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前，中国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世界。近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和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又一次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关心中国的人们并不满足于仅仅了解这种成就在物质层面上的表现和统计数字上的反映，他们更关心的是中国取得这种成就的原因，即隐伏在物质层面变化之后并导致这种变化的理论思维和哲学智慧。

本书由十多位知名的专家学者分别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以若干与当前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前沿热点问题为切入点，正确地说明毛、邓两位伟人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通过比较研究，说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本书由十多位知名的专家学者分别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以若干与当前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前沿热点问题为切入点，正确地说明毛、邓两位伟人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通过比较研究，既说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一脉相承的继承发展关系，又指出还留下哪些未竟的课题，以昭示人们继续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独特的超越(代序)——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绪论 视点扫描

近十年来毛泽东邓小平之比较研究／12

否定背离，还是继承——海外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研究述评／21

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中的前沿热点问题(中央党校座谈会)／36

第一章 总论

不尽长江滚滚来／58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和科学体系／66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发展和科学体系／95

第二章 伟人之间

风雨情切两伟人／116

历史：毛泽东论邓小平／124

当代：邓小平论毛泽东／136

第三章 政治思想篇

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150

治国方略：一个统筹全局的大问题／166

“政治挂帅”与生产力标准／181

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什么／196

一个巨大的理论难题：对资本主义的认识／208

民主！民主！／226

“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232

结语：如何看待两位伟人的社会主义观／250

第四章 党建思想篇

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264

切肤之痛：腐败／275

切肤之痛：官僚主义／284

第五章 经济思想篇

心向往之与全党工作的中心／300

从“两步走”到“三步走”／321

情系农民：农村发展战略／329

第六章 文化教育思想篇

文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任务／352

关于知识分子：一个终于解决了的大问题／369

从“毛粒子”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78

“教育革命”和教育改革／394

第七章 民族思想篇

民族团结：复杂而重大的问题／414

第八章 国际战略和台湾问题篇

世界公认的国际战略大师／436

台湾问题：一个殚精竭虑的战略任务／447

第九章 军事思想篇

两位真正伟大的军事思想家／464

立足于当代世界大势的新军事战略／481

后记／487

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第四教研室发起，本世纪初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党校的专家、学者20余人在中央党校崇学山庄召开了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中的前沿热点问题座谈会。以下文字根据发言者的录音整理完成。

李瑗(中央党校)：今天召开这样一个研讨会，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党校“三基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教学和“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教学中遇到一些问题，想请各位专家给予指教。“三基本”教学进课堂是中央党校在去年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在世纪之交所做的教学改革。其指导思想是帮助学员进一步确立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要帮助学员更好地学习掌握邓小平理论。而学好邓小平理论，需要解决一个继承和发展的统一问题，因为邓小平理论是没有丢老祖宗又讲了新话。在教学中，我们感到继承的问题好讲一些，发展的问题就复杂一些。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问题。而讲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讲毛泽东的错误不行，讲多了又容易有扬邓抑毛之嫌。究竟讲到什么程度，不太容易把握好分寸。前一段在“毛基本”教学中学员就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对毛泽东的错误要讲深讲透，不然的话就不能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正确理解邓小平理论；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能讲得太多，讲多了会引起思想混乱，会产生否定党的历史、否定毛泽东的倾向。因此处理好毛泽东思想体系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是一个难点。另外我们这两年还给研究生开设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这样一门新课，已讲了十几个专题的课。由于这是一门新课，可参考的教材和专著很少，如何讲好这门课，设什么样的专题比较好，比较科学、合理，另外，比较的原则、方法、坐标、内容是什么，我们还没有经验，没有摸索出一套成熟的东西，今天我们想听听各位专家的意见。

这里，我先把学员提出的和我们在教学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一、在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比较研究中应不应该包括毛泽东的错误？如何比较更科学一些？二、为什么毛泽东正确的思想完全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而错误的思想不能算作是毛泽东思想？这种方法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否符合对于学说、主义和思想体系的定义？如果说毛泽东的思想不同于毛泽东思想，那么毛泽东的思想是否也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应该如何认识这一问题？三、在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中有些思想是毛泽东提出来了，但在实践中没有解决，邓小平也提出来了，但也没有完全解决，比如说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执政党建设问题。还有些是邓小平的创造，但在今天遇到了新的挑战，比如说一国两制构想，小平当年是针对蒋氏父子的“一个中国”提出来的，现在台独分子执掌台湾政权，如何贯彻“一国两制”和创造一种不同于港澳模式的新的“一国两制”模式？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说邓小平理论在今天如何发展的问题。四、邓小平理论是否包括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五、如何看待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联系与区别？六、如何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始于毛成于邓？目前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始于毛的探索成于邓的开创，一种是始于毛的失误成于邓的开创。我们今天正在从事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与毛泽东探索的社会主义有哪些区别和联系？七、实事求是是毛邓理论中共同的理论精髓，毛泽东为什么后来违背这一精髓，偏离了实事求是这一正确轨道；邓小平恢复了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但今天人们在实践中仍感到很难做到，这是为什么？如此等等。

庄福龄(中国人民大学)：简单地讲几点意见。一条就是如何立足于十五大的新高度来研究毛泽东思想。第二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比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十五大有一个新的提法、新的视角，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历史过程当中的两大理论成果。我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提法、新的视角。我是这样理解的：第一，这个提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基本的经验提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有许多条，归根结底最根本的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线索把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串在一起，作为两大理论成果，这是新的视角。第二，这个提法提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两大理论成果，有先后之分，先有毛泽东思想，后有邓小平理论。第三，毛泽东思想也好，邓小平理论也好，它们共同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共同的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们毕生所奋斗所致力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理论基础。因此我们说毛泽东思想也好，邓小平理论也好，他们有共同的理论实质，有共同的思想路线，所以说它们的关系首先是一脉相承的。第四，如果要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有什么区别，那么是在一脉相承基础上的区别。它们的区别就在于结合的时代背景不同，结合社会的实际不同，结合的历史任务不同。所以他们两者都各自做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贡献，都有自己的理论特色。这个理论特色和独特的理论贡献是可以区别的，也是应该区别的。十五大的新提法，根据我的理解至少有以上四点。所以我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教学工作也好，研究工作也好，宣传工作也好，都应该紧紧地围绕十五大这个新的提法，立足于这个新的高度来开展。

第二个问题，因为我们讨论的是对比研究、比较研究，我讲讲比较研究的个人意见：方法论问题。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然是我们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大理论成果，应该是可以比较的，可以对比的。但是这个对比不是说一切都可以对比，有可以对比的，也有不可以对比的，这里面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讲四点意见：第一点，首先是根据一定的历史范围、历史条件来做对比，不可以做浮浅的历史对比。马克思在《波拿巴雾月十八日》这本著作中曾经讲过，有一种浮浅的历史对比，把当时本来不可以比较的不同性质的问题放在一起加以对比，说毛泽东到晚年干什么呢？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晚年干什么呢？发表了南方谈话。这么一比就盖棺论定了，毛泽东晚年就搞这么一件事情。那么邓小平是高瞻远瞩，面向21世纪发表了南方谈话，提出了很多真理。我觉得这样对比首先犯了一个错误，把不同性质的问题硬拉扯在一起做历史对比。我认为这种对比按照马克思的提法是浮浅的历史对比。它脱离了一定的历史条件，脱离了一定的历史范围，不讲究问题的性质。诸如此类的这种对比在研究工作当中也很多。比如说讲到阶级斗争问题，有人说：毛泽东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邓小平也讲阶级斗争，但更根本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是在不同的范围，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讲的。把根本不同条件下的问题硬拉在一起对比是牵强附会的对比，是一种不可比的比较、不可比的对比，当然要得出一种错误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里面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否则就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第二点，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比较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比较不是形而上学、绝对化，不是非好即坏的那种比较。比较不一定要得出非好即坏、非此即彼的结论。比较是多方面的，历史条件不同了，情况不同了，用后人的观点来看前人的观点，当然后人比较高明。为什么非要比出一个好坏呢？拿我们跟我们的祖先比，拿我们的祖先跟原始人比行吗？比较不要形而上学，不要绝对化，不要非此即彼，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化、不断创新上对比，不要随便地摘取个别事例来对比。列宁说过，在社会学上随便抓住一个事例来说明问题、来发挥，这甚至连儿戏都不如。儿戏式的对比不是科学的对比。P36-P39

独特的超越——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龚育之

1977年7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复出，重新担任他在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时候被撤销的全部职务。这是他“三落三起”的传奇人生中第三次升起。由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逐渐过渡到邓小平时代的中国。

(一)

邓的升起，是不是意味着“非毛”？这个问题在国际上、在国人中，一时成为议论的一个中心。

“非毛”，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语言。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有它的道理。毛与邓有很深的关系，而这关系又有很复杂的方面。固然，邓的“一落”是因为被教条主义目为“毛派”，邓的出任总书记是毛提的名，这是他“一起”的顶峰，可是，邓的“二落”却是因为毛发动了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固然，邓的“二起”，是毛的战略安排，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毛重新起用邓来主持各方面工作的整顿，对邓曾寄予厚望，可是，邓的“三落’’又是因为毛对邓的整顿能否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丧失信心，因而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在1976年4月提议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批邓撤邓时的毛泽东，已然是一个老迈而孤独的、被“四人帮”包围、对实际情况和群众情绪全不了解的重病之人。

毛另外指定了接班人。但是，对于接班能否顺利，毛并没有信心。据说毛在逝世前不久向人说：一个台湾问题，一个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没有完成。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晓得。

毛逝世不到一个月，毛指定的接班人主持的党中央领导了不费一枪一弹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场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为改变中国命运创造了必要条件的伟大斗争。粉碎“四人帮”不久，出现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要表明新的领导继承毛泽东遗志、高举毛泽东旗帜的决心，并且用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那些指示来论证粉碎和揭批“四人帮”的正当性和正统性。但在“两个凡是”的框架内，揭批“四人帮”受到很大的局限，毛的错误不能触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都不能合乎民心地顺理成章地解决。而只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才能为改变中国命运准备好充分的条件。

邓的第三次升起，对“两个凡是”的框架实际上是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但是，此时对毛泽东批邓指示的是非仍然存而不论。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胜利结束。结束“文化大革命”，深得党心民心，但结束而称之为“胜利”，结束而宣布“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结束而宣布“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发展，这说明，十一大仍然在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许多问题，也不是不想解决，但仍把它限定在毛泽东说过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框架之内。

这样的路线，不能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需要，不能引导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伟大转折，造成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二)

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随着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的深入，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取代了毛泽东二十年来一直强调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央文件宣布撤销，天安门事件得到平反。接着，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头号人物刘少奇得到平反。中共中央还着手起草文件，准备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对建国以来的党的重大历史是非作出系统的清理。所有这些都不能不触及毛泽东晚年的重大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认为中国在“非毛”的声浪甚嚣尘上。以至于意大利名记者法拉奇在她对邓小平的长篇访谈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许多尖锐问题，集中起来就是：中国是不是在“非毛”？

邓对法拉奇的问题，没有回避，没有躲闪，而是坦率地做了回答。

邓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同党内同志先后谈了十来次话。作为起草决议指针的这些谈话，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问题。

邓深知，不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国就不能从现实困境和历史阴影中摆脱出来大踏步前进。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再也不能悬置或者含糊了，必须把它作为从理论到实践的长时期的全局性的错误而加以否定。对这以前的重大错误(在历史决议中追溯到1957年以后十年中的反右派、大跃进和反右倾，在以后的中央文件中还追溯到1955年的反胡风和批邓子恢右倾)也必须明确地做出结论，不然就不能分清历史的重大是非和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由来。这错误，用文件的语言来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用形象的语言来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错误，好比桥身，1957年后的十年中的错误，则是岸上与桥身相连的引桥。引桥还在岸上，还不在河上，但岸上的引桥，却是引向河上的大桥桥身的铺垫。

邓又深知，纠正毛晚年错误固然是中国前进所必需，但这种纠正如果失去了分寸，如果伤害到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历史地位，如果否认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胜利经验正确总结的指导意义，那就会根本违背中国革命历史的真实，根本违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意志、感情、理性和良知。正是因为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因为这种纠正搞得不好可能会动摇人们对中国革命的科学信念，才尖锐地提出了维护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的问题，才使这个问题成为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不是在“两个凡是”的基础上，不是在回避甚至维护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在那样的基础上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是在新的基础上，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分清重大历史是非的基础上，即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来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

(三)

在长期的狂热的个人崇拜形成的令人窒息的沉重气氛下，挺身而出，敢于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敢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鲜明地表现出了邓小平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胆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纠正个人崇拜和毛泽东晚年错误有可能引申开去动摇、否定整个中国革命历史的形势下，挺身而出，敢于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敢于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样鲜明地表现出了邓小平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政治胆略。

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即纠正和继承的结合，构成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独特超越。

纠正，指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这属于政治运动和政策选择的具体错误这个层面，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也属于社会主义探索走入歧途的重大错误这个层面。继承，指继承毛泽东革命遗产，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基本成就，它的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还包括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些都属于另一个层面：根本制度、根本方向的层面。

邓小平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拨乱，包括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反正，就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也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独特超越的另一种方式的表达。

邓小平在纠正和继承、拨乱和反正这两个方面所表现的巨大的政治勇气、政治驾慧、政治艺术、政治良心，不但在当时帮助中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历史的艰难转折，至今还显示出它的锋芒和力量。这力量，帮助我们一方面不要淡化、不要遗忘历史的沉重教训，更不要离开历史的真实情况和人民的真实感受曲意去美化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方面也不要因为对历史错误揭露的深化而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迷惑了我们的心智，丧失了对历史主流、支流和逆流的客观判断力。就是说，要凭借这力量，放开、放高眼界看历史，珍惜中国革命历史和毛泽东革命遗产，沿着邓小平新开辟的道路探索前进。

(四)

全面改革，比起拨乱反正来，又进入一个新的层面——探索新道路的层面。这就要重新审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重新审视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的许多传统观念，根据历史经验、时代发展和现代文明成果来建立一系列新的社会主义观念。由于同传统观念的若干命题不免发生冲突，这就引起姓“资”姓“社”的一系列争议。

全面改革从农村开始，主要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承包制度。人民公社固然是毛泽东时代独创的制度，包产到户固然是毛泽东时代一贯所不容，但是，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却不限于毛泽东，而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传统观念。包产到户的广泛推行，突破了集体化的传统观念，引起了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用实践证明，包产到户并不姓“资”，而是姓“社”，是适合中国情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经营管理形式的一种伟大创造。

对外开放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经济特区，在中国和外国的社会主义历史上不曾有过。邓小平在赞同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时候曾经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为什么用这样严厉的语言？就是要说明对外开放、经济特区姓“资”姓“社”的争论可能非常激烈，对它们会不会成为资本主义的“桥头堡”的怀疑和忧虑可能非常严重。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用实践证明，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并不姓“资”，而是姓“社”，是为社会主义注入新的活力的伟大创造。

这是改革在实践上的两大突破。改革在理论上更有两大突破、两大创造。

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在中国需要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一百年，在这个阶段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劳动所得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毛泽东时代也有过社会主义要分为不发达阶段和比较发达阶段思想的萌芽，但那时设想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主要是指比较发达阶段的长期性，而对不发达阶段赋予的内涵仍是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基本上排除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所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同原来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当然有很大的变化。这会不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混合经济，或者退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不姓“资”，而是姓“社”，是继承了新民主主义而不是回到新民主主义，坚持了社会主义又创造出适合中国情况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观念。

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全面改革，首先的和最根本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计划经济一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特点和优点。市场经济一直被认为是异于社会主义的、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毛泽东时代在八大上、在“大跃进”后对经济进行调整的时期，也曾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对局部地暂时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有所放松，但在随后的发展中总的趋势是步步收紧，一次又一次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邓小平时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朝着放开市场的方向发展。从十二大确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重新解释计划经济，认为它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到十三大确定不再提计划经济为主，而提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直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针对理论界有些人又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的情况，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样，就为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准备了思想基础，也就为十四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比较顺利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充分发展起来的，现在把它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成果，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得到全世界瞩目的崛起，这不能不承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伟大创造。

这两大理论创造，再加上社会主义本质论(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前提和共同富裕这个最后结果摆到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关键地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如果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改革就不是全面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先富带动后富论，小康社会论，两个大局论(沿海地区较快地先发展起来，这是一个大局，内地要服从这个大局，到一定时候沿海要拿出更多力量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沿海要服从这个大局)，以及一国两制论，时代主题论，如此等等，结合起来，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现在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形成了一条明确的路线，现在我们把它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从形成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而言，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超越，就不只是纠正和继承两个方面的结合，而且出现了第三个重大因素——创造性发展。这样三个方面或三个因素的结合，是独特超越的另一层、更深层的含义。

(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伟大创造，追溯它的起源，当然还要溯源到毛泽东那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始于毛”。标志就是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毛说过：社会主义建设，前几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里说“开始”完全符合事实。所谓“外国的经验”，主要是指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模式，当时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毛泽东觉察到了苏联模式的某些问题，《论十大关系》提出了避免走苏联的弯路而走自己的道路的思想。但是说“找到”就言之过早了。毛的探索，取得许多的成果，又经历了巨大的曲折，总体上不能说是成功的。对苏联模式，在有所突破中又强化了、绝对化了它的许多根本的方面。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接续毛1956年开始的探索，继承了毛的探索的科学成果，又纠正和总结了毛的探索的失败和教训，并且放眼世界，研究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真正开始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创造性地提出和发展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成于邓”。

毛泽东在突破苏联模式方面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和没有做好的事情，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做起来了，而且逐步做好了。苏联模式所依据的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僵化观点，随着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应当加以修正、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某些设想，所有这些，在新时期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中，逐步得到认真清理、深刻反思和科学的重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就是清理、反思和重新认识的重大的思想成果。

这个理论，照邓小平的说法，没有丢马克思，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而搞清楚这两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在不丢老祖宗的同时，又必然说出而且已经说出了许多老祖宗没有说过的、合乎客观实际和反映时代发展的新话。这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更高层次、更新境界的超越。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主要创立者，这个理论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如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中国革命理论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历次中央全会的纲领性政策性决议，对这个理论的形成、阐释、发挥和发展，对这个理论转化为行动纲领、政策方针、具体措施，做出了共同的贡献。

说“成于邓”，是不是为时过早？就理论说，应该说已经形成，就实践说，也应该说已经成功。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社会主义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还不能说明这个理论和事业的成功吗？当然，对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现实存在的困难，应该全面地看、从仍需努力方面来看，对“形成”和“成功”也应该辩证地看、从继续发展方面来看。邓小平说得好：到20世纪末中国实现进入小康的目标，“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21世纪再用50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基本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

中国的邓小平时代，何时结束？通常，代表一个时代的人物逝世，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结束。毛泽东时代就以毛泽东逝世为标志而结束。邓小平汲取毛泽东晚年的教训，倡议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作为中国那个时代的代表者，他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他在十三大上实现了“半退”。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选出江泽民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实现了“全退”。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祖国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退下来以后，他仍然关心和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特别大的问题上还希望听取他的意见。1992年的南方谈话，就是他对特别大的问题发表的系统的、特别重要的意见。他的这些意见得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集体的完全赞同，并被确定为十四大的指导思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发展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从总体特征上说，是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阶段，从发展水平上说，是实现翻两番、走近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从深化改革上说，是明确目标、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新阶段，从根本的指导思想上说，是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的新阶段。新时期的两个阶段之间，不存在历史的断裂和转折。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所进人的这个新阶段，是坚定地沿着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道路，更加有力地向前推进和开拓的新阶段。

1993年，将近90高龄的邓小平，在酷暑盛夏的季节，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听读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整理稿。他决定以南方谈话为他的第三部文选的终卷篇。他把这部文选当作一个政治交代的东西，留给他的后继者，留给他所热爱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从此，他淡出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邓小平时代的结束呢？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当年召开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所作的报告，极其热情、极高程度地评价了邓小平对中国的伟大贡献。把邓小平同毛泽东，以及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并称为20世纪中国走在时代前列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三大伟人。

(六)

“始于毛，成于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邓小平以后的时代里继续奔腾向前。

后继者当然要超越前人。这种超越，通常包含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其理论成果，在十六大上表述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个重要思想，主题仍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的方面基本上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所展开的那些方面，而在每一个主要方面，又都适应新世纪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思想和任务。所以，人们把它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继承、丰富和创造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的这个新概括，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党建思想，十六大进一步把它作为邓小平以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发展的总概括。

在这个总概括的统领下，还发展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和任务的提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的分析和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论断的形成；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法治国家、政治文明、人权保障的强调；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再振兴的部署，如此等等，展现了邓的后继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多姿多彩的丰富和创造性发展。邓提出过的期望在进入小康的时候着手实施的战略，邓以后条件具备了都开始实施了，邓时代还没有提出或者没有强调的观念和战略，党中央领导集体都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要求，适时地提了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存在许多困难，许多深层次矛盾，许多发展的“瓶颈”，许多国际和国内的压力。但是，“始于毛，成于邓”、丰富和发展于他们的后继者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开辟，已经找到，前途光明。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尽长江滚滚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奋斗不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中央党校的科研项目，历时数年，终成此书。其间甘苦已不足挂齿，能认真地做完一件事，一切均已释然。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两位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思想和理论，又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徜徉、探究在这样两位伟大人物的思想领域，无疑是一件既有意义又很艰巨的工作。为本课题撰稿的多为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我的同仁。他们广博的学识、精深的见解，为我们深刻地把握这两位伟人的思想和理论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资料。尤其是我们素为敬重的老校长龚育之和现任副校长李君如，都慨然应允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收入本书，龚育之校长还允将《独特的超越》一文作为本书代序，这是我所深深感谢的。然就在本书发排之际，却惊闻龚校长不幸病逝，他的道德文章，不仅为党史界，也为整个中国的理论界所称道，已成永恒。

比较研究两位伟人的思想，如同两位伟人之间对话，也如同我们在同伟人对话。愿和谐、宽松的学术环境，使这种对话能更深入地进行下去。

最后，还要感谢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张琦、责任编辑一青、王兵几位女士，是她们的支持和辛勤劳动，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还有几篇文章是从报刊上已经发表的佳作中选入的，请作者见书后与出版社联系，在此一并致谢。

李瑗

2007年7月6日于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