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犹如一颗璀璨夺目的巨星横空出世，以他的天才、灵动，他的超逸、多情，为后人留下一笔笔精神财富。然而，这些令我们着迷的诗句究竟是如何写出来的？其中又蕴含着苏轼怎样具体的人生况味？千百年来，苏轼如此受到人们的喜爱，他的人格魅力究竟体现在哪里？本书为康震教授在《百家讲坛》所讲《苏轼》的基础上增订而成。对苏轼这样一位文化巨人的传奇人生进行了精彩品读。

本书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副教授在中央电视台10频道《百家讲坛》所讲《苏轼》的基础上增订润色而成。对一代诗人苏轼那千回百转、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进行了精彩的讲述。

苏轼的诗词成为我们滋养、丰富精神世界的重要源泉，成为我们提升寻常生活趣味的涓涓溪流。那么，这些流传千古的名篇佳句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其中蕴含着苏轼怎样的人生况味？

序(钟振振)

第一章 少年成名

第二章 步入仕途

第三章 大难临头

第四章 潇洒东坡

第五章 赤壁绝唱

第六章 东山再起

第七章 知难而退

第八章 一贬再贬

第九章 巨星陨落

第十章 天伦之乐

第十一章 手足之情

第十二章 东坡印象

主要参考书目

苏轼诗词选读选评

后记

苏轼在风翔任职三年，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回到了京城，皇帝后来想将他招人翰林院，负责起草诏书，做皇帝的机要秘书。但是宰相们认为苏轼的资历还太浅，经验不足，需要经过更多的锻炼，于是让他改任直史馆，负责编修国史，这对苏轼来说也是个很重要的岗位。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连串的不幸事件降临到苏轼的头上。首先，这一年五月，他的夫人王弗在京城不幸去世，年仅二十七岁。妻子的丧事还没有料理停当，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又与世长辞了，享年五十八岁。于是苏轼苏辙兄弟护送苏洵的灵柩回四川老家，按照规矩须为父亲守丧三年。

苏轼此时并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家乡。熙宁元年冬，当他准备重返朝廷的时候，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而自己后三十年的人生命运将不得不与这场政治风暴紧紧地联在一起。当年离开家乡去参加科举的时候，他曾与弟弟苏辙相约，功成名就之后返回家乡共享田园之乐，但他没有想到，这一次离开眉山，这个愿望将永远无法实现了！

那么等待苏轼兄弟的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政治风暴呢？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这还要从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说起。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后，他吸取唐王朝因藩镇割据而最终亡国的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把全国的军权、财权、行政权等统统集中到自己手中。这虽然保证了国家秩序的稳定，但也带来许多弊端。比如宋太祖一方面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将的兵权，交给文臣掌管，一方面又常常调换、换防各地军将、士兵，目的在于“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避免出现军阀拥兵自重的局面，但这样一来却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对于地方政权机构，朝廷也实行分散权力、互相牵制的措施。例如，地方政府设置知州为地方行政首长，又设置通判，是为副首长。然而通判往往由朝廷派遣京官充任，虽然是副职，却有权直接向皇帝上奏。地方事务也由知州与通判共同处置。这种安排当然是为了防止出现地方政权专断独行，但是也会造成行政资源内耗、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当时官场上流传一个笑话：有个人爱吃螃蟹，他要求去担任知州，有人问他愿意去哪里，他回答道：只要是有螃蟹而没有通判的地方就行(事载宋·欧阳修《归田录》)。由此可见知州与通判的紧张关系。

再比如财政，对内，朝廷要求地方财赋大多数上交中央。而北宋朝廷优待百官，宋朝官员的俸禄在中国封建朝代中是非常高的。当时宰相一个月的俸禄有五十多万文，按照那时的物价，一斗高价米也不过五十文，这五十万文能买一万斗(十二万斤)高价米。随着官僚机构的极度膨胀，用于官员俸禄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对外，北宋一直处在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之中，为了换得暂时的和平，宋朝每年向西夏交纳七万两白银，五千匹绢，三万斤茶叶，向辽国交纳二十万两白银，三十万匹绢，这又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二十岁的宋神宗即位后，决心锐意变法，富国强兵。王安石就是他相中的主持变法的最佳人选。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建立负责变法的专门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改革户口、赋税、财政收支、粮食漕运、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事宜。在财经、军事等方面推行一系列的新政策，其核心目的在于强国富民，缓和国内矛盾，巩固朝廷统治。

但是变法的大幕刚刚拉开，就遇到了空前巨大的阻力。北宋王朝是个需要求变图新的社会，又是一个习惯成自然的保守社会，新法一出台，就在朝廷上下引起了激烈的论争。总的来看，变法派的代表是王安石，反对派的代表是司马光，两派的观点简单归纳起来就是：  变法派说：要迅速打破烂摊子，尽快重建新规矩；反对派说：还是维持老规矩，慢慢改掉老毛病。变法派说：国库空虚，要用行政权力监管经济，将财富从地主商人的手里赚回来，装到国家的腰包里；反对派说：你这是与老百姓争夺利益，会扰乱经济秩序。

这真是一桩难断的官司。

从原则上来讲，王安石变法是对的，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宏观调控，增加国库收入也是对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行政权力干涉经济生活的分寸。国家行政过度干预经济生活，肯定会出问题。而变法派一出问题，反对派们就开始提意见、乱拆台，造成变法派越来越刚愎自用甚至专权独裁，于是两派形成剧烈的政治斗争。只要有一方斗争获胜，就立刻打击报复对方。这样一来，不仅变法寸步难行，而且造成了混乱的政治局面。

当时朝廷有五位宰相，曾公亮老迈不吭声，富弼多病总告假，唐介不久即病逝，赵忭连声只叫苦，只有王安石虎虎有生气，当时人称这个宰相班子是“生、老、病、死、苦”(事载宋·朱熹等《宋名臣言行录》)。朝中还有很多社会声望较高的老臣或者称病引退，或者自求外任，以消极抵制的方式表示他们的不满。但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他们一如既往地坚持推行变法革新政策。由于原有官吏的引退、罢免、外迁，王安石不得不大量起用新人，一些投机取巧的小人乘机混入变法者队伍。

当时流传这样一则笑话：一天，一个皇家马戏班子的小丑故意骑着一头驴来到百官朝拜的大殿外，大模大样地要进去。卫士阻拦说：驴子怎么能够进朝廷？这个小丑故作惊讶地说：现在不是凡有脚的都能上朝廷吗？这说明变法派在选拔人才方面的确存在很多的问题，严重损害了变法派的形象。

这就是当时的朝廷：变法派与反对派唇枪舌剑，怒目相向；变法举措纷纷出笼，如火如荼；人事调整大起大落，鱼龙混杂；社会舆论是非难辨，人心惶惶。为父亲守丧期满的苏轼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重返京城，担任殿中丞、直史官，差判官诰院(负责颁发官吏授官凭证机构)。那么，面对这样的局面，苏轼究竟会站在哪一边呢？苏轼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他是个典型的反对派，原因非常复杂，简单概括主要有三点：

一、苏轼认为，变法的关键主要在用人而不在改革现行体制，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要动摇朝廷的根本制度，同时在用人方面存在重大失误，所以坚决反对。

二、苏轼认为，针对当时的朝政局面，变法应循序渐进，不应急躁冒进，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方式过于激烈，所以坚决反对。

三、苏轼与一大批反对变法的元老重臣、名门贵戚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些大臣的态度影响着苏轼的政治立场。

总的来说，苏轼希望能够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改良，他不能接受疾风暴雨式的革新变法。客观地讲，三十多岁的苏轼当时对北宋王朝的社会弊端、社会问题认识还不够深入，他的从政经历还不很丰富，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方面认识不足，消极方面则估计得过于严重，总的来说，他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苏轼给神宗先后上《议学校贡举状》《谏买浙灯状》《拟进士对御试策》《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多封奏章，系统阐述自己反对变法的理由和态度。P23-27

古人吾尚友，三不朽中卜。

持以论两宋，东坡尤所服。

为文不择地，涌似泉万斛。

一日泻千里，平地滔滔汩。

与山石曲折，赋形每随物。

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

辞章馀事耳，襟怀人难蓄。

上欲狎玉皇，下陪乞儿属。

不合人时宜，用填便便腹。

无怪黄惠儋，半生困贬逐。

诗穷而后工，福祸相倚伏。

赤壁有词赋，脍炙千秋读。

央视开讲坛，百家论学术。

吾门子康子，颇有追星族。

谪仙说方罢，坡仙推又出。

唐宋两文豪，占籍巧皆蜀。

长江初发源，葡萄醅涨渌。

万里下南东，一气卷飞瀑。

恰似君辩才，悬河无断续。

嗟彼制片人，允称龙眼独。

书局贵中华，青睐催刊木。

索序不能辞，襞笺遥相祝。

学问上上乘，浅出而深入。

所以南宗禅，慧能能兴佛。

自注：予友台湾大学某教授伉俪，妇曰其许嫁之初，一日，婿谓曰：“台大诸师皆赞汝。”妇曰：“谓何？”婿曰：“赞汝为独眼龙。”妇诧曰；“安得有是语？”婿笑曰：“诸师皆赞汝独具只眼。非独眼龙耶？”予爱其言诙谐，故用之。又，主管此书出版事宜者、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先生，亦予友，“青睐”盖双关云。

丁亥仲秋南京钟振振撰并书

苏东坡也许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文学家。

林语堂说，一提到苏东坡，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的确，在苏轼的身上，总是弥漫着一股令人着迷的气息。那是艺术天才、渊博学者、踏月酒徒与爽直诙谐个性的神奇组合。事实上，苏东坡的知名度与魅力要远远大于苏子瞻。在大众眼里，东坡这个称呼具有更浓厚的草根意味，更为平易近人，也因此在民间拥有更大的影响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授苏轼的一个重要原因。

毫无疑问，苏轼是宋代最大的文学家，他的诗、词、文都有很高的成就，在朝野、民间广为传诵。他也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几乎经历、参与了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蜀学”的领袖，他拥有自己独立的学说体系。因此，要讲好、写好苏轼，很不容易，需要下苦功夫、硬功夫。我以前虽然也写过一些关于苏轼的文字，课堂上更是多次讲授苏轼与宋代文学，但要真正在语言、文字中全面展示苏轼的个性、思想与风采，还得踏踏实实地重新做些功课。

比如，要重新阅读苏轼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这是了解苏轼的核心，也是研究苏轼的前提；要重新研读与苏轼相关的历史文献、文学文献，这是认识苏轼的关键，也是研究苏轼的基础；还要重新翻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了解苏轼研究的新进展、新情况，这是进一步理解、阐述苏轼的基础与参照系。总之，面对博大精深而又意趣盎然的苏东坡，只有扎扎实实地做好案头工作，才能真实、科学地展示他的人格、思想与文学，才能无愧于观众、读者，无愧于苏轼，也无愧于自己。

苏轼讲座结束后，我就开始着手撰写这本书。

这是一个更加艰苦的过程，需要重新设计框架结构，重新设置章节内容，还要考虑如何将评论与叙说更好地结合起来……为此，必须花较大的力气反复研读苏轼的重要作品，及其相关的文献史料笔记，力求对苏轼的生命、思想有更深入的认识。有时候，为了核实查证有关材料，为了核准几个事实的正误，往往要花费一两天的时间；而为了一个结论的准确表述，一段推论的逻辑、语法，往往也要字斟句酌、反复权衡方才罢手。对于书中所描述的人物事件与言语行为，也都力求做到以文献为依托，以事实为依据，绝不妄下断论，绝不随意猜度……

这个过程有时不免显得繁琐甚至枯燥，但乐趣也往往就在其中一一毕竟，不是每个古代作家都能像苏东坡这样点燃后来者的激情与渴望，点燃现代人对遥远岁月的想像与眺望，点燃他们对诗词歌赋之美的追求与向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写作苏轼与其说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一个激情燃烧的美学过程。

总之一句话，我讲苏轼、写苏轼，就是因为喜欢他、敬爱他，就是因为他有喜有悲的人生，有声有色的诗词，有情有义的个性……不仅如此，我还希望与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喜爱与敬爱，希望通过自己的讲座、著述，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个说不尽道不完的苏东坡。现在，经过近一年的写作，这本小书终于要与大家见面了。虽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就我而言，也算是对自己的苏轼情结有了一个小小的交待。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与支持。

著名苏轼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水照先生，热情关注《苏轼》讲座，给予我许多鼓励与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著名古典文学专家、诗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钟振振先生，赋诗二首以为书序，又为本书欣然题签。恩师的垂爱奖掖，我永志不忘。

感谢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教育专题部副主任魏淑青女士，对我的讲座，她始终给予热情鼓励，令我充满信心。感谢《百家讲坛》栏目制片人万卫先生、策划解如光先生，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书本以外的宝贵经验。感谢总导演高虹先生、编导组孟庆吉先生、郭巧红女士、李伟宏女士、王珊女士。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到《苏轼》《李清照》，每一期讲座的完成，都饱含着他们的劳动与智慧，也见证着我们彼此的深厚友情。

这是我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第二本书。先前出版的《评说李清照》装帧清雅，雕印精关，令人心悦神怡。此番《评说苏东坡》的出版，再次得到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先生、副总编辑顾青先生的关心支持。编辑室宋志军主任、娄建勇先生为审读编辑书稿付出很多精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复旦大学中文系朱刚副教授惠赐珍藏的苏轼画像图片，同济大学中文系崔铭副教授赐予大著，对此高情厚谊，我深表感激。陈珀如女士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协助修茸、润饰书稿的部分文字、标题，付出许多的劳动与心血。对她的古道热肠与敬业精神，我表示由衷的钦佩与感激。我的研究生冷林蔚、杨鑫也曾协助整理、校对书稿，出力甚多，在此也表示感谢。

《苏轼》播出前后，我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观众的来函、来电，表达对我的鼓励与支持，谢谢大家！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及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同事们，对我的讲座非常支持，给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建议，谢谢你们！“百度贴吧——康震吧”的各位朋友始终关心支持我的工作，在此谨表谢意！本书在撰写中，有不少出版社表达出版意愿，对他们的厚爱也表示感谢。

本书参考了学术界苏轼研究的部分成果，书的末尾列出了部分主要参考文献、书目，其余限于体例、篇幅未能一一列举、注明，在此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学术界的长期研究与积累，是《苏轼》讲座成功的基础，也是这本小书得以顺利出版的基石。我自己的一点体会与思考，是微不足道的。

我的父母与家人始终关注着我的工作，没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顺利面世的。家里的“小虎子”，已经成长为一名小学一年级学生，他让我在繁忙的工作中时时感受到生活的温情与活力。

最后，感谢苏东坡。是他，让我们在这个喧嚣忙乱的时代，依然能感受到一丝旷朗的清风迎面吹来；是他，让我们再回首，重新走过一段关的历程。

康震

丁亥岁冬

北京师范大学丽泽楼