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震撼全球的科幻悬疑巨作。在现代社会的阴影之下，一场正义与邪恶的古老争斗开始了，这是一场我们看不到的生死攸关的争斗，一方想控制历史，而另一方为了自由和光明而战。

　　加百利和麦克·考利根是生活在繁华都市洛杉矶的两个年轻人。小时候，两兄弟就被告知，他们的父亲是一位预言家“游侠”。考利根继承了父亲“爬格子”的天才，可以游离在严密的政府监控网络之外。与此同时在伦敦，设计师玛雅正过着平凡的生活，她的身份是一个古老部落“Harlequins”人的后代。“Harlequins”人的秘密身份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游侠”的武士。而被穷凶极恶的“Tabulas”人训练并控制的内森·波尼的人也在寻找两兄弟，企图通过网络掌控整个世界的秩序。当玛雅得知两兄弟就是幸存的“游侠”，急需保护，在父亲临终的嘱托下，她也加入了“Tabulas”人和“游侠”这场昏天黑地的争斗。而这对宿敌之间的终极秘密也将被揭开。

在几千英里以外的伦敦，玛亚过着平常的生活，这个26岁的姑娘是一位漂亮、极具魅力的设计师，她试图摆脱自己是一个古老部落“哈乐根”人的后代这个事实，因为“哈乐根”人的使命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游侠”。当玛亚被重病的父亲叫到布拉格的时候，她获悉幸存的”游侠”两兄弟就在加利福尼亚，目前的情况很危险，急需保护。可是玛亚很不愿意去到祖先那个隐居地、更不愿意卷入具有破坏性的生活中，尽管她从小就被训练成为一个勇士。

与此同时，“塔布拉”人也在寻找两兄弟，他们是一群穷凶极恶的人，类似秘密的政府组织，企图通过网络、导航信息等手段控制地球人，掌控整个世界。但是他们的宿敌“游侠”会阻止这个阴谋，于是“塔布拉”人踏上寻找并消灭“游侠”之路。在父亲临终的嘱托下，玛亚飞到了加利福尼亚，也开始寻找并保护两兄弟的历程。一场昏天黑地的争斗即将开始，这也将揭开一个关于我们时代的惊天历史秘密。

在这部充满悬念的小说中，作者创造出一个与我们现实社会极为相似的世界：从布拉格的古老街道到洛杉矶的地下黑帮，再到纽约被严密把守的秘密研究机构，这本书让我们对历史以及现实生活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

玛亚下午飞抵鲁济涅机场，又乘机场巴士进入布拉格市区。她对这种交通工具的选择多少有些不满。作为一个哈乐根，应该雇一辆车或叫辆出租车。在那样的空间里，只要架一把刀在司机的脖子上，局面就能得到控制的。选择飞机和巴士都不保险，因为它们如同陷阱般难以脱逃。

没有人要杀我，她心里嘀咕道。没人有这个心思。游侠的能量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塔布拉才会把同一家族里的人赶尽杀绝。哈乐根的使命是保护游侠和他们的引路导师，但这是一种自愿的决定。作为一个哈乐根的孩子，完全可以声明弃剑，接受一个凡名俗姓，在如大机器般运作的社会寻一席容身之地。只要他不惹是生非，塔布拉也不会去找他麻烦。

几年前，玛亚曾拜访过约翰·米切尔·克雷默，他是一名格林曼。这个在雅典被塔布拉汽车炸弹杀害的英国哈乐根仅存的后代，如今已是约克夏郡一位大牧场主，玛亚眼看着他疲惫拖着脚步，走过那些为哞叫着的牲畜准备的饲料垛。“他们知道你有没有违反规定，”克雷默对她说，“这是你的选择，玛亚。你可以悄悄地走开，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玛亚决定改名为一个叫朱迪思·斯特兰德的青年女子，她最初一位在曼彻斯的特索福德大学教授几门产品设计课程。随后搬到了伦敦，开始在一家设计公司工作担任助手，并得到了一份全职的差使。三年的城市生活，让她应付了一连串个人的挑战，也小有成就。玛亚还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不带武器离开住处的情景。塔布拉是防不胜防的，她自己感觉都心虚得厉害，就好像没穿衣服。街上的每个人都好像在看着她；每个向她这边靠过来的人都可能是杀手。她等待着子弹和匕首，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慢慢地，她开始在家以外的地方逗留更长的时间，尝试以新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世界。每每进屋或出门她不再趴在窗户上窥视有没有盯梢的，当她和新交的朋友一起在餐馆吃饭时，也不再把枪藏在隐蔽处或专拣靠墙的座位坐。

4月里，她违反了哈乐根的一个重要规则，去看了精神科医生。她在布卢姆斯伯里区一个四壁都是图书的房间里，接受了昂贵的5个疗程。她想谈谈她的童年以及在阿森纳地铁站里的初露锋芒，但那是不可能的。本内特医生是个干净利索的小老头，对葡萄酒和古瓷器颇有研究。玛亚还记得当她以平民相称时他的反应。

“不错，我当然是一个平民，”他说，“我生长在英国。”

“这也是我父亲采用过的称号。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不是平民就是游民。”

本内特医生摘下金丝边眼镜，用一块绿色的绒布头儿擦拭着镜片。“为什么这么说呢?”

“平民是那些自以为知道这个世界将要发生什么的人。”

“我可是什么也不知道，朱迪思。那种话我可不敢说。但我对时事动态还是略知一二的。每天开始繁重工作前，我都会看新闻。”

玛亚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跟他实话实说。“你所知道的大部分事实都是幻象。真正的历史斗争都发生在表象之下。”

本内特医生朝她笑了一下。“再跟我说说游民。”

“游民是那些面对生存挑战败下阵来的人们，他们除了每天混日子便一无所知。”

“你是说穷人?”

“他们有可能受穷或困顿于第三世界，但他们仍然有能力自我转变。我父亲曾说过：‘平民无视事实，而游民又过于劳累。’”

本内特重新戴上眼镜，把记事本拿过来。“也许我们应该谈谈你的父母。”

治疗就此打住。她能说父亲索恩什么呢?他是哈乐根，逃过塔布拉5次刺杀。他高傲、冷酷，还非常勇敢。玛亚的母亲来自与哈乐根几世修好的锡克教家庭。她的右手腕上一直戴着那个钢质的卡拉手镯便是以母亲为荣的象征。

那年夏天，设计公司的一位女同事带玛亚到西伦敦逛街。在那里玛亚买了一些很有格调又很艳丽的服装。她开始看电视，试着去相信那些新闻。时不时地，她还真有了一种安逸感——对此她心满意足——对来自如大机器般的世俗社会的纷繁干扰也能处之泰然了。但有时她总有些新的忧虑会浮上心头，就像总有新的产品要推介给消费者一样。  

尽管玛亚已不带武器了，可她还是会不时地拜访一下位于伦敦南部的跆拳道学校，和教练过上几招。周三和周四，她到剑道学院的快班去，用竹剑拼杀一气。玛亚给外界留下的印象是，她做这一切只是为了保持体形，和办公室里那些选择慢跑和打网球的人没什么两样。只有玛亚自己心里清楚，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等到真的要拼杀时她必须完全在状态里，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杀敌。然而在眼下这种近乎赋闲的生活里是难找那样的强度的练习的。

现在玛亚来到布拉格见她的父亲索恩，以前熟悉的那些哈乐根特有的偏执和妄想全都恢复了。在售票亭买了车票之后，她上了机场大巴，坐到了靠后的座位上。这是个糟糕的防御位置，但真正让她烦心的还不是这个。她看着一对老夫妇和一群德国游客爬上了车，安置他们的行李。她试图通过想象父亲现在的样子来分散注意力，可还是不由自主地把座位换到了靠近紧急出口的地方。出于极度的紧张和不安，她双手握拳，把目光投向窗外。

发车时天就下着蒙蒙细雨，到市中心时雨已经很大了。布拉格被一条河流分成了两半，而那些狭窄的街道和灰色的建筑让玛亚有一种置身迷宫的感觉。天主教堂和城堡随处可见，尖顶直刺云霄。

在公共汽车站，玛亚有几种选择，可以步行去她的饭店，也可以拦一辆出租车。传说中的日本哈乐根斯帕罗，曾这样写到，真正的战士应该是“随处养成”的。寥寥数语，透出深刻哲理：哈乐根拒斥愚蠢的惯例和享乐的习惯，他们过的是一种有纪律的生活，不惧怕混乱。

雨还在下。玛亚身上的衣服也快湿透了。最方便的选择就是站在路边打车。玛亚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像普通市民一样行事：她一手拖着手提包，一手拉开车门坐进了后座。司机是个矮胖的男人，他胡子的样子让人联想到北欧传说中的那种好恶作剧的侏儒。玛亚报出她要去的饭店的名字，他却没有任何反应。

“是卡姆帕饭店，”她用英语说，“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司机发动了汽车。

卡姆帕饭店是一座高大气派的4层楼建筑，每扇窗户上都搭着绿色的遮阳篷。一条卵石铺成的小路通向布拉格城堡。玛亚付了车费想下车，可车门却是锁着的。

“打开这该死的门。”

“对不起，女士。”“侏儒”按下了一个按钮，“喀啦”一声门开了。他微笑着目送玛亚下车。

玛亚跟着提行李的门童进了饭店。如果去见父亲，她觉得还是应该带上几件武器：它们都藏在一个照相机的三脚架里。由于看不出她的国籍，门童用英语和法语跟她讲话。为了这次布拉格之行，玛亚抛下了伦敦那些花衣裳，脚上蹬一双半高统的靴子，外加一条宽松的灰色长裤，一件黑色的套衫。其实，哈乐根的穿着风格，以深色调为主，布料讲究，必须是量体定做，既不紧身，也不俗艳，这样在打斗中才不会碍手碍脚。

大厅里摆放着几张桌椅，墙上挂着褪了色的织锦。就餐区的里边，几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对着一盘油酥点心赞不绝口。饭店前台的接待员，瞥了一眼玛亚的三脚架和摄像机盒子，未做任何表示。哈乐根的一个规定是，你总得向别人交代你的身份以及你处于某个特定地点的原因。摄像设备是一种典型的道具，门童和接待员肯定认为玛亚是某一类摄影人。

玛亚的房间是位于三层的一个套间，不但光线不好，房间里维多利亚时代的灯具全是假的，而且几样家具里都塞满了物品。房间的一扇窗户临街，另一扇俯瞰饭店露天的花园餐馆。外面仍在下雨，餐馆已经关闭，带条纹的遮阳伞湿漉漉的，餐桌边的椅子像疲惫的士兵斜靠在圆桌旁。玛亚向床下扫了一眼，发现了一件她父亲送的颇受欢迎的小礼物——一条带抓钩的50米攀绳。靠这个就是真有什么歹人来敲门，她也可以凭窗而出，10秒钟之内从这家饭店消失。

玛亚脱掉外套，洗了把脸，然后把三脚架搁在了床上。在机场接受安检时，人们注意的往往是摄像机和各种镜头，而忽略了藏在三角架里真正的武器。三角架的一个角架里装了两把刀——一把有些分量的飞刀和一把刺杀用的匕首。玛亚把它们各自归鞘，插在前臂的橡皮绷带下，她小心卷起套头衫的袖子，对着镜子仔细检查，宽松的套头衫足够隐藏这两样武器。玛亚双腕交叉，手臂一抖，右手上已多了一把刀。

三脚架的另外两条腿，一条装剑身，一条装剑柄和护手。玛亚将它们依序排列。剑身和剑柄在护手部分有一个侧推的旋轴。她带剑上街时，整件武器就呈一条直线，需要拼杀时，一点儿也不会误事。

除了三脚架和照相机，玛亚还带来了一根固定在背带上的长约4英尺的金属管。管子的外观极为精巧，像是某位艺术家带到摄影棚里的东西。这是佩剑者游走于城镇时必备品。玛亚可以在两秒钟内从管中拔剑，一秒钟之内投入战斗。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时父亲就教会了她如何使用武器，与剑道馆老师的切磋更使她的剑法长进不少。

哈乐根也接受使用长短枪的训练。玛亚中意的枪械是那种握把可折叠的轻型手枪。旧式的剑与现代武器的并用，这在哈乐根来讲，可以作为某种特色，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优点。枪支是必要的邪恶，而剑，已是当今时代不时兴的东西，社会这架大机器对其存在或退让或折中。剑法的训练有助于掌握平衡和培养战略，会使心肠变硬，就像锡克教教义中说的kirpan(剑)，哈乐根的剑与每一个斗士的联系既是精神上的义务与责任感，也是勇士特有的传统。

玛亚的父亲索恩还相信，剑的存在是有实际的理由的，把它隐藏在三脚架这样的设备里，就能安然无事地通过安全检查。剑是无声的，在用它对付突袭你的敌人时，有着意想不到的优势。玛亚的脑海里已经在预演着一场突袭：先朝对手的头部虚晃一剑，然后向膝侧劈下，遇到一点儿阻力，然后是硬骨和软骨断裂的声音，对手的腿已经被斩断。

盘绕的绳间有一个褐色的信封。玛亚打开信封，看到了会面地点和时间：7点，旧城的贝特拉姆斯克纳梅斯蒂区。她坐下，把剑放在大腿上，关掉所有的灯，开始冥想。

画面在她脑海里进进出出，全是她第一次作为哈乐根独自出战的情景。当时她17岁，父亲带她去布鲁塞尔保护一位访问欧洲的禅宗和尚。这位和尚是一位引路导师，精神上的辅导者，能够引导潜在的游侠实现向另一界域的跨越。尽管哈乐根并未盟誓要保护这位精神导师的安全，但他们还是尽其所能地给予了帮助。和尚是一位了不起的导师——他已上了塔布拉的死亡名单。

布鲁塞尔的那一夜，玛亚的父亲和他的法国朋友林登守卫在离和尚所住的套房很近楼上。玛亚的任务是在地下室守住员工使用的电梯入口。当两个塔布拉的雇佣兵抵达时，她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她用自动手枪射穿了其中一人的喉咙，用剑劈死了另一个。进溅的鲜血将她的灰色女仆制服染成红色，还有胳膊和手上。当林登找到她时，玛亚正歇斯底里地干嚎。

两年后，和尚死于一场车祸。玛亚所有那些伤痛和鲜血变得毫无意义。冷静下来，她嘱咐自己，看看有没有隐秘的符咒“我们在天的游侠啊，把他们都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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