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般的非文学类书籍，也不奢望挤进传记文学之列，反倒像是写实小说：虚构与真实皆有。这是一本像是卢梭《忏悔录》的告白作品。但仍有个规则必须遵守：所说的一切和所写的要吻合。不能有任何虚构。文学魅力自在其中，只需要聆听将实际情況化为文学的小小乐音。

1945年，本书作者尼古劳斯·桑巴特来到海德堡，踏进一个科学与文学的世界，有机会亲炙大师的风采，师承当代文化社会学宗师坷尔弗雷德·韦伯及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旁听魏茨泽克讲弗洛伊德；因缘际会拜访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朗读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的作品；在图书馆阅读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参加读书会，念赫塞的《玻璃珠游戏》等；陶醉在王尔德、萨特的作品中；和师友长篇辩论“德国伺题”；还有不可少的办刊物、写文章、泡酒馆、谈恋爱等，他们寻求也实践“海德堡精神”，向成为“知识公民”迈进。

桑巴特为当代德国重要的文化评论家，战后德国重要的文学团体“四七社”创办人之一，这本回忆录记录了他1945年到1951年间在海德堡大学读书期间的人文风貌，他生动地描绘了这一著名大学城的大师群像，呈现出战后德国学术与生活的风貌。

不算前言

Ⅰ

李堡的奇迹

小巧的大学城

当地神衹

我们的生活

再教育

克杯根泰许街的豪华沙龙

朗读之夜

《蜕变》

身处桥头堡

《失落的一代》

一本小小说

在拿波里的克罗齐家中

Ⅱ

阿尔弗雷德·韦伯

魏玛宫

来自普莱滕贝格的男人

德国问题

卡尔·雅斯贝尔斯

马克斯·韦伯

关于弗洛伊德的研究课

三位朋友

世界内战与土地规划之档案

最后阶段

从黑格尔到圣西门

尾声

没错，我到底是怎么来到海德堡的?正如命运自有其神秘的计划一般，那可说是一连串幸运的事件促成的。我在波罗的海获救的奇迹!大家还记得，30万毫发未损的大军卡在当时所谓的度假胜地。当俄国人和美国人在易北河会师时，当希特勒在自己的密室自杀时，当柏林早巳沦陷时，我们还待在那儿，在李堡(Libau)和温岛(Windau)港活得舒舒服服的——一直在那里待到大战最后一天。

李堡的奇迹!命运女神真是眷顾我，我后来常常自问，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是不是在这一刻，把我分配到的所有幸运的库存全都用掉了?在李堡，这一切都难以置信，时间、地点与事态如此吻合，让我有机会逃过一劫。

但果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要归功于一件偶发的抗命事件，也是我所缺乏的，像机智、勇武和果断这些特质所促成的。由于害怕死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中，一股肾上腺素涌出，以致在无数夜晚守卫之际已常幻想过的逃兵行径，在最后一刻终于成真。

老实说，这不是什么英雄行径，而是生存本能的反射动作，可被归为惧敌，或说得缓和些，一种擅自脱离部队、混水摸鱼的行为。在其他情形下，早或晚个15分钟，要是这种行为真的受到制裁，我早就是个挂在树上或灯杆上的死人了。在这种情况下，也算是一桩“成就”，我单打独斗，没有任何行军命令，便在停泊于港口的一艘船上弄到一个位子。

我那身蓝色的空军制服和红色的肩章惠我良多，使一名海军军官任命我为其扫雷艇上前舱甲板那队失去队长的20毫米高炮部队的队长。我在自己的军帽上威武行礼致意，正式接管那尊大炮，这也是我在大战中唯一指挥过的部队。15年后，一名史家如此记述当时发生在李堡的事：

“5月7日起，海军第九警卫舰队集结其海面部队。扫雷艇、炮艇、捕鱼船、驳船及拖船组成护航舰队。除了动不了的，船员将一切东西弃之船外，5月9曰便开始匆忙装载部队。

“在这紧急时刻，士兵展现出自己的勇武、纪律和服从的天职。在苏联战机的轰炸及机枪的扫射下，码头及港口上演了没有任何诗人会歌咏的壮观场面。当海军军官阻止别人登上超载的船舰时，已听不到任何抱怨或恶骂。许多年轻士兵自愿下船，腾出位子让年长的同胞回家……德国军人的纪律、忠诚与服从性格这些美德在长期受到玷污之前，再一次展现出来。

“接着，前两支护航舰队在晚上8点30分离港。在船尾波浪的呼啸中，那些向着部队、祖国、留下的指挥官及慢慢离开视野的度假胜地所发出的欢呼声逐渐消失……9点左右，由搭载了3780名军队家属的‘青岛号’轮船、3艘扫雷艇和2艘防空炮艇组成的第三支护航舰队便启航了……船舰在险恶的波涛中朝西破浪前进。当天破晓时，25架苏联战机突然出现。他们俯冲攻击第三支护航舰队，虽然已该普遍停火,但存这些机枪扫射下，又有一些士兵牺牲……

“还有敌军的鱼雷艇埋伏一旁。他们会发现第五支护航舰队，截获部分的渔船。下午3点时，德国的导航船‘鲁加号’(Rugard)被三艘龟雷艇拦下。两艘护航的扫雷艇突围而出，但‘鲁加号’不得不停下。1300名十兵紧张地观望着情势的发展。”“鲁加号”以一尊处于备战状态的88毫米炮迅速朝苏联船舰射击。“一旁的敌鱼雷艇中弹，急驰而去，另两艘敌艇紧随其后，成了第二次大战最后的一次海战。”

可以想见，这不是我眼见之事。我坐在最后的船舰上，未被苏联快艇截击掳获，心想：再次走运了!当我和二万五千多名度假胜地的大军在5月11日凌晨踏上荷尔斯坦因州(Holstein)港口的一个码头时，这个我从未参与过的战争,对我而言，终于结束，我重获新生。

5月10曰，我22岁生日，在波罗的海上度过。夜里，我从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听到丘吉尔动人的胜利演说，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天籁一般。我大概是唯一在吵闹中辨识出这个波动不已、不中断但细不可闻的噪音，然后贪婪地听着的人；我周围的同胞，缩着身子，裹着毯子，躺着打鼾。要是其中一个听到这个胜利的消息，很有可能会坚持立刻关掉这个敌人电台。我却感到十分满意，想起了我的父亲。要是纳粹文化部长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79-1945)的电台诋毀英国首相的话，他只会说：他是会战胜希特勒的那个人。情况就是这样。但我父亲已无法经历这些，他在丘吉尔被任命为战局最高指挥的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去世。P3-5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只要有人想写下自己的一生，就必须面对实话实说这一关。他必须明白，每部自传都是一件人为作品。任何建立连续性的尝试及在自己的生命历史中指出一条明确的发展路线，都注定失败。一个个生命阶段宛如片段般相互并列、重叠、分开。想在其中建立合理的联系，只能说是武断。

写自传，就是在写小说。每个生命阶段，仿佛连载小说的章节。法国作家让·热内(Jean Genet，1910-1986)说过，“自传就和小说一样在说谎”。我们也可以说，自传就和小说一样忠于事实。至少，其中的真实成份下低．但真虚构程度更高。虚构之处超过了真与美。虚构比现实更加真实。真实是虚构的，但现实也一样。我们不得不虚构真实，也不得不虛构自己的生命故事。

这不是一般的非文学类书籍，也不奢望挤进传记文学之列，反倒像是写实小说：虚构与真实皆有。这是一本像是卢梭《忏悔录》的告白作品。但仍有个规则必须遵守：所说的一切和所写的要吻合。不能有任何虚构。文学魅力自在其中，只需要聆听将实际情況化为文学的小小乐音。

我即故事(Ego sum fabula)。把自己的生命视为一则小说，反而保险。在真实之中，我们反而失落，宛如陌路，但在文学里，我们却安身立命，有如好友。

自传不会导致自我的瓦解，而是变出更多的自我。自传并不在连续性中，而是在差异之中促成一种身份。我这一生中，有斯特拉斯堡的我，有巴黎的我，有威尼斯的我。在回顾之际，他们依序而来，却又同时并存，相互制约，又互相排挤。每个这样的我，都和地点及人事有关，和当时独一无二的情境有关。认识这种独特之处，正是作家和叙述者要面对的任务。

作家是个上级机关，本身也呈现出一个自我，一样纳入特定的环境——一种虚构之中。过去便是叙述者和其主体要穿透并唤醒的普遍之物，特殊的个别事件则是其创造力的产物。在创作过程中，他将所遇见的矛盾与断续的材料化成一幕幕场景，但却依然受制于其追求真实的企图。他就像在特定区域挖掘能够证实他假设的出土文物的考古学家一样，他必须做好碰上意外的打算，不是他所发现的一切都符合他的口味。

作者在本书中处理他自己的海德堡的我，尽力还原所有当时的真实，不去虚构任何他不能说的事物：如果真的做不到的话，那至少也能做个样子。这样看来，只是螳臂当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实。回忆只会说谎骗人。而正如所有的回忆一样，这里总有两个人在叙述，并互相驳斥，一个年轻的，一个老迈的。读者只得迎合这种二分现象。对作者来说，许多这里所说的事，似乎也十分陌生。我往往已不是其中所提到的那个人。

最近的文学理论宣称“作者已死”，只会让事情复杂。再也没有自我，没有身份。对那个消失无踪的自我，我们又能有何期待?

但总还有人在叙述，就是那个其中还涵盖了各个短篇故事的长篇故事的叙述者。那是天方夜谭的故事，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我们可以任意翻转，但总在其洪流之中。我们只是连贯的人类历史中的渺小一刻，人类不过是地球历史的沧海一粟，一个生物演化中的事实。任何传记都在人类历史中化为泡影。

在我学习与漫游的30年生涯中，这本海德堡之书构成了一个中心，介于我另外两本企图回忆的书之间：《柏林的青年生活》和《巴黎的学习岁月》。一本结束于1943年，就在战争之际，一本开始于1951年，当我第一次踏进巴黎。其间的海德堡岁月，则是个过渡，有着许许多多我想要讲述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