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选作者众多优美散文集结而成。其中代表作《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是写迟子建和她这本新书的，读着这篇文章，泪水不由自主地流出来，模糊了双眼，湿了书页，2002年丈夫的车祸，如同春天里的沙尘暴，为迟子建的写作带来了与生命等长的伤痛记忆，她流着泪写了许多作品，但大多带有作者伤痛记忆的痕迹，迟子建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构建了死亡可以拯救的意象，密集的令人窒息的死亡发生在昨天，发生在今天，也发生在明天，但死亡只是表明他们失去了有形的躯壳，灵魂还活着，活得可亲可近。

本书作者迄今出版长篇四部，小说集七部，散文集六部，部分著作被译为英法日文在境外出版。本书精选作者众多优美散文中的代表作，分为四辑：风中、路上、窗前、月下，富有诗意，其中有很多经典散文，包括：两代人的驿站、母亲的礼物、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遐想死亡、自序《黑颜色》、结束时还忆起始等等。

第一辑　风中

　两代人的驿站

　母亲的礼物

　我们家的摇滚青年

　复数史铁生

　句号，另起一行

　沉默与微笑

　七月过去，她没回来

　瞬间即逝

　最后的土匪

　影子一样的蛊婆

　一家人和一只狗

　后话

第二辑　路上

　如是我见

　从一个人用文字构筑的遗址出发

　在不可知的运程中

　伤情共此时

　枫丹白露黑猫

　在冰岛想念蔬菜

　无语之旅

　远方的白水

　在水一方

　偏爱小城

　呼应之间

第三辑　窗前

　当悲的水流经慈的河

　萨帕塔的关键词

　1975年记事

　读王平

　有大美而不矜

　本色的力量

　年少的苍凉

　意外之外

　阳光下的记忆

　杂文的难处

　自序《黑颜色》

第四辑 月下

　遐想死亡

　有感阳光岛

　离别

　岁月之约

　一个人的时候

　那天晚上

　双向的沉重

　结束时还忆起始

两代人的驿站

1983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上海，为搜集我父亲蒋牧良的旧作，以备出版社重新出版之用。

在南京路的上海图书馆，我逐页查阅一摞摞被岁月尘封的杂志报纸，忙不迭招呼每一篇父亲署名的大小文章，呵，原来你在这儿呢。父亲已经在十年前作古，他的著作和手稿也都在文革中失散，对我而言，这个生我养我的人，正日渐一日抽象成一个符号，从我生命中淡出。可是，随着那些发黄发脆的纸片在我眼前展开，父亲逐渐在他的旧作里复活。可以说，我对父亲精神与文学的了解概始于斯。

那些天的南京路是漫长的，那些天的图书馆是沉郁的。傍晚时间，闭馆的铃声响过，我走出那间地板有些摇晃的阅览室，听守库的老先生，咔达一声将两扇厚重的门锁上，就仿佛又经历了一次与父亲的生离死别——我从那个世界里走了出来，把他留在黑暗和寂静里。

我走到了大街上。初春的街树刚刚长出小小的嫩芽，湿润的风徐徐吹来，昏昏沉沉的额头，像被搽了清凉油一样爽然。归家的上海人，个个心无旁骛，朝着将为自己开启的门，将为自己亮起的灯步履匆匆。只有我，漫无目标地游走在外滩高楼的夹缝里，或者淮海路里弄的屋檐下。夕阳的光线像源自一盏渐渐暗去的灯，短去了锋芒，我用脚步丈量的每一寸景象，都那样的结实和陈旧，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五十年前父亲的目光触摸过它们。

1936年，父亲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小说集《锑砂》，作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之一种出版刊行。主编巴金先生在丛刊的前言中说，我们的丛书，“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个丛刊里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而且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贫寒的读者都可以购买。我们不谈文化，我们也不想赚钱。”通过短短的几句话，我们已经可以窥见这个同盟的面容，年轻而自信，忠实于文学，不屑于商利，并且关怀着社会的底层。鲁迅、巴金、茅盾、张天翼、欧阳山、吴组缃、艾芜、沙汀、萧军、靳以、曹禺、郑振铎、李健吾、荒煤、芦焚、何其芳、丽尼……这些曾经照亮了我们眼睛的名字排列在一起，撑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半壁江山。我完全可以想象出，一个在文坛上出道不久的写作者，被这样朝气蓬勃的阵营所接纳，会给他的创作带来怎样难得的动力，况且还有敬如父兄的鲁迅先生，在青年人围坐一旁的时候，划上一根火柴点燃了烟卷，同时也点燃了他们心中那个叫作方向的东西。这个方向即使在先生故去之后，还被父亲和朋友们坚定地信赖着。父亲与欧阳山先生执掌着“鲁迅先生殡仪”的横额，走在为先生送灵队伍前列，他们留在照片上那前行的姿态告诉了我。

然而，事实上，八·一三事变的硝烟，很快暗淡了那个悲痛的行列中残存的希望，上海沦陷了，大伙风流云散，父亲也在日寇占领当局的通缉之下，逃离去了大后方。当他与张天翼一起，坐着颠簸的破汽车西行的时候，他的长篇处女作在上海的某个印刷所的排字间，被战火化为了灰烬，连一个字也没留下，而他自己也再未回到上海来。

在我的履历表上，1983年是我开始从事文学写作的第一年，想来与这次搜集父亲旧作的经历有关。不过那时候，我并不曾料想，上海将是我们父女两代人共同的文学驿站，甚至于起点。父亲一生重要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上海发表，迄今为止，我自己重要的作品《黑颜色》、《左手》、《桑烟为谁升起》也都发表在这儿，更要紧的是，我也曾跟父亲一样，在出道之际感受过被一个文学阵营接纳的鼓舞。这个阵营同样年轻而自信，忠实于文学，执着于艺术的追求和探索，不屑于商业炒作的利益。记得那几年在长沙热闹的文学聚会上，上海来的人，上海来的信，上海来的杂志和报刊，都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名篇与喝彩共生，实验与批评共荣，这个地方总是吸引着全国有志作为的文学青年，总是捧出文学最新的思考和成果，在某种意义上，重现着五十年前的辉煌。对那个时期的写作者来说，上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也贴近和亲切的。每个写累了的晚上，站到窗前望上一望，总觉得在看不见的什么地方，有一片灯光为文学亮着，那有可能就是上海。

在我的印象里，被法国梧桐浓荫遮蔽的建国西路看上去朴素而僻静，秋风一吹，五角型落叶就铺满了人行道。上海文艺出版社招待所的存在，赋予了这条路特别的意义和潜在的能量。普通不过的一座民宅，清静整洁的一问问小屋子，每天都在迎候全国各地的作家。两位恪尽职守的老师傅，全天候坐在门房里，听这些人上上下下的脚步敲打木质楼梯，便可以知道他们愉悦或者沮丧的心情，而那心情所牵系的东西，多半在一页页稿纸之上。我曾经多次出入于那座小楼，寒流袭来的下午，从外边蒙头蒙脑跑回来，会看到传达室老师傅贴在房门上的留言，告诉你今天有谁来过电话，可能是《收获》的肖元敏或者《上海文学》的杨晓敏，也可能是《文汇月刊》的肖关鸿或者《小说界》的魏心宏，而门的下方，正有一瓶刚刚冲好的开水，等着你拎进去暖暖和和地喝。

隔开多年再去上海，所闻所见与最初的感受自然是大不相同了。高楼、工地、热气腾腾的商战和引领时尚的消费，是这座万家灯火的大都市最富特征的布景和当仁不让的主角。我在一片陌生里漫步街头时，想起一些些文学的陈年旧事，也只关乎我和我的同辈们。第一次来上海拜访过的前辈，如王西彦、赵家璧、钱君匀等先生早已辞世而去，巴金老人在病榻上缠绵多年尚未解脱，而我已经不会再去什么地方寻找父亲的足迹，甚至连一种寻找的心情业已不存。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