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25日上午，记者接到桂林图书馆借阅部主任杨邦礼来电，告知桂林图书馆一批珍贵图书在抗战时期桂林沦陷前，顺漓江一桂江而下，运到昭平县富裕乡一个小村子保存。抗战胜利后，幸存的图书又运回桂林。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根据杨邦礼主任的报料，记者在桂林开始了对“1944—1945桂林图书大转移”的追溯。
桂林图书馆馆志资料的文字记录
今天的桂林图书馆(分部)坐落在风景如画的榕湖边上，紧邻古南门。25日下午，记者走进了这座有着90多年历史的图书馆，采访了杨邦礼主任。
1977年，刚进桂林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杨邦礼就听说了抗战时期运书、护书的故事。在他提供的桂林图书馆馆志资料中，我们也读到了相关情节：
摘录一：“民国33年(1944)秋，日寇入侵湘桂，桂林紧急疏散，图书馆奉令东迁昭平，由于人力、财力、物力及时间的限制，仅能将分馆所藏大部分和总馆部分精要图书及重要报刊，共71481册分装260箱，于9月10日起航，水运到昭平县城下游20公里江边的富裕乡石人岛小村存放。”“后因梧州、平乐、蒙山相继失陷，三面皆敌，为避日寇窜扰，又搬入海拔700米的深山小村裕恒村，化整为零地进行分藏。”“民国34年(1945)秋，抗战胜利，图书馆奉命复返桂林，12月将书迁回。”
摘录二：“民国33年至34年(1944—1945)，桂林沦陷，员工藏书疏散昭平，与当局联系中断，经费来源断绝，员工只靠打柴做小买卖维持生计，保护藏书。”
“听老馆员讲过，这批图书的运送过程中，曾在兴坪遭遇沉船，护送的馆员们将书捞起来，在岸上晾晒。”杨邦礼将他所知的史实一一给我们作了介绍。但毕竟年代久远，杨邦礼建议我们采访解放初期进馆的老馆员，也许他们知道得更多。
两位老馆员提供的有用线索
当天下午近5时，我们来到了侯小兰老师在安新洲的家。
听说我们要做抗战胜利60周年的特别报道，侯老师十分高兴，也十分热情，她说老图书馆员们爱书护书的这段历史应该让年轻人知道。侯老师1951年刚满16岁进桂林图书馆工作时，就听老馆员口传过“劫后存书”的故事。
“这批书是馆里非常非常珍贵的。”至于图书转移的其他细节，侯老师表示遗憾，她当时听到的也不详细，只知道有这样一个保护图书的过程，护书时期的馆长是黄远智先生。
但是，在侯老师家收获最大的是，侯老师接通了与她同期进馆的老同事唐国英的电话。唐老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抗战前后在任的两位馆长写有回忆录，收集在(《桂林文史资料》丛书里，好像是第六、七辑，也许那上面会有更详细的记录。
唐现之馆长的文章摘录
根据唐国英老师的指点，第二天，我们在报社资料室查找《桂林文史资料》。很巧，在书柜一排多本《桂林文史资料》丛书中，我们随意抽出了第三辑，正好就有唐老师所说的龙兆佛、唐现之两位馆长的文章。
翻阅之下，其中唐现之先生的《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之今昔》一文，在“图书馆之保存及疏散”一节中，对图书搬迁昭平，有较杨邦礼主任给我们提供的馆志资料更为详细的介绍。现摘录如下：
33年秋，日军侵桂，本馆奉令疏散，时馆长龙兆佛业已辞职，黄代馆长远智临危受命，因爱护地方文化，遂毅然肩斯重责，并将馆中最重要及重要图书概行装箱，计约7万余册。惟以当时交通工具缺乏，仅奉拨25吨民船一艘，容量只能载最重要特藏图书二分之一，约一万余册。至9月初领到疏散费40万元，始得雇民船5艘，将须运载之精要图书(约占全馆图书三分之一)运抵规定疏散地——昭平县属之当(富)裕乡存放。
嗣梧州、平乐、蒙山等县相继沦陷，昭平三面皆敌，本馆与省府失去联络，经费无从领获，随馆疏散人员，生活极艰困，而又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迫得再将各项重要图书，化整为零，分头搬运存放，其时敌人距本馆庋藏图书之地，仅五里许，馆中同人，莫不忧心戚戚。
迨至34年秋，日军投降，本馆遂于10月，奉令迁桂，于12月初始得将疏散出外之大批图书全部安然运返本市。
据唐现之先生的文章附录，龙兆佛先生为湖南人，1937年3月至1944年8月任馆长，时已称广西省政府图书馆和广西省立图书馆；黄远智先生是桂林人，1944年9月到1946年3月代理馆长。唐现之先生为灌阳县人，1946年4月始任馆长。唐现之先生《广西省立桂林图书馆之今昔》一文辑于《桂林文史资料》，原载于《广西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二册，1947年3月15日出版。
据侯老师介绍，上世纪60年代，黄远智先生又重返桂林图书馆工作，曾担任阅览部主任。在采访中，我们很想找到黄远智先生及当年护书馆员的后人，也许在父辈的口传中，他们会知道一些转运过程的艰难情节。然而，我们没有找到线索。P3-6
对于一个记者而言，让桂林1937—1945年那一段特殊的历史在自己笔下再现，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2005年，值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桂林晚报编委会给了时政新闻部一个机会——策划采写大型特别报道“不能忘却的记忆”。
作为这组报道的策划和主要采访记者，说幸运，我们认为至少可以这样表述：如果以10年为周期对抗战胜利予以盛大纪念，那收录报道60年“不能忘却的记忆”，同样是可遇而不可再求的时机——毕竟60年过后，青年已老去，勇者亦归隐。
今天，当《民间记忆——桂林1937—1945》将要与读者见面时，重新翻阅这些见诸报端的文字，回忆起采访过的那100多个日日夜夜，原本就无法忘记的感动，再次从我们心底涌起。
一
多年的采访工作中，我们都有过被采访对象拒绝的经历。然而，这一次，尽管持续了3个多月，纵横数百公里，采访对象上百，但没有一个采访对象说“不”字，而且每一位都倾尽全力给予了我们无私的帮助。
张美美老人，报道一开始就主动打电话“报料”。当《那一年的八月十五》见报后，记者的手机经常响起这位老人家的声音：日机轰炸桂林，独秀峰下炸死了好多人；潘家村有个抗日自卫队，毙了汉奸天拐子；花园村有老人给七星岩八百壮士收过遗骨；七星后岩有抗日战士写的抗战标语……在报道结束之时，我们评张老为最热心的报料人。
得知我们要到昭平，李美泉老人提前到桂江边石人码头踩点。随后他整理出当年桂林图书馆7万册图书避祸昭平的大概经过，为我们前往昭平采访图书大转移打好了“第一仗”。6月3日那天，顶着烈日，李老陪着我们在富裕乡的几个山村转了一整天，那劲头让我们忘记了他是一位86岁的老人。
在南溪山医院采访时，“10岁小八路”宗树民右手手背上止血的棉签还用胶布粘着。宗老知道我们今天要来，特意将上午9点的点滴提前到了早上6点半。
……
这次大型采访行动开始前，我们没有想到老人们对于那段历史会有那么强烈的“诉说”欲望。采访中，一个个惨痛的悲情讲述，一幕幕奋起抗击的故事，让我们理解了老人们为什么把那段历史记得那么深，并那么强烈地希望讲出来。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记录这段历史的重要。
二
魏华龄先生是研究桂林抗战文化的专家，著作等身。在策划这组大型特别报道时，我们早就把他作为重要目标牢牢“锁定”。但是，因为怕书看得不够多，掌握的抗战知识太少，担心问出“小儿科”的问题，我们很“小心”，不敢轻易去采访他。
8月初，大家做了两个多月的抗战报道，自觉有了点底气，采访魏老的事情正式摆上了案头。市档案馆的凌世君和魏老比较熟，我们请她牵线，但凌世君回话说：有外地媒体也在采访魏老，几个记者都被魏老好好地“训”了一顿。
凌世君的话把我们吓了一跳!我们作了不少准备，采访提纲又做了两三次，向魏老提了11个问题，一些问题还挺尖锐。我们心想，也不能让他老人家小瞧了咱们。
我们决定先把提纲送魏老看看。8月9日，我们随凌世君来到了魏老的家，发现魏老果然很严肃。简短的谈话中，我们得知，最近也有不少记者采访过他，但一些见报稿子讲到一些历史时竟错漏百出，老人家很生气，“这样以讹传讹怎么了得!”。不过，看了我们的提纲，他显得很有兴趣，还是很客气地约我们第二天在政协办公室进行采访。
出乎我们的意料，采访很顺利，86岁高龄的魏老一口气和我们聊了两个多钟头。
三天后的一个上午，我们把写好的稿子拿给魏老看。他叫我们坐着等一会，看完马上给我们。料想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做出的这篇稿子还不至于那么不经读，我们便叫他看完后再通知我们来取。他说，好吧，一个小时后你们来取。但是，当我们过了3个多小时再打电话给他时，他还是没有看完，告诉说下午晚些时候才能给我们。
当我们下午去取回稿子的时候，发现改动并不多，但每一处小小的改动都使稿子显得更加严谨。我们也从中受益。
接过稿子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魏老脸上的倦容。在为给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增添了不少麻烦而感到不安的同时，我们也为自己的文字能得到一位前辈如此的重视而感到欣慰。
本组抗战报道我们一直都做得很“小心”。有时为了核对一个史料、一个细节，常常要翻阅大量的资料，采访很多的人。但是，采访魏老后，我们觉得这些“小心”都是必要的，为这“小心”而付出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三
“说实话，以前对桂林抗战的这段历史确实了解不多，看了《桂林晚报》关于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系列报道，看了桂林人那些非常精彩而充满正义的抗日故事以后，很为自己是一个桂林人而感到自豪。桂林是个英雄的城市，很多以前就很熟悉的景物，由于被赋予了抗战的内涵，现在看起来感觉都不一样了。”这是一位年轻读者在给我们的来信中说的一段话。
这位叫张建林的读者说，抗战虽然胜利60年了，但抗战的英雄故事仍让我们荡气回肠。确实，作为年轻一代，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但在采访中，触摸到那些血淋淋的事实时，我们感同身受。
在所接到的一封封来信、一个个电话和网上留言中，我们体会到读者的关注，体会到读者心中那份不平静的感情——落后就要挨打，历史不能忘却，历史更不能重演。要记住历史，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强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抗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不屈不挠艰苦抗争的结果，抗战精神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复兴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我们国家的富强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记忆没有尾声，感动长留心中。采访中，老一辈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强烈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深受感动。它将激励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奋发努力，为广大读者送上更可读更值得品味的精神食粮。
特别感谢：桂林市档案馆、桂林图书馆、桂林博物馆、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昭平县政府、灵川县志办以及全州、恭城等县委宣传部对采访给予的大力支持。
特别感谢赵平、李建平、张汉宁、何英德、凌世君、范玉春、王清荣、梁宇、钟毅、唐征、曹裕文等对我们采访写作的指导与支持。
书中文章除特别署名之外，支荣、霍文、庄盈、阳香林、朱冬荣、张超群、黄倦等参与或协助了本书部分文章的采写，在此一并感谢。
由于采访的史实年代久远，大多篇章为民间口述，史料核实相对困难，书中难免会有缺点和错误。我们期待着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作者 2008年8月18日
桂林日报社((桂林晚报》策划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型特别报道”，从2005年5月24日征集线索拉开序幕。“不能忘却的记忆”作为报道栏目，也作为报道的核心贯穿于整组报道的始终。100余个日日夜夜，100余篇报道近20万文字，还有150余幅图片，为这一组特别报道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采访报道中，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市井乡村的普通民众，抗日战场上默默无闻的普通战士。然而，正是通过这些普通人的亲历口述，我们看到了湘桂线上大逃难中的妻离子散，看到了手无寸铁的父老乡亲的惨死，看到了那一年八月十五“母死儿孤独”的中秋月，看到了森森白骨洞里无数冤魂的无尽呻吟……众多普通民众的记忆，真实再现了我们民族遭受的深重苦难，揭露了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罄竹难书的罪恶行径，构成我们难以忘却的集体记忆。
通过这些普通人的口述，我们更感受到了铁血男儿陈家伯父“不灭倭寇誓不回”的爱国情怀；听到了盘古岭上不息的枪声；看到了村民向鬼子开了枪，胡老四把日本兵丢下了水塘，自卫队员毙了汉奸“天拐子”，还有临阳联队智取敌船后胜利的喜悦……众多普通民众的记忆，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桂林人民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英雄画卷。
3个月太短，还有太多的报料和讲述来不及聆听；20万字太少，远不足以记录我们那一段血泪与战火的历史。3个月中，讲述者的经历一次次地感动和震撼着我们记录这些的后辈；在一次次的感动和震撼中，讲述者难忘的记忆也深深地烙在了我们的脑海，成了我们不能忘却的记忆。然而，让记忆永存心间并不是最终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这些不能忘却的记忆，激励大家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团结一心，奋力拼搏，为建设和振兴中华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我们的报道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大力帮助和支持。许多读者给我们报料，有的打电话或写信诉说读后感想，有的来信建议将此次报道结集成册，永存纪念。现在，我们应读者的要求，将这组报道精选结集出版，让更多的读者了解那段难忘的历史，了解那些鲜活的抗日英雄，并将抗战岁月的民间记忆永存心间!
记忆没有尾声。如果人们能在这有限的记忆中，因我们的感动而感动，因我们的震撼而震撼，并读出“勿忘国耻，强我中华”的声音来，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奖赏。
本书以民间记忆为主线，通过众多普通民众的讲述，真实地反映了抗战时期桂林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揭露了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罄竹难书的罪行，勾画了桂林人民面对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保家卫国的英雄画卷。书中许多资料为首次披露，对研究桂林抗战史、抗战文化有重要价值。
“最初躲日本飞机的时候不是听警报，而是看独秀峰顶的灯笼。”说起当时的情景，张美美老人用双手比画了一下用于示警的巨大灯笼，“足有一人高哩。挂一个灯笼说明飞机到了广东怀集，老百姓就急忙往防空洞跑；挂两个灯笼说明飞机差不多到桂林了，这时老百姓基本上都躲好了；挂三个灯笼说明飞机到市区，全城戒严，街上没得人了。后来才用上了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