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是北大学生们的最爱，他曾多次高票当选北大十佳教师，所开每门课堂堂爆满，其中关于鲁迅研究的课程最受追捧。他精彩的鲁迅研究课程，多次造成北大图书馆内《鲁迅全集》被借阅一空。2006年，孔庆东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鲁迅，引起众多国内外鲁迅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他以大众化、当代化的视角看鲁迅，刻画出鲁迅生活世俗的一面。他舌如莲花，妙语迭出，毫不掩饰自己对鲁迅的顶礼膜拜之情，他评价鲁迅为“纵横十八年，天下无敌手，战士多智慧，独孤求败苦”。

孔庆东精彩的鲁迅研究课程，多次造成北大图书馆内《鲁迅全集》被借阅一空。他以大众化、当代化的视角看鲁迅，刻画出鲁迅生活世俗的一面。他舌如莲花，妙语迭出，毫不掩饰自己对鲁迅的顶礼膜拜之情。

爱恨情仇

一、祖父罹罪，家道中落

二、“母亲娶媳妇”

三、手足失和，相煎何急

重出江湖

一、弃医从文

二、消沉的“周树人”

三、铁屋中的呐喊

革命与金钱

一、清醒的金钱观

二、战士“斗智不斗力”

三、懂得休闲，懂得放松

四、人生观与生存哲学

身陷重围

一、吟罢低眉无写处

二、阵营内的矛盾

三、改造民族魂

四、“横站”

谁在吃人

一、狂人不狂

二、被吃的灵魂

三、阿Q的悲剧

祥林嫂之死

一、谁是凶手

二、鲁四老爷?婆婆?柳妈?

三、“我”

四、清醒的彷徨

鲁迅的当代意义

 ——根据在西北大学演讲整理

鲁迅是语文教学的灵丹妙药

 ——根据在北京二中对东城区语文教师的发言整理

鲁迅思想研究变迁及其他

鲁迅性格分析三篇

一、伟大的二重性格

二、丰富的痛苦

三、痛心的偏激

大众文化与鲁迅

 ——根据在“乌有之乡”讲座整理

胡适与鲁迅

 ——另关于二者语言问题的回答

鲁迅诗文导读

《坟》

《野草》

《朝花夕拾》

《热风》

《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而已集》

《三闲集》

《二心集》

《伪自由书》

《南腔北调集》

《准风月谈》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二集》

《且介亭末编》

《集外集》

重出江湖

 《呐喊》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作品真实地描述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对中国旧有制度和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纵观现代文化史，鲁迅是最早在文坛上发出呐喊的人，而那时的鲁迅衣食无忧，过着悠闲的小资生活，那么他为什么要呐喊?在鲁迅的呐喊生涯中，曾经有一段偃旗息鼓的经历，这其中又是哪位高人请他出山?

一、弃医从文

鲁迅在日本学医期间就萌生了济世救国的思想，试图从思想上唤醒沉痛的国人，这其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原由？

鲁迅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才开始写《狂人日记》为代表的小说，结集成《呐喊》这本小说。其实鲁迅的呐喊并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早一点说，鲁迅当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了他的呐喊。鲁迅当年在日本一开始选择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我们经常说，鲁迅是学医出身，虽然是学医，但并不是为了将来的高收入，不像我们现在学医，一把手术刀在手，全家吃饭穿衣不愁。他不是为了这个，而是为了国家，他发现日本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医学，再加上小时候鲁迅父亲生病，自己受到很大的心灵创伤，他就想我如果学好了医，就可以救治平时被病耽误的病人。我们古人也说过，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不能当一个好的宰相，就当一个好的医生吧，同样都是为国家作贡献的栋梁之才。可是后来，我们知道鲁迅他弃医从文了。

我们提到鲁迅弃医从文的转折，一般都会提到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在鲁迅日本上学期间，放时事的幻灯片，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日军抓到一个中国人说他是俄军的间谍，要砍他的头，围观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看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看外国人砍头，表情都是麻木的。看这个幻灯片，日本学生很激扬，高喊万岁，这个事件使鲁迅受到了很大的刺激。鲁迅想，我将来学好医就是给这些麻木的人治病吗?看上去他们都很健康，那些看热闹人的身体并不比在战场上军人的身体要差，我学医有什么用啊?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第一要务，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清末的时候，由于中国落后，连续战败，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词，叫“东亚病夫”，由于有了这个词，我们长期认为中国人身体不好，说我们体格不如西方人，一直到现在我们也说，中国人身体不行，你看人家NBA的球员，我们老认为自己身体不行。当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有一次德国军队遇到义和团的伏击，德国的军事部门觉得很奇怪，说中国人身体不是很差吗?怎么能够袭击我们，打败我们?他们在北京的城门设置关卡，检查每一个从城门进出的中国男性的身体，检查的结果令人非常吃惊，从这个城门进出的中国男性身体的平均状况都达到了德国军人的水平。还有很多材料证明，中国人的身体并不差。

我们为什么老打败仗?第一不是我们身体差，第二不是我们这个国家没钱，你看我们国家战争赔款赔多少，西方很多国家都是靠我们殖民地给他们的赔款才完成了他们的现代化，通过把我们的钱抢去给他们家里搞了装修，这是事实的本来面目，他为什么打我们?不就因为我们家比他们家过得好吗，不就是因为我们家富吗，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金钱，而是我们贪图享乐胆小怕事，是我们的精神出了问题。所以鲁迅先生那个时候看到了这点，治病虽然很重要，第一重要不是治病，鲁迅认为更重要的是精神，所以他弃医从文了，他在日本期间，断然放弃了医学，鲁迅就是这样走上了呐喊的道路。

在日本期间，他写了很多很重要很深刻的文章，可是这些文章在当时没有重大的反响，我们今天重读这些文章，回过头看他年轻的时候写的一些东西，我们发现，原来鲁迅先生在年轻时就写了那么重要的文章。鲁迅和他的兄弟周作人还翻译了非常重要的外国小说，在当时非常前沿，名字叫《域外小说集》。这本小说集今天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当时这个小说集出版之后，在中国和日本加起来一共只卖了40本，日本卖出了21本，其中有一本是他朋友去卖的。

P21-23

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钱理群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

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题目?还是先从一件小事说起。一位同学告诉我，他看了在学校放映的电影《鲁迅》，非常感动。我对这部电影的印象也很不错，能拍成这样，是很不容易了。在拍摄过程中，编剧和导演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因此我注意到编剧的一个陈述，强调鲁迅“兼有‘儿子’、‘丈夫’、‘父亲’、‘导师’、‘朋友’等几重身份”，整部电影也是围绕这五方面来展开的，着重从日常生活中来展现鲁迅情感的丰富，同学们看了电影以后，觉得亲切而感人，这说明电影是成功的，它有助于年轻一代走近鲁迅。但我可能受到鲁迅的影响，喜欢从另一面来看来想，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问：“今天我们花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来拍这么一部大型彩色故事片，难道仅仅在于告诉今天的观众：鲁迅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吗?”这其实就内含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我们中国并不缺少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但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呢?这正是我们所要问的：鲁迅对于现代中国，对于我们民族的特殊的，仅仅属于他的，非他莫有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鲁迅研究界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这又显然与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时代思潮直接相关。

是的，鲁迅和我们一样：他不是神，是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但，鲁迅又和我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他是一个特别，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们才需要他。

这样说，强调这一点，不是要重新把他奉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向”、“主将”、“导师”——这些说法，恰恰掩盖了鲁迅真正特别之处。

鲁迅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主将”，无论是2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学、文化运动，他都是既支持、参加，又投以怀疑的眼光。

鲁迅从来就不是，也从来没有成为“方向”，他任何时候(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成为“方向”，因为他对任何构成“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而且，鲁迅还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画家陈丹青按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断定“不管哪个朝代”，鲁迅“恐怕都是坏公民”，这是确乎如此的：鲁迅就是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和“坏的公民”。

鲁迅也不是导师。从古代到现代，到当代，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导师”和“国师”情结，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鲁迅是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少数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导师》一文里说，知识分子自命导师，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轻人不要上当。但他又说，我并非将知识分子“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在我看来，他也这样看自己：他不是“导师”，今天我们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如果想到鲁迅那里去请他指路，那就找错了人，鲁迅早就说过，他自己还在寻路，何敢给别人指路?我们应该到鲁迅那里去听他“随便谈谈”，他的特别的思想会给我们以启迪。是“思想的启迪”，和我们一起“寻路”；而非“行动的指导”，给我们“指路”，这才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

而鲁迅思想的特别，就决定了他对我们的启迪是别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独有的。

鲁迅思想的特别在哪里?同学们从我刚才连说的三个“不是”——不是“主将”，不是“方向”，不是“导师”，就可以看出，鲁迅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话语结构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始终是少数和异数。

他和以充当“导师”、“国师”为追求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从不看重(甚至藐视)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体制的收编，他愿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他就是要在体制外的批判中寻求相对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当然，他更深知，完全脱离体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独立和自由极其有限，他甚至说，这是“伪自由”：他连自己的追求也是怀疑的。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讲“正统”、“道统”，同化力极强的文化结构与传统来说，这样的“好的怀疑主义者”，这样的体制外的、边缘的批判者，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幸亏有了鲁迅，也许还有其他的另类，才形成某种张力，才留下了未被规范、收编的别一种发展可能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收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只是指体制的收编，也指文化，例如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编。这就说到了鲁迅的另一个特别之处：他的思想与文学是无以归类的。鲁迅因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蝙蝠》，文章特意提到一则寓言：“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去，又因为它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鲁迅显然将他自己看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蝙蝠”。这是很能显示鲁迅的本质的：他和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存在着既“在”又“不在”的关系；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体系，也同样存在着既“是”又“不是”的关系。他真正深入到了人类文明与中华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来”，又时时投以怀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进得去”(而我们许多人都只得其表，不得入门)，又“跳得出”(而我们一旦入门，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编)，始终坚守了思想的独立自主性、主体性。他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正是从根本上跳出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站队”意识，而对一切问题，都采取了更为复杂的分析态度，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达的缠绕性。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误解与各方攻击，在现实生活中，他就不得不时时处在“横站”状态中。但这同时就使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了许多超越时代的未来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后几代人(他们常常拘于二元对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只能片面理解，而要在历史的复杂性逐渐显露之后，才能为后来人所醒悟。或者说，当后来人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时，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启示性才真正得以显示，并获得新的现实性。我们今天读鲁迅著作，总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们的现实中，其原因即在于此。

我们在这里已经讨论到了，鲁迅这样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少数，异数，这样的无以归类的“蝙蝠”，对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今天的中国读者的意义。

首先，它是一个检验：能否容忍鲁迅，这是对当代，以及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宽容度、健康度的一个检验。而我们这里所发生的，却是人们争先恐后地以各种旗号(其中居然有“宽容”的旗号)给鲁迅横加各种罪名。尽管明知道这种不相容是鲁迅这样的另类的宿命，今天的新罪名不过是鲁迅早已预见的“老谱袭用”，但我仍然感到悲哀与忧虑，不是为鲁迅，而是为我们自己。

当然，任何时候，真正关注，以至接受鲁迅的，始终是少数：一个大家都接受的鲁迅，就不是鲁迅了。我曾在《与鲁迅相遇》里说过：“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接近鲁迅了。”换一个角度说，当你对既成观念、思维，语言表达方式，深信不疑，或者成了习惯，即使读鲁迅作品，也会觉得别扭，本能地要批判他，拒绝他；但当你对自己听惯了的话，习惯了的常规、常态、定论，产生不满，有了怀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冲出几乎命定的环境，突破自己的内心欲求，那么，你对鲁迅那些特别的思想、表达，就会感到亲切，就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启发。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他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

而鲁迅同时又质疑他自己，也就是说，他的怀疑精神最终是指向自身的，这是他思想的彻底之处、特别之处，是其他知识分子很难达到的一个境界。因此，他不要求我们处处认同他，他的思想也处在流动、开放的过程中，这样，他自己就成为一个最好的辩驳对象。也就是说，鲁迅著作是要一边读，一边辩驳的：既和自己原有的固定的思维、观念辩驳，也和鲁迅辩驳，辩驳的过程，就是思考逐渐深入的过程。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正是鲁迅，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

而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矛盾重重，问题重重，空前复杂的中国与世界。我自己就多次发出感慨：我们已经失去了认识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坚持处处要求“站队”的传统，这就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陷人了难以言说的困境，同时也就产生了要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模式的内在要求。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鲁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的立场，对一切问题都采取更为复杂的缠绕的分析态度，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而鲁迅思想与文学的独立自主性，无以归类性，由此决定的他的思想与文学的超时代性，也就使得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并试图寻求新的解决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或许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精神资源。

更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同时又是一个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追求变为实践的知识分子。他的前述边缘的、异类的、反体制的思想立场，注定了他在现实社会结构中，必然站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这一边，为他们“悲哀、叫喊和战斗”：这正是鲁迅文学的本质。同时，他又怀着“立人”的理想，对一切方面、一切形式的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侵犯，对人的奴役，进行永不休止的批判，因此，他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正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鲁迅曾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其主要内涵就是以上所说的两个方面：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命名。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传统，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人在贬低鲁迅的意义时，常常说鲁迅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他们根本不理解鲁迅思想本身就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性贡献，是20世纪中国和东方思想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就具体操作的层面，在我看来，也很少有人像鲁迅这样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积累而沤心沥血，这自然是否定者视而不见的。鲁迅早就说过：“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鲁迅是把这样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具体行为的。早在20年代，他就提倡“泥土”精神，提出“不要怕做小事业”。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他还呼吁“中国正需要做苦工的人”。他自己就是文化事业上的“苦工”，仅1936年生命最后一段历程，他就以重病之身，编校了自己的杂文集《花边文学》、小说集《故事新编》，翻译《死魂灵》第二部，编辑出版亡友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编印《<城与年>插图本》、《<死魂灵>百图》、《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还参与编辑(《海燕》、《译文》等杂志。他的生命就是耗尽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具体琐细的小事情上，但他生命的意义，也就体现在这些在鲁迅看来对中国、对未来有意义的小事情上。这倒是显示了鲁迅“平常”的一面：鲁迅经常把他的工作，比作是“农夫耕田，泥匠打墙”，这正是表明了鲁迅精神本性上的平民性。这是鲁迅的平凡之处，也是他的伟大之处。在我们今天这个浮躁、浮华的，空谈的时代，或许我们正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苦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