 面对突然打开的“食品橱”324

第二节 不鸣而鸣329

第三节 不败之败333

第四节 不是句号的句号338

第五节 老之已至344

尾声 (1995—1999)

第一节 “田陆一”事件前后35l

第二节 “君子协定”356

第三节 毛泽东与《李白成》361

第四节 沉沉桃李心365

第五节 8万元“卖”了《李自成》370

第六节 感受第五届作代会378

第七节 病魔突袭384

第八节 在医院中387

第九节 渐行渐远392

第十节 鹤归西极40l

后记407

古老的南阳盆地西尽头，清凌凌的刁河水不舍昼夜。在河水滋润的土地上，有一个名叫姚营的村寨，差不多一村子住的都是同宗同族的姚姓人。他们的祖籍本在江西省西北部，明朝洪武年间大移民时被迫迁徙到这里，受河南邓县辖治。

邓县县城距离省城开封800里，距离京汉铁路上的许昌站500里，而姚营寨又距邓县县城50里。出寨子先往东走，一条小路傍着刁河蜿蜿蜒蜒向前爬去，看不见头，望不到边。在没有火车、汽车的时代，挑一个夜短天长的夏日坐着牛车进城，披着一天星星动身，沿着这条小路曲曲折折不停地走，中午在半路的茶店街上停下来喂牛打尖，直到日落时分才能走进县城的西门。在小小的县城里转上一圈，再回到村里就成了见过大世面的人，被乡下人恭恭敬敬地称为了“长腿”。

——姚营寨太闭塞了!这里丁口在不断发展，文风却一直不盛。从明初到清末的500多年间，竟没有出现过一个官员，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哪怕只是在本县稍有名气的文人，就连“举人”和“拔贡”这样的科举功名，寨子连同四周方圆数十里之内，都不曾有人得过。

刁河水悄无声息地流进了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的收场锣鼓已经敲响。天京即将陷落，遵王赖文光奉命西征。疲惫之师，饥寒之旅，“安民”‘保民”的宗旨已成奢谈，填饱肚子是眼前第一要务，哪管他是夺还是抢。先是附近的村庄遭难了，姚营寨却还平安无事。于是人们纷纷扶老携幼，挑箧担箱，潮水般地涌来。

人流里，一辆老牛车慢吞吞地晃着。赶车人不时甩动一下长鞭，鞭梢便在空中蜿蜒出一声脆响。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车轮“咯噔咯噔”，牛铃“咣啷咣啷”。坐车人是一位年轻女子，盘着腿，低着头，不说也不动。偶尔仰起脸来望一望前面，人们便会看到一张白皙的脸盘，两条蹙起的柳眉下一双杏眼。有人认出她是构林寨王财主家的大姑娘，却没人知道她是被即将降临的灾难赶着出嫁。因为既没有彩旗锣鼓，又没有凤冠霞帔，就连不坐一回就枉为一世女人的花轿也没有。要不是世道不太平，一个大姑娘放在家里怕出事，爹娘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憋憋屈屈地把女儿打发走啊!

姚营寨的西北角，一个颇有些气派的大门前，牛车停下了。早就在等着的几个妇人上前把年轻女子搀下车，簇拥着进了堂屋，又搀着她拜了天地拜了公婆。于是王家的闺女成了姚家的媳妇，生是姚家人死是姚家鬼，连爹娘给起的名字也将被‘姚王氏”取而代之。  

婚礼草草收场，人们仓皇散去。是夜，太平军包围了姚营寨。丈大去守寨了。姚王氏独自坐在炕角，胡思乱想，担惊受怕。捱到天放亮时，丈夫回来了，说是族长已经出面说妥，猪、羊和粮食，只要给够了，太平军就撤。一场灾难终于过去，姚王氏安下心来，尽职尽责地做起了姚家媳妇，第二年便生下一个儿子。正高兴时，丈夫却突然死了。仿佛天塌一角，姚王氏哭得死去活来。她才19岁，19岁的寡妇带着一个“月孩子”，往后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

迷信说，死了丈夫的年轻女人都是“白虎星”，命硬，克男人。这样的女人注定要遭婆家的白眼，姚王氏自然也不例外。公公婆婆不必说，连两个小叔子都对她侧目而视。那一次，她想给儿子缝件新衣服，公婆却无论如何不给钱。郁积在胸中的愤懑终于变成烈火岩浆喷薄而出，她抓起一块砖头冲进账房，照着钱柜狠狠砸下去……本是豁出一条命去做代价的殊死一搏，却不料竟换来了家中人的刮目相看。

作为穷乡僻壤里一个封建家庭中的寡妇，姚王氏活在世上的全部意义就是她的儿子。她并不要求儿子如何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也不要求儿子怎样拜相拜侯耀祖光宗，她只让他老老实实待在自己身边，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守住祖上的一份家业，过一份吃穿不愁的日子。所以，她给儿子起名为“姚守业”。  为了落实那个“守”字，姚王氏的办法是往襁褓中喷大烟，让儿子从小就染上毒瘾。在鸦片烟的熏陶中，姚守业倒是长大了，无奈发育不良。矮矮的个头瘦瘦的脸，腰弯背驼，一条辫子细细地拖起在后脑勺上。他沉默寡言，离群索居，独自一人住在堂屋后边的“群房院”里，每日里除了烧烟泡，就是玩鹌鹑，间或也玩“戏子”。

不知不觉中，年轻守寡的姚王氏已经不再年轻，该当婆婆了。于是，她给她的儿子张罗来一房媳妇，同时也张罗来了又一支烟枪，而且这一支烟枪比姚守业的一支还要厉害。媳妇每日里小晌午了才起床，一起床就扛起烟枪，直抽到下半夜才睡。她极少走出房间，吃喝拉撒全在屋里由专人侍候。因为她为姚家生了一女一子为姚家续了香火，她让姚王氏有了孙子抱，所以她可以理直气壮地安富尊荣。

姚王氏给孙子命名“姚薰南”。比起“守业”来，这名字似乎含蓄了许多。但她的愿望却依然故我，只盼孩子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并不要求他能闻达于诸侯。所以，她仍然用熏陶儿子的办法熏陶着第三代人，使他们也从襁褓中就成了“瘾君子”。惟一的变化是她把孙子送进了开封的“洋学”——县立优级师范，但没等到毕业就又把他召回家，为他早早娶下了一房媳妇。

姚薰南毕竟是已经呼吸过新鲜空气的人，没门没窗的黑屋子再也难以关住他。他的心已经长上知识的翅膀，向往着到姚营寨之外的天空中去飞翔。在给姚王氏娶了孙媳并让她抱上了两个重孙子之后，他又打点起一个小包袱，顺着村边的小路往远方去了。把他的妻子留在家巾，照看着房子照看着地，还要照看着老老少少四代人，其中包括一个早该出嫁却因为抽大烟而尚未出嫁的大姑姐。

姚王氏的孙媳非常能干，天天颠着一双缠成粽子样的小脚，屋前屋后地跑，院里院外地忙。套碾子套磨，洗衣服做饭，飞针走线补袜子做鞋。晚上，吃过饭洗过碗收拾干净以后，还得去给婆婆烧大烟。婆婆躺在炕上，她站在地下，一站就是多半宿。什么时候抽烟的过足了瘾，她才算干完了一天的活，才能拖着肿胀的双腿回到西房去。那是她的天地，两个幼小的儿子正在那里等着她。

唉，她太累了!姚王氏怜惜地想。孙媳日益隆起的肚子告诉她，家里又要添人进口了。她高兴，却不知道她的孙媳已经拿定主意不要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摁进尿罐里!”孙媳向邻居们宣布了这个决定，却从来没有对婆奶奶说起。不是有意隐瞒，而是因为这事情太普遍太平常，实在没有郑重其事汇报的必要。被“三寸金莲围着三台(井台、磨台和灶台)转”的日子累极苦极了的女人们，为自己“减负”的惟一办法就是剥夺那个比自己更弱小者的生存权。如同产业工人最初的破坏机器，是报复，是发泄，也是流淌着血泪的控诉与反抗。

孙媳打算溺婴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姚王氏的耳朵里，她非常生气。她虽然已经有了两个重孙子，可她嫌太少!兵荒马乱的年头，有十个八个都不算多，何况姚家已是两世单传!她暗暗掐算日子，认定孩子该是阴历九月九日出生。营救的办法有了，孩子的名字也有了——“重阳”，就这么叫吧，这是孩子自己带来的。

阴历九月初八晚上，孙媳阵痛发作。姚王氏守在床前，眼睁睁看着，一步也不敢离开。夜静更深之时，孩子出世了。一落草，没等当娘的看一眼，姚王氏一把抢过来，揣进怀罩逃进了自己的卧室。她把孩子贴在胸口上，白天黑夜地搂着。饿了，就抱出去，找本家的堂侄媳和一位姓胡的佃户女人轮流“借”奶吃。

三天过去了。孙媳说想看看孩子，姚王氏同意了，小心地监视着让母子俩见了第一面。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桌子上放着一盏油灯。孩子的眼睛睁得很大，一对亮亮的眸子随着灯光不停地转动。当娘的把孩子抱在怀里，仔仔细细地看，看着看着哭了起来。于是姚王氏知道，她的重孙子不再有生命危险了。但她仍然不放心，又硬把孩子从产妇怀里抱走了。直等到过了满月，才把孩子送回到母亲身边。

有了这个重孙子，姚王氏便有了无限的欢欣和骄傲。这孩子天庭饱满，地角方圆，浓眉，大眼，隆准，怎么看都是一副福相。“两只水渌渌的大眼睛，亮得跟神娃儿一样。”谁见了都是这么说，更让姚王氏心里燃起火一样的希望：莫不是有了这个孩子，姚家的门头从此真要“人财两旺”了吗?

当然，她也有遗憾——孩子比九月初九早两个时辰来到世上，“重阳”两个字便没法叫了。不过没关系，“孩子不是排行老三吗?就叫他‘三’吧。”姚王氏豁达地做出了“另行规定”。“三”字加上当地习惯的卷舌音变成了“三儿”，喊起来既简单又顺口且带着一股怜爱味儿，姚王氏为之十分满意。至于若干年之后，“三儿”将先被“姚冠三”再被“姚雪垠”所替代，则是姚王氏所决没有想到的。

P1-4

本书作者许建辉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研究员。我自2004年开始兼任文学馆馆长之后，始与之有所接触。许建辉敬业、勤勉、心直口快，每每对文学馆管理弊端直陈其害，督促我辈革故鼎新，使我深感温暖也深受鞭策。嗣后她为了改进文学馆的工作，又专程到国家图书馆等机构走访，把获得的感受在馆员会议上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馆也曾派她出访日本，访问归来，她慧眼独具的总结也曾在文学馆获得极高的评价。渐渐的，这位不遮不掩、坦率直言的学者，以其见解的独特、持论的公允、学理的严谨，更赢得了我的敬重。

说来也巧，我与本书的传主姚雪垠先生，也曾有过半月的“粉丝”之缘。那是在1991年，那时我还在北京市文联从事专业写作，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一员，随同姚雪垠先生出访日本。姚雪垠在日本名声很大，因为《李白成》第一卷被译成日文，更名《叛旗》，在日本讲谈社出版。《李白成》第一卷，是我青年时代就爱不释手的读物，读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街四处找新华书店，要买第二卷。得知随姚先生出访这消息时，令我几疑梦中。出访的日子忙碌而短暂，当然主要是身为团长且声名远播的姚先生在应对，附骥其后的我辈，倒多了一些观察琢磨这位心仪已久的前辈作家的机会。更为有趣的是，这次观察，为15年后的今天阅读许建辉的《姚雪垠传》带来了莫大的快乐：我一边读，一边回忆起那个步履蹒跚满面慈祥地走在代表团最前面走在盛开的樱花下的老爷子，回忆那个在吃法式大餐的餐桌上像孩子一样高声大嗓地和我们争论历史小说写作的老爷子。我对本书传主的人生历程和文学成就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故此对本书的学术成就不敢置喙，但可以很自信地说，许建辉对传主性格的深刻把握令我折服。拜读本书，时时令我忍俊不禁，因为那个在学问上脾气固执性格自负，在为人上却又宽厚素朴蔼然慈祥的老人家，又来到了我的面前。

虽然对姚雪垠先生的一生并无更多的了解，但他坚守自己文学追求的意志和勇气，我一直很敬佩。早就听说过，建国之初，他辞却大夏大学文学院教授兼大夏大学副教务长职务，辞却包括孔罗荪和方光焘先生在内的朋友们为南京大学等其他高等学府的热情相邀，执意从上海回到开封，以一个知名作家的身份做了一名最普通的创作员。失去的是优越的地位和丰厚的薪酬，得到的是他自己最想担当的一个社会角色。其对错得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自己终于实实在在地把握了自己。后来的几年里，他先做了只想为个人在创作领域“打‘翻身仗”’的“白专”典型，因为不肯写“夏锄草冬积肥”的宣传材料便什么都不能写；继之又成了‘极右派”，人身自由连同创作权利一起遭遇剥夺。但他并不后悔，更不罢休，而是流着眼泪，偷偷开始了《李自成》的创作。这是一个人对其生命状态进行了反省的煎熬之后的反叛，是姚雪垠先生的又一次“自由选择”。没有奢望生前出版，因而便没有了任何禁忌，周围的一切都可以视而不见，心里眼里惟有他的文学。他把他生命的全部热情都投注于此，在以自己选定的方式为社会恪尽一份职责的同时，也把个人的品质和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学评论家雷达曾为之击节赞赏：“《李自成》第一部写得真好，就是把人置于那么一种情境之中，那种情境叫什么情境呢，我不知道，就是被剥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只有一支笔自己拿着，自己真正能够回到历史里面去，深入到历史里面去，写出一种文学的精品。了不起。”

的确，姚雪垠先生以其小学三年的正规学历而成为著作等身的作家、学者，其生命旅程中的每一个脚印，都镌刻着超乎寻常的坚韧和艰辛。作为一个脱胎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姚先生与生俱来着对世道人心的使命和责任，然而他又是“叛旗”独树的——自由选择，独力担当，堂而皇之地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当作实现这使命与责任的要义。他的不懈追求，在那个只承认群体而无视个人的时代，只能以一种独立特行的姿态而横空出世。惟其如此，我以为他有资格成为审视20世纪中国式成功人生的一个观察点。从这个点上，除了可以窥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之外，还应该能够看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矛盾，甚至可以看到在坚守与突围中迎接新的人格曙光的东方知识分子的人生范式。

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一部《李自成》一夜之间名满天下。当是时也，电影、戏剧、美术、评书、甚至连环画，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蜂拥而上争相改编，称之为趋之若鹜，当不为过。然而，由于时代语境的变迁，由于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的遮蔽，或许，也由于作者过于顽强的个性所致?姚雪垠先生同他的历史小说一起走进了历史，当年的无限风光尽被雨打风吹去，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已经很少再被忆起并形诸笔墨。在这样的时候来写这样一本书，是需要一种超功利之目的的。令人欣慰的是，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许多帮助与支持，使一项原本属于坐冷板凳的劳作过程变得温馨和谐春意融融。而更令人欣慰的是，这本传记写得很规矩很老实，不拔高溢美不文过饰非不顺情说好话，一切惟史料是瞻，白白黑黑非非是是。作者许建辉曾给传主姚雪垠先生做过近五年的工作助手，对传主的观察了解自有其独到之处。书稿采取传记习用的以时为序方式，沿着传主跌宕起伏波诡云谲的人生轨迹向前推进，把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姚雪垠尽量真实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作者自谦：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后来的研究者铺路搭桥”，我相信这个目的一定能够达到，相信后来的研究者一定不乏其人——毕竟，姚雪垠把800多万字的作品留在了人间；毕竟，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上应该有属于他的一席地位。

2006年7月8日

2003年4月，“中国新文学学会”以电子邮件告知，拟于当年10月在其“根据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行“姚雪垠创作国际研讨会”。9月，又通报因为“准备不充分”，研讨会延期举行，时间待定。

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困惑。适逢去武汉参加另外一个会议，便登门拜访了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王庆生先生和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永健先生。两位学者拨冗接见并治宴款待，席间几次说到“(研讨会)准备好了就开”，却绝口未提什么时候能够“准备好”。我以为问题出在钱上，而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俞汝捷却以深知内情的语气告诉我：“不在钱，在人。现在研究姚老的人很少，研讨会当然就不容易准备。”

早就知道姚老“门前冷落车马稀”，但冷落到居然连个学术会议都开不起来，却也实在出乎意料。我忽然感觉到了“情绪化”这种东西的无处不在，同时也忽然产生了要为会议的“准备”做点什么的冲动——写这份传记，就这样被“情绪化”地决定了。

立刻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俞汝捷把他给姚老当助手时的部分日记以电子文档形式发到了我的信箱里，原湖北省作协党组书记洪洋则把他与姚老在一起的珍贵照片寄给了我。《红旗》杂志退休编审陆荣椿给我介绍了动员姚老参加文艺争鸣的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兵种部原政委田永清少将讲述了他与姚老“忘年之交”的点点滴滴。还有武汉之行新识新知的朋友——福州师范大学年轻的副教授涂秀虹，竟把她的导师齐裕妮教授才出版不久的专著《中国历史小说通史》托人送到我手上，因为书中有专门章节讲到‘姚雪垠的《李白成》”。

朋友们倾力相助催我前行，真正动手时已是2004年的春节。借贺岁之机我拜望了刘白羽、江晓天等老人，从他们的讲述中得到了有关姚老的许多“独家信息”；而臧克家、碧野等文学大家们的自传、“他传”则都是能为我所用的资料富矿，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姚雪垠就活在他们的著作中。

2005年盛夏，我随中国现代文学馆学习考察团东渡扶桑。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办公室里，日本朋友满怀深情地说起与他们携手共建日中友谊的中国作家们，其间几次提到姚雪垠。分别前夕，本村美智子先生和佐藤纯子先生又拿出姚雪垠题赠她们的诗作“斗方”，亲手交给了我团团长——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李荣胜先生。曾两次接待姚雪垠访日的横川健先生则用一笔漂亮的汉字代书华函一封，详细述说了两位日本女学者将其多年的珍藏赠予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惠心美意。国际友人的慷慨之举，既为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又让我进一步提高了工作的热情与信心。

最早关注此事的出版界朋友是江苏文艺社的汪修荣。他想编一套与历史小说有关的丛书，其中涉及姚老的一部分，他向我下达了编选任务。当他知道我正在忙活什么时，彼此间的交流内容立刻扩展了，深入了。2005年的初冬季节，进京办事的汪修荣以一个资深编辑的身份，特意当面提出了很负责任的建议，使我和我的书稿受益匪浅。

来自出版界的另一束目光属于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左泽荣。这位资深编辑从他的同学——文艺报新闻部副主任石一宁处知道了我的电话号码，第一次通话时就开门见山直奔出版主题，那种热情与坦荡让我非常感动。后来又谈到姚老与湖北与武汉的关系，谈到他对姚老及其著作的理解……当书稿即将杀青时，他的电话又来了，这一回谈的是“奇怪个案”问题。他认为“姚先生是一个奇怪的个案”，“因为毛泽东是一直把李白成当作反面教员的，姚先生却把李自成写得那么好，而结果居然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他不理解，“好奇怪哟!究竟是书中的什么东西拨动了一代伟人的心弦?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左泽荣反复强调着“奇怪个案”四个字，建议我“一定把它写进‘后记’中”。

我愿意接受左泽荣的建议，因为我认同他的“奇怪个案说”。在我看来，“奇怪个案”四个字对于姚老而言是知人之语，对于这本书来说则堪称简练至极的内容提要。也许是感觉到了便更能深刻理解的原因吧，我忽然欣喜地发现：在这本书里，我的拙笔所试图描画出的，正是姚老生命旅途中那些最能凸显“奇怪个案”主题的独特“景点”：

——他视“惟有读书高”为信条，而偏偏只有小学三年的正规学历。他想研究历史，却不得不写小说。他从1929年就参加了革命，工龄计算却始于新中国开国的1949年。他志愿加入共产党，却不肯接受纪律约束和组织领导。他从事着“人学”的文学，说话办事却一味我行我素而从不考虑他人感受。为了对人类的知识宝库有所贡献他只记得“我”和“我的事业”，却每每忘记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彼此相互支撑的“人”字架构。他有出色的外交潜质，却常常不能妥善处理身边琐事。他嫉恶如仇宁折不弯，却因为太刚直太耿介而每每得罪朋友。他无机心少黠虑真诚待人，却在走南闯北几十年后仍然是一支势单力孤的“独立大队”。他用他的文学创作首当其冲对极“左”路线举起了叛旗，而在以讹传讹人云亦云的“口碑”中他却一直是“左”名昭著。贫穷、疾病和无边长夜一次又一次把他推人鬼门关，他却一次又一次战胜死神顽强地活到了89岁。他有着哲人的深邃，却又像孩童一样天真。在知识界流行相互攻讦以求自保的反“右派”岁月里，他固守着与人为善的根基咬紧牙关拒绝“揭发”“批判”；可是到了文坛道弟称兄一团和气时，他却为了一种自我掮起的社会责任而吹求了张三指责王五四面出击八方树敌。政客厌弃他，因为他拒绝吹吹拍拍；同行疏远他，因为他三句话便离不开《李自成》。他鄙夷“世故文章”，他崇尚“惟忧道不忧贫”。他能无视实利，却难割舍虚名。他在逆境中活出了人性的美丽，却在鲜花和掌声中迷失了自我。他曾经独上高楼而望断天涯，他曾经衣带渐宽却无悔无怨。当灯火阑珊处蓦然回首时，阅尽人间“三境”无限风光的姚老在他的《学习追求五十年》中坦诚自陈：“我从青年时候起，虽然有狂妄浮夸的缺点，但是我从来不停留在夸夸其谈，而是很严肃、很认真地对待我所追求的目标。我不仅能够实干，而且能够在逆境中不改素志。我这一生，从青年到老年(到“四人帮”倒台为止)，为着自己追求的目标，严重的疾病和贫困压不倒，骂不倒，斗不倒，沉重的政治压力压不倒。这就是我的性格……”

我知道，以我的学识与见识来对一个五光十色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说三道四评头论足，实在是有些捉襟见肘有些不自量力。好在从一开始我就不乏这点自知之明，所以我的工作目标只在为后来的研究者铺路搭桥，而从不敢有更高的企求与奢望。整个工作进程中，每当我感到有些心力不济有些底气不足时，伟大的契诃夫总会让他的莉达走出《带阁楼的房子》浮现于我的脑海教导我：“人不可以把手放在膝盖上坐着不动。固然，我们没有拯救人类，也许我们还做了许多错事，可是我们在尽我们的能力做；那我们就是对的。”

两年又七个月过去了，《姚雪垠传》终于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行将付梓之际，我收到了自己由衷敬重的“顶头上司”——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先生为书稿写的序言。由此而来的感动与感激无法言表，凶为我非常明白，《序》里的每一字每一词都生产于名副其实的‘百忙之中”，而每一词每一字都举足重轻都蕴含着沉甸甸的信任与鞭策。

莫名的感动与感激中，我又收到了同事小友辛昭瑞利用业余时间替我扫描的为书稿配备的几十帧照片，收到了姚老之子姚海天在关键时刻送来的珍贵史料。就这样，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持与鼓励围护着我，使我坚定地相信自己是一个随时随地都能“得贵人相助”的有“福”之人。惟其如此，我便有理由更加坚定地相信——读者们一定能够宽宥我的浅薄与粗疏，从而一定能够原谅本书的所有瑕疵与缺漏。

——难道不是吗?

著者

2006年初秋于北京顺义樱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