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使美国及整个酱主义世界陷入危机中，是资本主义制度自产生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本书通过理论和初评相结合、以初评为主的方法，对“大萧条”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当时的金本位货币制度，说明了“大萧条”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和传播的。这对于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大萧条》是伯南克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之后的又一重要学术著作，该书通过对大萧条这一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的深入研究，把总体分析和结构分析、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阐述了解释大萧条成因和机制的思路。

第一部分 综述

 第1章 大萧条的宏观经济学：一个比较分析

第二部分 货币和金融市场

 第2章 金融危机在大萧条传播过程中的非货币影响

 第3章 大萧条中的金本位、通货紧缩与金融危机——一个国际比较

 第4章 大萧条中的通货紧缩与货币收缩：一个简单的比率分析

第三部分 劳动市场

 第5章 行业劳动市场的周期性行为：战前和战后的比较

 第6章 大萧条时期的就业、每周工作时数和收入：对八个制造行业的分析

 第7章 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失业、通货膨胀和工资——对欧洲的启示

 第8章 顺周期的劳动生产率和各种经济周期理论：来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证据

 第9章 大萧条中的名义工资黏性与总供给

译者后记

第三阶段从1931年6月的银行业恐慌直到1932年年底。至少在我们看来，这一时期德国的货币政策最不恰当。与法国和美国的情形不同，德国的银行业危机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是暂时性的。到1932年年底，M1/BASE比率已经回到了恐慌前的水平。虽然在1932年第1季度黄金流失严重，但在1932年的剩余时间里显著减缓了(尽管贴现率在下降)。因此整体来说，当时的人们会预见德国的货币状况在1932年稳定下来。令人迷惑的是，虽然德国国家银行没有实际义务允许黄金储备决定货币存量，但从1931年年底到1932年年底它并没有冲销黄金流出。实际上，正如表4-4的b部分所示的，在此期间，随着黄金持有量下降了20个对数点，德国的货币基础/国际储备比率下降了大约5个对数点。结果是从1931年第4季度1932年第4季度，M1下降了近12个对数点(尽管货币乘数回升有利于阻碍M1的下降)，形成了经济上灾难性的后果。

最后一个阶段从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直到我们的样本期结束。1933年M1多下降了4个对数点，但紧接着德国采取了通货再膨胀的政策。在1934年和1935年M1温和增长，在1936年则大幅增长。这次货币增长的鲜明特征是，虽然当时大量黄金和外汇正在外流，货币乘数显著下降，但货币还是增长了。换句话说，在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的货币政策在追求国内目标时，完全摆脱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传统约束。从1933年早期开始，德国的产出开始了持续的复苏(请再次参考图4-1)。

英国

从1928年中期到1930年年底，英国(表4-4的c部分)的名义货币增长率实际上为0。正如该表所示，这一货币紧缩很大程度上是黄金流失的结果，而黄金流失可能是(前文讨论过的)最初的英镑高估引起的。在1929年，英国曾经调高贴现率试图稳定形势，同时部分黄金流出被冲销了(例如，BASE/RES被允许增加)。关于此，1929年第3季度的情形尤其引人注目(把贴现率的变动与货币基础/储备比率的变动相比较可知)。

正如表4-4的c部分所表明的那样，虽然在1930年和1931年第1季度，英国的货币增长保持平稳，但其货币政策更关注国内目标，而不是遵循金本位制的“游戏规则”。该表的第4、第7和第8列表明，虽然英国的黄金存量大大低于1928年的水平，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还是降低了贴现率(从1929年第3季度的6.0%降到1931年第2季度的2.5%)，并且冲销了黄金流出对货币基础的影响(比较BASE/RES与QGOLD两列可知)。幸运的是，和表4-4中其他3个国家相比，英国的银行问题一直保持最少，并且在整个样本期间货币乘数都保持稳定。还有，因为英国是储备货币发行国，只持有黄金作为储备，所以外汇储备也不是个问题。

英国对1931年9月的危机的反应是贴现率上升，但与此同时几乎完全冲销了黄金流出(注意从1930年年中起，BASE/RES与QGOLD之和近似为0)。可以论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冲销指标BASE/RES是比贴现率更好的衡量货币政策真实态势的指标。我们知道，在此危机中，英国被迫于1931年9月中止了金本位。

在样本期的剩下部分，英国的数据描述了一段相对简单的经历。因为没有了外部约束，1932年货币迅速增长，增幅约11个对数点，然而1933年和1934年货币增长速度减缓了。这次货币扩张减缓的原因是什么？表4-4的c部分给人的印象是当时英格兰银行在集中力量稳定货币基础而不是稳定M1。再次注意，直到1935年，BASE/RES与QGOLD之和近似为0，这意味着一直到1935年名义货币基础几乎等于其在1928年中期的水平。因为货币基础稳定，M1的变动似乎很大程度上是由货币乘数M1/BASE的变动(它在1932年第4季度到1934年第4季度下降)引起的，一直到1935年。

1936年黄金大量流入英国，这可能是由欧洲大陆上政治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引起的。有趣的是，英格兰银行只是部分地冲销了这一流入，结果货币基础增加了大约22个对数点。因此，虽然货币乘数在1936年急剧下降，英国的M1货币存量仍稳健增长。从其只冲销黄金流出而不冲销黄金流入来看，英格兰银行捡起了金本位时期不对称调整的老习惯，尽管1936年的黄金流动与英国的货币政策根本无关。

美国

美国(表4-4的d部分)的货币数据非同一般，并倾向于支持弗里德曼和舒瓦茨(Friedman and Schwartz,1963)对美联储的政策选择的尖刻批评。尤其是，与其他所有主要国家不同，美国是唯一一个其政策的相机抉择成分(和金本位制所要求的自动反应相反)被认为严重地破坏了其稳定性的国家。

该表的关键一列是货币基础与国际储备的比率(BASE/RES)。从我们样本期的开始(1928年第2季度)直到1931年第2季度，美国的这一比率持续下降。结果，在1928年第4季度到1929年第4季度期间，尽管有黄金流入和货币乘数M1/BASE的上升，但美国的名义货币增长正好为零。在这方面，1930年更为糟糕。从1929年第4季度到1930年第4季度，美国的名义货币下降了几乎6个对数点，虽然同期美国的黄金存量增长了8个对数点。M1下降的原因，大概是货币基础/储备比率的持续收缩，它促进了而非抵消了货币乘数的下降。这一收紧似乎明显地和金本位制的“游戏规则”不一致，并使人们把大萧条早期(1931年前)世界货币总量的减缓归咎于联储。表4-4证实了，在美国坚持金本位期间，流入和流出美国的黄金被完全冲销，因此它们对美国的货币基础没有任何影响。

就美国的货币增长而言，1931年与1932年绝对是灾难性的年度：1931年美国M1下降了13个对数点，而1932年则下降超过7个对数点。然而此时此刻——英国已于1931年9月脱离金本位制，而美国决定仍然坚守金本位制——联储深深地陷入了它远远无法控制的压力之中。正如表4-4的d部分所表明的，1930年第4季度到1932年第4季度大约150%的货币收缩来自于货币乘数的急剧下降，而货币乘数的急剧下降则是一系列的银行危机引起的(Friedman and Schwartz,1963)。1931年中期，联储扭转了它冲销黄金的政策，在1931年第2季度到1932年第2季度将货币基础/黄金储备比率提高了几乎35个对数点。然而，由于同一时期黄金流出28个对数点以上，这些措施几乎被完全抵消了。在此，我们不想纠缠于“联储在1931-1932年期间是否原本能做得更好？”这一富有争议的问题，但是给定这些数据以及坚守金本位制的承诺就可以理解美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们当时为什么会认为货币基础的扩张(例如，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是徒劳无益的。(P174-177)

相信很多人至今仍然对“大萧条”有着深刻的印象。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使美国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危机之中，是资本主义制度自产生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大萧条”同样也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进和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但如果认为“大萧条”只是“过去的事情”，只是停留在书本中的经济的糟糕表现和人们惊恐、失望的表情，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正像本·S.伯南克(Ben S.Bemanke)在大家即将看到的这本书中所说的：“大萧条不仅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们的信条、政策建议和研究过程，而这一点常常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大萧条”的表象有很多，拋开人们抑郁的心情和失望的情绪不论，“大萧条”的表象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股票市场崩溃。1929年10月美国股票市场崩溃，10月23日股市急转直下，10月24日(著名的“黑色星期四”)股市再次惨跌，此后，10月28日、10月29日，股市持续暴跌，此后的3年左右的时间内，股市虽然偶尔回升，但整体趋势是不断下跌的。第二，产量和物价的急剧下降。1929-1933年，美国的GNP从9381亿美元下降到6621亿美元(按1929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下跌近30%，同期CPI下降近25%。第三，失业情况严重。“大萧条”期间失业率从3%升至25%左右。第四，投资巨幅下降，1931-1935年净投资实际增长率持续为负。第五，名义利率极低。经济活动的急剧萎缩使名义利率极低，诸如商业票据的短期利率接近于零。

上述的现象使得“大萧条”成为几代美国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但同时也为经济学家提供了难得的研究样本，按照伯南克先生的话来说，“解释大萧条是经济学的‘圣杯’”。

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很多经济学家试图对“大萧条”作出合理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凯恩斯主义的解释和货币主义的解释。

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解释深深地影响及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解释强调了总需求的不稳定性，他认为“大萧条”之所以出现，正是由于总需求的急剧下降，而总需求的急剧下降又是由人们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下降趋势、灵活偏好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所造成的，总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趋势使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而灵活偏好及资本未来收入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从而与利率水平不适应，导致了投资需求不足。据此，凯恩斯提出了通过需求管理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张，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也由此占据了战后经济学的主流地位。20世纪40年代初，汉森和威尔逊最早使用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对“大萧条”进行了研究，认为消费的不足以及相伴而来的对住宅需求的下降和投资机会的丧失，导致了收入崩溃的发生，而戈登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结论。罗默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认为1929-1933年的一系列冲击引起了总需求的下降，即股市的崩溃导致了一系列的国内支出冲击，这些冲击在“大萧条”的初始阶段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随后几年的货币冲击和美联储不当的货币政策操作又进一步强化了国内支出冲击的作用。罗默的研究在经验上支持了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即“大萧条”是总需求的急剧下降造成的。

与凯恩斯同样伟大的货币主义的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与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著的经典著作《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对“大萧条”的原因进行了简单而有力的解释，指出“大萧条”产生的原因是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变化，即直接由20世纪30年代初货币供给的收缩引起。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恒久性收入”，而恒久性收入是稳定的(至少是变化很小的)，故货币需求函数也是稳定的，因此，经济的不稳定大都可以归因于由货币当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弗里德曼集中分析了始于1929年的衰退是如何演变成“大萧条”的，他认为1929年货币供给最初的温和下降转变成了1930年10月-1933年3月的银行倒闭浪潮，而美联储又没有及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或贴现窗口向困境中的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以阻止银行的倒闭，由此引起了货币供给的急速下降和严重的经济衰退。此外，由货币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加重了“大萧条”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都认为总需求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原动力，不同的是他们强调的总需求波动的原因不同，凯恩斯主义强调自发支出下降是导致总需求下降进而导致“大萧条”的原因，而货币主义则强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总需求下降才是“大萧条”的真正原因。

经济学家们围绕着到底是货币因素还是非货币因素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近期比较流行的是一种折中的观点，即货币因素和非货币因素都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

但是上述的这些对“大萧条”的分析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处：首先，在货币因素对“大萧条”的形成的作用方面，虽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观测到，在经济紧缩阶段，货币供给、产出水平和价格水平都急剧下降，在经济复苏阶段则快速上升，但是货币供给、产出水平和价格水平这些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较难断定，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哪些变量是“因”，哪些变量是“果”，这也导致了我们对货币因素和产出因素究竟哪个是“大萧条”的形成原因的无限制的争论，并不得不接受了一个折中的观点。其次，过去学者们专注于美国自身的情况，如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和股市中过度的投机泡沫等对“大萧条”加重的作用，而没有在全球范围内考察“大萧条”，没有考虑到发生在美国的“大萧条”是世界性萧条的最初原因，也没有对经济紧缩在国家之间的传导途径进行分析，这样“对大萧条的解释就不算完整”。

伯南克的这本新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大萧条”进行认识的全新视角，不再将研究仅仅局限于美国自身的情况，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研究“大萧条”。伯南克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以实证为主的方法，对“大萧条”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当时的金本位货币制度，说明了“大萧条”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和传播的。这不但是对“大萧条”的回顾和研究，而且对今天的我们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前的世界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我们生活的地球越来越小，在现在的“地球村”里，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变得空前紧密，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个经济体发生的震动或危机可以很快地传导到其他的经济体，进而引起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灾难，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条件下，如果我们的研究还仅仅局限于一个单独的经济体或国家，而没有全球化的视角，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全面的，不符合我们所处时代的要求。伯南克的这本书站在全球化的视角研究了“大萧条”，虽然在“大萧条”发生的时代，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没有今天这样紧密，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程度也没有今天这样深入，但是伯南克的研究依然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在全球化视角下研究经济问题的良好样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分析问题的框架。问题虽然各有不同，但在研究中贯穿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更应该注意在全球化的框架下分析问题，注意研究经济震动或冲击在国际间的传导途径，为我们应付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经济问题提供支持。在这方面，伯南克先生是我们的榜样。

伯南克先生的这本书共9章，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综述，第二部分着重研究货币及金融市场，主要从总需求的角度对“大萧条”的成因进行了研究，伯南克认为，总需求的下降是“大萧条”的重要原因，造成总需求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则是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伯南京将通货紧缩的原因归结为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先天不足。第三部分着重研究劳动力市场，主要从总供给的角度对“大萧条”进行了研究，伯南克认为，20世纪30年代名义工资对总需求下降的调整不够完全，且这种调整不能解决持续性的失业问题，从而导致了国民经济大大偏离了充分就业状态。

本书的各章都是独立的论文，但集结成书后仍不失结构的严谨，当然也不影响各章的独立性。

伯南克于2006年1月31日接替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成为新一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的学术主张受到了世人的极大关注，相信这本书对于大家深入了解伯南克的学术主张有极大的帮助，从某种程度上说，通过这本书我们也可以发现伯南克掌管下的美联储的政策动向。

我们今天研究“大萧条”这段历史，并不是要分清消费者、企业、股市、美联储在“大萧条”中的责任和到底是谁应该为“大萧条”负责，重要的是我们能从“大萧条”的这段历史中学到些什么，如何防止类似的经济衰退再次发生，至少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时我们不至于手忙脚乱，相信这也是伯南克先生写这本书的目的。

下面就请大家品味伯南克先生的这本书吧，相信大家在读过这本书后一定会有所收获。

2006年1月31日，伯南克接过了格林斯潘的指挥棒，成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新一任主席。自此，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思想和主张受到了全球的广泛关注。

新任美联储主席是美国著名学府培养的高材生，他分别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伯南克同时也具备丰富的研究经历，从1987年到2002年，他先后在美国费城、波士顿和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担任访问学者或顾问，2002年8月开始担任美联储理事，进入了美联储决策层。2005年4月，伯南克就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于同年10月份被美国总统布什提名为新一届美联储主席。

在出任美联储掌门人之前，伯南克的学术影响力远大于他的政治影响力。他在宏观经济学界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地位，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领域也有着颇为深入的研究。伯南克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沦文，并出版了数本学术著作。

伯南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基本承继了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思想和操作思路，正如他在接受提名时所说的那样，保持格林斯潘时代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将是他的第一要务。但是，两任美联储主席在货币政策目标和政策透明度方面仍然存在着重要分歧，这可能是影响美联储未来货币政策走向的重要方面。众所周知，格林斯潘从不拘泥于某一经济模型或理论，他以“含糊其辞”的风格著称，看重的是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的相机抉择能力。与格林斯潘有所不同的是，伯南克认为央行应该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在货币政策目标方面，他推崇通货膨胀目标制。伯南克认为，中央银行应该公布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以便让公众对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有一个准确的预期；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实现这一目标来保持和巩固货币政策的公信力。这一学术观点体现在他的著作《通货膨胀目标制》中，此书已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翻译出版。

《大萧条》是伯南克的另一本重要学术著作。这本书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以实证为主的方法，对大萧条这一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深入研究，体现出了伯南克在计量经济学方面的深厚造诣。在书中，伯南克将总体分析和结构分析、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阐述了解释大萧条成因和机制的思路。虽然大萧条时代已经远去，但这本书对各国的经济运行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阅读此书，我们能够对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周期以及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更好的把握；我们还可以借此对当前仍存在的高失业、银行倒闭、货币危机、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等经济现象加深理解并积极应对。

全书共有9章，分为三大部分。在本书的序和第一部分(第1章)中，作者对全书进行了概括；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为本书的主体部分。

第二部分(第2章至第4章)研究的是货币和金融市场，主要从总需求的角度对大萧条的成因进行了研究。伯南克认为，总需求的下降是大萧条的重要原因，造成总需求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则是世界范围的通货紧缩。伯南克将通货紧缩的原因归结为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即一战后重建的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先天不足。除货币因素即通货紧缩因素外，一些非货币性金融因素在大萧条的形成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银行恐慌以及企业不景气等问题的存在缩减了信贷业务，从而加剧了世界经济的崩溃。总之，大萧条早期出现的总需求大幅下降的情形，是货币因素和非货币性金融因素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部分三篇文章的主要贡献就是为这两方面的因素给出了经验描述。

第三部分(第5章至第9章)讨论的是劳动力市场，主要从总供给的角度对大萧条进行了研究。伯南克研究了劳动力市场的周期性行为(如顺周期的劳动生产率)、工人雇佣量与每周工时之间的差异、大萧条时期的名义工资黏性等各个方面，并从经验的角度对这些现象加以解释和验证。伯南克得出的核心观点是，在20世纪30年代，名义工资虽然也随着总需求的下降而作出调整，但这种调整异乎寻常地缓慢而且不完全。工资的这种调整并不能解决持续性的失业问题，导致国民经济远远偏离了充分就业的状态。

上述各章之间的联系虽然很紧密，但从形式上看，每一章都是一篇相对独立的论文，这些论文最初要么是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等著名刊物上，要么是收录于伯南克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本书将这些论文按照“大萧条”这一主题结集成书，并不影响每一章的相对独立性。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还有李昕畅、王佩佩、韩菲、李晓菱、张琼、吴兴宁、任慧娟、尚洁。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博士生或硕士生，有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在翻译过程中，大家采取分组方式，对每一篇论文的译稿都进行了认真讨论和首轮互校。全书由宋芳秀和寇文红审校，李昕暘参加了第4章部分译稿的校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李庆云教授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进行了认真释疑。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或指出原文中的错误，我们校译时在本书的每一章都加上了一定数量的“译者注”，并且这些注释(以及原文的注释)相互之间有参考关系，如第2、3、4章的注释会参考第1章的注释，第6、7、8章的注释会参考第5章的注释。

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的各位老师，他们对我们的翻译工作充分信任并且极具耐心，使我们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对译稿进行反复斟酌。另外，我们还要感谢王宇博士和来有为博士，他们对译稿的修改工作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

受时间和译者知识范围的限制，本书难免存在误译之处，欢迎各位同仁与我们共同切磋，指出书中的错误和纰漏之处。

宋芳秀寇文红

2007年2月于北京大学

Bernanke是应用宏观经济学的大师。他不仅在研究技术上炉火纯青，而且他把结果放在更大的宏观经济框架下进行解释的能力也是无与伦比的。

——Mark Toma,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对我们理解大萧条的深度和广度是一项卓越的贡献……本书将成为经济周期研究领域里的标准参考书。

——Randau Kroszner(芝加哥大学教授，美联储理事)

Bernanke的著作给经济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宏观经济学家们看到了历史分析的优势；一些举足轻重的研究者(例如James Hamilton和Steve Cecchetti)深受启发，追随他进入了这个领域。这九篇论文构成了内在一致的整体。

——Barry Eichengreen(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把这些论文汇集成册，将为学生们寻找Bernanke的重要著作提供一个来源……他的论文集大萧条的国际观点之大成，具有深刻的解释能力。

——Peter Temin(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Bernanke这卷文集收录的九篇论文里，至少有五篇分析了美国等样本国家的定量数据。他是一个细致的计量经济学家，在讨论数据的缺点和计量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时谨慎严密，他对自己研究结果的解释与当前经济学界在大萧条问题上的共同看法一致。

——Anna J.Schwartz(国家经济研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