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的日子里，交织着人们的忧与喜，苦与乐，思与情，彷徨与沉沦。荒唐与抗争，探索与期盼……其中，既有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中遭受迫害的经历，也有在农村劳动中的收获，更有逆境中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和党的原则的活动。

汇入这股洪流的有党政机关各部委、文化艺术各团体、社会科学机构、大专院校、可谓各色人等，门类齐全。他们当中有党和国家领导干部，有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文化名人和学者，有为数可观的杰出艺术家，有国家多年培育的体育健将、世界冠军，有专业技术人员，还有满怀激情的知识青年。年龄上至年近古稀的老者，下至幼儿园里的孩童。

在干校的日子里，春夏秋冬，晨昏寒暑，泥泞湿滑的田间小路，脸上的泥土，衣上的汗渍，繁重的劳动，半军营式管理，交织着人们的忧与喜，苦与乐，思与情，彷徨与沉沦，荒唐与抗争，探索与期盼。

云山“五七干校”的乡情

干校琐忆

咸宁述往

和巴金在奉贤“五七干校”

干校生活

干校看病记

干校探亲琐忆

乌拉泊“五七干校”记趣

三上干校

北京——黄湖，我和黄胄两地亲情

向阳湖畔

放鸭子

在咸宁“五七干校”的日子

在临汾干校劳动

西华干校一千五百天

余江“五七干校”生活

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轮训

在全国政协“五七干校”的岁月

外交部“五七干校”散记

荒原纪事·涞江作证

“五好战士”

下放

远去了，干校生活

“五七战士”生活散记

小“五七战士”干校追忆

我的中学时代

孔林“五七”生活的少年记忆

“五七”路上向阳花

一段往事

漫忆干校

干校二忆

附录“五七干校”始末

1969年11月下旬，组织上通知我，准备去江西“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所谓再教育，对我个人来说就是继续接受批评和审查。

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感到江西是造反派称霸的地方，远离中央，也远离家人，遇到紧急情况，很难与同情我的人取得联系。另一方面，我又对江西有难以割舍的情感。我最早参加战争(北伐战争)是在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在江西；井冈山时期跟着朱德、毛泽东打游击主要在江西；湘赣时期，我指挥红军游击兵团作战的主要地区也在江西……可以说，在我此生的革命历程中，江西是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和一名军事指挥员的起点。江西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让我依恋；江西的父老乡亲，多少年来总萦绕在我的梦中。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我一想到江西，便会从心底涌起一股乡土般的恋情。的确，我早就把江西看作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12月初，我随一批老弱病残和少数因故滞留的家属，最后离京赴江西“五七干校”。此去吉凶难卜，真是“战地黄花衰，孟冬西风疾”啊！

我随身携带的行李不多，除被褥和换洗的衣服外，就是一只大书箱，里边装满中央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书籍30多本，还有《史记》、《资治通鉴》等文、史、哲、经方面的书籍。当时我想，干校生活无非两条：除继续接受审查、参加劳动外，其余时间就是看书，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认真地学习一点马列主义，以弥补几十年来无暇系统学习理论的缺憾。

在赴江西永修的火车上，望着窗外匆匆闪过的景色，我仿佛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逝去的往事，此刻又历历映现在眼前。抚今追昔，不觉心潮起伏，思绪万千，遂即兴默吟五言一首：

我自江西来，又回江西去。

昔日草鞋行，今朝飞车遽。

轻装怀马列，悠然赴“五七”。

战地黄花衰，孟冬西风疾。

云山赋归欤，老骥兮伏枥。

此诗当时不敢公开。我信仰马列主义40多年，此时虽然处于“孟冬西风疾”的环境，但仍不失“老骥伏枥”之慨。

大约是12月上旬，我们来到修水河畔的云山垦殖总场场部周田镇。这里离校部所在地新丰大队约14里。我被编人离周田最近的三连。连部驻小里村。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和外单位来校的带小孩的女同志，被安排住在周田公路旁边小山包上废弃的云山总场职工医院旧址。

我单独住在最东头一间约10平方米的小屋里，旁边住着当时的人事宣教局局长张继璜、副局长李玉昌，计划局局长黄家景和另外几个机关干部及其家属。当时我61岁，是这个“北京新村”居民中最年长的一个，大家都叫我老萧或萧老头，孩子们叫我萧伯伯。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的心脏一直不好。出发前，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给我带个炊事员。我由衷地感激总理的关怀，但谢绝带炊事员。我想，既然是重返江西，那就一切从头做起。尽管我已年过花甲，但我还是那个气概，不服气，不消极，更不悲观。

到干校后，我坚持自己买菜、烧饭、砍柴，衣服破了，能补的自己缝补。有时柴米不继或不想动手，就到食堂去买饭买菜。粮食没有了，就跟邻居们一起到四里外的罗店去买米。饮食起居完全自理。“缺腿方桌倚陋室，锅碗瓢盆皆杂陈”，便是我在一首诗中概略描述当时的处境和自炊自饮的生活情况。其实，那个只有三条腿的四方桌上，何止摆锅碗瓢盆，读的书籍、写字用的纸张，也都堆放在上面。除了当饭桌，还要当书桌用。刚来时，闹了几天肚子，在邻居们的照料下，身体渐渐康复，生活也习惯下来了。

赣北山区的冬天，潮湿阴冷，凉气常从墙缝、屋顶乘隙而人。室内无火取暖，我想起过去徐特立曾跟我说过，当年他在长沙教书时，冬季，室内寒冷，便在屋里就地跑步取暖，不失为驱寒之一道。于是，我也仿效徐老的“取暖术”，在房间里就地跑步，果然一会儿身上就有了暖意。

不知是哪位同志向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连部派人送来了一篓木炭。室内生起了火盆，顿时暖意融融，心情也随之豁然起来。然而好景不长，尽管节省着用，40斤木炭很快还是烧光了。有时冻得不行，就躺在床上，盖起被子捂捂。我想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总得想个门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是。

我看到我们住的房子前后、山包附近，有不少齐胸高的树桩，这是人们在伐木时站着拉锯留下的。有一天在室内又感到冻得难受，便拿着斧、锯去伐树桩，把砍回的木桩破成劈柴，这样既可以驱寒，又解决了烧饭、取暖的薪炭问题。

从北京出发时，我就做了不再回领导岗位的准备。我想，将来不论到哪儿，总得学点劳动技能，以安身立命才是。到干校后，我根据自己的体力和爱好，开始学木工手艺。先买来一套大、中、小号的木工工具，自己又做了一把立式皮带锯和一条木工凳，就试着当起“木匠”来。好在云山既是农区又是林区，食堂的薪柴堆里就可以挑选出有用之材，向他们买来锯成家具材料。我试着做了几件板凳、桌子、书架之类的家具，看起来还蛮像回事。

俗话说：“三分木工七分油”，油漆是非常关键的一道工序，油漆上得好，可为木工增光；油漆上得不好，木工的缺点就全暴露出来。为此，我专门去向一位老木匠师傅请教。他告诉我：上油漆之前，先要刮好腻子，把刨面抹平；上油漆的妙诀是“横刷竖顺”。我按照师傅教的诀窍一试，果然不错，油出来的家具色泽匀亮，没有气泡，像件“鲁班师傅”的作品。1972年回北京时，我把自己做的四方桌和长方形折叠桌也带回来。几十年过去了，除因北方房间里冬天有暖气，使桌子稍有收缩和裂缝外，色泽仍然光亮。

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像模像样，我打心眼儿里感到喜悦和自豪。我跟邻居说：“有什么东西要做的话，我可以帮忙。”大家只是夸我的手艺不错，却不好意思麻烦我。P1-4

一位当年刚满四岁就随着母亲去“五七干校”的孩童，在lO年后一篇题为《儿童记趣》的作文中写道：“大人们常说，要一辈子走‘五七道路’。一条土路从干校门口一直通到淮阳县城。我想，这大概就是他们说的‘五七道路’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非要从大老远的北京跑到这里，一辈子走这么条土路？”

孩子的疑问正是他们的父辈身处那个特殊年代时的一种无奈。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睑》。这篇通讯的编者按传达了一条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此，开始了成千上万人拖家带口，从城市向农村的繁重撮移。

汇入这股洪流的有党政机关各部委，文化艺术各团体、社会科学机构，大专院校，可谓各色人等，门类齐全。他们当中有党和国家领导干部，有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文化名人和学者，有为数可观的杰出艺术家，有国家多年培育的体育健将、世界冠军，有专业技术人员，还有满怀激情的知识青年。年龄上至年近古稀的老者，下至幼儿园里的孩童。

在干校的日子里，春夏秋冬，晨昏寒暑，泥泞湿滑的田问小路，脸上的泥土，衣上的汗渍，繁重的劳动，半军营式管理，交织着人们的忧与喜，苦与乐，思与情，彷徨与沉沦，荒唐与抗争，探索与期盼。其中，既有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中遭受迫害的经历，也有在农村劳动中的收获，更有在逆境中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和党的原则的行动。同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五七干校”，境况和待遇有所不同；不同身份、不同处境的干校里的人，面临的磨难和心情也互有差别。

将近40年逝去了，当年的“五七战士”，许多人已经作古。就是前面那位写自己回忆的孩子，如今也已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抚今追昔，感从衷来！我们相信，没有过程，没有置疑，没有反思，没有对比，就没有社会的进步。秉持着这样一个理念，我们编辑了了《“五七干校”的日子》这本书。书中遴选了有关人士回忆录的片段，还增加了一些，如：龚育之、金春明、刘炼、张颖、李学愚、闫建琪、冯世平、王海光等人新写的回忆文章，力图从各个层面反映在“五七干校”这一特定历史产物中，人们所经历的那段特殊的生活。

曾经走过“五七道路”的“五七战士”们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曾经经历过的这样翻天覆地的震荡，是不应该被人们忘记的。我们希望今天的人们，不仅从追忆的角度，来叙说40年前中国人的这段特殊生活经历。我们期待着，无论什么样的生活，都给今天的中国人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