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以后，新的思想和改革之举纷纷登场，其中充满了梦想、幻灭、阴谋和流血。一批“求变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置身于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转折之处，在中西对峙中醒悟又彷徨。他们不愿苟同，不安现状，试图刷新观念，更新传统，并以此改变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本书为带有游记色彩的历史随笔，聚焦于推动近代中国观念变化的这一批变革者，如徐继畬、张之洞、严复、谭嗣同、王韬、张謇、沈家本、梁启超等人。
作者游走于过去与当下，重访历史现场，通过考察人物思想变迁及其历史背景，描绘出别具一格的中国近代史图景，为历史的回望与重构提供了思考的张力。思想之深邃，文采之斑斓，使本书兼具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

李礼，资深媒体人，法学博士，现任《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著有（含编著）《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民国前传》《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等。

序 我们仍是“求变”历史链条中的一环 余世存
第一章 新世界
第二章 中西
第三章 批评家
第四章 彗星
第五章 盗火人
第六章 理想国
第七章 村治
第八章 修补与破坏
第九章 从前的迷梦
第十章 黄花岗
后记

我们仍是“求变”历史链条中的一环
余世存
本书部分篇什此前曾在一些书刊中拜读，印象很深。
李礼先生史家渊源，加之参与主持文史书刊，学问、眼界
与实务经验通融，为一般人求而不得。《求变者》因此极
为可观，它是历史，亦是现实；它是学问，亦是才思；它
是常识，更是问题。
《求变者》浓墨重彩写了徐继畲、张之洞、王韬、谭
嗣同、严复、张謇、晏阳初、沈家本、梁启超、林觉民等
十来个历史人物，另外一批近代史人物串连其中，通篇读
来，也让我们重温了中国近代史。本书跟史学著作不同，
它是一次由思想问题来注解的历史和现实巡礼；跟作家的
文字不同，它不是文人之笔，它是史家之笔。它不是专业
论述，不是历史散文，而是立足于文献常识和现实之上的
“历史游记”。历史脉络、历史人物及其情境、历史人物
家乡的当代情境，构成了丰富的言路思路景观，我个人饶
有兴味地跟着作者巡游近代和当代。
在我的阅读感受里，《求变者》比作家的抒情或史家
的专著更让我想起了传统中国那些“怀古”名篇。“屈平
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这一怀古可用于徐继畲
身上。“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这一怀古
可用在张之洞身上。“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
长叹。”这一怀古可用于梁启超身上。“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这一怀古可以移用到谭嗣同、严复
、梁启超身上。“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
雄谁敌手？曹刘。”这一怀古大概可以移用到张謇身上。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可以移用来感慨林觉民
们……
作者的怀古不同于古人，《求变者》有太多可圈点的
段落，但那些言思已经不同于古典时代心智头脑们的言思
。古典时代具有的文化自信在张之洞的“体用说”里已经
变得犹疑甚至退却。怀古是古典时代的责任，但在当代的
氛围里已极为稀罕了，用作者的话，“今天，互联网和手
机时代的人们像缅怀逝者一样回忆新闻纸，不觉恍如隔世
。一切正在逝去，历史如疾驰而过的列车，快得让人来不
及纪念。”
但正是这样变化剧烈的情境，让我们再三考量作者选
择的书名：求变者。与此前近代史写作多缅怀不同，本书
把当代众生相也纳入了历史考察的视野。书中固然有先贤
孤独、雄健豪强的笔墨，有子孙不肖、子孙庸陋的细节；
固然有历史剧变而惊心动魄、现世安稳而岁月静好的情境
，但现实毕竟是历史的结果，我们是历史人物选择的结果
，无论如何安稳或静好，我们仍在近代历史大的命题之下
，作者暗示了这一命题，变易。我们当代人仍是“求变”
历史链条中的一环。
近代以来的中国史确实有诸多误解、似是而非的结论
，比如“启蒙与救亡”，比如“体用论”“本位论”，比
如“毕其功于一役”……事过境迁，我们才知道，国民从
未毕其功，我们一直在同一役里；我们才知道，本位或殖
民、体或用，其实是“将无同”；我们才知道，甚至五四
新文化运动都谈不上是真正的启蒙，它和此前此后的革命
一样都只是面对外来挑战而应急的表现。
李礼先生的《求变者》提出了问题，接近了历史大变
革的实质。那就是，近代史的众多人物，从徐继畲以下，
到张之洞、梁启超、林觉民们，都只是囿于时势的应变者
、求变者，而非对华夏古典文艺的“再发现”者，也非以
华夏观念为工具对世界进行总体性的说明。因此，西方历
史上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不曾在近代中国发
生。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启
蒙，都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因此，对
自信、静好或安稳念兹在兹者，如把本位意识立足于当代
，这种看法完全没能在现实和历史面前具有超越性。因此
，并不仅仅是张之洞、梁启超、胡适们昧于历史，他们处
于求变的时代，处于“流质善变”的时代，尽管殚精竭虑
，仍只是历史转折期不自觉的工具；昧于历史的还有当代
站在历史巨人肩上的我们，如提供过历史范式的知识人或
思想家们，而这个历史转型本应该是全体国民更不用说是
知识人的“常识”。但是就连孙中山也幻想过“毕其功于
一役”，就连张謇也给袁世凯诉说过幻想，“毋为立宪共
和留第二次革命之种子”。我们可以理解，中国文化从古
典状态走出，至今少有人勾勒出它的未来可能。这些伟大
的历史人物似乎从未想过，从自身文化变革的西方也要经
过多次反复才能沉淀积累，如法国要经过多次共和革命，
直到第五共和才算相对安定；那么，在很少从自家家底中
汲取资源的中国转型，岂能一次变革就能“开辟”或“开
悟”。那些置身于当时情境，如洋务运动、康梁革命、辛
亥革命、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如果个中人不能理解当
是时在历史中的位置，个中人的思考就属于无知者的思考
，只具有提供材料的意义。
甚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个
说法基本把中国文化的经验放在孔子的天花板下面了，但
即使在这个天花板下面，我们仍有春秋战国的经验。那个
时代仍有几百年、一代人或数代人的弭兵和平，那个时代
的历史或文化发动机也不曾惟华夏中原中心是瞻，那个时
代有过百家争鸣、齐魏楚秦等多个政治文化发动机的创新
。当代的纵横家基辛格不久前预言国际关系进入新时代，
那是因为他基本活在一极中心里，活在希腊罗马以降至今
“第四罗马”的影响中。“罗马”确是文明的发动机，直
到最近的历史发展和国际关系也是如此，世界其他地区多
是“罗马”下面的“行省”或化外之地。这也是基辛格们
的局限，历史可以同时并存两个以上的发动机，历史有过
多个中心地区共处并相互竞争或取法的经验。单一的西方
文明的发展、单一的中国文明的发展，其历史都走到了尽
头。
儒学的“文化普遍主义”一再想服务世界，但到目前
为止，儒学还没有激活成为“世界性”；希腊罗马和希伯
来等开创的文化到目前为止确实引领了世界，但它们的边
缘化外、对立者、仇恨者在今天也日益明见自性并有望逐
渐强大。两极、多极的文明发动机，有可能从冷战的硝烟
中响起声音，成为真正激发人类、安顿人类的力量。在孔
子这个天花板下面，我们也还有唐宋数百年的文化会通经
验。我们把另一文明发动机——印度文化的果实拿来，化
合成为一个伟大的中国宗教——禅宗，使佛家文化跟儒家
道家一起成为中国人安顿自身最有效的工具或思想资源。
在孔子这个天花板之外，我们还有三四千年的上古经验，
在那样的创世纪里，炎黄、东夷、苗蛮等数个发动机参与
，集成了华夏文明。可以想见，作为人类的大智慧者，我
们可以悉知悉见未来中国和世界的统一景观；但作为凡夫
俗子，我们只能在历史的大变革时代粗完性命或职尽人生
而已。而要获得安顿，当然是应该像近代史以来的仁者、
志者、作者们那样站在历史或巨人们的肩头，而非在碎片
或山寨里不学而思、无知而行。
这样的不学或无知其实是近代革命反复并不断发生的
原因之一。本书注意到近代变革中不变的一面，书中多次
描写历史的细节。如说徐继畲死后，“又过了近30年，躲
在使馆区逃避义和团追杀的丁韪良忽然惊惧地意识到，与
新世界打交道已经几十年的中国人，可能并不了解‘世界
’究竟意味着什么。纸上文明对很多人来说也只是停留纸
上，如果这种‘文明’来自西方则更加可疑可憎。在1900
年那些动荡的日子里，他和为大清海关服务多年的赫德在
北京东躲西藏，‘都不能不为我们毕生的工作所取得如此
之小的价值深感羞愧’。丁韪良沮丧地说：‘我讲了三十
年的国际公法，但他们学到的竟然是公使的生命并非不可
侵犯。”’
作者也注意到百年来困扰中外一流头脑的体用问题，
他写道：“体用之说虽流行一时，经久不衰，却从一开始
就如列文森说的那样，是个进退两难的智力难题和难以完
成的任务。张之洞无法破解的难题，几场革命也无法破解
。”这个“体用”问题今天仍在为我们众多的知识人学舌
。
当代人之所以对近代史感兴趣，是因为近代史的问题
仍是今天的问题。如作者引证李提摩太的感受：“看到民
众由于政府管理不当而遭受痛苦，而那些正在改善现状的
人被政府视为叛乱者，我们感到，地球上这个黑暗的角落
，确实充满了冷酷和残忍。”也许正是有这些对变革的历
史眼光，《求变者》对伟大的辛亥革命吝惜笔墨，因
为“1911年只是拉开了一场更大变革的序幕，而非终结。
一幕幕缺少脚本的历史，此后惊心动魄地上演”。破除辛
亥革命等等的迷思或迷梦确实应该是当代人的责任。我至
今记得，有一个年轻朋友因职业原因不得不到图书馆里翻
旧报纸，当他看到辛亥革命的枪声和“武昌起义”在当时
报纸上只是“小豆腐块”消息时，惊讶得在图书馆里尖叫
起来，意犹未尽，又给我打电话诉说。
是的，辛亥革命只是此前此后的大变革的一部分。这
个大变革也是西方文明变革的产物，我们终于有意无意地
告别了自家的古典时代或传统时代，进入到一个全球性共
命运的新时代，用作者的话，这是“缺少脚本的历史”。
作者以深厚的学养为我们示范导游了历史和现实，在
徒剩历史灰烬的现实大地上，我们还可以寻找到众多的世
俗景观。随着历史推手们的远去，历史车轮的滚动在今天
似乎只是一场“迷梦”，无数人匍匐在有限的生存里，如
同作者笔下的许多现实场景，拿着名人纪念馆大门钥匙的
人、在定县抄《金刚经》的人、远离市中心的黑车司机，
都让人印象深刻。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到了我们当代人这
里，该如何安顿它们，我们又该如何安顿自己呢？作者为
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张力。在历史叙述和当代叙事中，本书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按照一些人的史观说法，每一代人无论如何变异求新
，仍将归属于传统，仍只是增富了传统。但真正的历史事
实是，经常会有一代或数代人消失了，或永远沉入历史的
黑暗之渊，难以在历史秩序里立足。在最近几百年人类将
“求变”或不得不变的时代，个人如何立足显然是一大问
题。向经典归队，或守着传统经典文化，或是今人应变的
一大方法。但这种做法如无历史和世界的背景，不过仍是
山寨里的表现。对人类的大变，现代知识人各在自己的领
域不约而同地做出了相似的结论，物理学的测不准、数学
中的哥德尔定理、社会学的韦伯悖论、政治学的选举悖论
、经济学的不可能定理等等，都确定地把我们人类生活推
进到一个不确定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经典（人物、文本等等）和变易的关
系将遇到挑战，幸而古典文明仍有对变易的观察和思考。
易之三义，简易、变易、不易，在任何时代都可见其轮廓
，在本书涉及的历史和现实中也能见其不同的比重。“《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
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只
是遗憾的是，我们现代人对这样的思考不以为然。在一场
公务员考试里，主考官要求考生对这段话进行判断，它是
二元论的观点、相对主义的观点，还是辩证法的观点、形
而上学的观点？如果我们把《易》当作历史或经典来理解
，那么坐经史而望人生才是立足或安顿的要义。如古人所
说，“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
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
人，道不虚行。”
应变者、求变者等亦如是。感谢作者，让我们跟他一
道巡礼变动不居的中国，开卷有益，道不虚行。

唐才常之死是否关乎张之洞的帝王梦？
年少伤逝、内心柔软的谭嗣同，是否早已洞悉荒凉无常的死生命运？
为何恩科状元张謇最终走上实业之路，而落魄秀才王韬开辟了中国近代报业？
百余年前的求变者们在后世得到了怎样的纪念与继承？
余世存作序，朱学勤、吴思、许知远联合推荐。
本书围绕历史人物的个人生平而非宏大事件，以地理现场为注脚，结合历史情境与其故里后人的当代境况，为历史的回望与重构提供了思考的张力。思想之深邃，文采之斑斓，使本书兼具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

1921年4月30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社会的改造
不是一天早上大家睡醒来时世界忽然改良了，须自个人‘
不苟同’做起；须是先有一人或少数人的‘不同’，然后
可望大多数人的渐渐‘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
人物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这批少数人，他们有时被称为
改革者，有时被称为革命家，有时则徘徊于两者之间。如
果一定要说他们有什么相似之处，可能就是不安于现状，
试图刷新观念，更新传统，并以此改变国家和个人的命运
。
而与之相反的其他多数人，状态是什么呢？我常会想
起德国人李希霍芬1869年中国旅行日记里写下的那段话：
“所有人没有从事新营生以便改善生活的愿望和动力。他
们只知道在祖先划定的路上前进，半寸都不敢偏离。每个
人只是想挣口饭吃，任何前进的热情和冒险都没有。但是
所谓的静止状态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民族才在他们祖先
曾经占过先机的那条路上不断地倒退着”。
这一组文章既非学术研究之作，也非游记，大概算是
一种带有旅行视角的历史随笔。围绕的是个人而非历史事
件，他们是一批“求变者”，有意无意间把自身置于近代
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枢纽或转折之处，虽然有的人名气
震天，有的人遮蔽于历史尘埃。
19世纪中叶后，新的思想和改革之举在中国纷纷登场
，其中充满了失败、流血、阴谋和梦想。信奉历史必然论
的人们或能给出各种信誓旦旦的解释，不过历史规律这种
东西很难经得起推敲。就本书而言，显然更无意也无力得
出什么结论，只能算以自己的眼光向芜杂的往事投去好奇
的一瞥。
本书对人物的描写远非传记意义上的，我的兴趣可能
仅为他们的几段人生切面，更感兴趣的是他们背后的历史
波澜，因此细节和“故事”非常有限，常常显得严肃有余
而生动不足。好在迈开脚步的走读，或能以勤补拙，稍加
弥补。那些故居、墓地和纸牍结合，虽然并不总能带来巨
大的新信息，却常常让历史别开生面。当然，前尘往事为
后人布下了陷阱和想象空间，古今皆然。所谓眼见为实，
经常并非如此。不过我总觉得，对一个有着文字崇拜的民
族来说，文献里的字句尤其有着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纸上
人格”，加入一些现场或物理内容作为注脚，历史情境将
变得更加合理和清晰。麦考利说，一个完善的史家“应当
使真实性具有吸引力”（《论历史》）。某种意义上，现
场和实物确实能让“真实”散发新的魅力。
我对地理的兴趣虽然由来已久，正如谭其骧、顾颉刚
先生很多年前在《禹贡》发刊词里写的，“历史是记载人
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
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
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所以不明白地理
的人是无由理解历史的，他只会记得许多可佐谈助的故事
而已。”不到地理现场，不少史事难以被如此生动地理解
。它颇似一扇小门或旁门，推开它后人可以更容易地直达
历史深处，而那些政治正确的光芒也往往在风物和“现场
”面前褪去神话色彩。何况近代西学东渐之始，“地理”
对中国意义非凡，它裹挟着深刻的政治理念甚至价值观，
众多得风气之先的19世纪中国人，求变的思路正是始于对
“天下之中”观念的消除和自我文化的重新定位，明白古
老的中国和遥不可及的“极西”“泰西”一样，只是世界
文明之一种，而她正面临被迎面而来的新世界击溃的危险
。从外部世界重新理解自己的急迫、中西对峙中的醒悟与
彷徨，没有什么比这种“历史感”更贴合那一两代中国精
英的心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选择了徐继畲和张之洞作
为本书的开篇。
与逝去的世界、人物对话无疑让人兴奋，也让人疑窦
重重。选择哪些人“对话”，本身就充满了明显的主观色
彩。历史自身究竟有无规律，这个问题似乎不是史学问题
，而更像是一个“时间”问题，在19世纪以前它的答案是
“有”，而现在却很难回答，因为“一封文件的丧失，一
个男人或女人突然间所产生的一个狂念都曾改变历史的面
貌”。虽说人类对历史的兴趣与生俱来，如今却少有人拥
有斯宾诺莎那样的勇气，打算像考察线条、平面和体积一
样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对历史的探索，最可怕的事情
莫过于得到一个圆满答案，这种自以为是不仅值得怀疑，
也多少有点索然无味。可能正因如此，罗素才说“不偏不
倚的历史学家，将是一个枯燥无味的作家”（《历史作为
一种艺术》）。你可以不同意茨威格“历史如同小说”的
判断，但历史的奥秘恐怕不是布罗代尔的细致或司马迁的
文采所能解决的，人们当然可以给出如真理一样的回答，
不过别忘记昆德拉那句，“每一个答案都将是一架捕捉傻
鸟的夹子”。
对于思想史研究者、爱好者来说，“一切历史都是思
想史”可能更加真实，观念以及通过它给杂乱无章的事实
赋予意义和方向感也更加诱人。正是这些看起来虚无缥缈
的“观念”或思想的一再变化，默默而深刻地影响、塑造
了后来者的生活，无论它是美妙的还是糟糕的。本书中来
到历史舞台的各位，早已从聚

在这本迷人的书中，李礼是地理空间与史料世界
的双重行走者，在他笔下，历史的断裂与连续生动地
浮现出来。
——许知远
本书让我们重温了中国近代史。它是一次由思想
问题来注解的历史和现实巡礼。作者以深厚的学养为
我们示范“导游”。随着历史推手们的远去，历史车
轮的滚动似乎只是一场迷梦，无数人匍匐在有限的生
存里。
——余世存

到目前为止的25年中，对夷人的历史进行研究，成了中国人从事研究的学科中最危险的学科，而一位正直的地理学家却敢于重蹈伽利略的覆辙。这位作者就是徐继畲。
——《纽约时报》1868年3月29日
第一章 新世界
1850年7月，《一部新的中文地理书》刊发于美国公理会刊物《传教先驱》，文章发自传教士弼莱门，后者1847年来到福州，不久便注意到新近出版的《瀛环志略》，它如此与众不同，令弼莱门十分吃惊。读到这篇书评的编辑同样如此，他们决定把它刊发于显著位置，并在按语中说道：“中国人在学习地理学！而且不仅是地理，还包括其他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在中国至少发现了一个人，一位巡抚，赋有足够的睿智和足够的独立精神。”
此事足够大惊小怪，毕竟聚焦一本中国本土官员新著这种事，在英语世界里缺乏先例。这位巡抚名叫徐继畲，这一年他官运不佳，因为与林则徐发生冲突被贬职离开福建。他们的矛盾因“神光寺事件”而起，林主张将两个租房的英国人强硬驱出福州，徐则试图“按约理论”，采取更加温和的外交策略。
被贬回京不久，徐继畲再遭厄运，直接被罢官返回故乡山西。
一
人口不足10万人的县城，给人的突出印象是街上稀松的人流和一块挂在4层楼上的巨大招牌：五台县供销合作社，这个计划经济年代的重要机构在中国多数地方已改头换面或不复存在。
县城东北方向约60公里，五台山拔地而起，它名扬四海，自唐代以来便是佛家香火旺地。直到今天，无数信佛和不信佛的访客仍每天源源不断地从各地慕名而来。2010年我驱车前往时，一条直接连接五台山的高速公路正在热火朝天地修建，北京等地的旅行者不久可以长驱直入景区。
五台山下车来人往，每天飞驰而过的人们忙着求拜，很少有人会到这个也叫“五台”的县城中心。虽然守着旅游热地，五台县却长期名列山西贫困地区。这里少有漂亮的现代建筑，和几乎所有中国县城相似，更多的是一些不新不旧的五六层楼房。我住的五台宾馆，出门步行几十米就是一个店铺林立的十字路口，那里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这个路口向北50米，一个颇有来头的寺庙掩藏在一堆新旧杂陈的店铺中，临时搭靠在墙角的一个牌子写着三个大字：广济寺。
与旁边精致而明亮的运动鞋专卖店相比，这里是一个冷清的角落，而徐继畲就“寄存”在这座庙里。
赵广文从一间屋里出来，略感意外地接待我们。迈人大门，经过一段堆满杂物的过道才能真正进入广济寺。赵是此地文物研究所所长，也是徐继畲纪念馆馆长，参与纪念馆的创立和守护工作超过20年。始建于元代的广济寺规模宏大，因年久失修和“文化大革命”破坏，现仅存一座大雄宝殿。这里没有僧人，只有几尊栩栩如生的佛家泥塑留存着香火气。一间房屋被改造为“徐继畲纪念馆”，馆前杂草丛生，一尊清代火炮被置于门口，不知寓意何在。纪念馆门前一侧摆放着据称曾为徐继畲使用的官衙器具。另一侧则放着一个关着狗的大铁笼。2010年6月10日，当我来到这里时，群狗乱吠，甚嚣尘上。
“中国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古老的儒家社会的价值和活力到底如何？战争结束后，清朝官员中的佼佼者，福建巡抚徐继畲对外部世界进行了研究，以期反观中国所处的地位”（费正清语）。徐可能是19世纪山西最具世界知名度的人物，其影响力并非来自福建巡抚、同文馆大臣这样显赫的政治身份，而是那本1848年秋刊行的《瀛环志略》。此书对近代中国甚至东亚影响颇大，不过它的作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版本各异的《瀛环志略》被存放在这座纪念馆内，自总理衙门设置以来此书便是出使欧洲的中国官员必备参考书，他们包括1867年的斌椿、1876年的郭嵩焘以及1890年的薛福成。这些后来被誉为晚清“走向世界”的先驱人物，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瀛环志略》的开放姿态，比如不再使用“夷”来称呼欧美国家，不过直到他们真正走出国门才能感受徐继畲洞察新世界的敏锐。中国第一位正式驻外外交官郭嵩焘来到英国，立刻惊讶于前人的视野：“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乎！”
我们离去时纪念馆再次被锁上。门口那几条狗依然叫个不停，这里或许很久没来游人了。“徐继畲出生后。五台山及其灵验的佛爷，依然每年吸引成千上万的蒙古信徒上山朝拜。尽管徐继畲的祖居这样临近佛教圣地，却丝毫不能减轻这位儒士对印度宗教的强烈的厌恶情绪。”徐继畲权威研究者、美国学者龙夫威如此写道。不过徐的纪念馆被建在一个寺院内，如此紧密地与菩萨相伴，一定为他生前难料。
五台山的地理范围太大，游客几乎很少去主景区之外的寺庙。除了寂寞的广济寺，孤立于主景区台怀镇之外的南禅寺和佛光寺，境况也好不了多少，只有不多的外来者愿意单独去那里参观，他们主要是历史和建筑爱好者。“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